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能活七小时

【美】保罗•舍恩斯坦

    本市新闻编辑台电话机的指示灯闪烁着微弱的白光，时间是下午3点40分。

    本市新闻主编接了电话，他听到这些内容：“我的小女儿在路德医院。医生说她只能活7小时，除非得到新药青霉素。这是她唯一的希望。医生已经使用了磺胺以及其他每一种药。我必须找到某个有足够能力的人帮她。你能帮我吗？”

    打电话的人通报了他的身份，他叫劳伦斯•马隆，职员，家住杰克逊海茨，第34大道第83号。濒于死亡的小孩是他的女儿，叫帕特丽夏，两岁，现就诊于路德医院，在曼哈顿，第144街和康文特大道交汇处。

    找到青霉素并非易事。因为这个被医学界誉为“创造奇迹”的奇药是如此的稀少，以致几乎不能得到它。即使是军方，也只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小部分。

    然而，这位父亲恳求帮助两分钟后，本市新闻编辑台决定开始投入这项援助工作。这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只能活7小时，除非……”

    包括打到路德医院，证实了那个小孩几乎不能活了，她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即葡萄球菌引起的败血症，一种血液中毒。磺胺制剂已用过了，输了两次血，都无济于事。有人提出青霉素是唯一的希望。

    通过电话向华盛顿的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请示，并详细调查了纽约的药品公司后得知，施贵宝公司生产青霉素。

    打给帕伦博士的电话被理查兹博士听到了，他在华盛顿负责科学发展局的研究工作。“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的施贵宝实验室能提供青霉素。”理查兹博士说，“我将打电报，请他们立即定量发放。”

    于此同时，人们获悉斯特•基弗博士这位波士顿外科医生和战时生产委员会有权命令发放民用珍贵药物。他是由路德医院的外科医师丹特•柯里蒂大夫通过电话取得联系的。

    “你将得到青霉素。”基弗大夫向柯里蒂大夫许诺。那是下午4点钟。医生们对在红头文件的作用下找到青霉素的来源并被予以发放的速度感到惊异。

    现在，计划正在实施之中，由两个州的警察护送青霉素这个仁慈的东西从新布伦瑞克运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女孩的床头。下午6点30分，柯里蒂大夫在霍兰隧道的入口处碰到了一群焦急的记者。当那辆仁慈之车停在施贵宝实验室前面时，时间是下午7点30分。

    3个卫兵等在那里，其中一个走向汽车：“是柯里蒂大夫吗？给你青霉素。”

    柯里蒂大夫接过那硬纸匣，由冰裹着的青霉素放在里面。“现在，”他说，“我们有了一个战斗的机会。”

    最后一段路程是从霍兰隧道到路德医院，只用了8分钟，这是创纪录的速度，行驶在西区高速公路时，车速器始终指向65英里，这时汽车就要停在医院门口之前，柯里蒂大夫说：“今天，你们做了一件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作不了的事。”

    “也许是，”一个记者说：“但是从现在起，大夫，靠你了。”

    此后，记者们惦着脚尖走进四楼那个失去知觉的孩子的房间。她费力地呼吸着，但在蓬勃的丝一般的棕发下面的小脸上，并没有痛苦的表情。她是个可爱的病孩子。“一个护士低声说。

    帕特里夏•马隆的父母哭了。

    “谢天谢地”凯瑟琳•马隆低语着，“至少，我的小丫头又有了一次机会。

（选自《普利策新闻奖名篇快读》，有删改）

注：这篇报道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8月，获1944年普利策新闻奖。

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剩一只胜出的风筝才告结束。规则是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若有风筝被割断，那 些孩子就拼命地追逐那个随风飘扬的风筝。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我的助手是哈桑。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书房里烤着火，爸爸划了一根火柴，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比赛！”爸爸随口一说，却在我脑海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办法！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

    街上新霁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雪花覆盖了每一个屋顶，矮小的桑椹树在我们这条街排开，树枝上也堆满了积雪。一夜之间，雪花塞满了所有的裂缝 和水沟。哈桑和我走出锻铁大门时，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街上，风筝斗士们在做最后的准备。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挤满了看客。我 朝自家的屋顶看去，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

