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宇，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心和手

欧·亨利

    在丹佛车站，一帮旅客拥进开往东部方向的BM公司的快车车厢。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身边摆满有经验的旅行者才会携带的豪华物品。在新上车的旅客中走来了两个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他们被手铐铐在一起。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一张背向的位子是唯一空着的，而且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人。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即刻脸上浮现出妩媚的笑颜，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与来客握手。她开口说话的声音听上去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她说道：“噢，埃斯顿先生，怎么，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年轻英俊的那位听到她的声音，立刻强烈地一怔，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他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我请求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用场呢。”

    他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镯”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扣在一起。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她不解地张开双唇，力图缓解难过的心情。埃斯顿微微一笑，好像是这位小姐的样子使他发笑一样。他刚要开口解释，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察看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他正送我去内森维茨监狱，我将因伪造罪在那儿被判处7年徒刑。”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恢复了自然，“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钱总是生翅而飞的。你也清楚在华盛顿是要有钱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我发现西部有人赚钱的好去处，所以——，当然警长的地位自然比不上大使，但是——”

    “大使，”姑娘兴奋地说道，“你可别再提大使了，大使可不需要做这种事情，这点你应该是知道的。你现在既然成了一名勇敢的西部英雄，骑马，打枪，经历各种危险，那么生活也一定和在华盛顿时大不一样。你可再也不和老朋友们一道了。”

    姑娘的眼光再次被吸引到了那副亮闪闪的手铐上，她睁大了眼睛。

    “请别在意，小姐，”另外那位来客又说道，“为了不让犯人逃跑，所有的警长都把自己和犯人铐在一起，埃斯顿先生是懂得这一点的。”

    “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在华盛顿见面？”姑娘问。

    “我想不会是马上，”埃斯顿回答，“我想恐怕我是不会有轻松自在的日子过了。”

    “我喜爱西部，”姑娘不在意地说着，眼光温柔地闪动着。看着车窗外，她坦率自然，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说：“妈妈和我在西部度过了整个夏天，因为父亲生病，她一星期前回去了。我在西部过得很愉快，我想这儿的空气适合于我。金钱可代表不了一切，但人们常在这点上出差错，并执迷不悟地——”

    “我说警长先生，”脸色阴沉的那位粗声地说道，“这太不公平了，我需要喝点酒，我一天没抽烟了。你们谈够了吗？现在带我去抽烟室好吗？我真想过过瘾。”

    这两位系在一起的旅行者站起身来，埃斯顿脸上依旧挂着迟钝的微笑。

    “我可不能拒绝一个抽烟的请求，”他轻声说，“这是一位不走运的朋友。再见，费尔吉德小姐，工作需要，你能理解。”他伸手来握别。

    “你现在去不了东部太遗憾了。”她一面说着，一面重新整理好衣裳，恢复起仪态，“但我想你一定会继续旅行到内森维茨的。”

    “是的，”埃斯顿回答，“我要去内森维茨。”

    两位来客小心翼翼地穿过车厢过道进入吸烟室。

    另外两个坐在一旁的旅客几乎听到他们的全部谈话，其中一个说道：“那个警长真是条好汉 ， 很多西部人都这样棒。”

    “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担任一个这么大的职务，是吗？”另一个问道。

    “年轻！”第一个人大叫道，“为什么——噢！你真地看准了吗？我是说——你见过把犯人铐在自己右手上的警官吗？”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品质

约翰·高尔斯华绥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的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店铺的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当然，我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

    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的本质缝到靴子里去了。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作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惨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东西。为了讲究时髦，我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疼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原本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了。再后来，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那几双靴子。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格斯拉先生在店里吗？”我问道。

    他诧异地同时讨好地看了我一眼。“不在，先生”，他说，“但是我们可以很乐意地为你服务。我们已经把这个店铺过户过来了。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隔壁门上的名字了吧。我们替上等人做靴子。”

    “是的，是的”，我说，“但是格斯拉先生呢？”“啊！”他回答说，“死掉了！”

    “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给我做的靴子呀！”“啊！”他说，“真是怪事，可怜的老头儿是饿死的。”

    “慈悲的上帝啊！”

    “慢性饥饿，医生这样说的！你要晓得，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订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做出更好的靴子！但是也得看看同业竞争呀！他从不登广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好啦，这就是他的下场。照他的想法，你对他能有什么指望呢？”

    “但是饿死——”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据沈长钺译本删改）

柳青的遗产

路遥

    ①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

    ②是的，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座结构宏大的建筑物永远再不可能完整一体，而就其现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它仍然会让现在和以后的人们所珍重。

    ③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他自己的歌喉，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④作家当年毅然地离开繁华的大城市，身居皇甫村一个破庙改建的院宅里，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淌过；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⑤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绝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

    ⑥没见过柳青的人，都听过传闻说这位作家怎样穿着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帽，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像小镇上的一个钟表修理匠。是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可是，这样一个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柳青：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有关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几乎世界上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的视野之内；而且他不仅通晓这些方向的问题，也往往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叫你感到新奇而独到的见解。在他晚年换过几处的寓所的墙壁上，没有什么其它装饰，往往只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他会不时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头一下子指住他正在谈论的中国或外国的一个地方。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专家。他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还写了关于改变陕北山区农业经营方式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国外农业方面的资料，使一些著名的农业专家感到吃惊。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的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

    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五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位作家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托尔斯泰的树林

