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是《文心雕龙》(下编)中重要的一篇。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则为变。必须于通中求变，不变则穷。可是千变万化中则有着一以贯之的“文律”，因此又要变而不失其通，否则就会迷失了变的方向，变掉了它的实质，每变而愈下了。

(节选自马茂元《说〈通变〉》)

答：

猫婆

冯骥才

    我那小阁楼的后墙外，居高临下是条又长又深的胡同，我称它为猫胡同。每日夜半，这里是猫儿们无法无天的世界。它们戏耍、求偶、追逐、打架，吵得人无法入睡。为了逃避这群讨厌的家伙，我真想换房子。奇怪，哪来这么多猫，为什么偏偏都跑到这儿来聚会闹事？

    一天，我到一位朋友家去。他视猫如命。

    我说：“我挺讨厌猫的。”他将一个白色的东西放在我手上：一只毛绒球大小雪白的小猫缩成团儿，小耳朵紧紧贴在脑袋上，一双纯蓝色亮亮的圆眼睛柔和又胆怯地望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对朋友说：“太可爱了，把它送给我吧！”

    蓝眼睛一入我家，便成了全家人的情感中心。每当它闯祸，只要一瞅它那纯净光澈的蓝眼睛，火气顿时全消，反而把它拥在怀里……我也是视猫如命了。

    入秋，天一黑，不断有大野猫从猫胡同爬上我家的房顶来。我关紧通向晾台的门，蓝眼睛便发疯似的抓门。我知道它在发狂地爱，便打开门不再阻拦。一天夜里，它再没回来。

    家中每个人全空了。我房前房后去找。一个孩子告诉我，猫胡同顶里边一座楼的后门里住着一个老婆子，养了一二十只猫，人称猫婆，蓝眼睛多半是叫她的猫勾去的。

    当夜，我钻进猫胡同，在黑暗里寻到猫婆家的门。我冒冒失失地拍门，非要进去看个究竟不可。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老婆子出现——这就是猫婆了。

    我说我找猫，她立刻请我进屋去，是间阴冷的地下室。一股噎人的猫味扑鼻而来。屋顶很低，正中吊下一个很脏的灯泡，把屋内照得昏黄。一个柜子，一座生铁炉子，一张大床，地上几只放猫食的破瓷碗，再没别的。

    猫婆问我猫的样儿，我描述一遍，她立即叫道：“见过见过，常找我们玩，多疼人的宝贝！丢几天了？”我盯住她脸看，只有焦急，却无半点装假的神气。我说：“五六天了。”她的脸顿时阴沉下来：“您甭找了，回不来了！”我很疑心她骗我，目光搜寻可能藏匿蓝眼睛的地方。猫婆的手忽向横着的铁烟囱上一指：“这都是叫人打残、摔坏的猫！我把它们拾回来养活的。您瞧那只小黄猫，孩子们想要烧死它，我一把抢出来的！您那宝贝丢了这么多天，哪还有好？现在乡下常来一伙人，下笼子逮猫吃，造孽呀！”

    她说得脸抖，手也抖，点烟时，烟卷抖落在地。烟囱上那小黄猫跳下来，叼起烟，仰起嘴递给她。猫婆笑脸开花：“瞧，这小东西多懂事！”

    面对这受难猫儿们的救护神，告别出来时，不觉带着点惭愧和狼狈的感觉。从此不知不觉我竟开始关切所有猫儿的命运。猫胡同再吵再闹也不再打扰我的睡眠，猫叫成了我的安眠曲……

    转过一年，到了猫儿们求偶时节，猫胡同却忽然安静下来。

    我妻子无意间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猫婆死了。同时才知道关于她的一点经历。她本是先前一个开米铺老板的小婆，被大婆赶出家门，住在那座楼第一层的两间房子里，后又被当做资本家老婆轰到地下室。她孑然一身，拾纸为生，以猫为伴。

    曾有人为她找了个卖肉的老汉作伴儿。老汉受不了猫闹、猫叫、猫味儿，就搬出去住。而她坚持与这些猫共享着无人能解的快乐。

    前两个月，猫婆急病猝死，老汉搬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些猫统统轰走。被赶跑的猫儿每每回来，必遭老汉一顿死打。

    一种伤感与忧虑从我心里漫无边际地散开，散出去，随后留下的是一片沉重的空茫。入冬后，我听到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

    我家对面一座破楼修瓦顶。白天换瓦时活没干完，留下个洞，一只猫钻进去御寒；第二天瓦盖上，这只猫无法出来，急得在里边叫。住在这楼顶层的五六户人家谁也不肯将自家的顶棚捅坏，放它出来。这猫叫了三整天，直至声音消失！

    听到这故事，我彻夜难眠。更深夜半，天降大雪，猫胡同里一片死寂。忽然，后墙下传来一声猫叫，在胡同深处，猫婆故居墙头上，孤零零趴着一只猫影，蜷缩一团，凄婉哀叫。不是那只小黄猫吗？忙叫声：“咪咪！”谁知将它惊动，起身慌张跑掉。

    猫胡同里便空无一物。只剩下一片夜的漆黑和雪的惨白，还有奇冷的风在这又长又深的空间里呼啸。

（选自《灵魂的巢》，有删改）

鱼拓画

张炜

    一位多年不见的海边好友，从打磨文字的作家变成了画家。他展示一幅幅作品，令我无比惊讶：都画了鱼，大鱼小鱼，那么逼真而古朴，看上去有些异样，与以前看过的绘画完全不同。我见过各种各样鱼的水墨画，还从未看到这样的风格。我向他讨了一幅。

