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身是最具经典性的艺术。它不但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还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前驱，甚至是革命的“号角”。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立法者”写出的作品当然应该称为“经典”。诗在富有“诗教”传统的古代中国更具有经典性。很多中国文人都将曹丕的名言牢记于心：“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通常是中国文人实现“铁肩担道义”这一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工具。由于新诗与现实过近的距离，在一个“革命”、“运动”和“改革”此起彼伏风云激荡的时代，许多新诗人把自己视为应该承担天下兴亡责任的社会精英，争当时代的弄潮儿和政治思想文化改革的急先锋。这使新诗承担了很多诗歌以外的社会功能，如启蒙的功能。而社会功能的过多承载往往伤及新诗的审美意蕴，而高度的严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诗的经典意识。

    经典常常与传统相依相存。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这种“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是一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抵制经典化的特殊文体。新诗孕育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全方位发生巨大变革的特殊时代。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的“白话诗运动”都不仅仅是纯粹的文体革命，更是巨大的反传统运动，要求打破包括汉诗格律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新诗生长于革命年代，既有高度的严肃性、精英性，更有强烈的时代性、平民性、世俗性、青年性、先锋性。新诗具有平民诗歌与通俗诗歌的性质，甚至过分强调通俗性和社会性。新诗革命的领袖们的理想是赋予普通人写诗的权利和能力。

    新诗产量较高，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1917年以来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最近20年产量更高。不可否认，新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一些新诗人也写出流芳千古的经典，甚至可以说产生了“经典诗人”、“经典诗派”、“经典诗体”和“经典写作”。新诗的诗体建设是最薄弱的，却也建立起了四种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和长诗。优秀诗和诗作更多，仅在新诗草创期就有：胡适的《朋友》、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但是总的说来，过去百年新诗严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精品意识，有优秀诗人少诗歌大师，多庸品少精品，堪称经典的诗作更少。

    新诗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与某种诗体的出现与成熟休戚相关。如刘半农的《晓》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问世，沈尹默的《三弦》则是这种诗体成熟的标志。再如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系新诗草创期“小诗运动”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所以通常情况下，新诗史只能称其为“经典”了。由此可以把新诗史的“经典”结论为四种产生方式的结果：著名文体造就的经典，著名诗人造就的经典，著名诗派造就的经典和优秀作品自成经典，前三者，特别是第二和第三者占大多数，却是最不可靠的，产生了很多伪经典。另外，新诗缺乏经典也是新诗没有地位甚至缺乏文体“合法性”的重要原因。在解构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网络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新诗新一轮的世俗化和反经典化。很多诗人急于在网上发表，不愿意使用剪刀与磨石，诗人更会缺乏精品意识和经典意识，导致大量“垃圾诗歌”问世。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发展重要时期，新诗在积累了百年建设经验基础上，十分必要倡导创作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迈向经典化道路。

（选自王珂《新诗为何难有“经典”》）

诗庄词媚

    诗和词，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来诗词并称。史上有评论家对诗词的风格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诗庄词媚”之说。所谓“诗庄”，取字面意思就是说诗歌大都庄肃严整；“词媚”就是指词相对婉约媚气。这种说法看似简单而概括，实则一语道破诗与词的风格之异。那么“诗庄词媚”之说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近体诗发展以来，人们在写诗时，必须遵从严格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写出来的诗也就带有严格的格式和韵律。词则不然。词是音乐性的歌曲，是当时被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词牌也是多种多样，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如此看来，诗工整，词自由，格式上的差异构成了“诗庄词媚”说法的一部分。

    唐代科举取士需要考诗赋，这也决定了作诗的严肃性。才子文人们需凭一手好的诗作来获取官位，内容上自然也不能放松要求，多是追求功业、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而落榜失意的人写诗，就是为了感慨身世，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了。诗也是人们言志的一种常用手段。《尚书•尧典》中有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词一直被人们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滥郑声”，它一般用于娱乐场所的助兴，依靠风尘女子来传播，多被唱作艳曲。词中的女性形象也占了很大部分，包括符号化的美女、思妇、甚至女强人等等。题材上，词以言情为主，欧阳炯《花间集序》中写：“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可见，“用助妖娆之态”的词自然不能脱离“媚”这一形容词了。有人说，“词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扬声于雕栏玉砌之间，寓形于风花雪月之中”。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也解释了“诗庄词媚”这一观点。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诗歌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从《诗经》开始，人们便强调“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等需严格遵守的戒条，孔子、荀子等儒家巨匠也阐释过“诗言志”这一中心命题。经过几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礼，诗歌始终遵循着“经夫妻，成孝顺，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起着教化作用。相对而言，词并没有历史的规定和局限，一直以通俗文学、娱乐大众的身份存在并流传，正如张炎《词源》云：“簸风弄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

