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丽总是含着悲伤。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我已来过法国三次，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父爱无价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和他那年轻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他们两人都非常热爱收藏艺术品。他们一起环游世界，并且只把最好的艺术珍品添加进他们的收藏品中去。它们被挂在他们家中的墙上，装饰门庭。当这位日渐衰老的鳏夫看着他那惟一的儿子成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艺术品收藏家的时候，心里就感到非常欣慰。尤其令他引以自豪的是，当他们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收藏家进行交易时儿子那高超的鉴赏力以及敏锐的生意头脑。

    那年冬天，他们的国家卷入了战争。因此，这个年轻人离开了家，奔赴前线，为国而战。才过了短短的几个星期，这位老人就收到了一封电报，说他那至爱的儿子牺牲了。心神狂乱的老人孤独寂寞地独自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悲伤。

    圣诞节的早晨，一阵敲门声唤醒了这位神情沮丧的老人。他打开房门，看见一位手里提着一个非常大的包裹的士兵正向他敬礼。

    士兵向老人自我介绍道：“我是您儿子的一位朋友。我有一些东西要给您看。”

    老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里面露出一张纸。他轻轻地把它展开，原来是一幅肖像画，画的正是他那至爱的儿子。虽然，这幅画不是出自一位天才画家之手，自然也称不上是天才之作，但是它对那个年轻人脸部的细节特征把握得很准，可以说是惟妙惟肖。

    睹物思人，看着儿子的肖像画，老人仿佛又看到了儿子一样，老泪纵横，久久说不出话来。良久，他才强忍住悲伤，向眼前的这位士兵道谢，并说他将把这幅肖像画悬挂在壁炉的上方。

    儿子的这幅肖像画成了他最为珍贵的财产，它使得他对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些所谓无价珍品的兴趣也黯然失色。他还经常对邻居们说，这幅画是他迄今为止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春天到了。可是这位可怜的老人却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根据老人的遗愿，他所有的绘画珍品将在新的圣诞节那天拿出来拍卖。

    圣诞节终于到了。那些艺术品收藏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了拍卖现场，热切地盼望着竞买那些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绘画珍品。

    拍卖会由拍卖一件任何一家博物馆的藏品目录上都没有的绘画作品开始。它就是那个老人儿子的肖像画。拍卖师向众人征求一个拍卖的底价，但是会场里却像死一般沉寂。

    “有谁愿意出价100美元买下这幅画吗?”拍卖师问道。

    仍旧没有人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从拍卖厅的最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谁要买那幅画啊?它只不过是他儿子的肖像画。快把那些珍品拿出来拍卖吧!”

    顿时，赞同声、附和声此起彼伏。

    “不，我们必须首先拍卖这一幅，”拍卖师答道，“现在，谁愿意买下他儿子的肖像画?”

    最后，老人一个并不富有的朋友说话了：“10美元你愿意卖吗?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买下它了。”

    “还有没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拍卖师大声问道。拍卖厅里越发安静下来。片刻之后，他喊道：“10美元一次，10美元二次……好，成交!”

    拍卖槌重重地落了下来。顿时，拍卖厅里人声鼎沸，庆贺声不绝于耳，有人叫道：“现在，我们可以竞买那些珍品了吧!”

    此刻，拍卖师无声地环顾了一下群情激奋的观众，郑重地宣布：“拍卖到此结束!按照这位老人，当然也就是肖像画中那位儿子的父亲的遗愿，谁买下那幅肖像画……”拍卖师顿了一下，遗憾地看了看众人，“谁就可同时得到他所收藏的全部珍品!”

迁徙的故乡

梅洁

    真的开始上路啦，我迁徙的故乡！

    广电局播放室，正播安阳镇移民到达湖北团风县移民新区的录像，片子没剪辑，全是原始素材。我一气竟看了两个半小时：

    满载着移民和家什的大客车、运输车，长龙般在山间公路缓缓前行；

    一朵朵鲜艳的大红花挂在移民胸前；

    走了千里之路后大红花又挂到了移民新区的房子里；

    一排排、一栋栋含有欧式建筑元素的黄瓦白墙的移民新区，矗立在穿街而过的河渠两边；别墅般的房屋里全部装有自来水、管道煤气，还有卫生间。

    移民新区将入住874户、3782位来自安阳镇的移民；

    团风人为每户移民送来了一份午餐、一袋米、一个开水瓶、一提挂面、一桶油、一筐青菜、一部电话机、一副对联、一挂鞭炮……移民进屋就能开伙；

    移民新村已有粮油、蔬菜供应点，已有超市、学校、图书室、卫生医疗室……

    啊，乡亲们毕竟等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常务副县长邵际军把办公室搬到了柳陂移民村，他天天挨家挨户地走访、做工作，移民们脸难看、话难听、门难进。是呀，柳陂人已是第三次迁徙了！几十年、几代人在荒沙滩上创造了一片国家级无公害蔬菜基地，现在又要全部沉没了，柳陂的牺牲有多大？邵际军同情他们，他贴着心窝和移民说话。长时间的说话，他的声音完全嘶哑了。

