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结

柯灵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一一王维

①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辽阔的空间，悠邀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

②人生旅途崎呕修远，起点站是童年。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就是生我育我的乡土。他从母亲的怀抱，父亲的眼神，亲戚的逗弄中开始体会爱。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溶化为重年生活的血肉，不可分割。而且可能祖祖辈辈都植根在这片土地上，有一部悲欢离合的家史，在听祖母讲故事的同时，就种在小小的心坎里。邻里乡亲，早晚在街头巷尾、桥上井边、田膝篱角相见，音容笑貌，闭眼塞耳也彼此了然，横竖呼吸着同一空气，濡染着同一的风习，千丝万缕沾着边。一个人自己的一生定音定调定向定位，要经过千磨百折的摸索，前途充满未知数，但童年的烙印，却像春蚕作茧，紧紧地包着自己，又像文身的花纹，一辈子附在身上。

③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但人是不安分的动物，多少人仗着年少气盛，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扬一扬手，向恋恋不舍的家乡告别，万里投荒，去寻找理想，追求荣誉，开创事业，富有浪漫气息。有的只是一首朦胧诗，一一为了闯世界。多数却完全是沉重的现实主义格调：许多稚弱的童男童女，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被父母含着眼泪打发出门，去串演各种悲剧。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篷，因风四散的蒲公英，但乡土的梦，却永远追随着他们。浪荡乾坤的结果，多数是少年子弟江湖老，黄金、美人、虚名、实惠，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④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鸟恋旧林，鱼思故渊；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但百余年来，许多人依然不得不离乡别井，乃至漂洋过海，谋生异域。有清一代，出国的华工不下一千万，足迹遍于世界。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黑奴解放了，我们这些黄皮肤的同胞，恰恰以刻苦、耐劳、廉价的特质，成了奴隶劳动的后续部队，他们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人权”。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初于美国檀香山，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很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改变开放后掀起的出国潮，汹涌澎湃，方兴未艾。还有一种颇似难料而其实易解的矛盾现象：鸦片战争期间被割弃的香港，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沧桑世变，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何等的盛事!而一些生于斯、食于斯、惨淡经过于斯的香港人，却宁愿抛弃家业，纷纷作移民计。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浮海远游的潮流，各有其截然不同的背景、色彩和内涵，不可一概而论，却都是时代浮沉的侧影，历史浩荡前进中飞溅的浪花。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并不取决于地理距离的远近。我们第一代的华侨，含辛茹苦，寄籍外洋，生儿育女，却世代翘首神州，不忘桑梓之情，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都做了慷慨的奉献。香港蕞尔一岛，从普通居民到各业之王，绅士爵士、翰苑名流，对大陆踊跃捐助，表示休戚相关、风雨同舟的情谊，是近在眼前的动人事例。

⑤“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中情味，离故土越远，体会越深。科学进步使天涯比邻，东西文化的融会交流使心灵相通，地球会变得越来越小。但乡土之恋不会因此而消失。

(有删节)

生活的视角

李林荣

①在课堂上常教训学生，立论作文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其实何止纸上谈兵写论文、发议论，需要视角，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一定的出发点和观察位置。别的不说，就以这几年我外出上班从骑车到挤公共汽车的交通形式变化而论，同一个北京城就因此而在我的感觉里有了很多改观。

②住在北四环外龙王堂时，因为多次经受自北太平庄坐公共汽车回家几乎被别人的前胸、后背和膀子、胳膊肘挤成薄片的苦难，所以下定决心骑车出门。到了东三环麦子店安家之后，我的骑车生涯达到了一个小小的巅峰状态。最辉煌的一次纪录是在2002年冬的一天，从早到晚马不停蹄跑了一大圈，将大半个北京城区尽收眼底。

③直到近一年前突然调到二外，把家搬到远郊通州，在大货柜车和小汽车密集交织的车流和它们吐出的浓烈尾气、卷起的阵阵尘土合力的排斥、包围中，我的亲爱的自行车，实在是有点黔驴技穷，再也无从施展它的身手了。

④于是，我不得不改以坐公共汽车为主要的外出方式。也许正因为换了交通方式，先前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那种生活所特有的感触 ， 现在倒越发清晰、明确起来。骑车人的视角，比挤在公共汽车上的人，要开阔得多，也自由得多。跨在小小的自行车上，每一步行程都得自己出力气，这是真实的；每一处眼前的人、物、景观，也都是行迹所至，自然扑近的，这也是真实的；路面上每一个坑坑洼洼的细节，也都是必须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及时小心予以应对的，这同样是真实的。自行车使我们获得了一种与一个城市近距离接触、甚至水乳相融的真实感和细腻感。