    人们说“诗庄词媚”，这对诗词的风格来讲固然是个大方向，但历史上也存在着诗“媚”词“庄”的现象。诗也有美的一面，也有“媚”的一面，我国的诗也存在着很多男女情爱之作，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名句。此外，诗歌自身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特性，也充分体现出诗歌的美感。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词的题材和体裁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名篇，都体现了庞大的气势和远大的抱负，这又是词“庄”的重要体现。

    “诗庄词媚”，诗重庄肃蕴敛、雅正刚挺，词尚谐婉有致、豁朗纤艳，二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谓“并蒂花开一树香”，它们不仅成为中华文化永远的经典，而且也构成世界叹为观止的永恒遗存。

（摘自于溟跃《也谈“诗庄词媚”》，有删改）

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是中国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田园综合体”则是当下的一个热词。

人们回归田园的渴望，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平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再次和重新定位，是传统生活方式重建自我认同的努力。钱穆先生曾言，乡村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人群与活动，乡里人终须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须回归乡村，乡村与城市需要各自的智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渐行渐远，在众声喧嚣中心生浮躁。于是便产生到乡村放松一下的需要，与大自然亲近以调整心绪。

身处乡村，寄情田园，人的心力体力得以恢复，在孤独和安定中反思与成长。“田园综合体”是沟通城乡的生活纽带，让城市人有机会体验真正的田园生活，在大自然中养精蓄锐，在这里重新出发，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对自身有新的理解，充实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

现代田园不仅仅是城市人寻觅的桃花源，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们留得住的乡愁和回得去的故土，更是乡里人日日在其中生活劳作的家园。近年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生活逐渐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垃圾处理难、过度商业化货币化、精神生活空虚等许多负面后果也凸显出来。“田园综合体”是探索“就地城镇化”的新方向，不仅要着眼于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均衡化，更要通盘考虑现代田园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创造新型田园社区和田园生活。

一些地区对农业的丰富内涵、特性与作用认识不足，只重视农业的经济功能，却忽略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田园综合体”之“综合”即着眼于此。宋代大儒程颢曾言，“观鸡雏可以知仁”。农事活动——饲养牲畜与种植庄稼都是一样，它的对象是活物，是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容易养成疏阔自然的心性，乡村也有了从容的社会风气。费孝通先生则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具有“有机团结”的特性。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不需要法律，由于熟悉而相互信任，也形成了其他一些好的品德。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意蕴，才构成了传统田园的深厚魅力。

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伦理与美德在现代城市已不多见，而在许多乡村却仍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让乡风美俗滋养世人，正是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应有之义。

(节选自《人民日报》张源《挖掘传统田园的特有魅力》，有删节)

    作家批评的兴起，是近几年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并无明确的知识谱系，也少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却以个性十足的艺术经验和文字表达，深刻改变着人们对文学批评的固有印象。较之以知识求真为目标的学院派批评，作家批评更像是一场以经典重读为媒介、具有“创作”性质的艺术行为。蕴含其中的思想活力和审美经验，有效反映出当前文学批评的话语变革。如果深入思考这一批评话语的观念缘起，就会发现作家批评在冲击既有的批评格局之外，也暗含作家群体对重建文学生活的集体诉求。

    文学之于现实社会，从来都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不论在创作、评论抑或是作品传播与读者接受等方面，文学都能以其特有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中。那时的文学轰动效应，反映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90年代后期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逐渐以另一种形式反映社会生活。这种“文学生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创作、评论和传播模式，它借助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补、文化资本的重新布局等手段，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学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文学生活”中，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也相互交融。“文学生活”的喧嚣扰攘与勃勃生机，同时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文化标记。但这种“文学生活”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21世纪以来的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其存在价值主要是为影视行业创造故事和角色。出于迎合读者的需要，很多作者沉迷于通俗文学的故事模式。而这种相对狭窄的创作格局，也容易造成美学风格的单一化，这显然非纯文学作家所愿。他们由文学创作转向文学批评，其实就是想借批评的力量，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使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更为多样。从事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实际上是以一种“向后看”的批评立场，通过开掘文学经典里丰富的美学资源，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

