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了轿，进入城中，从纱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

这段文字属于什么描写？有什么作用？

素姑

师陀

    当阳光从屋背上照进这个寂静的老宅，素姑，一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的，走路时像空气在流似的无声的女子，很早很早她就低着头开始绣花了。孟林太太这时候照例在床上睡她的午觉。

    院子里有个开始凋零的丝瓜棚，自早晨就没有人来过，就在这种静止气氛中，素姑正是坐在院子里绣花。

    素姑十二岁就学会各种女红。她给自己缝绣，也给亲友们和邻舍家的女友们。于是一年，十年……唉！后来连比她小十岁的少女也出嫁了。现在素姑是二十九岁！没有人能计算她总共绣过多少！

    时光无声地过去。素姑低着头已经绣了半只孟林太太的鞋面，在青缎的底上绣完两朵四瓣梅了。

    “妈，几点钟啦？”

    素姑心中忽然如有所动，忍不住抬起头来问。孟林太太早已醒了，正一无所欲地在床上领略午睡后的懒倦。

    “瞧瞧看。”这是她照例的回答。

    那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不知几时就停摆了。

    素姑手中捏着针线，惆怅地望着永远是说不尽的高和蓝而且清澈的果园城的天空；天空下面，移动着云。于是，是发黑色的树林，是青灰色的天陲，是茅舍，猪，狗，大路，素姑上坟祭扫时候看见过的；是远远的帆影，是晚霞，是平静的嫣红发光的黄昏时候的河，她小时候跟女仆们去洗衣裳看见过的。她想的似乎很远很远……

    一个沉重的脚步声蓦地里走进来，素姑吃了一惊。“老王，老王！”她转过头去喊。

    “嗯！”送水的这样应着，一面担了水急急往厨房里走。忽然间她自己也觉得好不奇怪，真个的，她喊老王做什么呢，老王每天在这个时候进来，给孟林太太家担水快二十年了。

    “果园里的果子卸光了吗？”她高声问。

    “卸光了，小姐；早就卸光了。”

    老王并不回头，说着时早已走过去了。庭院里接着又恢复原有的平静，远远的有一只母鸡叫着，在老槐树上，一只喜鹊拍击着树枝。

    “早就卸光了。”素姑在心里想，她的头又低下去了。

    时光是无声的，但是每一个小城里的日子都有一种规律。

    “还不该烧饭吗，刘嫂？”素姑抬起头来问。

    刘嫂——孟林太太家的女仆，这天下午到河上洗衣裳去了，也许正在大门口和果园城的兴致永远很好的娘儿们闲谈。那个老座钟，我们说过它早就停了。

    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个卖绒线的。她走进来的时候并不曾呼喊，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以前她是每天都来的。

    “买点什么吧，小姐？”

    素姑并不要买什么，然而她仍旧想看看。于是在天井里，就在泥地上，卖绒线的坐下去，随后打开篮子，一些红的绿的绫绢露出来。素姑拣块杏红绫子，接着她又看中一种羽毛辫条。忽然间，仅仅是忽然间，当她想到这些东西该配到哪里最合适时——

    “不要了。”她说。她什么都不要了。她把卖绒线的货篮推开。

    “你明天出嫁时候用得着的，小姐。”卖绒线的发慌地喊。

    素姑感到受了一下更重的打击。她站起来，不，她什么都不要了，卖绒线的从后面望着她走进寂静的又深又大的上房。

    “外面是什么人？”孟林太太大声问。这时候她已经起来，在床上坐着，她的耳朵近几年有点聋。

    素姑没有回答就走进自己的闺房。她从书桌上拿起一本书，一本展开着的不知几时忘记收起来的“漱玉词”：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接着，她的手又废然垂下去，她的眼睛移到面前的镜子上去了。在镜子里，一个长长的鹅蛋形脸蛋儿；一绺散乱的头发从额上挂下来；一双浅浅的眉在上面画了两条弧线；眼的周围有一道淡黄的灰晕；她的嘴唇仍旧是好看的有韵致的，却是褪了色的。

    素姑正是这样望着，右手支着头。在窗外，雁嘹唳着从将晚的果园城上空飞过，晚风萧索地在庭院里凋零的丝瓜棚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于是书从她手里落下去，渐渐的连镜子也在她眼里消失了，一颗泪珠从她脸上滚下来，接着又是一颗。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选自《果园城记》，有删改）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癖

叶志平

    住在紫来桥边上的陶先生，出门总是干净的长衫，黑色礼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架在鼻梁上的一副金丝眼镜。