    县移民指挥部，设在移民局很旧的小院里。副总指挥周吉礼的办公室门开着，人不在。环视周吉礼简朴的办公室，我在想：那个相貌英气、说话幽默、做事果决、极富判断力的周吉礼，两年前我认识了他。如今，政法委书记兼起了移民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的职务，看来，特殊时刻，县里在紧急调兵遣将。

    正想呢，周吉礼进来了。他左小臂上有隆起的一块肉包。他说感冒不好，咳嗽不止。医生做结核试验，说他肺部深处有结核菌感染。我担心地说：“那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周吉礼说：“移民的关键时刻，怎么休息？”

    是啊，移民的关键时刻，成千上万的乡亲每天都在等待着启程的号令，千里迢迢的迁徙长路，数万个家庭的安家落户……每天都要做重要决策的指挥部，“休息”“保重”“注意身体”这些关切的话，对于周吉礼们已是奢侈了。

    天在下着小雨。中午，我来到安阳镇龙门堂移民村。村主任刘继武向我走来。当我和一双粗糙的、结实的中年男子的手相握的刹那，刘继武怆然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的泪水也滚滚而出。这个坚强的男人，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他都在鼓励自己的村民：为了国家的工程，为了北方人能喝上汉江水，我们到别的地方重建新的家园吧，我们不哭。可他在我面前，却再也无法忍住。他用一双粗糙大手胡乱地抹着脸上的泪水，然后指着村前广阔、肥沃的田地说：“今年地里没种一棵庄稼，去年都说搬呀搬呀，结果也没搬，地都撂荒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往日的千亩稻田里长满了杂草，刘继武心疼这来之不易的土地。

    午后，天开始下雨，好在49辆货车已装载完毕，盖好了苫布，编号列队，卧龙般静静地停在公路边，只等出发的命令。下午4时，一声令下，货车徐徐驶动，离开安阳镇，向广阔的江汉平原驶去。

    雨越下越大，我来到安阳镇青龙村。

    青龙村数百人已冒雨集结在青龙小学。小学校的教室里、走廊里、屋檐下都蹲着、坐着、站着一堆堆来自各村组的移民。他们在那里等着上车的命令。

    天气很冷，移民们大多穿得很单薄，很多人光脚穿着草鞋。如果按上级规定的出发时间——明天凌晨4点——他们还要在这里等十几个小时。那只有一个月的小移民刘心雨、只有两个月的小移民陈从园怎么受得了？那个70多岁的、坐在轮椅上的偏瘫老人怎么受得了？她大小便失禁啊！那个等待生产的孕妇怎么受得了！……

    许多移民几天前房子都扒了、锅灶已拆了，他们已好几天没吃上热饭、没喝上热水了！

    22点零5分，常务副总指挥周吉礼终于“违规”下令：移民车队提前启程！

    我和故乡的朋友兴明、萍清迅即来到沿江大道，我们想在那里送送移民。

    雨，在昏黄的路灯下扯着斜斜的银线，雨点打在伞布上发出嘭嘭的声音。

    夜，静极了。江风吹过来，凉飕飕的。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们仨人站在雨里等待。等待乡亲们从这里走过。

    23点15分。一辆警车驶过。一辆指挥车驶过。一辆医务救护车驶过。啊，满载移民的豪华大轿车驶过，一辆又一辆……25辆啊！

    我们向车子挥手，向父老乡亲们挥手。

    故乡的人们呀，你们就这样在这寂静的雨夜悄悄地告别了故乡！

    永远的告别呀！

    父老乡亲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我任泪水和着雨水，在脸上奔涌……

    多好的故乡！多好的人民！多好的执政者啊！

    抬头仰望雨夜的天空，我双手合十，为我迁徙的故乡祈祷平安……

（有删改）

萧亮飞

张晓林

    在诗人身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夷门十子”之一的萧亮飞，是民国期间的大诗人。晚年，曾一度将一把剃头刀视若珍宝。这是一把民国年间很常见的剃头刀，木制的刀柄，一头镶了一块小小的象牙，作为点缀。不用的时候，刀子可以合到木柄里去。再普通不过了。

