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潮学说、不同的历史时代或社会制度在不同情况下对“正义”的具体界定往往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会形成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共识，它被视为最基本的“正义感”，其基本内容是“不可坑人害人”。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特别是有意的坑害，这一点可以说构成了所谓“人性逻辑”的一条基本公理；而当人们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只有把同伴也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即所谓“爱人如己”，不去坑害他们，才能维持彼此间的和谐关系和生存发展。

    大多数人正是基于这种质朴简单的日常体验，才形成了“正义感”，以致任何拥有“正义感”的人，如果发现其他人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义愤”，想要阻止或惩罚作恶者以保护受害者；而如果他们察觉到自己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也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悔恨”，敢于坦白认错、接受惩罚，并对受害者做出补偿。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能够做到“不坑害人”的人，往往会被看成是守住了“正义”底线的正直之人；而如果他们还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到“爱人助人”，则会因此被看成是具有了优秀“德性”的高尚之人。当前人类社会十分推崇的“尊重人权”这一普世价值，也是植根于这种“不坑害人”的“正义感”之中的，只不过将后者进一步提升到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正当权益”的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孔孟虽然没有形成“尊重人权”的现代观念，但作为关注伦理问题的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仁义”观念已经清晰地包含着“不坑害人”意义上的“正义感”内容了。孔子特别强调“仁”在于“爱人”，甚至还因此设定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条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基本标准。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正是在孔子上述观念的影响下，明确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同时坚决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反复指出像“攘人犬豕鸡豚”“杀不辜人”这类在现代社会里会被看成是不正当地侵犯他人财产权或生命权的行为，统统属于“不仁”“不义”的举动。更有启迪意味的是，孟子虽然公开拒斥了墨子的“兼爱”主张，但在“义”的观念方面却明显受到了墨子的影响，他也清晰地指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同样把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或生命权的举动看成是“非仁非义”的邪恶行为。

    尽管“尊重人权”是在现代社会才被人们视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崇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字眼的话，那么应该说，孔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通过积极阐扬具有儒家特色的“仁义”观念，自觉地肯定了与之在实质上根本一致的“不坑害人”的“正义感”；而儒家伦理本身具有的正面价值，以及它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积极效应，包括它通过全力推崇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发挥的积极效应，归根结底也是立足于它对这种古今中外通行于世的“正义感”的自觉肯定之上的。

（摘编自刘清平《“亲亲相隐”怎样扭曲了国人的正义感？》）

“酷”字口语流行之我见

    读了《对语言污染不能太宽容——从“ku”说起》（本文认为“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冷酷，冷峻”与“顶刮刮”“棒”“帅气”不沾边。语言学界对不合规范的用语要坚决“亮黄牌”），有些不同意见，一吐为快。

    当前“酷”字口语的流行，我以为不是偶然的，虽然它和外来语“cool”的音译（省去了“l”）有关，但却是符合我国语文文字的发展规律的，它和开士米（cashmere）、猫步（catwalk)、秀（show）等属同一类语言现象，它比这一类词语更具汉语特色。

    “酷”字原来就一字多义。《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都指出，它除了“残酷”等含义外，还有“极、甚”的含义。这后一含义并非自今日始。司马迁的《史记》中不仅有《酷吏列传》还有《司马相如传》，其中引用了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说，“芬芳讴郁，酷烈淑郁”，把浓烈的香气，形容到了极致。现今流行的口语“酷”不过是重新发掘了它的“非常”“顶级”“绝顶”的含义，并不是无源之水。

    根据宁子介先生的研究，“汉字由‘象形字’开端，最终大部分演变成会意字，内涵外衍，意气磅礴，十分逻辑化。”对“酷”字追本溯源，也许能找到它一字多义的演变规律性。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酷，酒，厚味也，从本酉，告声。”“酷”的部首“酉” 今天作十二时辰之一解，古汉语则是和酒联系在一起的。“酉，八月黍成可为酿酒， 象古文酉之形，凡酉(酒)之属，皆从酉”（《说文解字》)，酉字篆书写作“酉”象形盛酒之容器，内含八字，其意略为八月收获粮食可酿成美酒。看来“酷”最初大约是用来形容醇酒的香气和味道的，以后衍生出“极、甚”的含义也是顺理成章的。现今流行的口语“酷”虽受外来语的影响，也还是上述含义的延伸罢了。　　

    “酷”字的另一义大约是“声旁”“告”的衍生物。“告”字篆书写作“告” “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说文解字》）。牛撞伤了人，从而发生纠纷，去“告”牛的主人，由此进一步衍生出残酷、冷酷等含义，也是合乎逻辑的。这大约就是宁子介先生所说的“内涵外衍”现象吧。当前“酷”字口语的流行并不会改变这种一字多义的状态，笔者以为不必作忧天之虑。

