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院里的柿子树

    鲁迅文学院有一座花园，花园里有一棵柿子树。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正属于它的季节，它变成了这里突出的风景。柿子树长在园子的中央，被一些别的树木围绕着，原本跟那些树木一样高大，因为它满枝头缀着柿子的缘故，别的树木都成了陪衬，连它自身的叶子也是陪衬了。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饭后我到园子里去散步，一眼就看见了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结满果子的柿子树，不由得就看的发了呆。微风起的时候，突然觉得它根本不是树，因为它能唱歌。北京的秋天，多的是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天蓝得像是要透到天的外边去，这样的蓝里，白云就呈现出最艳的颜色。这时候美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击中了我，恍惚中，觉得那柿子树上缀着的是一团团结晶的阳光，散发着平时难以见到的明亮。

    很多时候我到花园里并不是为了柿子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止步在它面前，难道是因为它身上有明显的秋意吗？这样想，也许银杏不服。那一棵棵银杏树，所有的叶子都像足透了的金子，在黄昏里闪着朝晖的明亮。有些轻轻地洒落地上，灿灿的，像铺了一层锦，像一幅油画。树上和地上一片金黄，让人觉得这美景可以绵延，可以天长地久。然而就在一个黄昏，寒风起了，银杏的叶子全部被风带走，只剩了树枝。这时候的柿子树一派沉静，虽然它的叶子也被风带走了，但果实仍高高挂满枝头。

    我从小径的回环处走，抬头看着树上的柿子，就仿佛看着一双双温暖的眼睛，刹那间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要到这柿子树旁边了。它们静静地看着我，无声地与我交谈，说它在那些喧腾的日子里，怎样让自己的心泊于安详和沉静；说它在春天开出并不漂亮的花，在夏天曾经是一颗小小的被叶片遮蔽的青果；说它如何耐心等待秋天的到来，使自己变成阳光的金色，凝成一捧盈硕果实、可摸可触的爱。于是我思索柿子树在到这里之前的经历，它是长在一群同样的树木中间吗？它是怎样被命运选中，到鲁院的花园里，成为独特的风景？正如我冥冥之中幸运地到这里。它的命运之中是否也有风雨和雷霆？它的生命里是否也有春风和清露？它是否也深味了人间的悲喜，才呈现出这一树的殷实和辉煌？

    一天，我清早到柿子树下，在枯萎的草柯间捡了两枚熟透坠落的柿子。它们的光芒和馨香像音乐一样荡漾。由此我知道了，树木怎样靠果实传递快乐和希望。

    这座独一无二的花园里，在树阴和花丛中掩映着一些大文学家的雕像，巴金、茅盾、丁玲、冰心……他们有的器宇轩昂，有的神采飞扬，有的在倾心交谈，有的在凝神沉思。他们的生命气息透过颜色沉郁的大理石，火焰一般在时空中传递。我驻足于巴金先生的雕像前，他似乎在用温和的语气跟我说：“我用作品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感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走到冰心雕像前停下脚步，看到她左手托腮，凝神远眺，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上。不由得想起了她的书，她的文字，她的“爱的哲学”，随之，一股温暖明朗的情调蔓延开。

    冬天一日一日地深了，花园里的一切都沉浸在静寂的灰色里，只有柿子树还高举着一簇簇火焰般显眼的果子，微笑着，歌唱着……

（取材于郭严隶的同名散文）

寻找恩人

韦名

    建涛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找到女儿的救命恩人，给他恭恭敬敬地鞠个躬，道声歉。

    女儿描述的救命恩人是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说话不卑不亢，眼睛不大不小，头发不长不短的中年男人。

    那天上午，事情太突然了：站在马路边等车的她发现一辆车疯了一样向自己狂奔过来。小嘴张得巨大的她，既说不出话，也挪不动身子，眼睁睁看着车子朝自己飞奔过来……就在车子要撞上她的刹那间，她被一个人扑倒在路边的绿化带上——疯狂的车子从女儿刚刚站着的地方呼啸而过。

    和女儿一起倒在绿化带上的中年男人扶起了脑子一片空白的女儿。女儿却站不稳，蹲在绿化带上，瑟瑟发抖。

    “没事了！”中年男人扶起女儿。

    惊魂未定的女儿终于抬起了头，看到了中年男人眉心间一颗黑闪闪的痣。女儿连一声谢谢也没说，只呆呆地望着沾了一身泥水的中年男人头也没回地消失在马路上。

    救了女儿一命，女儿却来不及对恩人道声谢，建涛心里不安，发誓这辈子一定要亲口向恩人道谢！

    为了心中这一声谢，多少年，只要一有空，建涛就四处寻找恩人。

    这样的恩人，在芸芸众生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无异于稻仓中的一颗稻谷，找这样一个人，也无异于大海捞针。

