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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苏教版语文选修《红楼梦选读》红楼研讨《眼前无路想回头:红楼文化》同步练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河之女

铁凝

我是来这里寻找山桃花的。二十年前一位老乡就告诉过我:“看山桃开花,那得等清明。”于是我记住了清明,脑子里常浮现着一个山桃的世界。那是一山的火吧,一山的粉红吧?

我决定不再耽误第二十个清明。于是,我踏着今年的节令来到这里,却没有看见山桃开花。我坚信自己总能看见山桃花。

每天当晨光洒遍这山和谷时,我便沿一条绕山的河走起来,这河便是绕山而行的拒马河。这河不知到底绕过了多少山的阻拦,谢绝了多少山的挽留,只在一路欢唱向前。它唱得欢乐而坚韧,不达目的决不回头。

一条散漫的河,一条多弯的河。每过一个弯,你眼前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是浩瀚的鹅卵石滩,拳头大的鸡蛋大的鹅卵石,从地铺上了天,河水在这里变作无数条涓涓细流漫石而过;那是白沙的岸,有白沙作衬,本来明澄的河水忽而变得艳蓝,宛若一河颜色正在书写这沙滩;那是草和蒿的原,草和蒿以这水滋养着自己,难怪它们茂密得使你不见地面,是绿的毡吧,是绿的毡吧。总有你再也绕不过去的时候,那是山的峡谷。峡谷把水兜起来,水才变得深不可测。然而河的歌喑哑了,河实在受不住这山的大包大揽。河与石壁冲撞着,石壁上翻卷起浪花。那是河的哭嚎吧,那是河的呐喊吧。只有这时你才不得不另辟蹊径。或是翻过一条本来无路的山,或是走出十里八里的迂回路,重新去寻找河的踪迹。你终于找到了,你面前终于又是一个新的天地。

这当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它不似滩,不似岸,不似原,是一河的女人,千姿百态,裸着自己,有的将脚和头潜入沙中,露出沙面的仅是一个臀;有的反剪双手将自己倒弓着身子埋进沙里,露着的是小腹。侧着的肩,侧着的髋,朝天的脸。……你不能不为眼前这风景所惊呆,呆立半天你才会明白,这原本是一河石头,哪有什么女人。那突起的俱是石:白的石,黄的石,粉的石。那凹陷的俱是沙:成窝儿的沙,流成皱褶的沙,平缓的沙。然而这实在又是人,是一河的女人,不然惊呆你的为什么是一河柔韧?

是这一河石头一河女人,使我又想起了二十年前这一句话。我怀着强烈的欲望,想去证实一下我的记忆。于是在河的高处,大山的皱褶里,我来到一个先前曾经住过的村子。一位熟悉的大嫂把我引进她的家中,我记起了那时她分明还有一位婆婆。一个家里只有这两个女人,现在媳妇脸上也爬满了皱褶,婆婆的脸简直变成了一张皱纹捏成的脸。她不能再盘腿了,鞧在被窝里,露着青黄的肩胛骨。我对婆婆说话差不多是凑近她的耳朵喊:“您是说过河里没规矩这句话吧?”

婆婆一下就听懂了,用被头把裸着的肩胛骨盖盖,把脸转向我说:“那是我们年幼那工夫。”

“您也下过河?”我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没有?”她说:“看见那个匣子了吗?”

婆婆的头在枕头上活动了一下,示意我去注意一只摆在迎门桌上的梳妆匣子。我知道这是婆婆出嫁时的嫁妆,我把这匣子抱到婆婆眼前,说:“上次我来,就见过它。”

婆婆说:“那时候我十六。是我爹从龙门集上挑的,龙门逢五排十大集。”

“您是说十六岁过的门?”我问。

“可不,过门后就和姐妹下河。我娘家在山那边……没河。那阵子……谁没打年幼时过过?打,闹,疯着哪!”

