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明中叶以来出现的新思潮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根本精神上，有十分相似之点。这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李贽以“心本体”的学说为基础，将本质上非圣疑道的内容和体现历史新趋向的要求，理直气壮地运载进“心本体”所谓的“心”中，运载到“良知”之中，开始了从“圣心”到“俗心”的转化，打开了由“圣”转“俗”的通道，即由“禁欲”转为“顺情”由“圣贤”境界转为“俗世”境界，由旧时代迈向新时代，并且走出了相当远的路段。

——摘编自《从“神”到“人”与从“圣”到“凡——中西近代启蒙思想文化运动差异一论》

材料二：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布利认为：“自然界并没有创造国王、统治者、庶民和奴隶，人生下来是完全平等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万恶之源，中国欲求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法国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梅叶大声疾呼：“世上穷人们受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欺骗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说明全部真相的时候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指出，对于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卢梭的“人民主权”体现了民主的思想，《百科全书》更是一台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战斗机器”。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不能开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直接开启社会主义革命，但为马克思主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摘编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中国“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比较》

材料一

    战国时期，与其他各家相比，法家思想最早获得了“行其道”的机会。商鞅的变法固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法家思想在秦始皇时期得到实践，并在秦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伴随着秦帝国的迅速灭亡，其局限性也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到汉代又在客观上助了儒家的一臂之力。

    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阐述了一系列精粹的思想。他从维护人的自然权利出发，猛烈地抨击了专制君权，重新构建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天下观，提出了分权而治、法制公正的政治要求，还特别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在黄宗羲的政治理想中，也包含经济上的思想，这一思想显示出初步的重商主义色彩。

材料二

—— 据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第三卷）整理

    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王朝时代。 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共和国成立，其间仅共有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伟大的革命中是罕有其匹的。

—— 摘自徐中约著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