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心影

汪曾祺

    ①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都还不是那样密切。似乎把这些湖挪开，城市也还是城市。翠湖可不能挪开。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翠湖在城里，而且几乎就挨着市中心。城中有湖，这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不多的。说某某湖是某某城的眼睛，这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了。然而说到翠湖，这个比喻还是躲不开。只能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

    ②翠湖是一片湖，同时也是一条路。湖之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昆明人特意来游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数人只是从这里穿过。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

    ③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的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湖水极清，常年盈满，我在昆明住了七年，没有看见过翠湖干得见了底。翠湖的水不深，浅处没膝，深处也不过齐腰。翠湖不种荷花，但是有许多水浮莲。肥厚碧绿的猪耳状的叶子，开着一望无际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热闹。湖中多红鱼，很大，都有一尺多长。这些鱼已经习惯于人声脚步，见人不惊，整天只是安安静静地，悠然地浮沉游动着。有时夜晚从湖中大路上过，会忽然拨剌一声，从湖心跃起一条极大的鱼，吓你一跳。

    ④路东伸进湖水，有一个半岛。半岛上有一个茶馆。茶馆的地势很好，四面有窗，入目都是湖水。夏天，在阁子上喝茶，很凉快。茶馆卖盖碗茶，还卖炒葵花子、南瓜子、花生米，都装在一个白铁敲成的方碟子里，都是一个价钱，按碟算。我们的同学有时临窗饮茶，嗑完一碟瓜子，随手把铁皮碟往外一扔，“pia——”，碟子就落进了水里。堂倌算账，还是照碟算。这些堂倌晚上清点时，自然会发现碟子少了，并且也一定会知道这些碟子上哪里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收茶钱时因此和顾客吵起来过；并且在提着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手法为客人续水时也从不拿眼睛“贼”着客人。

    ⑤除了到昆明图书馆看书，喝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遛”。这“穷遛”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名一钱地遛，一是无穷无尽地遛。“园日涉以成趣”，我们遛翠湖没有个够的时候。尤其是晚上，踏着斑驳的月光树影，可以在湖里一遛遛好几圈。一面走，一面海阔天空，高谈阔论。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说，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呢？我现在一句都记不得了！

    ⑥我是1946年离开昆明的。一别翠湖，已经38年了，我是很想念翠湖的。

    ⑦我听说，翠湖现在很热闹，经常举办“蛇展”什么的，我又有点担心。我不反对翠湖游人多，甚至可以有游艇，甚至可以设立摊篷卖破酥包子、焖鸡米线、冰激凌、雪糕，但是，最好不要搞“蛇展”。我希望还我一个明爽安静的翠湖。我想这也是很多昆明人的希望。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有删改）

路

徐全庆

    徐卫东又看一眼脚下的路。路面已经有些破损，一如他的心，布满点点伤痕。

    徐卫东依然记得修路的情景。那时候，这是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土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乡亲们多希望这是一条水泥路呀。修路要钱，但大家没钱。

    徐卫东有钱。那时徐卫东在浙江打工，挣了点钱。但不够修路的。徐卫东就和乡亲们商量，能不能大家凑点钱。大家都摇头说，哪有钱呢。徐卫东说，他愿意出一半的钱，大家凑一半就行。大家还是摇头，那也出不起呀。徐卫东狠了狠心，出了百分之七十的钱，路才修起来。

    纯粹是做好事呢。徐卫东很少回村里，那时正准备把全家带出去呢。

    通车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到路上来。连猫呀狗呀的也都跑来了。大家在上面蹦呀跳呀，都很兴奋。见了徐卫东，都说着感激的话。有人还说，下次换届，一定要选徐卫东当村长。这话引来一片附和。

    离开村后，还时不时有人给徐卫东打电话。说不两句就会提到那条路，自然还是一番感激。他们说附近的村子的人羡慕死他们了，都恨自己村里没有个徐卫东呢。

    这条路啊！徐卫东想起来就眉开眼笑的。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次回来，徐卫东感到了明显的变化。周边的村子也都通上了水泥路，宽阔，平整。相比之下，他们村的这条路既旧且破了。徐卫东觉得很纳闷，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为什么不把坑坑洼洼修补一下呢？这用不了几个钱呀。