⑤骑在自行车上，大概是一座城市里只比坐着、躺着和随便走着的时候高一点的一种生活姿态。骑在车座上，一个人看不到比自己站着时更远的一片视野。但是感谢会旋转的车蹬和车轮吧，它会把一个人原本很平常、很狭小的这片随意往那儿一站就可以得到的视野无限放大、无限铺展，最终，使一个经常骑自行车的人赢得远胜过一个只满足于步行和原地彷徨的人的丰富见识和宽广心胸。当然，这判断仅限于城市生活，要是有人像徒步探险家那样勇于迈步走出城市，双脚走路也是完全可能走出一片无边的天地的。

⑥这么一想，挤在沙丁鱼罐头甚至压缩饼干桶一样的公共汽车里，就成了一种最没出息、最没诗意的生活状态。靠着这么一种状态，自然也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四处出没、东游西荡，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常客，就算他有永不消退的热衷于挤车的饱满激情，他所得到的，至多是一些困在车窗框里的一掠而过的风景片段，一连串似是而非、指鹿为马、南辕北辙的车站名称和行车线路，还有那种成分极其复杂、味道永远可疑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专有的气息。

⑦而在自行车车座上和公共汽车车厢里，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入乡随俗呢，还是象由心生呢，反正总是会有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情。骑自行车的人，有悠然自得的逍遥派，有越蹬越来劲的自我陶醉派，也有自言自语的思索者，还有横冲直撞外带呼啸的野蛮豪放派。愁眉苦脸面露狰狞的骑车人，大概也是有的，但一般总是难得一见。可在公共汽车上，情形就大为不同。失去了审美必要的距离感，又缺乏流通的空气、敞亮的环境，大家一律油汗涔涔，倦容满面，最低限度也总有一种坐着和站着两种乘客间暗自较劲的心理失衡挂在嘴角眉梢，至于丑恶的抢座和该让座不让座，以及因为挤手踏脚怒颜相向、恶语相加等现象，更是令车厢生态进一步逼近了畜道而远离了人道。

⑧我唯一的奢求是，下一回挤在公共汽车的人缝里，自己的嘴脸能够尽可能地慈祥一点。

大漠里的旗帜

刘建超

    夜晚，她躺在床上，他躺在地上。她来看他，是为了离开他。

    他不知道，兴奋紧张搓着一双皲裂粗壮的手，这么远，天啊，你怎么来了？

    她看着他，看着相恋10年、那个曾经帅气、充满诗意的小哥，如今粗犷得像工地上的装卸工。她还是没有忍住泪水，晶莹的泪珠在白嫩的脸颊冰冷地滑落。

    她下了火车乘汽车，走了三天三夜，又搭乘过往的大货车颠簸了一天，才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看到了他居住的那个小屋。西部边陲的一个养路站，只有一个人的养路站，养护着近百公里的国道。

    她和他在大学相识，他们都是学校野草诗社的。他俩相恋了，就因为都喜欢泰戈尔的诗，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在校园的雁鸣湖边，他轻轻地牵着她，说过不了几年，我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面旗帜。

    浪漫似乎只在校园里才蓬勃疯狂地蔓延。当毕业走上社会，才知道校园的美好都被现实的无情的铁锤砸得粉碎。为了寻找工作，他和她早把诗意冲进了马桶。他的父亲是养路工，在西北。父亲生病期间，他去了父亲生活的城市照顾父亲，父亲去世后，他竟然接过了父亲手中的工具成为了一名养路工。

    大漠荒烟，千里戈壁，他给她写信，描绘着他眼前的风景，天空虽不曾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我真的感受到泰戈尔这句话的含义了。她感受不到那些诗意，没有他在身边的日子寂寞无聊。家里人给她介绍男朋友，她都拒绝了。可是，她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等到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年一年的春花秋月，把他们推向了大龄的边缘。经不住妈妈的哭闹哀求，她妥协了，去见了妈妈公司领导的儿子，小伙子很精干，谈吐也很睿智。她就模棱两可地处着，心中还是牵挂着远方的他。她要了断同他的情缘，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公平。她给他带了大包的物品。他笑着说，我这啥都不缺，啥都不缺。她环顾四周，煤气炉，木板床，米面油，咸菜。他笑了，似乎恢复了校园里的神气，笑着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些我都具备了，就等着天降大任了。

