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当时文人看来，这种文学形式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北宋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它弥补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体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摘编自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清)钱大昕《正俗》

材料三：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材料一：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汉代儒学，有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遇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

——摘自刘宗绪主编《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在黄宗義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義，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