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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区2019-2020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第一次模拟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言志”作为古代诗歌理论纲领,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时代成为较为普遍的说法。 B、“诗言志”的含义,在先秦时期主要指思想、抱负和志向,汉代开始内涵更加丰富。 C、古代诗歌创作中“志”与“情”的关系大致有重志轻情、志情相融、重情轻志及志含情中。 D、汉魏之后,诗歌创作从“言志”转变为“缘情”,诗家不再言儒家政教怀抱之“志”。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为纲,论证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及其影响。 B、文章引经据典,考据严谨,评析结合,体现了文学评论的特点。 C、文章第三段两次引述刘勰的话,意在强调六朝时期诗歌创作“重情”的特点。 D、对汉代“诗言志”内涵的变化,文章既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又指出了存在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诗歌中情感的抒发被抹杀,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之别。 B、把“诗言志”与“诗缘情”有机统一起来,是汉唐诗歌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C、唐代诗歌创作重回“情志统一”,是韩愈、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D、由于背离了“诗言志”这一创作理论而偏重说理,宋代诗歌成为了圣贤之道的附庸。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欲从陕西凤翔的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供奉宫中,韩愈不以为然,上《论佛骨表》,一题作《谏迎佛骨表》,结果险些丢了性命,最后在刑部侍郎任上被贬潮州。

    佛教在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儒、道、释三教渐有融合之势,经南北朝至唐,三教的融合依旧,一些人在儒家、道家思想之外受佛教的影响,这是一种常态。而韩愈是固执的儒者,他视道、佛为异端,以儒者自居,坚定地捍卫儒学道统。他在《原道》中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后面的九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意思是要把佛、道之徒还俗,把他们的经书都烧掉,把佛寺、道观都改造成民房。难怪唐宪宗要把佛骨迎到宫中供奉的时候,韩愈挺身而出,激烈反对,《论佛骨表》就是这样问世的。

    韩愈说佛是“夷狄之法”,他在《原道》里也表达过不能将“佛”这一“夷狄之法”凌驾于先王之教上,或说是儒教之上。但他言及佛教在东汉流入中国后,忽地把笔宕开,叙说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直到周穆王在位年数和享年多少。韩愈要借此说明一个道理,这些帝王居位长久,生命长久,“非因事佛而致此也”。因为那时候佛教没有进入中国,也就无帝王事佛之事。这些叙说看似平淡,实际上隐含了韩愈说理的尖锐锋芒——因为唐宪宗事佛想的就是长命百岁。韩愈说,不事佛实际上是可以长寿的,不信你看看历史。

    韩愈随之和缓语气,说唐高祖李渊称帝之后,本想取缔佛教,只是由于那时的大臣目光短浅,不能洞晓先王之道、古今所宜,用先王圣明革佛教之弊,以致这事就放下来了。唐宪宗一生多次迎取佛骨到宫中供奉,元和十四年(819)的供奉,宪宗让中使(宦官)杜英奇率三十多位宫人,拿着香花,前往凤翔的法门寺迎请佛骨舍利到京城长安的皇宫,自然有群僧相随,又带动诸寺、众生供奉,成一时盛况,韩愈忧心不已。他对宪宗皇帝说:“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这话说得有些微妙。本来唐宪宗是惑于佛的,是希望崇奉佛骨以祈求福瑞祥和的,但他正话反说,说唐宪宗并无此意,不过是在年成很好、百姓高兴的时候,顺从民心,把迎佛骨到宫中供奉当作是“诡异之观、戏玩之具”,率大众游乐一场而已。这和韩愈称佛教为“夷狄之法”一样,亦可见他对佛教的轻蔑态度。韩愈是主张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宪宗此举,在他看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他治理国家的思想完全背离,当他说出事佛会伤风败俗的时候,内心是相当沉重的。

    唐宪宗最恼怒的是韩愈在这封奏章中,说东汉后期至唐以前各朝年代短促,帝王寿命不长。居帝王高位者,谁不想延年益寿,统治久长?《旧唐书·韩愈传》记载:“疏奏,宪宗怒甚……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唐宪宗不愿宽恕他,是因为韩愈实际上诅咒了他事佛也将短命,没想到韩愈一语成谶,第二年宪宗就命丧黄泉了。当时,唐宪宗在愤怒之下,恨不得马上把韩愈的脑袋砍了,所幸宰相裴度等人为韩愈求情,说韩愈言有冒犯,但本心忠诚,陛下只有宽容他,以后才有人敢说话,不然就堵了言路。宪宗这才退让一步,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以解他一时的心头之恨。