    起初，小城人对陶先生这身装扮很好奇。后来才知道，陶先生留过洋，在东门街开了这家西医诊所，名号曰“济仁堂”。

    陶先生医术如何高明，知道的人并不多。但陶先生有洁癖，却是人人皆知。

    他家的碗筷，隔几天就得用开水煮一遍；被褥呢，也得隔三差五就在烈日下暴晒；给人看病，嘴上也总是蒙块白布片儿。

    有年冬天，大家都聚在街上的“龙眠茶馆”喝茶聊天。却听见有人一声连着一声咳嗽，一路捂着心头，往“济仁堂”走去。却见那陶先生早已立在堂外，嘴上蒙着块白布片儿，手上还举着一个，一言不发向那人走去，就要把白布片儿往那人嘴上蒙。那人骇了一跳，更加猛烈地咳嗽起来，边摆手边往后退：“陶，陶，陶医生，咳咳，你想，咳，干啥？”陶先生从白布片儿里传来低沉的声音：“这是口罩，快戴上！”那人一看身后，喝茶的全出来看稀奇了，觉得当众受了奚落，急了：“陶医生，你这，咳咳，啥意思？我不就是，咳咳，咳嗽吗？我，我，咳咳，不看了！”人们又看到陶先生的怪模样，不由一片哄笑。

    从此，小城里的人都觉得陶先生行为怪异，不好接近。紫来桥边上的中医刘先生那里，却是人来人往，谈笑风生。

    这几天，东门街上来了个老头，头发蓬乱，衣衫全破成了布条条，老远就闻到了臭味。老头倒也安静，就靠在街边的一堵破墙边，面前放一破碗。偶尔有人经过，就“咣啷”一声丢下个铜子儿。 ……这天，老头突然“轰”地一声，倒在街面上，张着大嘴，双目无神，呼吸不得！周围有不少人，却都是干着急没办法！

    恰好，陶先生穿着长衫，戴着新礼帽，匆匆路过。一抬眼，陶先生快步上前，分开人群，蹲下身子，伸出白净净的手，用拇指指甲在老头人中穴上用力掐下去。接着又张开左手，按住老人心口，右手握拳，敲打左手背，如此敲了几十下，老人仍无好转。

    人们都屏息紧张地看着，陶先生白净的脸上也冒起了热汗。突然，陶先生左手捏住老人的鼻子，右手掰开老人的嘴，接着一弯腰，嘴对着老人露出黄牙的嘴，送了一口气。看见这一幕，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看病都让人戴布片儿的陶先生，怎么会这样？他不是有洁癖么？

    如此几下送气吸气，老人渐渐呼吸顺畅，两眼也回了神。陶先生往人群里瞄了一眼，对“龙眠茶馆”的吴掌柜道：“吴老板，麻烦送碗茶来！”吴掌柜一拍脑袋，“哎！”待吴掌柜亲自端来一碗“桐城小花”，喂老人喝下时，陶先生已走远了，只留下一堆人议论纷纷。

    这天晚上，吴掌柜提了一纸包上等的“桐城小花”茶叶，敲响了陶先生的门。陶先生打开门，淡淡一笑：“吴掌柜，稀客啊！”吴掌柜一摸脑袋，不好意思道：“陶先生好，大家平时都忙，也很少走动。”

    陶先生顺手接过茶叶：“吴掌柜请坐，有话请讲。”吴掌柜又一笑：“我这人好奇心重，有点事弄不明白，我觉都睡不好。”“今天的事？”“对，对……”

    陶先生打开雕花木窗，看着天边的那轮明月：“我知道，大家都认为我有洁癖。其实，有些疾病具有传染性，像上次的肺结核病人，我观色听声，知他病得不轻。如果不戴口罩，极有可能传染他人。”

    “那，今天，您就不怕那老人有病会传染于您？”

    “哈哈，你只知医者有洁癖，却不知医者更有救人癖啊！”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难舍的礼物

刘文艳

    ①随着时光的推移、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生活的丰富，属于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多。许多东西留之无用，弃之可惜；也有许多东西留之有用，但用处不大，却难以摆脱牵挂之念，甚至是为物所累，疲于整理，使生活变得很不轻松。

    ②女儿工作在外地，今年春节回家，与我一起探讨人与物的关系。她的话耐人寻味：“我们在与物建立关系时要十分慎重，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一旦与物建立了所属关系，便难以割舍，难以割舍的东西越多就越累。因此当你要割断与物的关系时，一定要毅然决然，否则就根本割舍不掉，割舍不掉就为物所累。”我很赞同她的观点。于是她帮我收拾出许多衣物、书籍和一些积攒起来的生活用品，并确定哪些送与何人，捐赠何处。因为有了与物品割断联系的理念，我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女儿的清理行动。