    晚饭，稀饭，馒头，她带来的熟制品。他居然端出了一盘鲜绿的青菜。在这一抹黄的沙丘，见到鲜绿的青菜，她都舍不得动筷子。你一个人不寂寞吗？她说。不寂寞，白天养路，晚上看书，看你的信。我能背下来泰戈尔诗集，也能背下来你写的每一封信。

    荒漠的风狼一样嚎。

    第二天风和日丽，天蓝如洗。她搭上了一辆过路的货车。司机是个很健谈的小伙子，踩上油门也打开了话匣子。小伙子说，这个养路站就像是他们跑长途车的司机的驿站，加油加水，填饱肚子。养路站就他一个人，他还学会了修车补胎。几千公里的路段，就他养护的这段路最好。在一个大拐弯处，司机停下车，提着一只袋子下了车。她伸头望去，路基的远处是一个低洼带，竟然有一片十几平方米的小菜地。菜地里的绿色格外养眼。怕菜苗被飞鸟或小动物侵害，菜地的四周插满了树干，树干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布条，像是挂满了万国旗。司机把袋子里的土倒在菜地边，回到车上说，经常走这里的司机都知道给这块菜地带点土。这地方风沙大，就这一块是个避风的港湾。他每天都要骑车几十里来这里种菜浇水。我们司机每次经过这里都要鸣笛致意，我们把它称为大漠里的旗帜。那些布条上都写着一些字，有人说是诗，我也不懂。反正我记得其中一个上面写着，生如夏花。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的名字就叫夏花。

    她回到家，眼前总是飘舞着大漠里那五颜六色的旗帜。

    她又准备动身去看他，她带了一挎包土。她要告诉他，大漠里的旗帜下不该少了家乡的泥土。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火车上的女郎

（印度）拉斯金·邦德

    火车开动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直到罗哈站才上来一个女郎。前来送行的那对夫妇大概是她的双亲，他们好像对姑娘的这次旅行很不放心。那位太太耐心地告诉女郎该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不可把头探出窗外，如何避免与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无法形容出那女郎的容貌，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哒啪哒”的声响，我知道她穿的是拖鞋。我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

    火车驶出站台后，我问她：“您是到德赫拉顿去吗？”

    可能因为我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所以我的说话声吓了她一跳。她不禁惊叫一声说：“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起初我也没有看见您，”我说，“不过我听见您进来了。”我想，只要我坐在原处不动，她就不一定发现我是一个瞎子。

    “我到沙哈兰坡下车，”女郎说，“我的姑妈到车站接我。您到哪儿去？”

    “我到德赫拉顿，然后去木苏里。”我答道。

    “啊，你真运气！我也去木苏里。我喜欢那里的山峦，尤其是在十月份。”

    “是啊，那是黄金季节。”说着，我的脑海浮现出我眼睛没有失明时所见到的景象：漫山遍野的太阳花，在明媚的阳光下竞相开放。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大多数游客都已离去，万籁俱寂，仿佛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

    她默默不语，是不是我的话打动了她？ 还是她把我看成了一个多情善感的白痴？随后我错问了一句话：“外面天气怎么样？”

    她对我的问话似乎不以为意，难道她已发觉我是个瞎子了？ 不过，她的一句话立刻解除了我的疑虑。“您自己往外看看不就知道了嘛。”语气十分自然。

    我沿着铺位轻轻地挪到车窗边。我在想象中能看到电线杆飞快地从眼前掠过。“你注意到没有，”我试探着说，“树好像是在动，而我们好像是静止的。”

    “总是这样。”她说。

    我朝她转过脸去，有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您有一张挺有趣的脸。”我变得越发大胆了，我知道她是不会生气的，因为女孩子很少有不喜欢奉承的。

    她愉快地笑了，笑声像银铃般清脆。“您这样说，我倒挺高兴。”她说，“人们一张嘴就说我长得漂亮，我都听腻了。”这么说，她一定长得很漂亮了。于是我大声地说：“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呀！”

    “你真会说话。”她说。

    “你马上就要到站了。”我唐突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谢天谢地，路途还不算远，要是在火车上坐二三个小时，可真叫人难熬。”

    然而，只要能听见她说话，我坐多久都没关系。她说话的声音，有如高山流水，清脆动听，我想只要一下火车，她就会忘记这次短暂的邂逅。然而对我来说，我会一直想到下车，甚至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女郎起身开始收拾东西。我不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梳着披肩发？也许剪着短发。