    作家批评的兴起，深度唤醒了文学经典重读的当代意识。具体来看，作家批评的当代意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重新发现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将那些超越时空阻隔的精神财富，转化为驱动时代进步的动力源泉。当代作家读《红楼梦》，不会再像红学家那样致力于考据和索隐，而是以勘察世相人心的立场，借助作品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警醒现实。其二是对经典作品进行创造性改写。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实际上是二度创作。虽然这样的创作可能未必完全符合经典作品的实际情况，但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等当代意识去解读，有时却能最大限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作为一部批评文集，毕飞宇的《小说课》以《红楼梦》《水浒传》《杀手》和《项链》等文学经典为批评对象，叙述多用口语，推论过程悬念迭起，巧思绵延，深受读者好评。毕飞宇对《红楼梦》作品“潜文本”的发掘，是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展开的。可见，以当代意识切入文学经典，会在激起读者参与热情的同时，让文学批评进一步推动这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建。

（摘编自叶立文《作家批评与文学生活的重建》）

草堂·诗魂

    ①细雨蒙蒙，落叶飘飘。

    ②当我来时，又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季节。老天像有意在营造一份思古幽情，像有意让人来品味一种人生意蕴——文章憎命达！

    ③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这绝代诗圣生命的一大栖息处，这和着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伟大灵魂沉吟的处所——杜甫草堂，早已成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园。草堂公园由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和柴门等景观组成，给成都人一个清幽的休息场所，也给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以精神的慰藉。设施是对过往的纪念，也是对现在的经营。只是草堂，作为一个诗人艺术生命的凝结处，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纠结点，作为一段历史的观象台，太有特点了，情绪也太浓重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读清人顾复初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盘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那副对联，更让人嘘唏不已。草堂的文化意义与杜甫在世时命运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让人坚信只要确实灿烂过，也就注定会占有辉煌。

    ④草堂足供观赏，甬道曲折，尽可徜徉，更何况又是细雨迷蒙，黄叶铺地！草堂，草堂，此时此际的草堂在诉说什么呢？从开元到天宝，《壮游》，《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代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仅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这是杜甫的不朽，这是杜甫的辉煌，这也是杜甫的价值所在。舍此，我们又何以了然在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里，有一个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这些是不必说的。但仅仅如此，就远不能了然杜甫诗歌抑郁沉雄的内在生命力，也远不能了然士人的用世之志与命运悲剧。这正是文章憎命达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层的人生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的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

    ⑤中华传统，士人总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况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写人生抱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据要津，而且充满理想色彩——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使全国民风淳朴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历史也总在捉弄志士仁人。由开元而天宝，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贤能之人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不可能了。这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图大志的落空。肃宗即位后，杜甫表面上拥有一官半职，比如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而实际上却难有作为，薪俸也不足以养家。离开中原后，其行迹大略是同谷—锦城—夔州—潭州，同时他的生命也如一片黄叶飘到了尽头。

    ⑥可是，他的诗作却从此更加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长空。杜甫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杜甫的历史角色及其创作成就也就这样确定了。这时我们再吟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就会发现，个人的遭际，在诗圣眼中已不算什么了，此时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苦寒到此已极矣，而忧患、仁慈至此亦已极矣！杜甫之胸怀，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或者说经邦济世，要的不就是这种德与才么？但是，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抛弃了杜甫，而历史却于风雨飘摇中造就了另一个杜甫。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还是杜甫的幸运呢？历史总是把一份生命的朴素，让人咀嚼得百味丛生。

    ⑦流连一番，天色已晚，该走了。细雨依然。

醒头草

刘正权

“由来佳节载南荆， 一浴兰汤万虑清!”

“兰汤浴?”她微嗔，你当我贪图享受来了?即便是，也没谁跑医馆里来消受的。怪自 己选的日子不对?又不是三月三。

①搁古时，三月三上已节这天，官员们会亲领下属，斋戒，兰浴，更衣后隆而重之，拜 天地，祭神灵，敬祖先。

她不屑这么做。人民公仆，不求医问药，谁有闲暇到医馆来!医馆里面消受，亏他想得 出来!

