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这时的“西学”并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其实，早在明末，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缺少西方人所具备的那种“实学”，于是倡导“实学救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与当年徐光启的主张一脉相承。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实质上旨在采纳西学为我所用。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并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在于推行变法维新。

——摘编自张允熠《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材料一：中国明中叶以来出现的新思潮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根本精神上，有十分相似之点。这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李贽以“心本体”的学说为基础，将本质上非圣疑道的内容和体现历史新趋向的要求，理直气壮地运载进“心本体”所谓的“心”中，运载到“良知”之中，开始了从“圣心”到“俗心”的转化，打开了由“圣”转“俗”的通道，即由“禁欲”转为“顺情”由“圣贤”境界转为“俗世”境界，由旧时代迈向新时代，并且走出了相当远的路段。

——摘编自《从“神”到“人”与从“圣”到“凡——中西近代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差异一论》

材料二：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布利认为：“自然界并没有创造国王、统治者、庶民和奴隶，人生下来是完全平等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万恶之源，中国欲求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法国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梅叶大声疾呼：“世上穷人们受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欺骗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相的时候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指出，对于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卢梭的“人民主权”体现了民主的思想，《百科全书》更是一台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战斗机器”。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不能开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直接开启社会主义革命，但为马克思主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编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中国“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比较》

材料一：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l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拿出了……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伏尔泰在谈及孔子思想时叹言道：“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的与物质的世界。       ——伏尔泰《礼俗论》

材料三：西方的七百年文化启蒙运动是在一个逐渐形成、形成后又不断更新最终得到强化的文化大环境中展开的。……到17、18世纪，文化大环境又进行了一次更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率先为构筑一个新的理性主义文化大环境开辟了道路。到18世纪则出现了西方“三大革命合力并举”的形势，这一切终于催化着酝酿已久的理性主义文化大环境蒸蒸而生                                --—王贤仙《近代中西文化启蒙之浅析》           

材料四：（西方民主思潮）诞生之后，……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深刻地冲击。对中国冲击的结果是儒家文化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如果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洋务运动只不过剪断了一些枝叶，辛亥革命则相当于将这棵大树砍断了。”    

——知原《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及中国文明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