“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相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联阶段为“圆成”，称涅盘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即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礼是外部对你言行的制约和限定，在这种制约和规范中，包含了很多礼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礼教，对人起到了教化作用，从而使人产生君子意识。理学，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肯定，特别讲究“内省”的功夫，向内观察自己。它只是教化，没有刑罚的手段来制约和规定。礼学的功效是巩固社会秩序，而理学使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礼是由外到内的，是由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重复你的行为，逐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再用习惯来逐渐改变你的人格。孟子说“动容周旋中礼”。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你内心究竟怎么样，别人不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外部表现和内部精神不相吻合的情况，这种状态，我们即称其为“虚伪”。

    礼是一种人格面具，是必需的。礼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中，不同的地位就要有对自己不同的要求。一个人在社会中要接触的人是很多的，接触不同的人要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身份。人接触的对象是不断改变的，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在不停地改变。所谓的“人格面具”也不是一套，是多变的。跟不同的人接触，虽然都是礼，但是有差别的，这是由社会地位和身份差别来决定的。既然礼是人格面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扮演意识，你的行为总是要符合自己的角色。

    礼培养的是角色性人格，不能统一人精神的内在模式，不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因子，同时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神依归。所以说，礼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先秦礼是盛于当时的分封制的社会，秦始皇以后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整个社会结构和先秦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同时先秦有的一些问题，到了后代已经不存在了，而有些先秦礼中没有的情况后代却出现了。后代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三礼》中没有的。唐代以后，社会已经变化了，不仅礼的制度应当有变化，对礼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思考。

    这就产生了理学。真正代表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变的，是宋代叶适《习学记言》中的一句话：“以礼决事，孰若以礼制心。”礼学是用来治世的，理学是治心的，这是一种转变。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化中，理学把礼学的很多概念观点进一步深化了。礼学没有提供给我们原始的核心性的东西，但是理学为我们提供了。理学都有一个原始基本点，我们可以模仿着“天赋人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天赋良知”。礼学把人分成很多等级，比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等，用礼来固化等级的差别。而就理学来说，天赋良知，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这样就淡化以至于消除了人在社会中不同等级的观念，在理的面前，等级性无效。

    礼学是一种角色性人格，每个人扮演的角色应该做什么事，你就要把它做好。但理学是一种个人的追求，而不能成为对人的要求。就理学本身而言，理学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自己自愿地将其作为一种修养的手段也很好，但是不能用理去要求别人。

（摘编自刘晓东《礼学与理学》）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难以忍受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虽有忧愁，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有删改）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现代化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当下，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意义十分深远。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进程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理论也是西方首先书写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似乎成了普遍法则。然而，实践不会迁就任何理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不能实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的理论地位应当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我们的发展优势应当转化为我们的话语优势。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特且成功的现代化样本，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书写现代化的中国版本。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自我的客观认识与分析，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自觉矫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着力解决好“谁在说”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陷入西方价值观陷阱，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客观看待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成绩与挑战。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需要融通中外的表述。这就要求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着力解决“怎么说”的问题。融通中外的表述要求我们既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照本（西方的话语）宣科。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寻求一种拥有最可信说服力、获得最广大认可、得到最广泛支持的表述，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表述要融通中外，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又要体现时代性、世界性，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关键是研究中国问题，着力解决“说什么”的问题。改革开效40年来，中国奇迹中所蕴含的奥秘和规律性的真理，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研究。中国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生命体。对这个生命体的发展历程的描述，不仅是在揭示中国奇迹的奥秘，也是对世界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给予的一种新的思路和中国式回答，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发展赤字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当然，中国版本的现代化理论绝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性，而是为了开辟更加丰富、多元、壮丽的现代性前景。

（摘编自崔丽华《书写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本》）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凡·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凡·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凡·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几幅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