(节选自《险让韩愈丧了性命的上书》,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永远的烛之武

    秦晋围郑,郑危在旦夕,“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的力荐可谓慧眼识英雄,烛之武临危受命,夜缒而出,智说秦君,秦穆公心悦诚服,秦军乃还。晋文公面对风雨突变,亦毅然去之。郑国终于转危为安。

    在国家危难面前,烛之武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在强秦面前,烛之武不卑不亢、能言善辩、聪慧机智。他的不计个人得失,处处为郑国安危着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义无反顾赴敌营的信心和勇气都值得我们学习。烛之武的智勇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当时美国的海军处长金波尔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一个人的力量能抵得上五个师吗?《烛之武退秦师》告诉了我们答案。

    曹操有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存高远之士,哪怕社会、命运对他如何不公,但到了紧要关头,依然挺身而出,为国家、为苍生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烛之武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敬佩不已的人。

    刘备三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对他畅谈天下大势。可以说诸葛亮未出山前就做着出山的准备,烛之武也是如此,尽管怀才不遇,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烛之武不是不想做一番事业,他的心始终没有放弃过“一飞冲天”的渴望,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天下形势,思考着定天下济苍生一逞抱负的路径。你想,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怎么对晋国的历史、对晋国国君的为人那么清楚,对秦伯的心理、对秦晋之间的恩怨又是如此了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无疑是后人景仰他们的主要缘由。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一个让才华长久没显出来的人,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还是出来解国家之围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须发尽白的老者,夜缒而出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当他拄着拐杖走进秦营时又是怎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岁月给了烛之武太多的落寞与不甘,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对郑国的最朴素的爱又加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他与秦伯的交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胜局,几十年积蓄的能量终于在瞬间有了释放和爆发的闪亮时刻。“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是这机遇来得太迟了一点儿,而且是冒着亡国的危险。但如果不是秦晋围郑,烛之武恐怕真得“骈死于槽枥之间”,湮灭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齐鸣。那些鲜活的身影却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心头。像烛之武这样的识大体顾大局,临危受命的勇士,可以说就是国家的脊梁!让我们以古人为镜来勉励自己吧!

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过度在意健康反而不利于健康

    西班牙《趣味》月刊载文说,为了预防疾病的侵袭,药品和营养品产业推出了一系列产品、生活准则和应摒弃的不良习惯清单,为的是能让人们延年益寿。在药片综合症流行的今天,人们过度在意健康反而不利于健康,在抢占市场的战略引导下,大型医药企业甚至开始觊觎健康人群的医药市场。

    文章说,英国《医学旅行》杂志曾在其读者中做过一项民意调查,旨在确定那些最常见的“非疾病”。调查结果显示200多种状态属于“非疾病”,名列首位的是老年人的一些怪癖,然后是倦怠厌烦的情绪、黑眼圈、秃顶、雀斑、招风耳、灰头发或白头发、分娩和时差反应等等。

    商业公司试图说服人们相信那些正常的生理过程属于病症,促使人们相信一些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个人困扰也属于健康问题。性格腼腆被称为社交焦虑紊乱;工作中缺乏恒心和自制力则变成注意力不足;失去至亲或是一段感情破裂带来的痛苦成了创伤后抑郁症;月经前的情绪波动成了月经前营养不良或机能障碍。为此,在美国调整血清素含量的药物已经被普遍使用,如最为人所知的氟西汀。

    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疾病类型,比如荷兰科学家宾格豪尔斯在对3%的荷兰人调查后提出的“空闲病”,表现为一些人对假日或空余时间无所适从。还有“思乡病”,通常是指那些移居他国的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另外,还有蜘蛛恐惧症、天文恐惧症、恐雨症和恐海症等一系列精神病学上记录在案的恐惧症。

    目前医药产业经常使用的另一个策略是把一些轻微症状定性为严重疾病的征兆。比如说把疲倦定性为慢性疲乏症状,或是把周期性的腹泻和便秘定性为应激性结肠炎的症状。在美国和新西兰对处方药品直接进行广告宣传是合法的,这和医药产业夸大其词的策略也有很大关系。