    每天清早起来，萧亮飞都要在磨刀石上磨这把剃头刀子，每次磨一袋烟工夫，然后用大拇指试试刀刃，合起来，放进口袋里。他的这把剃头刀子，却不是用来剃头的，他有别的用途。

    萧亮飞有一个辞好，他不喜欢大块吃肉，却喜欢吃骨头上面残留的肉筋，而这些肉筋不大容易吃到嘴里，也很难弄下来，他就用这把剃头刀子将这些肉筋一点一点地别下来，拌上蒜汁，然后吃掉。

    年轻时的萧亮飞喜欢游历，结交了一大批文人雅士，饮酒，品茶，赋诗。作诗填词之余，萧亮飞还喜欢涂抹几笔，简单画一些荷花、兰草、紫藤等，画的都很飘逸，倒和他的诗词风格相近。他最拿手的是画菊花。他画的菊花，形和神都有一种孤傲之气。

    能把菊花画到这个境界的，放眼民国夷门画坛，绝没有第二个人。然而，萧亮飞的画名被他的诗名掩盖，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画菊高手。

    在萧亮飞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阵子，萧亮飞喜欢收进一些当地名人的字画，闲时赏玩。做字画生意的马三隔十天半月都会拿一些字画来兜售。这一天，马三央着一督字画又来了。他把画放在桌子上。说：“挑挑看，都是名家的！”萧亮飞一幅一幅地看下来，竟没有一件入眼的，不禁失望地摇摇头。

    马三一边收拾，一边自嘲地说：“没关系，有好画再送过来！”忽然、萧亮飞眼前一亮，原来马三用来包画的那张纸也是一幅画，只是已经破残，看不清画家的名字了。那幅画看上去颇为不俗。

    萧亮飞急喊：“慢着，把那张包纸拿来看看。”

    把残画拿在手里，只细看了一眼，萧亮飞就愣住了。那幅画竟是他不久前画的《寒菊图》。他不禁喃喃自语：“这世人看重的，多是一个虚名啊！”

    自此以后，萧亮飞不再收藏字画，也把世事看淡了许多。

    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似乎一夜之间，萧亮飞的画在夷门风行起来，求他作品的人在门前排起了长队。开始，价位定得很低，只是象征性地收一些。“哗啦”，开封街头的黄包车夫、打烧饼的、卖牛羊肉汤的等等，也都找上门来了。时值盛夏，酷热难耐，来人大都拿着折扇让他画扇。开封人自宋朝就崇尚风雅，讲排场，手里拿把画扇总比拿把蒲扇子排场多了！

    萧亮飞不胜其苦，只得挂出告示；菊花每朵银币半元。先款后画，概不赊账。后面又加一小注，曰：文人本不应言利，无奈，无奈！

    不久，无赖牛大扁担找上门来。他将一枚银币“啪”地拍在萧亮飞拉案上，说：“萧大诗人，给画幅菊花！——我只要一朵！”

    萧亮飞一愣，接着就明白了对方的来意。他忽然大笑。接着站起身，让牛大扁担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来，然后给牛大扁担泡了一杯茶。牛大扁担端着茶杯，有些不知所措。

    萧亮飞说：“好，我给你画，一朵菊花辛元银币不好收，就不收你的钱了。不仅不收钱，另外再送你一朵梅花，一竿墨竹。”

    画好，牛大扁担一句话没说，拿起画就走了。走到大街上，却又兴奋起来。见了熟人，把画拿出来让人家看。说：“这画一文线没掏，萧亮飞乖乖绘我面的！”

    有个懂画的人细细地看了两眼，笑起来：“你这个人，被人骂了还高兴得像捡了个元宝似的！”牛大扁担低头看画，画面上，除了一朵菊花、一朵梅花，就是那竿墨竹了，再无别的东西，哪里骂了自己?他不禁露出一脸的茫然。

    那人指着画说：“最上边的那朵梅花是往下覆开的，墨竹画在了菊花的下边，一是嘲笑你的下作，二是说你这样下去终究是会倒霉的！”

    牛大扁担脸上一红一红的，他默默地将画收了起来，低着头往巷子的深处走去。

（有删改）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我去香港两次，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浸会大学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主题是“大自然和写作”。为此浸会大学组织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如去西湾爬山，去大屿山的小岛看渔民的生活。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有一天下午，走出地铁站后，觉得困倦难当，就到对面的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里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当参加座谈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十一月上旬，我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儿媳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