婆婆闭起双眼不再和我说话,我只和媳妇作了告别。临出门,我没忘记把婆婆的梳妆匣放回原处,并告诉媳妇只要我进山,一定来看她们。

走出她们的家,我深作着自己的呼吸: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非要肃然起敬不可;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会感到自己的龌龊。因为那里留住的是女人的青春,是女人那“疯”。有了这河里的自己,她们就不再惧怕暮年这个蜷曲着的自己,裸露着肩胛骨的自己。因为她们在河里“疯”过也值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知道这里正盛传着一个新名词:旅游。城市的女人和男人都为着旅游而来到这里。他们打着太阳伞,穿着“耐克”,面对这无尽的山,多弯的河,唱着“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也有发现这一河石头的,有时你站在山之巅遥望这河,石头上尽是红的衣、绿的伞。也有女人在河里“疯”,但那是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人实在无法面对这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肃然起敬。有人喝完可乐,把易拉罐狠命向远处投,石头上泛着尖厉的回响。

                                             (节选自《铁凝散文精品赏析》)

(1)、文章开头写自己寻找“山桃花”未遇有什么作用?

(2)、请简要概括拒马河的特点。

(3)、简要赏析文中画横线的句子。

(4)、结合文本,探究本文表达的思想情感。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小题。

永远的普希金

余杰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是无法形容的,一如俄罗斯皑皑的白雪。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普希金又是活生生的,一如他们用以维持生命的黑面包和红菜汤。

    《皇村的早晨》中生动地描写了童年的普希金。一个坚强而敏感的孩子被选中去捍卫整个民族的尊严,去创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当与他同宿舍的孩子还处在迷迷瞪瞪之中的时候,他就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普希金在皇村的树林中做了一个梦,树们、草们、花们,都在跟他谈话,用一种比现有的俄语优美千百倍的语言。从此以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感。他再出现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无论是在客厅里、在游艺所、在朋友圈中,还是在酒宴上、在牌桌前,普希金都会表露出这样的特性:他会突然神离周围的人们,陷入仿佛人迹不至、无声无息、忧郁的思想深渊之中。这个现象是从皇村的那个早晨开始的。那时候他还是个满头鬈发的少年,他已经知道他的使命,他为何来此人间。

    普希金是一个标志,是蛮荒的俄罗斯和文化的俄罗斯的分水岭。之前俄罗斯文学是粗鄙的、零散的、模仿的;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文学中有了真正的俄罗斯精神,天空中出现了满天星辰,交相辉映。普希金是一个象征,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力量的象征。在面对冷酷而阴险的亚历山大一世的时候,普希金体现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光芒四射的高贵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亚历山大一世是世俗世界的帝王,他残暴的统治是暂时的;普希金是精神世界的帝王,他打着自由的火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走路。

    普希金以后,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畅饮着他的琼浆长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她的回忆中不断地写到普希金。她的父亲是普希金博物馆的奠基人。小女孩三岁就为普希金的死而忧伤,母亲的卧室里挂着油画《决斗》,难怪她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童年是跟着普希金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

    茨维塔耶娃记得曾经在家里看见了普希金的儿子,跟画像上的普希金一模一样。她偷偷地读哥哥学校里的《文选》课本,上面有普希金的诗歌《致奶娘》。哥哥不爱读书,妹妹却很爱读书。她不能完全读懂诗里所表达的哀伤、预感、压迫等概念,但是她读到“布满皱纹的双手”和“被遗忘的大门”时,她记住了,并且终身不忘。她躲在巨大的书柜里阅读“禁果”——淡紫透蓝斜烫着金字的大厚书《普希金全集》。她差不多是在黑暗中读的,鼻子几乎触到书本和柜子的隔板上,书的重量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我是用胸和脑来阅读普希金的。”