    汉诺威达特茅斯医学院的莉萨·施瓦茨提醒人们注意避免把一些日常的小问题诊断为某种疾病的危险倾向,比如认为普通的鼻腔黏膜炎是过敏性鼻炎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提法,健康可以定义为“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极好状态”,而如果完全按照该定义的字面意思,很少有人能达到健康的标准。人们对于健康的狂热追求没有限度。现在有些人已经不需要出现任何症状,只要了解患有某种疾病会有何危害,就会自动把自己归入病人行列。

    调查显示,越是富有的国家在医疗体制上的投入越多,饮食也越好,而人们感觉自己患有某种疾病的倾向也越明显。有什么办法能抑制这种倾向呢?解决方法可以是使用那些建立在确凿实验基础上的药物,并且只有在验证有效的情况下再采取进一步的治疗和预防措施。

    文章说,“患者”本人也可以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因为现在人们通常对健康的过度在意恰恰是不利于健康的。我们的需要是一致的:让健康人安静地生活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什么是区块链?从科技层面来看,区块链涉及数学、密码学、互联网和计算机编程等很多科学技术问题。从应用视角来看,简单来说,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这些特点保证了区块链的“诚实”与“透明”,为区块链创造信任奠定基础。而区块链丰富的应用场景,基本上是基于区块链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

    区块链如何创造信任与合作机制?深入到具体的应用场景,我们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点,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证”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为实现社会征信提供全新思路;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可以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区块链形成“共识机制”,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真正实现从“信息互联网”到“信任互联网”的转变;区块链通过“智能合约”,能够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类相互合作的范围。总体而言,区块链通过创造信任来创造价值,它能保证所有信息数字化并实时共享,从而提高协同效率、降低沟通成本,使得离散程度高、管理链条长、涉及环节多的多方主体仍能有效合作。

(选自人民网时评《区块链,换道超车的突破口》,有删改)

材料二:

    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区块链,必须先理解什么是“去中心化”。我举从网上下载电影的例子来帮助你理解。最早的时候,我们下载电影都是到一些知名的电影下载网站,这些网站会把电影文件存放在一台或者一组服务器上,大家都访问这台(组)服务器下载影片,这叫“中心化”。在这个游戏规则中,电影网站的服务器就是中心,每一个下载电影的人只不过是这个中心拉出来的线而已。中心化的游戏中,玩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网站主占据绝对强势地位,他想让你下载就下载,想给你限速就限速。后来,一种去中心化的下载模式出现了,这就是BT下载。BT下载的原理与电影网站完全不同,影片并不是存在某个服务器上,而是大家互相从网络上的每一个人那里去下载这个影片的一小部分,最后拼成一个完整的文件。在这个游戏中,所有玩家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玩家都可以随时离场,随时加入,没有人拥有特别的权力。这就是“去中心化”。

    一个真正的区块链项目,就是通过合理的游戏规则的设计,辅以信息技术,来践行去中心化理念的项目。

(选自汪诘《区块链与比特币》,有删改)

材料三:

    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做是一种交易行为。所有的交易行为最大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不确定性”:其一,交易对象的不确定;其二,交易过程的不确定;其三,交易结果的不确定。但是,区块链时代就可以消灭这些痛点!让我们设想一个最简单的经营场景。

某个企业需要某项产品或服务。它只需要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需要产品(或服务)的规格、型号、质量标准、数量、时间要求、付款方式等等——企业发布这些信息一定是真实的。倘若发布的信息与后来实际签订的电子合同有重大区别,就是自己经营记录的一个重大瑕疵,同样投标的企业提供的产品与工期也是真实可靠的,如果出现问题也是自己经营记录的污点。

    合作过程也可控了——因为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原始记录、票证也自动成为双方的经营记录,一旦出现问题,法院裁决也很容易一一从区块链中调出原始记录就一目了然。

结果也可控了——甲方如果无理拖款基本相当于向全世界广播自己经营不诚信,有这样的行为,以后谁敢与之合作?真有这样耍流氓的行为,法院判决甚至执行也很容易。

    区块链的时代,每个联网的企业的经营记录都会完整真实的保存下来——当然企业可以通过加密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但是一旦企业与另一个企业进入合同谈判阶段,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对方有限度开放一些加密数据(比如有无违约、拖款、赖账的经营行为)作为合作的基础。理论上只要开放加密数据,任何人对一个企业的了解可以达到企业董事长的程度。

