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 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有时候，他背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 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 1918 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 年 8 月 14 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 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情怀。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 1923 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刃

李新立

    突然想起“刃”，我被自己的这一闪念吓了一跳。

    金属的刃，是技术高超的匠人千锤百炼精心打造而成的，大凡削铁如泥的利刃，要有柔而坚的优良材质。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好刃似乎都沾了过多的血腥。因此，我尽量避开血腥和与血腥相关的词语，只说生活的日常。

    那年我十七岁，第一次进城。从东关车站出来，避开纷杂的喧闹，朝西缓缓而行。

    街道狭窄漫长，两侧的土台子上，摆满了高低不一的民房，这些房含，檐子高挑，花格状的窗户裱糊了白纸，双扇大门钉了铜扣，笨拙得让人喜爱，而木质的材料上，全部涂了深红色的颜料，显得沉稳大气。想必它们一定是民国的建筑风格吧。临街的个别房子前，扬着商家的幌子，有酒有茶，有布有面，斗大的隶书是绣上去的，经年不会掉色。

    先是听见“叮当，叮当，叮当”的敲打声，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极具节奏。泥炉的火焰正好，一块铁在里面燃烧，支在一旁的砧台上，老师傅用钳子夹着一块已经打扁了的铁料，挥着小锤。小锤打下去，抬起，年轻的徒弟抡起大锤砸了下去。砧板上的铁，红星四溅，随后由红变黑，师傅又将它丢进泥炉。如此反复，一把刀有了形状。水槽里的水泛着浊红，带着高温的铁放了进去，雾气升腾而起，上面坐了神仙似的。刀口处一抹白，与众不同，名簪叶铁白，那是一把利器的刃。

    可惜的是，这个美妙的去处很快消失了，先是街道拓宽，土台子和那些建筑尽悉拆除，硬化了的人行道和楼房修筑而成时，民国遗风茫然无存，我也就不知道老手艺的去向。

    现在想起这个，是因为我所寓居的巷子里一声唱腔般的“启刀磨剪子喽”，①突兀得让人措手不及，险些将行人撞翻。这也是个老手艺人，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在小巷子的出入口处摆了一条长凳，上面夹着他的家当。他没有坐在长条凳子上，而是坐在旁边的可折合的小马扎子上，当时就想到，他这是出于对一种老手艺的尊重吧。他用钢质铁器启磨菜刀时，肯定用力却捉拿得有些分寸，刀口卷起的铁屑，刨皮一般。然后在磨石上稍加抛光。菜刀的刀口就闪着宝贵的银白。

    不几日，又在巷口遇见了另一磨刀者。其实他是出售磨刀工具的，属于现代科技产品。叫卖声是从旁边的电喇叭里发出的，不是方言的唱，是普通话的讲。我看清楚了，任何刀具，置于规定的磨口，只需拉几下，刀口就可变得锋利，以他的现场演示，吹发可断，落纸可削。但不同的是，那个刃，有些粗糙，虽然发白，却不见银光划亮眼睛。

    我仍然要说有刃的生活器具。

    在老家农村，每一件有刃的家当都置放于指定的位置，比如，莱刀的刀背朝外或者朝下，出工的铁锨夹在腋下，锨头朝前，刃口向下，更不允许用有刃的家当直指他人。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耕作者，要经得起许多磨练，要让它们熟悉你的体温和气息，你要有接近和使用它们的足够本领。一次，我合刃具时，没有多少经验，加上用力过猛，刃具的偏锋划在手掌上，没有声响，没有疼痛，只见鲜血直流，因此而耽误了几天的劳作。

    假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连一把用以牧割的刃具，也会有假货，即便是真货，也分三六九等。其中奥妙只有经年和土地打交道的人知道。我曾经跟着年长者去商店购买刃具，他拿过一沓，蹲在地上，抬起胳膊，逐一将手中的刃具摔到地面上去，将那种发出清脆声响的收到一边。而后，又在这些刃具中用手指试着刀口。这些，是生活累积的经验，口传无效。假货材质不好，那只能算是一片硬铁，没有可用的刀口，就连载纸可能都有些费力，更别说用来收割作物。年长者对这样的东西当然不会鉴别不出来，并且十分不屑。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片“死铁”罢了。由此，②我认定一张好的刃具是鲜活的，有生命的，甚至是有灵性的。

    除了厨具和农具，几乎每个人都使用过有刃口的其它工具。小时，我用过的就有削铅笔的小刀，村小学门口不远处就是代销点，包容了许多日常所需的商品。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不是用现钱去购买的，是拿了可以当作钱花的鸡蛋，换一把铅笔刀和一支不带橡皮的铅笔。现在回想起来，剔除物质上的匮乏，竟然觉得有些古风的味道。

(有删改)

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黄薇

    1928年，杨绛17岁，考入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杨绛去了清华当借读生，结识钱锺书。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结婚。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锺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

    钱锺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

    新中国成立后，杨绛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新中国成立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锺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锺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锺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锺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并畅销。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这本翻译书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贡献。

    1989年，《围城》将要搬上荧屏前，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钱锺书说，“实获我心”。

    从1994年开始，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2001年，杨绛参加了清华大学“好读书奖捐赠仪式”。这是她和钱锺书在病榻前商量好的，将二人全部作品著作权中因作品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捐赠母校，以资助那些爱好读书的贫寨子弟。奖学金不用他们个人的名字。镜头前，90岁的杨绛站起来，用清脆明亮的声音讲述自己对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解。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坐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

    2016年5月25日，杨绛在北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选自《时代人物》，2016年6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岁沾染的污秽回家……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静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坐在人生边上》）②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夏志清，文学评论家）③从杨绛涉足文坛开始，她坚持写作时心灵的自由表达，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的价值取向。（《杨绛：淡定背后的风华》）④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杨绛早已成为一道文化景观，然而景观往往遮蔽真义。如果粗暴地将杨绛简化成一个标签、一个传奇，那是对知识尊严的亵渎。（《纪念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绎》）