    ③但也有例外。有两件东西已经被女儿理所当然地清理出去了，我却又把它们捡了回来。这两件东西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也不是稀有之物，就是两双拖鞋。然而在我看来，这两双拖鞋的意义却非同一般。那是我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亲手做的，鞋面是用钩针钩织出来的，里面的一针一线都饱含着深深的感情。这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意，难以用物质的价值来衡量。

    ④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辽宁北票二中读书。当时我与班里的一位女同学非常要好，她也是我最为欣赏的同学之一。她学习成绩好，经常在班里名到前茅。她还多才多艺，会唱歌，会识谱，舞蹈也有造诣。她对我也十分亲近。

    ⑤当然，我们俩十分要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差不多的家庭背景，当时我们都是农村户口。高中毕业时，城市户口的同学都分配了工作，只有我和她两个女生没分配工作，因为是农村户口，毕北就回村参加生产劳动了。但与她比起来我是幸运的。我在村里参加了半年劳动，就被选为代课教师，后来又被选为公社广播员兼编辑，三年后又被调入北票县妇联、县委办公室工作。可她却没有我这么顺利，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回到村里，却一直没有机会展现才华、发挥作用。她曾想去当一名民办老师，尽管她很优秀，可没能如愿，一直在生产队做农活。她和其他青年农民一起去参加了全县统一组织的修水库工程，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兼做宣传工作的角色，才能才得到了一些施展。可是修完水库之后，又不得不回到生产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面朝黄土背朝天。后来她出嫁了。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在土产公司工作的赶着马车拉土特产品的“车老板”，人很厚道，也很体贴。我曾经去过她的家里，三间平房，东西两个屋是土炕，中间的屋是锅台，很是俭朴。我真的为她惋惜。她却没有那么悲观，也没有什么抱怨，反而生活得乐观、坦然。

    ⑥有一年春天，我出差去朝阳，一些中学同学赶来相聚，她也带着女儿来了。当时她正在为女儿愁眉不展。后来因为工作忙，和她联系的也少了，听说她终于当上了民办教师。又过了几年，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的女儿不仅病治好了，而且已经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真的为她高兴，也很敬佩她的意志和能力。又过了四年，孩子要大学毕业了，我又接到她的电话，说孩子已经经过笔试、面试纳入了留校任教的名单，近期还要进行最后一次考核。她说，不谦虚地说，女儿各方面都很优秀，但还是想请你找学校有关方面关注一下。我知道她很不容易，于是找到在大学工作的一个朋友，请她帮助了解一下情况。朋友回话说，这个孩子确实很优秀，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录用，现在名单已经定了，不能再改了。过了一段时间，她来电话说，女儿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适合的工作，希望我能再帮帮忙。我也很为她着急，当时答应了。过了些日子，我介绍她女儿参加了一个国有文化企业电脑维修人员的招聘，孩子很顺利通过笔试、面试，以较高的成绩被录取。尽管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有一千元工资，可她女儿还是很珍惜，很高兴地去了。一个月后，这个孩子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水果来看我，很自豪地说，阿姨我开工资了，这回我能供妹妹上学了!我听了有些惊诧，这点儿钱还能供妹妹上学？她却说：“我一个月给妹妹六百元钱，妈妈、爸爸就不用再给她生活费了。爸爸妈妈供我们姐妹俩上学挺不容易的，这回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我问，你的生活费只有四百元够用吗？她说，够了，我中午吃饭不花钱，住宿也不用花钱，四百元一个月足够用了!那一刻，我真觉得这个孩子非常不容易，也很懂事。

    ⑦那年秋天，我的这位同学来了我这里。她说，孩子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非常感谢你，特意赶来看看你。说着，从一个大的旅行袋里拿出两个小布袋，边拿边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带，这是我家新磨的高梁米，这是新小米。”接着，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薄膜封好的玻璃瓶，“这是我自己做的酱，是用黄豆做的，非常好吃。”我一一接过，连连说，这都是绿色食品，是好东西，谢谢，谢谢!她又从袋子底下拿出个纸包，打开，是两双色彩鲜艳的拖鞋，“这两双拖鞋是我自己做的。”我接过来仔细地看着，这两双鞋做得真是很精细：用麻绳和布做的鞋底，钩针钩织的鞋面，一个是网络状用丝线勾织成的，一个是毛片状用毛线编织成的，一双粉红色，一双火红色，很是喜庆。我十分高兴地收下了这两双鞋。我知道，这两双鞋是她精心设计的，也是她一针一针钩织成的，不知用了多少夜晚啊。

    ⑧现在虽然旧了，可还是觉得非常亲切。穿着它们，除了感觉到浓浓的情意外，也提醒着自己，要珍惜生活，懂得知足，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多尽一份责任。

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选自《中外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