    对于此类语言现象，即通过外来语的影响，融合汉语字词的某些特点，使字词产生出某种新意，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呢？还是周洪波先生说得好，“我们应象对待新事物一样，对新词语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多些理解和宽容，少些大惊小怪”。“新词语用冒了并不可怕，如果语言僵化，词汇贫乏，那才是真正可怕和可悲的呢。”

    “满街杨柳绿似烟，画出清明三月天。”关于清明，《岁时百问》讲：“万物生长于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三统历》云：“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明代张岱《夜航船》亦讲：“清明万物齐于巽。巽，洁也，齐也。清明取洁齐之义。”时至清明，已入深春，莺飞草长，清波粼粼，桃红柳绿，风清景明。

    清明作为节气，有起源于周朝之说。据张岱《夜航船·天文部·时令》讲：“周公始定二十四节，以合二十四气。”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冬至和清明。古以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共七十二候，各候均以一个物候现象相应，称候应。清明三候是：初候桐始华（华，即开花）；二候田鼠化为鴽，牡丹华；三候虹始见。这早在《逸周书·时训解》即有记载：“清明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鴽，又五日虹始见。”鴽是鹌鹑一类的鸟，“田鼠化为鴽”，是古人的一种错误认识。

    “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说起清明，就不能不谈到寒食。据传说，寒食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的贤人介子推的。春秋时晋文公（重耳）与介子推等诸臣逃亡去国十九载，返国后封赏功臣，独介子推无封无赏。子推作《龙蛇歌》而讽之：“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入深渊，得其所安；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子推遂偕母隐于绵山。文公悔悟，烧山逼令出仕，子推抱树焚死。时人为悼念子推，于其忌日禁火冷食。后相沿成俗，谓之寒食。

    寒食大致在清明的前一二日，亦有前三日之说。到了唐代，寒食与清明两节由于日期相近，便逐渐融为一体，几乎成为“同一个节日”。据唐代杜佑《通典》载：“寒食上坟，《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至此，寒食被作为“用展孝思”的“法定节日”确定下来。俗话说：“清明到，儿尽孝。”唐代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寞重泉哭不闻，潇潇暮雨人归去。”由于寒食禁火，故清明取火曰请新火。“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在清明这一天，皇帝亦将新火赐予近臣，以示恩赏。唐代韩翃《寒食》诗写的便是公侯大臣受皇宫赐火：“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寒食、清明成为“法定假日”，亦始于唐代。寒食一日，再加前后三日，共计七日假，相当于近年来的“黄金周”。“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由于唐代以后，寒食、清明既是“法定节日”，又是“法定假日”，所以除了祭祖扫墓而外，尚有春游、踏青、插柳、放风筝等风俗。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又云：“清明去踏青，不害脚疼病。”宋·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有句：“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因而清明或曰寒食庶几成为一个“旅游节”了。

（《寒食与清明（金台随感）》）

    一年多来，面对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当前，舆论战已成为贸易战的一部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尤为重要。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性。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之奋斗史，书写了中华民族奋进途中的艰辛与血泪。可以说，中华民族奋进的历史进程，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形成，积聚与升华的历史进程。历经岁月洗礼，爱国主义精神深深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中，铸刻在每位华夏儿女的心灵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极强的传承力与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描述在抗击侵略中的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遭受危机时能够引领思想、集聚力量，凝聚人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我们面对美国霸凌主义不会屈服与退缩，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出强大而深远的传承力与感染力。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坚韧性，顽强性与理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面临无数风险与考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中华民族在多灾多难中磨炼而出的斗争之坚韧、拼搏之顽强与奋争之理性，是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精神引领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美国一些政客所谓美国施舍的，而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引领下，用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拼搏的汗水与出类拔萃的智慧干出来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美方发起贸易战不会阻断中国发展之路，任何恫吓和威胁伎俩只会激发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勇气、砥砺奋进的士气与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硬气。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一种天然质朴的情感。面对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素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国人民在言论和行动上同国家的立场和行动高度一致，这是再朴素自然不过的情感，再正常不过的态度，再合理不过的行为。给这样淳朴的爱国主义插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显然是错误的。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理性开放、成熟求是的心态。在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的情况下，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坚定支持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维护民族尊严之表现。同时；面对美方打压，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并没有出现情绪化、排外性的行为。将这种理性成熟的爱国主义视为民族主义，显然是混淆是非的奇谈怪论。

    毫无疑问，面对汹涌而来的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我们更需弘扬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情绪宣泄式的非理智“爱国”行为，防止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行为和极端民族主义行为，维护中国的道义形象，彰显中国的坚韧力量，传播中国的积极主张，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贸易霸凌主义的支持。