    突然间我想放弃，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

    “我有点不想放风筝了。”我说。

    哈桑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哈桑一眼看穿了我。

    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

    不到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一个钟头后，空中已经挂着至少四十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哈桑在我身旁，他的手掌已被线割得鲜血淋漓。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

    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

    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的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

    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我的红风筝和那只蓝风筝了。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线。

    人们纷纷顿足尖叫：“干掉它！干掉它！”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但我所能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

    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干掉它！干掉它！”的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你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快赢了！”哈桑兴奋得直喘气。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割开一个创口，接着……

    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赢了！我看到爸爸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

    “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哈桑撒腿就跑。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踢起阵阵雪花，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突然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我收 回风筝后，寻找每条通道都没有哈桑的踪迹。天就快黑了。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这是一条僻静的死胡同。只见哈桑站在末端，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 他身后，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三个邪恶的大男孩挡住了哈桑的去路。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他们逼近哈桑。

    “把风筝给我！”其中一个挥舞着拳头。

    哈桑眼里流露出恐惧，可是他摇摇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

    “你这个白痴！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他们一愣，退后一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哈桑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但我没有，我浑身麻木。

    他们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其中一个的额头。他们一拥而上……

    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眼角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回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斜倚在一家小店铺紧闭的门前。

    十五分钟后，哈桑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鏊子上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有人说，睡不着就数羊，数不到一百头就睡着了，老歪连着几个晚上，都数到一万多头了还是没有一点睡意。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转一转，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去就去吧，住是不会住的，玩两天还是可以的。若是犟着不去，说不定哪一天蹬腿了，会让孩子遗憾终生的。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

    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不少人给他出主意，有的建议他去北京，说北京有毛主席纪念堂，有天安门城楼；有的建议他去南京，说南京有中山陵，有雨花台。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房子买在了河北，每天上班要提前三个小时。唉，上个班就这么远，也真难为儿子了。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恰好老歪当时刚参加过本村的一个葬礼，按农村阴阳先生的说法，不宜再去参加婚礼，就没有去。他们也没回来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儿子说那是问候老爸新年好的。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视频了几次也没见媳妇的肚子大起来，老歪也不好意思问儿子，当然，更不好意思问媳妇了。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去年村里来了个收破烂的，临走给了老歪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回收公司总经理”。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年龄也不小了，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这个女婿不是外国人，是苏州人，说话也听不懂。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是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苦梅

马卫

    苦梅又叫乌梅，个小，肉少，汁酸。如果不是没有吃的，孩子们是不会去吃苦梅的。一个姑娘却偏偏取了这么个名儿，不过也难怪，山区农村生活苦嘛。苦梅一出生，就和饥饿结伴，要不是后来包产到户，苦梅一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苦梅二十岁的时候，成了新媳妇儿。

    “新媳妇儿，憨憨人儿，不说话儿，给糖走人儿。”儿歌嘛，小孩子嘴甜，诳糖吃。到了夜深人静，客人们离开，苦梅才发现，进新房的怎么不是先前相亲的那个男人呢？

    男人一脸的木讷，呆呆地站着，半天才嗫嚅出来，以前相亲的，是他表哥；自己丑，所以找表哥代替。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何况，男人家拿了钱，给家里砌了砖房，让哥娶上了嫂子。拿妈的话说就是——长得帅，能吃么？

    男人没有啥手艺，除了干地里的活，干不了其他。可是粮食价格低，除去农药、化肥、种子，赚不到啥钱。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孩子也读小学了，家里仍然一贫如洗。

    苦梅对老公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辈子也致不了富。

    男人却安于现状，不缺吃不缺穿，还要求啥呢？可是经不住苦梅天天纠缠，最后男人让步了，苦梅和她的表姐进城，一个去给人帮厨，一个当超市营业员。

    苦梅在超市，极认真。别人忙里偷闲玩手机，她没有。别人喜欢小喇叭广播，讲奇闻怪事，苦梅不知道。苦梅就像个机器人，陀螺似地转。特别热心给人介绍商品，帮老人购物。

    苦梅的勤奋和本分，换来了一个领班的岗位。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上了领班，工资竟然比营业员高好多，而且轻松多了。所以，苦梅工作更加认真。