    最有趣的是,茨维塔耶娃一家人经常到普希金纪念像附近散步。普希金纪念像既是散步的起点也是终点:从普希金纪念像到普希金纪念像。小女孩仰望着黑色的普希金像,意识到自己面临的也将是“黑思想、黑命运、黑生活”。普希金纪念像还是她与妹妹赛跑的终点:看谁最早跑到普希金纪念像跟前。妹妹的保姆有时简单化地把它说成:“咱们到普希金那里坐一会儿。”小茨维塔耶娃总要学着老学究似的纠正她:“不是到普希金那儿,是到普希金纪念像那儿。”茨维塔耶娃是那样地喜爱普希金笔下的女子达吉雅娜,她赞叹:“哪一个民族有如此这般谈情说爱的女主人公:勇敢而自重,钟情而百折不回,有先见之明而又一往情深。”她自己的悲剧性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茨维塔耶娃只是普希金的千千万万个孩子当中的一个。普希金生前早就料到了自己会拥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在普希金生命最黯淡的时刻,他依然坚信这一点:自己比拥有全部俄罗斯人的生杀予夺权力的沙皇要高尚千百倍。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中写道:

    我将永远被人民所喜爱,

    因为我用诗的竖琴唤起了那善良的感情,

    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

    并给那些倒下的人召唤过恩幸。

(选自《想飞的翅膀》,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张爷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娘栽的石榴树

付世军

    娘的石榴树比我大三岁,是娘和爸成亲的时候,随着娘的嫁妆一起被带来的。娘的娘家嫁闺女有个风俗,嫁妆里要放些红枣、花生、桂园、莲子,喻意早生贵子。姥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过私塾的人,就是嫁闺女也和别的人家不同。娘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姥爷对姥姥说:“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是个吉利物件,给闺女带上一棵石榴树吧。”

    石榴树很小,拇指般粗,纤纤弱弱的,是姥爷当年用石榴树枝扦插的。娘把它栽在了新房窗前。街坊邻居说,栽上石榴树苗,三年后便可结果。我出生那年,石榴树开了花,结了果,有十多个,红彤彤的。街坊邻居都说,真准。

    娘说我出生那阵,老百姓的生活都不怎么好,每顿饭基本都是一个食谱,红薯面窝头就咸菜。娘奶水不足,使得我营养严重不足,细细的脖子安个脑袋,活像现在孩子玩的不倒翁。娘把石榴籽挤成汁,一勺一勺喂我。由此,我落下了喜欢吃石榴的“病根”。

    转眼过了三年,石榴树高过了房檐,树冠也日渐伸展。进入五月,深红色的蓓蕾便登上枝头,绽放在阳光妩媚的夏日里。满树繁花闪烁在浓密的绿色叶片之间,照亮我家庭院,别样的红火,别样的热闹

    娘对石榴树极具感情,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般。每次给树浇水从不用污水,施肥也从不用化肥,娘总是将落下的树叶和地上拔的野草堆放在石榴树根部,撒上一些水再用泥土覆盖,让它们腐烂成肥。每年石榴树叶子长得总是比别人家的茂盛,花开得艳丽,坐果率也高,枝条被压得弯了腰,垂到地上,煞是喜人。

    农历八月,石榴熟了。娘总是将长在阴面的摘下来分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品尝。娘说:“石榴和别的水果不一样。别的水果,总是先从阳面树枝上摘,因为阳面的东西熟得早,色彩好看,个头也大,味道自然也就好。而石榴正好是相反的,结在阴面树枝上的,表面圪瘩不平的,样子和颜色都不太好看的,味道却是最好的。老辈人讲‘阴面石榴阳面桃’就是这个道理。”

    一晃多年,我步入了中年,娘也变成了老太太。有时工作忙碌,琐事缠身,好长时间也不给娘打一个电话。这个时候,总是娘打电话过来,心疼地问我,是不是工作忙啊,要注意自个的身体,接着就絮絮叨叨地说些村里家长里短针头线脑的事。善解人意的妻说:“这是娘想听你的声音了。”

    前些日子,娘又打来电话说:“石榴红了,今年的石榴多得不得了……”

    放下电话,眼角有些潮湿。回想离开家的这些年,不管是困顿不堪,还是失意惆怅,娘的石榴树总是陪伴我迈过一道道沟,跨过一道道坎。只要一想起娘的石榴树,顿感一缕灿烂的阳光直入心田,泛出欣欣的绿意。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真相