    更让徐卫东纳闷的是，乡亲们见了他，明显没有了过去的热情，甚至有些敌意。我哪儿得罪他们了吗？徐卫东一个劲地反思，却始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晚上，过去的邻居刘大爷到徐卫东住的宾馆找他（他的家早已搬到浙江，村里的房子还在，但已多年不住人了）。刘大爷犹犹豫豫的，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徐卫东就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我说了你别生气。不是我要来，是他们都逼着我来找你。”刘大爷又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开场了。

    徐卫东茫然地望着刘大爷。

    刘大爷说：“想来你也看到了，附近的村子也都修路了，又宽又好。”徐卫东很认真地点点头。“关键是他们的路都是政府修的，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

    徐卫东的心里就咯噔一下，盯着刘大爷看。

    刘大爷躲开徐卫东的目光，眼睛看着脚下，接着告诉徐卫东，村民们想让政府把他们村的路重修一下，政府说那路还能用，暂时没那么多资金，先给更需要的村修。村民们就觉得自己吃了亏，别人的路都是政府来修，凭什么我们的路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想，他们就觉得是徐卫东害了他们。不是徐卫东当年坚持修路，他们现在也能有更好的路，还不要他们出一分钱！

    “他们逼着我来问问你，能不能把当年修路的钱退给他们？”刘大爷嗫嚅了半天说。

    徐卫东瞪大眼睛望着刘大爷，直到他离开，没有说一句话。

    第二天，徐卫东刚一起床，就发现他的门口围满了村民。都是来要钱的。

    徐卫东把钱给了村民。然后，背起行李返程。

    徐卫东最后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路，心中叹道，这条路呀。

    他这次回来，是想带一些村民到他的工厂里打工的。他的工厂发展壮大了，他本想让村人一起致富呢。

（选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10期）

归

袁有江

    他现在还不想回家。

    迎着刺眼的夕阳，他突然间冒起了去大岭山的念头。朋友曾提过，大岭山之巅可以俯瞰整座城市。来这座城市二十多年了，他还从没认真看过这座城市的全景。

    此刻，他很想一个人去站站，看看。

    暮霭苍苍。站在观景台边缘，远眺一池斑斓的灯火，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第一次，他发现这座城市是高低起伏、连绵不绝的。一种从喧嚣中滋生的空空荡荡之感，油然而生。脚下是万丈深渊。凉飕飕的山风，钻进裤管，沿尾椎流到后脑，激起一股往下坠落的恐惧。他下意识地抓紧栏杆，想到尼采的那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下山时，他鬼使神差地将车又开回了单位，并关闭了手机。

    今夜，他想徒步回家。

    银白的河床里，静水深流，寂然无声。夹道的树丛间，散布着稀奇古怪的虫鸣，天籁般好听。他贪婪地深吸着夏夜的凉气，稳健地走在塑胶绿道上。恍惚间，他觉得身后，留有一串清晰的脚印。这些脚印，将这二十多年的时光坚定地嵌入了这座城市。“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想起了郭天王的歌词，他微微一笑。

    在绿道尽头翻上路面，向南，转入一条商业街。路上车水马龙，街两边店铺林立，流光溢彩的招牌和灯箱，让他有片刻目眩。一家超市的音响，正不遗余力地播放着流行歌曲。这条他每天经过的街道，原来如此繁华。从前的熟视无睹真不应该。

    从商业街拐进工业区，热闹渐行渐远。马路上，除了偶尔驶过的货柜车，几乎没有行人。站在梧桐树间的路灯，洒下斑斑点点的光。突然，他发现一家工厂的后门口，好像躺着一个人。