    苦梅出事，是在一个周末。

    那天，她在商场巡视，检查工作，发现有一位叫巧芋的营业员偷吃话梅。如果偷吃几个，谁也不会发现，商品有一定的损耗率。但是规定是死的，营业员绝不能吃和拿商场的商品。一旦发现，轻则扣工资，补损失；重则开除，或送派出所。

    苦梅没有当场揭露巧芋，女人家谁不爱面子呢？

    把巧芋叫到办公室，给她倒上水，才说了自己看到的事。没想到，巧芋一百二十个不承认。她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你既然看到了我偷吃话梅，为啥不当场拿住？现在，你是污蔑我！我和你没完。

    苦梅没想到好心没有好报，气得粗气红脸：这次就算了，如果我再拿住了你，你走人！

    苦梅只能这样说了。她知道，这些营业员，差不多全是乡下来的，拿着低薪，还要养家糊口，难呢。只要巧芋改了，这事就算了。

    苦梅和表姐合住的出租屋，表姐回来一般要一点左右。那晚，苦梅值晚班，回家时快十一点了，还在夜摊上吃了碗米粉。就在苦梅开门的时候。突然蹿出一位蒙面男人，把她踹倒在地，给她几拳，几脚，嘴上说：臭婆娘，懂事点，不要管得太宽。这次放过你，要是你再多嘴，把你脸划了！苦梅虽然来自农村，有一把力气，可是相对于男人，那是蚍蜉撼树。

    蒙面人走了，半天苦梅才起来，回到屋内，见腿上身上的瘀痕，忍不住哭了起来。不用想，这事肯定是巧芋干的，听说，她一人在城里，常和些不三不四的男人鬼混。所以，巧芋特别好打扮，身上也不差钱，上班极不认真。

    表姐回来的时候，见苦梅这副样子，问了半天，苦梅才嘟哝出来。

    苦梅并不怕巧芋，是怕巧芋勾搭上的野男人。为了安全，苦梅辞职了，经理挽留她，她坚决回家。孩子见她回来，高兴地溜到她怀里，就不离开。老公见她回来，嘿嘿直乐。

    伤不重，养了一周，就复了原。

    苦梅是个闲不住的人，经过三年的打工生活，她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富，开店铺。

    苦梅开了村里第一家超市，当然不能和城里的比，不过两间屋大，主卖副食和生活必用品。不用请人，自己和老公亲自干。货自己去进，晚上做台账。

    乡里人虽然计较价钱，但绝不会偷东西。一个月下来，挣的比她在城里打工还多一倍。

    苦梅家渐渐富了。有了彩电，有了冰箱，还给老公买了摩托，进货也方便。至于田和地，只种谷子、蔬菜，剩下的种树。

    她家没有种其他树，只种苦梅。人们不太理解，苦梅也不解释。乡下人都知道，苦梅味酸、涩、平，敛肺、润肠、生津、解酒，良药呢。村里人常来讨用，苦梅一概白送，尤其那些爱喝醉酒的男人们，他们嘴上还要占便宜：苦梅，吃你呢！

    苦梅的脸上，全是笑。嘴上说：吃我？酸死人！

腊梅

    母亲生我的时候，窗外腊梅盛开。

    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的母亲，以微弱的声音给父亲留下唯一的遗言：他爹，孩子就叫腊梅吧！母亲死于难产。母亲走时，我响亮的哭声和着父亲的悲恸令窗外腊梅花簌簌落地。

    人们说，是我克死了母亲。但父亲却把我当成母亲的再生，给予了百般疼爱。为了更好地照顾我，父亲拒绝了好心人的多次提亲，还固执地拒绝了到市里美院当老师的邀请。

    他说他一生都要陪着母亲，哪里也不去。

    父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傍晚，父亲从田间裹着一身泥回来。在炊烟袅袅中，不断呼唤我的小名：腊梅，腊梅，回家吃饭了。我就躲在腊梅树下和父亲捉迷藏，最终还是被夜色的黑吓得挪动步子回家。很快，热气腾腾的晚饭就上桌了。桌上，父亲用围裙擦拭我的大花脸，爱怜地挨了摸我的头，假愠道：快吃吧，疯丫头。