    执着的建涛却不言弃，一直在寻找恩人。

    在寻找恩人的过程中，建涛也做了很多和恩人一样的好事，成了别人嘴里的恩人。

    女儿就在建涛不断寻找恩人的日子里逐渐长大，成了別人的女人——尽管建涛心里不大乐意女儿嫁给一个罪犯的儿子，一直对女婿很冷淡，可看到女儿后来又拥有了自己活泼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建涛认了。

    看到女儿的幸福，建涛寻找恩人的决心更加坚定。

    多年寻找未果。建涛不仅不放弃，还在家里亲自给恩人画像，画像眉心间有黑闪闪的痣。

    建涛画了一张又一张，画完就让女儿认，每一张画，女儿都说像又不像。

画到后来，建涛把中年恩人画成了老年恩人：皱纹加深了，头发变白了……当然，唯一不变的是眉心间的那颗痣。

    女儿说，除了那颗痣，父亲画的恩人怎么越看越像父亲自己。

    突然有一天，女儿告诉建涛，她想和男人带着女儿去遥远的地方看望从未谋面还在服刑的家公。

    建涛欣慰地点了点头。

    女儿一家去了遥远的地方，建涛继续画像寻找恩人。

    女儿从遥远的地方一回来，就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建涛，“爸！我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建涛一脸茫然。

    “恩人！”女儿说时，眼里闪着一丝亮光。

    “在哪？”建涛停下画像，盯着女儿。

    “在遥远的地方！”女儿眼里的那丝亮光不见了，“家公眉心间就长着那颗我永远忘不了的黑痣！”

    “……”建涛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

    “可他看着我们三个，听我激动地讲15年前的那一刻，始终不承认他曾救过我！”女儿有点灰心。

    “你确定？”建涛很久才回过神来。

    “爸，错不了，就是他。”女儿又激动起来，“可他为什么不承认这一切呢？”

    “谢谢你！”尽管亲家公和建涛画的像一点儿也不像，但一见面建涛还是隔着厚厚的玻璃深深地深深地给亲家公鞠了一躬。

    “谢谢你！”亲家公也深深地给建涛回了一鞠躬。

    建涛提醒亲家公：15年前的那天早上，一个人默默地沿着当时车少人稀的马路朝公安局走去……女儿就是那天那个时段在那段马路被一个眉心有痣的中年男人救起的！

    亲家公却一脸平静。

    “我女婿你儿子说，你那天出门的样子他永远忘不了！我女儿你儿媳说，你眉心间的黑痣她也永远忘不了！”

    亲家公静静地听着，轻轻摇了摇头。

    看着平静如水的亲家公，建涛没再继续说下去：来看望亲家公之前，他找到了当年接待亲家公自首的警官。警官说了一个细节，亲家公自首时衣服上一身泥水，十分狼狈。

    建涛又隔着厚厚的玻璃给亲家公深深鞠了个躬，离开了监狱会客室。

    建涛不再画像，却继续寻找恩人。

（有删改）

长安陌上无穷树

李修文

    岳老师和那个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

    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那所学校已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有踏足过。

    在病房里，两个不相识的病人竟然变作了老师和学生。岳老师虽说才四十多岁，但早已被疾病带来的伤痛、争吵、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给小病号上课。虽说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让她妹妹看她时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她通体发亮。但小病号生性顽劣，只要感觉稍好一点，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上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那句诗在小病号的身体里就像打了个结，每次岳老师提问，他死活就背不出来。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都是因为小病号。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从那以后，她经常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陪他去院子里，边走边问着诗词，还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可是，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决定转院带他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后，她辗转难眠。

    深夜，岳老师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她跟我说，她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要有，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这一晚，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心头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世，终究值得一过——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终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或相遇或分散，就在你我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不光有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你我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用写写画画反抗着黯淡的灯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后半夜，岳老师坐着睡着了。天亮时分，骨病发作，她在疼痛中醒来。醒来伴着突然的离别：小病号的父母接到转院通知，要他们赶紧去北京。九点钟，小病号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可是，那本教材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捏了捏他的脸，挥了挥手，如此，道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岳老师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几分钟后，楼下似乎传来小病号的叫喊声，呆坐的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着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遍，又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小病号终于背出了那句诗，岳老师号啕大哭，她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没有哭出声来。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听凭她哭下去，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

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

（德）海因里希·伯尔

    在我爷爷的故乡，几乎人人都靠在亚麻作坊里干活糊口，天天吸着轧亚麻茎时飞扬的尘土，身体受到摧残。孩子都要在放学后去森林里采蘑菇。亚麻作坊是巴莱克家的，森林也是他们家的。他们还有一间小铺。不知从什么年月开始，巴莱克老爷家给全村订了一条规矩：哪户人家都不许有磅秤。这条规矩可得小心遵守，谁若违犯了就要被赶出亚麻作坊，邻村也不敢雇这个人干活。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偷猎者，也从未想过要去买一台秤。我爷爷是第一个有胆量检验巴莱克家买卖是否公平的人。