老中医对她的微嗔报之一笑：“别一看见流泪的红蜡烛，就认定是抄袭了李商隐的那 根，此一浴兰汤，与你想象的兰汤浴，只怕是大相径庭。”

果然大相径庭，此浴兰汤纯粹是治病，她对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感到好笑，浅薄了不是 !

以为跟西安华清池一样，被冠以莲花汤、海棠汤的那种兰花汤。

老中医所谓的“兰汤”，不过是采用本地最为常见的醒头草配制而成。醒头草是菊科植 物，因芬芳辟邪适合随身佩戴而得名，渌水河两岸遍布。她是不折不扣的本地人，对醒头草 再熟悉不过，自己出生第三天就跟醒头草有过交集。洗三是本城的风俗，每个刚出生三天的 孩子，都会用艾叶和醒头草熬的汤洗个澡，谓之醒身。

她肯定是醒身最好的孩子，读书聪明，当官有为，四十岁出头就成为分管文化旅游的副 市长，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本地最大的支柱产业。

她这会儿刚从会议上下来，肚子胀鼓。她吃得极少，可连续半个月的会议，到底让她的 肠胃败下阵来。不用把脉，只问症状老中医就知道，她这是需要醒脾胃了。

“醒头草可不是只有醒头这一个功能的，醒身，醒头，醒脾胃!”老中医停顿了一下， 很认真地问她，“为啥脾胃放在最后，晓得有什么讲究吗?”

她摇头，谈文旅产业发展，是她的强项，论中医理论，她是盲人骑瞎马。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盲点，哪怕在你熟悉的领域!”老中医这个感慨发得有点儿莫 名 ，好在，他没信马由缰下去，“一个头脑身心都清醒的人，脾胃是不会胀鼓的。”

原因很简单，什么该吃进肚子，什么不该吞下喉咙，不会心里没数。

她心里这会儿是没有数的，在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十四五”规划中，有人大代表在建议 中提到两个关键词：原生态、传统文化。

原生态、传统文化，都是老生常谈了，有点儿新意行不!当时她只差没冷笑。

质疑她辖下文旅产业融合得不够?都得到省市两级的表彰了，等同于官方认证呢!

②心底的冷笑没能让代表眼里燃烧的光芒冷场…… 有掌声，在代表发言时几度响起。

地的胃，就是在那时胀鼓起来的，不排除有外因的刺激。

或许是浴了兰汤，晚上，静坐灯下的她，细嗅老中医赠送的香囊，③把那个代表的发言 进行了一次全面“反刍”。 近几年，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旅融合”的建设模式，把文化 与景区开发联系在一起，是个好的开端。但文化不应该仅是外在符号，如何作为旅游产品的 灵魂真正渗透到开发理念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把文化真正吃透，之后再把文化渗透到旅 游产品与项目的开发中，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上升空间?她若有所思，把香囊递到鼻子下面，这香囊里有醒头草的气息，植物是不会 说话的，它们用散发的气味表达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文化同样不会说话，提升文旅融合的空 间，这其中既有文化从业者对文化的认知问题，还有形成这种产业机制的体制问题。由于更 多时候是政府和商业资本开发旅游产业，真正研究文化的人想要在这样的机制中参与进去，

还是很难的。

文化不应该仅是外在符号!如同她最初对兰汤浴的理解，确实停留在字义上，缺乏真正的认知。

黄帝内经有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天下万物皆同此理。

“靠网红打卡带货助力，这种文旅宣传终究会成为过去，该醒醒了!”那个代表的话犹 如当头棒喝，丝毫不顾及她的感受，怎么说她也是大名鼎鼎的网红市长啊。④醒头草、醒身，醒头，醒脾胃!

草都慢得三配，人自当能够三省。

原生态、传此文化，追根溯源、不就是米尚古朴?

她想起来，那个代表，一直玫力于尚朴文旅项目的打造，对文化复灿工程身体力行。

三省吾身的地念及此，拨通那个代表的电话：“怎样更好地将文旅产业与脱贫攻坚相结 合，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我想组织一班人对这个课题做个深度调研，时间就定在三月 三上巳节这天，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参加?”

“太好了!旅游业是老百姓可以参与、可以分享到最多利益的一个产业，我一直等者 的，就是您这句话。”代表很兴奋。

(原载于《金山》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