    时光如梭，腊梅花开了一次又一次，不知不觉中我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

    在一个清晨，我和父亲来到半山腰，已不再年轻的父亲，脸上写满了沧桑。父亲说，腊梅，快，给你娘磕头。在父亲忧伤的目光中，我跪在地上，把头深深埋在长满茅草根的坟头上。父亲在旁给母亲唠嗑，她娘，腊梅考上重点大学了。你就放心去吧，一切有我呢。我的泪水无声地滴落在茅草根上。父亲拍拍我的肩，说道：记住，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屋后腊梅还没开花之际，我收拾好行李，背起简单的行囊，踏看崎岖不平的山路，把孤独的父亲拉得越来越远……

    岁月是一把犁，把父亲犁得不像样子了。可父亲脸上却始终挂着自豪。父亲不止一次对眼羡的邻里说，其实，我没啥功劳，都是孩子争气，她娘保佑着她呢。

    孩子，腊梅花开了。可漂亮呢！父亲再次见到我时，就絮絮叨叨说这些无聊的话。我想取笑他，可最终没有笑。从父亲的声音里，我似乎看到父亲对母亲的思念。我说，爸，您放心。我不会忘了您，也不会忘了娘，更不会忘了这片土地。

    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我一个女孩子，竟然当上了交通局局长。

    自从当上交通局局长后，我立誓要把柏油公路修到每家每户门口，给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方便。再也不用像儿时那样，一遇下雨，就挽起裤脚，在寒风凛冽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里前行了。

    每次招投标，总有一些领导的亲戚托关系，明里暗里地希望我照顾照顾。可我明白，修路来不得半点马虎，不能做豆腐渣工程，不然就愧对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我力排众议，把工程交给了一个没有任何后台、资质过硬的承包商，并亲自监督把一条条宽阔的公路修到父老乡亲家门口。

    竣工那天，乡亲们一个个提着鸡蛋和水果，送到父亲屋里。父亲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家腊梅就是大家的孩子，孩子为父母做事是理所当然的。

    工程结束，承包商很顺利拿到工程款。当承包商提着一个包来找我时，我一下变了脸，厉声喝道：你这人咋回事？报的价格也不高，挣的也不多，居然还有心思搞这个！你有这心思不如踏踏实实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承包商感恩地拿着包走了。

    可承包商似乎总觉得欠我点什么，听乡亲们讲起我母亲，使提议给母亲修坟！我不同意！可承包商说干就干。动工那天，父亲赶过去，躺在母亲坟前，说你们非要这样做，干脆将我一起也埋了吧。父亲铁青着脸，把人赶跑了。承包商临走前，对着母亲的坟深深地鞠了三躬。

    隔了些时日，父亲托人送来一幅画。我打开一看，是一幅残梅图。没有任何色彩，只有墨的浓淡，晕染出一些凄凉的意境。虽然屋里悬挂的一幅精裱腊梅图让父亲的残梅图黯然逊色，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将父亲的画换上去。

    我突然想把父亲接到身边，安享晚年。可父亲的固执却超乎我的想象，他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里，静静地陪你娘。我知道怎么劝都是徒劳。临走时，我找到村支书，托他好好照顾我父亲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一次，村里的二狗来城里看我，无意中说我家腊梅今年咋不开花呢？

    没过多久，我接到村支书电话，说我父亲病倒了。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一遍又一遍教我画腊梅的情形。用长锋羊毫蘸半浓墨，先画粗枝，再出旁枝，后用藤黄、赭石，浓淡点梅，很快生动形象的腊梅就跃然纸上。

    我匆匆赶回去。回到家，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说，孩子，快看，家里的腊梅又开花了！

    放眼过去，一朵朵腊梅花，在风雪的包裹下，散发出阵阵幽香，沁人心脾。

    我在手心里，轻轻画了一朵腊梅花。

树会记住许多事

刘亮程

如果我们忘了在这地方生活了多少年，只要锯开院墙角或房后面一棵树，数数上面的圈就大致清楚了。

树会记住许多事。

树从不胡乱走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那棵榆树，还在老地方站着。我们走了又回来。担心墙会倒塌、房顶被风掀翻卷走、人和牲畜四散迷失，我们把家安在大树底下，房前屋后栽许多树让它快快长大。