江峰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

    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哥安慰着男人。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

    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

    “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个走运的人

秦文君

    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路口,有一株高大茂密的香樟树,粗大苍劲的树干,四面伸长的枝叶,昭示这是一株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树,香樟树的清幽常引人驻足。

    香樟树下卧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小商铺出售一些糖果、烟草之类的小东西,那些瓶瓶罐罐上没有一点积尘。

    女店主是一个端庄美丽的女子,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真走运啊!”

    女店主总是端坐在那里,含笑着招呼客人。闲下来时,她就低下头用丝线编织些小饰物,诸如手链啦,发带啦,随后就挂在店里,有谁喜欢就买走。

    最初,我到她的店里,就被她编的一个精巧的笔袋所吸引,淡绿色的,像很娇嫩的草。

    “这笔袋就像春的颜色。”我说,“特别美。”

    “我真走运,”她的眼里漾起了春光,“遇到了一个知道我心思的人。”

    她见我喜欢,随即从桌子下面拿出她编的各种小饰物,我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她的手上呢:天空的云朵,海上的浪花,草原的骏马,还有那永远开不败的四季花。

    我买下了笔袋,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位制作者,也许是受到了她友好的对待,也许是她单纯的眼神,也许是她那句“真走运啊”。

    我常会顺道去看看那家杂货店,有时买些东西,有时只是看看。因为在我的生活圈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很幸福。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但他们本人总觉得还缺点什么,远远谈不上“走运”。

    可这店主,多么平凡。她终日坐着,等待人们的光顾,还得一张一张抚平那些乱糟糟的零钱。但就是这个人,每天穿着得体的衣裳,还把头发梳得漂漂亮亮。

    有一天中午,我路过后门口,她正在吃午饭,就着开水吃一只大大的糯米团。看见我她笑笑,又说自己真走运,吃到了香甜的团子。

    “你该到对面的店里吃一碗热面。”我说,“那才舒服。”可她说,那团子可不是普通的东西,是她的一位老顾客亲手蒸的。那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了,非常健康,还能爬山呢。

    “我有这样的朋友,”店主说,“真走运。”

    还有一次,我到店里买了她编的发卡,绾头发用的,我说去爬黄山时,用它来盘头发。

    她让我归来时替她带一张黄山的风景照。她又说:“真走运啊!”像是恭喜我,又像是在说她分享了这个“走运”。

    归来后,我如约前去把我拍摄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带给她。我还怂恿她,哪天请人照看一下杂货铺,亲自爬上黄山。“有缆车吗?”她问,“真的有?和我想的一样,真幸运啊,要有一天我也能去看看就好了!”

    “不必坐缆车,慢慢往上攀,爬上天都峰!”我说。

    “是啊!是啊!”她微笑着,沉醉着,“我梦到过。”

    后来我搬了住处,好久没有去店里。有一天,我忽然想念起她来,便匆匆赶去。

    可到了那,香樟树依旧挺立,却不见了小商铺,也不见了女店主,只有石凳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我惊诧极了,连忙上前打听,老太太说:“搬迁了。”

    “那您知道女店主去哪儿了吗?”“不知道。”老太太浑浊的眼里一片黯淡。

    “不容易呀,一个下肢瘫痪的女子!”

    “谁?”“女店主啊,你不知道?”我瞪大眼睛,张着嘴却说不上话。原来她是个不能行走的女子!她是坐在特制的轮椅上看管小店的!而我,由于她阳光一样的笑容,却从没在意她缺少什么,还怂恿她去登黄山……

    一瞬间,歉疲与失落漫上心头。或许今生再难相见了!

    夕阳中,历尽沧桑的香樟树依旧高峻挺拔,依旧香远益清,淡淡的幽香沁入心脾。抬头间,那灿烂的笑容似在眼前……

(摘自《微型小说选刊》2011·23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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