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盖人心之本体即是明德。私欲障碍则本体丧失。圣贤庸愚，同具此心。苟能致知，皆能明德。……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贤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

——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二第36条：真诚悔过的基督徒，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能够获得全面免除罪罚的权利。

第86条：教皇是当今的富中之富，他的钱比古时最大的富豪克拉苏还多，那他为什么要花费可怜的信徒们的钱，而不掏自己的腰包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呢？约束滥发特许，为死者举行弥撒、朝圣等；废除野外小教堂；减少教会节日……我们应当让世俗政权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致德意志的基督教贵族书》

材料三学者在比较王阳明和马丁·路德时，主要有以下观点：①王阳明的学说，突出人的地位与主观能动作用，称其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确有一定的道理；②就王阳明学说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度广度而言，远远不及同时期马丁·路德及其引发的宗教改革。

——据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等整理

材料 唐甄（1630—1704），清初著名思想家，对旅游有独到见解。他在《潜书·善游》篇中指出"陟高山"游长川"，乃"人情之所乐"。他还以古代帝王贤者旅游的事例论证旅游与政事可以统一，认为帝王可以通过巡游，在欣赏原野之旷和山川之色的同时，了解民情，察吏奸倭，这符合人性的需要。鉴于后世的人们用因游败乱的例子反对一切旅游，他强调∶"人见太康游而有穷拒河，穆王游而淮徐作乱，遂谓败德之事莫过于游。夫二君荒淫昏髦，先自败德矣。"在"粒粒皆辛苦"的传统农业社会，旅游常被作为一种能够涣散人们意志的幽灵而遭排斥。而唐甄的旅游观，是在市民阶层兴起和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中，形成的一种具有近代倾向的旅游观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转型的某种趋向。

——摘编自谢贵安《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

材料一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后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社会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黄宗羲认为，过去封建圣王提倡“崇本抑末”之道，仅仅是为了满足官廷贵族和佛巫倡优的享乐和消费，应当加以“痛绝”，开“救弊之端”。王夫之说：“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要“惩墨吏，纾富民”，即惩治那些压抑和侵夺商贾的“墨吏滑胥”，扶持工商业者。

——唐宇元《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经济思想》

材料二 戊戌时期，梁启超为近代实践辩护的一般方法是，根据时代的要求(“按今”)，借鉴西方的方式(“采西”)，打通传统的气韵(“通古”)。戊戌时期梁氏等人在万分急迫，近乎绝望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奋其全力，努力建设一个适应世界大势而又接通传统脉路的近代民族国家，终于使戊戌变法运动成为一场极具原创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建设运动。

——龚郭清《近代民主追求与传统资源利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