树是一场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挤向天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在人的一辈子里，人能看见一场风刮到头，停住。像一辆奔跑的马车，甩掉轮子，车体散架，货物坠落一地，最后马扑倒在尘土里，伸脖子喘几口粗气，然后死去。谁也看不见马车夫在哪里。

树在天地间丢了东西。

哥，你到地下去找，我向天上找。

树的根和干朝相反方向走了，它们分手的地方坐着我们一家人。父亲背靠树干，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地上或木头上。刚吃过饭。还要喝一碗水。水喝完还要再坐一阵。也不知树根在地下找到什么。我们天天往树上看，似乎看见那些忙碌的枝枝叶叶没找见什么。

找到了它或许会喊，把走远的树根喊回来。

爹，你到土里去找，我们在地上找。

我们家要是一棵树，先父下葬时我就可以说这句话了。我们也会像一棵树一样，伸出所有的枝枝叶叶去找，伸到空中一把一把抓那些多得没人要的阳光和雨，捉那些闲得打盹的云，还有鸟叫和虫鸣，抓回来再一把一把扔掉。不是我要找的，不是的。

我们找到天空就喊你，父亲。找到一滴水一束阳光就叫你，父亲。我们要找什么。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来的，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它消失了，又正在被遗忘。

那根躺在墙根的干木头是否已将它昔年的繁枝茂叶全部遗忘。我走了，我会记起一生中更加细微的生活情景，我会找到早年落到地上没看见的一根针，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一个眼神。当我回过头去，我对生存便有了更加细微的热爱与耐心。

如果我忘了些什么，匆忙中疏忽了曾经落在头顶的一滴雨、掠过耳畔的一缕风，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就会提醒我。有一棵大榆树靠在背上（就像父亲那时靠着它一样），天地间还有哪些事情想不清楚呢。

我八岁那年，母亲随手挂在树枝上的一个筐，已经随树长得够不着。我十一岁那年秋天，父亲从地里捡回一捆麦子，放在地上怕鸡叼吃，就顺手夹在树杈上，这个树杈也已将那捆麦子举过房顶，举到了半空中。这期间我们似乎远离了生活，再没顾上拿下那个筐，取下那捆麦子。它一年一年缓缓升向天空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没看见。

现在那捆原本金黄的麦子已经发灰，麦穗早被鸟啄空。那个筐里或许盛着半筐干红辣皮、几个苞谷棒子，筐沿满是斑白鸟粪，估计里面早已空空的了。

我们竟然有过这样富裕漫长的年月，让一棵树举着沉甸甸的一捆麦子和半筐干红辣皮，一直举过房顶，举到半空喂鸟吃。

“我们早就富裕得把好东西往天上扔了。”许多年后的一个早春。午后，树还没长出叶子。我们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白面在一个月前就吃完了。苞谷面也余下不多，下午饭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坐好一会儿，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

大哥仰着头，说了一句话。

我们全仰起头，这才看见夹在树杈上的一捆麦子和挂在树枝上的那个筐。

如果树也忘了那些事，它便早早地变成了一根干木头。

“回来吧，别找了，啥都没有。”树根在地下喊那些枝和叶子。它们听见了，就往回走。先是叶子，一年一年地往回赶，叶子全走光了，枝杈便枯站在那里。枝杈也站不了多久。人不会让一棵死树长时间站在那里。它早站累了，把它放倒。我们怕它滚动，一头垫半截土块，中间也用土块堰住。等过段时间，消闲了再把树根挖出来，和躯干放在一起。一根木头随便往哪一扔就是几十年光景。这期间我们会看见木头张开许多口子，离近了能听见木头开口的声音。木头开一次口，说一句话。等到全身开满口子，木头就基本没话可说了。我们过去踢一脚，敲两下，声音空空的。根也好，干也罢，里面都没啥东西了。即便无话可说，也得面对面呆着。一个榆木疙瘩，一截歪扭树干，除非修整院子时会动一动。也许还会绕过去。谁会管它呢。在它身下是厚厚的这个秋天、很多个秋天的叶子。在它旁边是我们一家人、牲畜。或许已经是另一户人。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