    他清除脑子里的那团乱麻，一步步走近。

    是一位全身脏污，壮实，约五十岁的女人。她穿着一套破旧的粗布工装，左脚挑着一只女式布拖鞋，右脚底压着一只男士塑料拖鞋。她身体横截门口，就着斜坡躺着。头枕交叉的双臂，胸腹坦然地面对夜空，居然还跷着二郎腿。青紫的脸上，仿佛浮着一层油润润的，纯真的笑意。均匀的鼾声，透出香甜的气息。女人，很像法国印象派油画里，那些丰腴的睡美人。

    她不像是捡垃圾、收破烂的。讨薪的？似乎也不像。更像是一位精神失常者，一位什么都不需要考虑的弃妇。她有家人吗？为什么会沦落街头？也许，她好好洗个澡，换身衣，睡在一张柔软的床上，会是一位美丽的母亲。猜测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很可笑。自己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猜测她的身世来历，更根本没资格同情她。

    他掏出手机，已经是凌晨一点。他从来没有这么晚不回家。偶尔晚归，总有电话先打回去。手机恢复信号后，一股脑蹦出十几个未接电话和未读信息。母亲、老婆和儿子都问他啥时候回来，干吗还不回家。儿子和儿媳妇在闹离婚。母亲的股骨头手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

    该想的想一遍就烦，不该想的想一千遍还想。徜徉在明月大道，他和月光下的影子无休止地辩论着。他告诫自己，什么都不必想，不必担心。影子却告诉他，你得想清楚一切，凡事都值得担心。

    到了他夜夜栖息的小区。输密码，开门；进电梯，出电梯；开锁，进家门，换鞋，过客厅。一切照旧。他伸头看看母亲的卧室，夜灯阑珊。蜷缩在沙发上的妻子鼾声正顺。负痛而眠的母亲，也一脸安详。

    赤条条躺进浴缸，他才再一次回想下午张医生的电话。“你……虽然是晚期，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一瞬间，不可遏制的泪水，决堤般涌出。

（有删改）

九爷

杨桦

    融城郊外枫林村，村前碧水环绕，村后山高林密。九爷的家在村尾那棵高大的枫树下。

    九爷是个孤寡老头。但九爷似乎并不孤独。晚上，低矮的泥房里，孤灯残烛。一碗红薯饭，几条煎鱼仔，舀一碗自酿的酒，九爷眯缝着眼，悠悠地喝着。一条瘦瘦的小黄狗蹲在一旁，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伸出舌头，流着口水。

    小黄狗是九爷的伴，酒是九爷的命。

    村前良田千亩，却无九爷一亩三分，他靠酿酒卖酒为生。肚子都填不饱的穷人，没有谁舍得用稻米来酿酒。九爷就租两亩山地，种上红薯木薯，收成除交租和糊口外，就拿来酿酒。量虽然不多，但九爷有办法，大山中有的是各色野果。夏天的杨梅，秋天的酸枣子、野柿子，冬天的野栗子都是酿酒的材料。他时常背着竹缕，带着小黄狗，钻到大山里采野果。回来后，把野果捣碎，蒸熟，放凉后撒上秘制的酒饼，倒入清冽的山泉发酵几日后，就能酿出醇香的酒。

    甲申年秋，日本鬼子进犯融城，在城里烧杀抢掠。村人担心鬼子侵扰，纷纷拉牛赶猪，拖儿带女，跑到山上躲了起来。

    但九爷不走。晚上，两个侄儿上门劝说，他正喝得兴起，瞪着发红的眼睛说：“怕他个卵，来了请他们喝酒！”

    两侄儿知道，他是舍不得满屋的酒，只好摇着头走了。

    九月初九的早上，九爷从门前的枫树下扯了一把深绿色叶子，用石碓捣碎，再用块粗布包起，加少许水挤出半碗浓绿的叶汁，放在了灶台上。

    中午，九爷装锅酿酒。厨房里水气弥漫，酒香四溢。从酒井槽流出的热酒，滴滴答答地注入酒坛。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唔哩哇啦”的说话声，小黄狗警觉地抬起头，“嗖”地一声冲出门去，汪汪地狂吠着。