牵手

范小青

曾明的眼睛不是一下子坏了的，他先是得了一种眼病，医生就预言曾明的眼睛不行了。最后曾明真的成了一个盲人。

在黑暗的世界中生存下去，这就是曾明必须选择的路。曾明被介绍到街道办的福利工厂去工作，往一块小小的金属板上捻螺丝。上班的时候，他把一台收音机开着，节目很丰富，多年是直播形式的，盲人们常放下手里的活，给电台打热线电话，曾明很快就被吸引，觉得生活有意味得多了。

捻螺丝对曾明来说，真是小菜一碟，进厂不多久，就已经很熟练。有一天曾明起身去方便，不小心和邻近的老陶撞了一下，金属板翻到了一处，他们一起蹲下来拣金属板。才拣了几十只，曾明就再也摸不着了，便有些急，道：“我做了一百只了，怎么只有这一点点？”

老陶随口回道：“这么凑巧哇，刚好一百。”

“我数到一百，才起身去上厕所。”

几个人笑了起来，曾明道：“你们的意思，是我瞎说？”

没人回答曾明的问题，曾明便起身找负责人，负责人听了，也是一笑，道：“算了，又不计件，不要计较了吧。”

“凡事总有个道理。”

“扯不上，工资又不挂钩……”

曾明再没有说话。晚上回家听电台节目，曾明打了一个热线电话，把事情说了，主持人告诉他，这算是一种病态心理，解除的最好办法，就是找人倾诉。主持人告诉曾明，曾明住处不远的另一条街上，有一位在街道办事处做调解的刘主任，建议曾明找那位刘主任说说，刘主任是调解战线的先进。

曾明在某一天果真找到那地方去，人们把他引到主任的办公室时，曾明听到刘主任正在调解民事纠纷，他听主任说得在情在理，很快就把当事双方说通了，高兴而去。曾明听到喝水的声音，接着刘主任问他：“你是不是我们这个街道的？”

“是，是电台的主持人叫我来的。”

“是小丁吧，他常常介绍人来我这里。”

曾明就把事情说了，说罢却有好一阵没有听到刘主任的声音，只觉得周国有一种沉静压抑的气氛，曾明还以为刘主任出去了呢，忍不住问道：“你在吗？”

刘主任说：“我在……”停顿一下，问道：“你是盲人？”

曾明心下有些奇怪，但并没有往深里想，只是点头道：“是的，得了一种奇怪的眼病，医不好。”

“这么说来，你失明的时间不很长？”在曾明的感觉中，刘主任的声音好像离得很远。

“半年吧。”

“你……”刘主任又停顿了一下，问道：“你失明以后，做梦吗？”曾明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刘主任又问一遍：“你失明以后，做梦吗？”

“没，好像没有梦见过什么。”他不明白刘主任问他这个做什么，或许是一种心理治疗。

“盲人做梦，若能看见东西，古时候称作天眼开。”

曾明想了想，说：“那恐怕说的是先天的盲人吧，像我们这样，应该是能做梦的，人若盲了，已经够痛苦，若连梦也做不起来，那就更惨，不能这么不公平吧。”

“我想也是，只是盲人不做梦，这是事实呀。”

“你怎么知道？”

刘主任没有回答曾明的这个问题，却回到了曾明的主题上，说：“你心中的这股气，其实不是对着老陶的，你说是不是？从根本上说你对于自己的失明一直郁闷不平，看起来你已经适应了失明以后的生活，其实你并没有适应，你还需要继续适应……”

曾明打断刘主任的话：“没有失明的人，怎么能够体验失明人的滋味，就像你，怕是不能体谅我的心情吧。”

刘主任笑了一下，说：“也许吧……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在盲人中，是先天的盲人更痛苦呢，还是后天的失明更痛苦？”

曾明一时回答不出来。

刘主任说：“这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我总是在想……”下面的话被一阵人声打断，有人进来说道：“刘主任，又来人了。”

曾明知道刘主任有工作了，便站起来道：“刘主任，你忙，我先走了，过日我再过来就是。”

刘主任说：“好，我领你出去。”就有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一路过来，刘主任没有和曾明说话，曾明再一次感受到在刘主任办公室里感觉到的那种沉静压抑。

曾明继续到福利厂上班，大家和他仍像以前一样亲切，好像谁都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丝不愉快的事情。一天夜里，曾明做了一个梦，梦见刘主任对他说：“你怎么不来了？我很想你。”醒来后，曾明的心里有些不宁。过了几天，他又到刘主任那里去，这一回曾明只让人把他引到走廊端头，他自己沿着走廊，很快摸到了刘主任的办公室，进去，刘主任说：“我已经听到了你的脚步声。”

曾明说：“你的耳朵真好。”

刘主任说：“你来得正好，今天是我的休息日，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好吗？”

“到哪里？”

“到那地方你就知道。”

一只热乎乎的手伸过来，曾明的手被那只手牵着，他们一起往外走，以曾明的感觉，好像到了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

“你听到了什么？”

“鸟叫，很多很多的鸟。”

刘主任笑了，说：“是的，他们都在这里遛鸟，今天比赛。”

曾明说：“比什么？”

“比鸟的叫声。”

在一片叽喳的鸟鸣声中，曾明突然感觉到自己内心一片明亮，刘主任的热乎乎的手又伸过来牵住了他的手，说：“走，我们上那边看看去。”

他们牵着手走了几步，曾明听到身边有人在说话，他们说，瞧，两个瞎子手牵着手在走路呢。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