    爷爷十二岁时，巴莱克家族受封成贵族，要送给全村每户人家一份巴西咖啡。在庆祝宴会前一天，他们在小铺里发咖啡。他们现在叫巴莱克·冯·比尔甘。

    爷爷为自己家和另外三户人家取咖啡。使女格特鲁德数了四包咖啡给他，每包八分之一公斤，由工厂封装好的。格特鲁德要拿一块糖给我爷爷时，发现瓶空了。格特鲁德转身去拿糖了。那时爷爷看到台秤左边秤盘上，放着一个半公斤的砝码。爷爷把四包咖啡放在右边的空秤盘上。当他看到黑色的公平针指在公平线的左边不动，放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斜在下边，半公斤咖啡高高翘起。那时他的心怦怦乱跳，就像他躲在森林树丛后等着传说里的巨人出现时一样。他从衣兜里掏出几颗小石子儿，在盛咖啡口袋的秤盘里，放上三颗、四颗、五颗小石子儿，指针总算稳稳地指在黑线上。格特鲁德回来了。我爷爷，脸色苍白的小家伙，站在一边，不动声色。他只拿了三包咖啡。更使格特鲁德惊奇害怕的是，脸色苍白的小男孩把她给的糖扔在地上，一边用脚踩，一边说：“我要找巴莱克夫人说话。”但是格特鲁德只是放声讥笑他。

    他把咖啡送给那三家人后，便揣着用麻袋片包好的五颗石子儿，走向茫茫黑夜。他知道在布劳高村，在伯尔瑙村都不会有谁家有秤的。他穿过森林，步行两小时来到名叫迪尔海姆的小城镇，那里住着一个叫霍尼希的药剂师。霍尼希为那个冻僵的小男孩开门。我爷爷解开他的麻袋片儿，取出五颗小石子，说：“我要把它秤一秤。”这时我爷爷才感觉到自己进了暖和的小屋子，他的脚已是湿漉漉的，雪融化在他的那双破鞋里。他饥饿疲劳，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想起有多少蘑菇、多少野草、多少干草花在那台秤上秤过。这台秤每半公斤就要缺五颗石子儿的重量。愤愤不平的巨浪袭击他的心头。霍尼希对他说，“五十五克，不多不少。”我爷爷才停止哭泣。

    爷爷又走了两小时路，穿过森林回来，在家里挨了一顿揍，问他为什么不把咖啡拿回来，爷爷死也不开口。他想起自己的哥哥，他采过很多蘑菇，想起了姐姐，想起了成千上百的孩子，他们为巴莱克家采的蘑菇、野草、干草花。这一次他不哭了，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

    元旦那一天，巴莱克一家来到教堂做大弥撒。他们本来以为吉兰登村的人们会向着他们高呼万岁，欢呼他们荣升。但是人们扭过苍白的脸，怀着无声的敌意盯着他们。年青的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看到我的爷爷——小弗兰茨，在大庭广众前问他：“你为什么不替你母亲把咖啡拿回去？”我爷爷站起身来说：“因为您吞没我的钱足够买五公斤咖啡。”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石子儿，递给那位太太看。爷爷说：“这是五十五克。您家的台秤每半斤就缺这些分量。”这位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教堂里的男男女女齐声唱起一支歌：

    “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正当巴莱克一家在教堂里的时候，一个偷猎野兽的人钻进小铺，把台秤和厚厚的皮面大账本偷了出来。元旦的整个下午，村子里男人都坐在我曾祖父家里算账，按巴莱克家收购东西的十分之一计算，已经有几千塔勒。但是还没有算完，区里宪兵队的宪兵冲了进来，一边打枪一边用刺刀乱刺。台秤和账本被抢走了。爷爷的姐姐中弹死了，还有一些男人受伤。

    附近的布劳高村和伯尔瑙村也发生了暴动。亚麻作坊停工了一个星期。大批大批的宪兵赶来镇压。后来，村里的人们又去亚麻作坊做工，孩子们又去采蘑菇了。但是每逢星期日，只要巴莱克一家走进教堂，人们就唱起歌来：“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我爷爷的父母在埋葬女儿后，被迫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他们看到，各地各村地主家秤上公平正义的指针都是虚假的。他们的老牛破车在泥路上慢慢爬行，车后面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羊。只要有人愿意，就能听到巴莱克·冯·比尔甘的故事：他们家的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吞没人家十分之一的钱。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述。

（有删改）

北京市西城区有很多名人故居或其它的历史遗迹。请写一段文字，介绍其中的一处。要求：内容充实，语言简明，条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