徐鲁

世界上没有不美的森林和小树林。托尔斯泰故乡的树林——或者干脆说是托尔斯泰的树林，更加让我觉得美得无法形容。

深秋时节的树林，正慢慢脱下它深红色的衣衫。在爽朗透明的阳光里，①深绿色、浅绿色、金黄色、浅黄色、深红色、酒红色、琥珀色的树木和树叶，色彩缤纷，层次分明 ， 看上去就像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

雅斯纳亚·波良纳森林里的树，有高大的橡树和桦树，也有很多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散文里经常提到的“野生的小树”。

我问一位俄罗斯朋友这里的森林为什么会这样美丽，他解释说，因为这里的森林和小树林大多是阔叶混交林，橡树、榉树、枫树、朴树、椴树、松树、榆树、栗树、白蜡、白桦、银杏、野樱……都有各自的生长空间，都有各自不同的吐绿、转黄、落叶和返青的时节，都各自自然健康地生长。

而且每一片树林里，总会有一些明亮的池塘、溪流和泉水，再加上空气明净，枝叶缝隙里的天空湛蓝透明，每一缕照耀进森林的阳光，都那么纯净耀眼，尤其是雨后，走进任何一片树林，满眼都是水晶一般的“林中水滴”。

是的，我想起来了，“林中水滴”，这是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等俄罗斯散文家们经常使用的词语。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自豪地说：

自然中存在的一切——水、空气、天空、白云、太阳、雨、森林、沼泽、河流和湖泊、草原和田野、花朵和青草……在俄罗斯语言中，都有无数美丽的字眼和名称。

不过，他还向人们“卖了个关子”：当然，俄罗斯语言，只对那些无限热爱自己的人民，而且感觉得到这片土地的玄秘之美的人，才会全部展示出它真正的奇妙和丰富。

在托尔斯泰的树林里，我惭愧地感觉到，我无法用精准的语言来描述这树林的美，尤其无法描述照进树林的那种纯净、透明、耀眼的光线。这并不是因为我所使用的母语——汉语的词汇不如俄语那样富有奇幻性和丰富性，相反，我坚信，我们的汉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丰富和最具有描述力与表现力的语言，没有之一。置身在如此林木婆娑、光影斑驳、色彩繁复的树林里，我只恨自己的文学描述能力实在有限，无法捕捉这光影交错的林叶之美。

所以我又想到了俄罗斯杰出的风景画家们。也许，只有杰出的画家，用调色盘上的颜色，才能准确描述和表现出这森林里的光与影吧？

比如希施金。他被誉为“大自然的诗人”“森林的肖像画家”，出现在他画布上的松树林、橡树、林中野花、溪流以及林中的阳光，不仅散发着浓郁而迷人的大地气息，同时也显示着俄罗斯民族坚忍、博大、英勇、高贵的气质与精神。《在遥远的北方》《阳光照耀的松树林》《森林远方》《在森林中》……每一个热爱希施金作品的人，对这些画作都耳熟能详。

希施金擅于运用明亮的外光，表现森林的葱郁、阳光的明媚以及溪流的活泼。他笔下的每一棵树、每一朵野花，都呈现着生命的顽强、旺盛之美。在我看来，这种顽强与旺盛，几乎是俄罗斯的大自然和民族性格中所独有的。因此，希施金成为用树木和野花来歌唱自己祖国母亲的杰出的、具有抒情性的风景画家之一。

又如列维坦。他对大自然、对田野上四季的变化，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与最细腻的发现。与希施金经常描绘雄伟、茂密和苍郁的森林不同，列维坦的风景画所表现的，多为明亮的池塘、溪流和林木稀疏的小树林，还有开满野花的田野和林中小路。

②列维坦不是管弦乐队里声音低沉苍茫的圆号和大提琴，而是一把明快和抒情的小提琴。但这并不意味着音色的单一，也不意味着他音域狭窄，恰恰相反，他的风景画的调子有时明快而疏朗，有时也沉静而忧郁。他并不缺乏深度。他既画过抒情诗一般明媚婉约的自然风景，如《三月》《春汛》《池塘涨水》等，也画过使人感到痛苦和抑郁的“历史风景”，如《弗拉基米尔路》《深渊旁》等。

盘桓在托尔斯泰的树林里，那些粗壮的、高大的、上了年岁的橡树、桦树和老椴树，让我想到了希施金；那些挺立在大树旁、身材细长的“野生的小树”，还有那些热衷于旁逸斜出、恣意生长的小灌木，又让我不由得想到列维坦。

眼下虽是深秋，但树林里依旧生机勃勃，光影斑驳，没有半点落木萧萧、秋风萧瑟的景象。③秋日的金色树林，和春汛时节的树林、林中的春溪、明亮的池塘一样，照样能够给人带来希望和鼓舞的力量，带来清新和光明的气息。

每一棵树木的名字、形态都不相同，也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每一株树木，都有自己生命的年轮和风姿。④即便是那些已经枯死断裂、周身覆满了苔藓的树身，也一样是森林的产物，不也是物质循环和生死交替的一部分吗？它们将会成为新生的小树所需要的养料。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多么健康和健全的生态啊！

不难想象，冬天到来时，白雪将覆盖住这片广袤的树林，一些树的枝枝叶叶将化为泥土。但是谁又能担保，这些将会变成森林肥料的腐烂的断木和深厚的林叶，不会在下一个春天到来时，变成新的生命，从泥土之下萌发出来，长出青翠的树叶，长成茁壮的枝干，甚至结出饱满的坚果，点缀这生生不息的森林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