    蹲在灶前的九爷像没事般，平静地站起身，伸手在木制酒井上的天锅里搅了搅水，喃喃地说：“又该换水了啰。”便拿走葫芦瓜瓢，把热水舀起，哗哗地泼到灶台后通往屋外的水沟里。

    忽然，传来“砰”的一声枪响，小黄狗惨叫两声便无音息。像触电般，九爷身子一抖，水瓢“啪”地掉到地上。愣了片刻，目光落在那碗叶汁上，便伸手端了过来，倒入了那坛酒里。刚用碗搅了两下，木门就“哐啷”一声被撞开了，三把晃眼的刺刀一下就伸到了九爷面前。

    “哟西！”看见酒，三个鬼子兴奋得手舞足蹈。

    九爷不理他们，不慌不忙地拾起水瓢，从水缸里舀起冷水，哗哗地倒进天锅里。水添满后，又舀起一碗酒，坐到地上，从灶中扒出几个煨熟的红薯，抓了个捧在手中，用嘴吹吹，剥去焦皮，咬了一口，再“嗞”地喝了口酒，眯缝着眼，一脸陶醉之色。

    三个鬼子呆呆站立，眼露贪婪之色，凸起的喉结像抽了筋般抖动着。忽然，一个鬼子冲上去，抢过九爷手中的碗，张开臭烘烘的嘴，“咕咚咕咚”，把半碗酒倒进肚里，竖起拇指冲着九爷乱叫。另两鬼子瞧见，也一人抓起个碗，抢着从酒坛里舀起了酒。

    九爷倚坐在灶台边，冷冷地看着。

    黄昏时分，三个鬼子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表情扭曲，肚子胀得像蛤蟆。这时，九爷艰难地站起身，撞撞跌跌地走出房门，弯腰吃力地抱起早已僵硬的小黄狗，然后靠着枫树坐下，慢慢地闭上了双眼。他怀中的小黄狗，此时更像个熟睡的孩子。

    秋风乍起，金黄的枫叶像起舞的蝴蝶，悠悠落在九爷身上。不远处，长着几簇叶子深绿的藤蔓植物，叫断肠草，是一种剧毒植物。

（摘编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删改）

故乡的胡同

史铁生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

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

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啕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

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里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拉倒。那时，寺庙多已消失或改作它用。

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谄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十八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关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魄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很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报 施

茅盾

文书上尉张文安得了一种军医也不大有办法的疙瘩病，向师长请了长假，师长给了他一千元盘缠，他离开了服务三年多的师部。回家路上他盘算着钱的用途，他一直想着买一头牛回家，给两位老人家一种难以形容的惊喜。自从他家损失了那壮健的花牛以后，父亲好几次筹划款项，打算再买一头，都没有成功。

到家已经不早，两位老人兴奋得很，连夜告诉左邻右舍。第二天一早，①东边山峰上那一轮血红的旭日还没驱尽晨雾的时候 ， 探望的人就挤满了张家堂屋。

他们七嘴八舌地把一大堆问题扔到张文安面前，竟使得这位见过世面的小伙子手足无措，不晓得回答谁好！他只能笼统回答道：“好，好，都好，前方

什么都好！打得很好！吃的么？那自然，到底是前方呢，可是也好！”几位年轻人向张文安探听在前方打鬼子的同村人消息。

“不知道。”他摇头说，又怕对方误会，解释道：“你想，前方部队那么多？知道在哪一个战区，哪一个部队呢？”

“哦，早猜到你都不知道啦！”有人讥讽一句。张文安着急起来了，正想辩白，却有一个比较老成的人插嘴道：“算了，算了！我来问一个人，要是你再不知道，那就算是个黑漆皮灯笼了。山那边村子里喂驮马的陈海清上了前方，带着四匹驮马、一个伙计。”“陈海——清！”他记起来，自己还没上前方时，村里曾经议论陈海清丢下老母和妻子，带着四匹驮马投奔了后方勤务，被编入运输队，万里迢迢地去打日本的事。“怎么不知道！”他戛然缩住，他又感到了惶惑。到了前方以后的陈海清，究竟怎样呢？在前方的紧张生活中，这名字早从他记忆中消褪了，然而由于一种受不住人家嘲笑的自尊心，更由于不愿老给人家一个失望，他昧着良心勉强说：“他过得很好！”