    列车缓缓驶进站台，车外，脚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这时，门口传来一位女人的尖脆的说话声，我想一定是她姑妈来接她了。

    “再见！”女郎说。

    车门口一阵骚乱，一个男人结结巴巴地道着歉走进车厢，接着门“砰”地一声被关上，把我和外间世界又隔开了。

    列车徐徐开动了。

    “对不起，我可不像刚才下车的那位那样有魅力。”男人搭讪着说。

    “那位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的是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有注意，”他好像有点迷惑不解地说，“不过她的眼睛我倒留意了，那双眼睛长得很美，但对她却毫无用处了——她是个瞎子，你没注意吗？”

（有删节）

草原上的马鞍

艾平

    呼伦贝尔一代鞍具大师，我哥哥巴特尔，他一直坐在那个黢黑发亮的砧子跟前，“咔——咔——咔——”地打錾鞍具，金银铜铁，在他的凿子下熠熠闪光，慢慢绽放出海棠卷草和吉祥八宝的图案。当暴风雪肆虐的夜晚，这声音汇入骏马的嘶鸣；当第一棵灰绿色的牧草钻出地面，这声音追赶着激荡的春雷。我哥哥巴特尔把一生的梦想，錾入了沧桑的岁月里。

    五十年前，我哥哥巴特尔虽然还是个年轻人，但他那驯马的本领，已经像一首诗那样传遍了草原。他牧放的马，跑起来比苍鹰飞得快；他调教的马，懂得岔开四条腿，用身子给主人挡风雨；他饲养的马，蹄子就像成吉思汗拋出的石块，踢死过一头凶猛的狼王。好马需要好鞍，我哥哥也是一样。

    有一次，我哥哥巴特尔的马蹄踏过幽幽的山谷，一副隐于枯草中的旧鞍鞯，显现在他的眼前。这片草原历史上是鲜卑先祖迁徙的驿站，是成吉思汗子孙征战的沙场，也是蒙古人百代千年的游牧地，不知道掩埋着多少英雄的诗篇。岁月像鸿雁那样飞远了，天上没有痕迹；骏马的躯体慢慢融化成泥土，大地保留着这静默的马鞍。哥哥慢慢拿起那架鞍子，鞍桥、鞍座和残存的鞘皮，瞬间噗簌簌地散落成粉末，他手里剩下的，只有几根景泰蓝，那原本是鞍子的镶边，此刻，筋骨一般勾勒出鞍子的轮廓。虽然是风雨剥蚀，那景泰蓝锈而不腐，上面古老的缠枝花叶竟栩栩如生，可谓鬼斧神工。

    不知问了多少人，我哥哥才知道在草原的更深处，有一位叫达拉嘎的老人能修复古老的马鞍。当他把马鞍的骨架放到老人面前时，老人跪倒在地，浊泪纵横，唱起了古老的蒙古史诗。

    半年后，当达拉嘠把修复好的马鞍拿到我哥哥巴特尔面前的时候，我哥哥感到眼前陡然一亮，心里热血沸腾，一种纵马飞驰的冲动几乎不可遏止。谁的双手如此神奇、神妙?这架镶嵌着老景泰蓝的新鞍子，黑桦木的鞍座，湘竹的鞍桥，配以月光般的银饰，翡翠色的玛瑙石片，捧起来轻盈玲珑，放下去敦厚结实。我哥哥巴特尔把这个鞍子鞴在自己的铁青马马背上，伸出一个拳头，探探马背和鞍座之间的距离，也是恰到好处。他不由飞身上马，如一面旌旗猎猎展开，驰骋向远。这个马背上长大的少年，明白了自己满心的喜悦来自骏马的敏悟，而那非凡的骏马，靠的是一副贴心的鞍子。鞍子是草原人的心。哥哥被这个马鞍折服了，也被这门手艺折服了。于是，他拜达拉嘎为师，造起了鞍具。

    我哥哥巴特尔终日坐在师傅留下的砧子跟前，打錾紫铜和白钢，琢磨玉石，修整鞍具的木构件，很久才会抬起头来，轻轻抿一口奶茶，复又埋头于手里的活计。我哥哥学徒的第一课，是使用斧子和凿子，练习斧凿马鞍的木头底座。这个惯于在草原上四处飞跑的年轻人，完全不适应如此单调乏味的营生，他玩心太盛，不时走神，每每戳伤了手，然后就开始大呼小叫。每当这时，师傅就会让他过来陪自己坐着，望着呼伦贝尔远处的山包，一言不发。后来，我哥哥终于完成了基本功训练，把斧子和凿子变成了无所不能的魔术棒，掌握了金、银、铜、铁、木、皮、竹、漆全套手艺。