    此外,区块链的时代,应运而生的就是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相当于为每一个货币单位提供了一个“身份证”编号,这个“身份证”编号还无法篡改,所以,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记录下来。大家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是消灭与金钱相关的犯罪行为!什么抢劫、盗窃,什么贪污、腐败、洗钱统统都没法干了。其次,对于宏观管理太有用了!在数字货币时代,资金资源的配置可以严格按照宏观管理者的要求进行配置,资金的效率将大大提高。另外,数字货币在流通中记录了大家的消费行为,不仅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准确的数据,还能为企业与商家运营提供依据。未来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这些数据!

(出自风闻社区认证作者“花猫哥哥”文章《区块链:被金融霸权逼出来的新赛道!》,有删改)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现代和当代话剧(节选)

黄会林  陈刚

①中国古典戏剧有悠久的传统,但作为现代戏剧主要剧种的话剧,却发源于欧洲,20世纪初经日本传入中国。

②话剧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得到发展,演出活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话剧既有现实主义的潮流,也有浪漫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艺术流派;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不断有所开拓,而且越来越多样化,产生了郭沫若、田汉、曹禺、夏衍、老舍等杰出的剧作家。

③中国话剧的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它们既有联系又各有特色。

④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与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相一致的精神特征。反对封建思想传统的束缚,反对以戏剧为游戏生的工具,坚持戏剧创作与演出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使现代话剧在它的诞生期就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积极趋向。

⑤中国现代话剧的滥觞时期,在向西方戏剧广搜博采的同时,就注意了对不同艺术流派和多种艺术表现方法的吸收与借鉴。洪深的《赵阎王》不仅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描绘,也有深入的心理描写。田汉早期话剧明显地在浪漫主义的色调中掺杂着唯美主义的感伤成分。丁西林吸取西方话剧中轻快幽默的喜剧手法先后创作的《一只马蜂》和《压迫》,以结构巧妙和委婉的嘲讽见长,在初期话剧中独树一帜。

⑥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主革命的深入和民族抗战的勃起,促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迅速发展。更密地为民主革命和抗日斗争服务,是这一时期的戏剧运动的重要特征。

⑦这个阶段戏剧创作队伍更加扩大,作品质量普遍提高。剧坛上除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等,又涌现出曹禺、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等著名剧作家他们一些优秀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日臻成熟。曹禺1934年发表了震动剧坛的《雷雨》,翌年又创作了《日出》,通过家庭的悲剧或社会的悲剧,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上透视了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与罪恶,下层人民的痛苦与悲惨。曹禺这两个剧本和不久完成的《原野》,不仅显示了剧作家向更深的社会题材开掘的努力,也标志着中国话剧创作新阶段的到来。

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现了“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的局面。这时期出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随着戏剧运动的发展,话剧创作也进生命力旺盛时期。曹禺的《蜕变》、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老舍的《面子问题》郭沫若的《屈原》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⑨中国当代戏剧,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戏剧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它和新的时代、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⑩新的时代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新的生活素材和表现主题。戏剧艺术仍然保持了敏感地与时代同步发展的特征。由于众多剧作者的努力实践,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曾出现不少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好剧本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曹禺的《明朗的天》《胆剑篇》、老舍的《龙须沟》《茶馆》《方珍珠》田汉的《关汉卿》等,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成就。

⑪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文学艺术普遍受到摧残,数年之间只有所谓“革命样板戏”独步舞台。话剧一度完全凋零。

⑫1976年10月以后,话剧迅速复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党的正确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剧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话剧艺术百花齐放。崔德志的《报春花》,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等,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⑬综观60余年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戏剧——话剧的发展历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都有各自的特色,但紧密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努力表达人民的心声和愿望,从历史潮流中去摄取不同的典型人物及其思想情绪,并在移植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力求做到这一外来的戏剧品种和形式日益民族化,大众化,使之成为中国人民能够接受和喜闻乐见的一门文学艺术形式,这正是自五四时期迄今的中国戏剧家共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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