问的人接着说：“唉，过得很好。可是他的驮马都完了。他儿子前年接到信，两匹给鬼子飞机炸得稀烂，一匹吃了炮弹，剩下一匹，生病死了，他要给驮马报仇，不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他不回家！你说他过得很好，是个喜讯，他家里两年接不到他的信了。”

“原来是——”张文安惘然，感到众人的眼光都射住了他，忙改口道，“原来是两年没信了。陈海清是好人，炮弹有眼睛，不打好人！”他越说越兴奋，“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上等兵了，也许升了排长。陈海清，他是我们村子里的光荣！”“老天爷还有眼睛！”众人赞叹说。张文安伸手抹一下头上的汗珠，惘然一笑，不再出声了。

午后，浮云布满空中，淡一块，浓一块，天空像幅褪色不匀的灰色布。张文安到集市找董老爹，董老爹告诉他“千把块钱只好买半条牛腿”。一千元如何运用的打算整个儿被推翻了！他带着满肚子的懊恼和气愤走出市镇。

云阵似乎降得更低了，好像直压在头上，呼吸不方便。张文安懒懒地，不情不愿地回家。②一个年轻人奔过来，见了他就欢天喜地地招呼着。这个年轻人满脸通红，眼里耀着兴奋喜悦的光彩，拦住了张文安，杂七夹八说了一大篇。张文安听到一半，也就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是陈海清的儿子，刚到他家里去过，现在又赶回来，希望早一点看见他，希望多晓得一些父亲的消息。

“你是陈海清的儿子？你父亲带着四匹驮马到前方？”张文安惊讶地说。年轻人的兴奋和快乐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和陈海清在前方并未见过一面，压

根儿不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了不起，你父亲是一个英雄！”他随口回答了年青人喜不自胜的询问，完全忘记这是他自己编造出来应付村里人的。

陈海清的儿子说：“我祖母还要问你一些话。她老人家不亲自听见不放心。”

张文安突然心一跳，像从梦中醒来。呆了半晌，才看清在自己面前的，除了那儿子，还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有病的中年妇人。

“妈妈的病是急出来的，”儿子说，“今天听得喜讯，就精神多了！”

“谢天谢地，到底是好好儿在那里，”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展开了。“好人总该有好报！”那病人喃喃地说。

张文安见祖孙三代高兴，心中惴惴不安，支支吾吾编造陈海清的生活状况；又将陈海清编派在某师某营某连，大胆地给陈海清创造极有希望的前途。

祖孙三代静静地听着，虔敬而感奋，从他们那哆开的嘴巴和急促而沉重的鼻息就可以知道。突然那位老祖母颤声问道：“张先生，海清没有请你带个信来么？”

张文安窘住了，一只手无意中碰到藏在贴身口袋里那叠钞票，莫明其妙地兴奋起来，大声说：“信没有，带了钱了！”

老祖母和孙儿惊异地“啊”了一声，中年妇人轻声吐了口气。

张文安心突突地跳，很艰难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一叠票子，慌慌张张地把它塞到陈海清儿子手里。

“啊，多少？”那年轻人问。

张文安没回答，老太太插嘴：“嗯，这有五百吧，海清……”还没说下去，张文安的回答吓了她一跳。

“一千！”张文安从牙缝里进出两个字。祖孙三代齐声问道：“多少？”

“一千，够半条牛腿了。”张文安说，心里有一种又像痛苦又像辛酸的异样感觉。

老太太哽咽了，中年妇人低声啜泣，年轻人捧着票子发愣。张文安松一口气，好像卸脱了一副重担，从祖孙三代颤声道谢的包围中，逃也似地走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