    他们师徒最喜欢做的事，依然是静静地望着草原远处的山包。几年后，师傅去世了。我哥哥巴特尔就这样成了师傅的继承人。

    记不得那是哪一年，草原上改变了游牧的传统，家家圈在包产到户的小草场里放牧，远方和天边的概念消失了，摩托车的轮子替代了骏马的四蹄。由于生意清淡，鞍具社倒闭，师傅的徒弟们也散了。只有我哥哥巴特尔，还在做鞍子。他每天用狼油揩拭师傅传给他的铁砧子，揩着揣着就回到了以往的日子里，嫂子不喊他，他就忘记了吃饭的事儿。他卖掉了家里的羊群，去买制作鞍具的原材料；他让嫂子辞了工作，帮他绣鞘皮的花纹。有人说，这个老头儿吃了醉马草，醒不过来了。我的哥哥巴特尔，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做他的鞍子。他做的鞍子摆满了一屋地，一架比一架更带劲儿，既有来自师傅的神韵，又添以时尚的华彩。虽然那些赞叹我哥哥巴特尔手艺的人没有减少，却没有谁愿意买走他做的马鞍；虽然女儿结婚时家里的存折上仅仅剩下五十元钱，我哥哥巴特尔一点儿都不慌乱，他相信只要草原和天空不分离，蒙古人还在马背上，长调和史诗就还在蒙古人的血液里，自己做的鞍子就会有人要。

    只有一件事儿，让我哥哥巴特尔惦记很久了。终于有一天，他雇来汽车，把一架架漂亮的鞍子往一个个学校送。他说老师们，你们让咱们的孩子看看鞍子，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学校的老师很感动，连连说传承民族文化是必须的。我哥哥巴特尔把这事儿办妥了，便心满意足地回了家。他做的鞍子放在学校的陈列室里，上面小心翼翼地覆盖着塑料布，有人按时去擦塑料布上的灰尘，却没有人触动那鞍子。我哥哥巴特尔没有看到这一幕，他坐在铁砧子跟前等待着，他觉得学校应该请他去给孩子们讲一讲马鞍的故事……

    到底是大自然唤醒了草原上的畜牧业，牧民之家纷纷剪断了阻挡马蹄的铁丝网，开始互助游牧。辽阔的草原回来了，无垠的大地回来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飞奔的心！马群如云从天而落，牧马人的唿哨随夙传送，四面八方的客人相约草原，马鞍不仅恢复了它的实用功能，还作为一种光荣的象征，矗立在每一个有蒙古包的地方。一代鞍具大师我哥哥巴特尔，他忙极了，每天都有人眼盯着他手里的凿子和身前的铁砧子，渴盼着脱颖而出的新鞍子。有人一掷万金，有人开来宝马豪车，只为获得一副大师的杰作。

    我哥哥巴特尔，草原上的一代鞍具大师，他无动于衷，不言不语，脸上的微笑像湖水一般宁静，将手中的凿子徐徐举起，徐徐放下，在他面前，呼伦贝尔大草原，微风吹过，像一匹青骢宝马正在慢幔苏醒，而远处那一座山包，两头微微翘起，中间凹陷，稳稳地架在草原之上……

（原文有删改）

鸡毛

汪曾祺

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她觉得这女婿人好。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铁丝上，领带、鞋袜、墨水瓶……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东西的下面。再穷的学生也得买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这些通告、启事总有空白处。他每天晚上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处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纸质大小、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也不顾文告是否过期。他每晚都开夜班，这伤神，需要补一补，就如期买了肉，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用过鼎罐，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炉上炖熟，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功，打开坛盖，用一支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晚上仍是开夜班，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上了会计，他添了一样毛病，每天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同屋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金先生不在乎，他要毕业了，在重庆找好了差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隔一个星期丢一只。文嫂到处找过，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大学里不合适，便一个人叨叨：“我的鸡呢？我的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她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有点傻了。但她和女儿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毕业，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就多了。有的先生临走收拾好行李，总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叫来文嫂，随她挑拣。然后她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同屋的朱先生叫文嫂过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点值得一拣的东西。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照样替金先生打扫，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哪，我寡妇无业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我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好像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苦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