    中美经贸摩擦不仅是贸易之战，更是一场持久的综合角力。我们需认清贸易战的实质，坚持以爱国主义为引领，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定力、自力更生的能力与爱国奋斗的动力，做好全方位应战。

（摘编自张彦《岂能把爱国情怀视为民粹主义》）

材料一：

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与西方小说标目在文体功能上是相同的（虽然二者有更深刻的不同）：回目都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句，概括叙述一段情节；一般而论，回目的设置又均位于每回正文之首，在本回情节尚未展开的时候，读者已经读到对其概括的回目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也是“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之一，即预叙。

回目都是以一个单句或一联偶句来简要概括本回即将发生的故事内容：翻开嘉靖本《三国志演义》，读者们会依次看到“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等回目，在尚未进入小说正文的叙事世界之前，读者已粗略了解到相应回次的故事内容，在阅读过程中，因已有叙事进程提供的悬念，每回回目的预叙功能就更为突出，如第六则之末董卓欲行废立之事，袁绍反对，二人相峙，就在剑拔弩张的关头，此则结来，读者们自然急切地想知道结果，袁绍性命如何？董卓究竟能否得逞？翻过一页，不必看正文便已知道，董卓已经得逞了，因为第七则回目云“废汉君董卓弄权”；然这一则又以曹操出计诛董卓为结束，不知所出何计，但下则回目“曹孟德谋杀董卓”一出，读者也即明白……如此连环往复，直至全书结来。

重要的是，不仅每回的回目置于本回之首从而对本回故事进行预叙，而且，全书的回目还会集中为目录置于书前，有的作品除此之外在每卷前还有本卷的目录，打开目录，即可提前知道它的情节发展——应该说，在这种标目体制中，全书故事被不同层级的回目重复预叙、反复皴染，因而，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不过，中国古典小说回目体制的预叙功能是一把艺术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向潜在的读者提供了更多有关叙事世界的信息，从而使读者的选择可更明确，也使其对此叙事世界的进入更为顺利；另一方面却也养成了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

如果把对一部小说的阅读看作一次艺术世界的探险乃至于冒险的话，那么，中国古典小说所培养起来的读者们也许会缺乏一些勇气与耐心，其成因自极复杂，但是，回目的预叙体制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种体制养成了对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听众或读者需要在一个艺术事实发生之前便得到一定的提示信息，如果没有，面对无法把握的艺术世界，他们可能会难以接受。

进一步看，还可以发现，此种倾向无论是因读者的口味引导了作者的创作，还是作者的追求培养了相应的读者，总之，它与其他因素一起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的特点：因循过多，缺少艺术世界中的远征与新拓。西方大部分小说文本给予读者的仅仅是一个信息量极少的书名，简单的书名后隐藏的东西在阅读之前无法预知，因此，读者的阅读过程便是与这一叙事世界中的人物、情节、沉思猝然相遇的过程，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式阅读其实关联着相应的创作机制，因此，作者的创作也尽量避免程式成规，从而在艺术表现上拥有了生机勃勃的新陈代谢。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叙事功能》）

材料二：

一般而言，长篇小说的标目应当概括本段落的故事情节，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表面上看似乎也不例外，但若细究则发现并不尽然，因为，后者标目与情节错位的现象颇为常见，且也被作者们认可。

以《水浒传》为例即可知其普遍存在。第一回下句云“洪太尉误走妖魔”，正文回末恰讲到一道黑气冲天而去，完整的解释却在下回的开端；第二回下句云“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所谓的“大闹”，主要指的是史进与少华山一起反抗官军并火烧庄院事，然官军刚刚包围史家时，第二回便结束了，与官军之战却置于下回；第八回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更是如此，此回从头至尾未见鲁智深的名字，事实上后半段情节只是为“大闹野猪林”作了铺垫，真正的故事却在下一回。

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天翼所论“品字形”特征即指此。这与章回小说的说书基因有关，说书艺术必须保证有“扣子”，“品字形”错位也就成为常用的手法。不过，这种早期的技术性考虑在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中逐漸被小说家们接受并成为一种艺术手法。回目在叙事流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与节律：古典小说中，节制是一种常态，但叙述流也需要有冲破节制的时候，这种时而处于回目控制之下、时而又突过限阈的关系其实也给叙事艺术带来了生机，使作者可更自由地运用回目与正文的搭配，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小说家手中，技术性的错位发展成了一种有意味的错位，比如在文人化的章回作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自觉应用。

但由于章回小说的发展逐步脱离了说书母体，很多人对这一手法已不甚了然，他们仅从案头阅读来看，以为这种错位是作者的疏忽。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