    我选中一条一尺多长的黑色大鱼，说：“这好像是一条比目鱼。”他说：“是的，一条比目鱼。”他指点着墙上的画，依次告诉：“赤鳞鱼、鲷鱼、鲳鱼……这是一条红鲷，多大的红鲷啊，四斤二两！”最后一句让我吃惊：他显然在说一条真实的鱼。看着我惊讶的样子，他主动解释道：“我忘了告诉你，这不是一般的画，这是‘鱼拓画’。”

    “什么是‘鱼拓画’？”

    “就是给鱼做拓片，像拓碑一样，把宣纸放在上面……”

    这令我更加惊奇。我马上想到的是要等活蹦乱跳的鱼死去，等它僵硬时，然后再涂墨，按上宣纸。鱼毕竟不是石头和木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做下来肯定麻烦。不过到底有多麻烦，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只觉得这种办法高明而巧妙，他能够想得出真不简单，也许只有生活在海边的艺术家才能有这种奇思妙想。

    我知道他喜欢出海钓鱼，是海猎能手也是烹鱼高手。大概就是这种海上生涯给了他灵感，让他成为一个特别的画家。我尽力发挥想象，说：“如果没有猜错，你肯定要把逮到的大鱼搁置一会儿，等它不动了才开始动手。这大约需要多次实践，积累经验，比如墨色浓淡、宣纸按上去轻拍重拍、怎么把握力道等，会有许多技巧。宣纸揭下来还需要动动画笔，最后才能题字落款，成为一幅作品。”

    我像一位内行，这样说时，其实内心里已经在琢磨怎样亲手做一幅“鱼拓画”了。因为这种画是在现成的鱼身上“印刷”出来的，算是一种工艺，只要掌握要领就能完成。我说着，极力隐藏自己要当一位艺术家的跃跃欲试、野心和冲动。

    谁知朋友马上摇摇头：“死鱼不能拓画。”

    “用活鱼？这怎么行？”我的声音变大了。

    “让鱼安静一会儿，但不能让它死去。安静的鱼和死去的鱼是不一样的，死鱼，拓出的画也是死的，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听上去既有道理，又过于玄妙。我甚至认为他有点太较真或太讲究了，换了自己一定不会这样做。因为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死去的鱼才会有木石一样的标本作用，那时操作起来才得心应手。我微笑不语，看着他。

    “我让鱼安静下来，让它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抓紧完成。”

    “怎么让它睡着？”

    “一点酒吧。”

    我明白了，它醉眠后，他开始往它身上小心翼翼地涂墨。怎样涂？如预料之中，他语焉不详。大致是按照丰富的经验施墨，而且在宣纸和鱼结合一体的时候，拍按之间，需要高度的技巧。鱼鳞、鱼鳍，特别是鱼的眼睛，都要传神地表达出来。他一再强调“眼睛”。

    这使我想到：鱼是有神气的，鱼是有神采的，鱼是有心情的。是的，我不得不确认这样的一种理念，即一切高妙的艺术都是精神的再现、个性的表现。而对于一条海中生灵而言，最能传递这一切的当然只能是眼睛。它要注视，它的悲哀或怜悯都要从目光中流露。它从自己的那个方位投向人间的神情，即便在这样的瞬间也不会泯灭。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这种揣测和把握当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切艺术即心灵劳作的关键所在。

    他告诉我，一张好的鱼拓画可以把鱼和鱼之间的不同表现出来，也可以将同一种鱼的不同时刻表达出来。不同的鱼，不同的时刻，都在画纸上凝固了，却是凝固了栩栩如生的那个瞬间。

    我长时间沉默。我在想鱼和艺术，想生命的奉献，想短暂和永恒。这样一些关系纠缠在艺术创造之中，从来没有例外。离开了这样的领悟，所谓的艺术就会变得木讷。而那些看起来木讷的用来作拓片的石碑之类，却蕴含了十足的生命力。我们一再地拓、拓，复制，只为了再现生命的神色。

    一条大鱼留下自己生前的刻记。它带着水族的秘密来到面前，那一刻刚刚沉睡。它曾经活生生地、惊讶地看着这个新的世界，看着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命，大睁双眼……

    关于鱼和海的故事，朋友可以讲上一整天。那是一些烂漫的故事，惊险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大多是鱼。他的这些经历铸就了与水族的深刻情感，也催生了手中的艺术。

    后来这幅艺术品挂在了我的室内。它看上去和一般的水墨画大为不同：既是一种拓制，又是活的生命的印迹。我端详的时候，总觉得它的一双眼睛在注视我，充满了悲悯。

    它真的就在那里了。它是一个悲剧。它演绎着生命和创造的故事。它讲述了大海：波涛万里，压低的铅云，还有其他……

（选自《散文选刊》2018年第10期，有改动）

母亲的奖章

刘庆邦

    ①母亲去县里参加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从县里回来，母亲带回了一枚奖章，还有一张奖状，奖状和奖章是配套的。

    ②而我只对奖章有印象。那枚奖章相当精美，的确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我们小时候主要是玩泥巴，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玩。母亲的奖章，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终于可以拿得出手的玩具。母亲把奖章放在一个用牛皮做成的小皮箱里，小皮箱不上锁，我随时可以把奖章拿出来玩一玩。我没把奖章戴在身上试过。因没见母亲戴过，我不知把奖章戴在哪里。有一次，我竟把奖章挂在门口的石榴树上了，好像给石榴树戴了一个大大的耳坠一样，挺逗笑的。

    ③我不仅自己喜欢玩奖章，别的小孩子到我们家玩耍，我还愿意把奖章拿出来向他们显摆，那意思是说：你们家有这个吗？没有吧！我只让他们看一看，不让他们摸。见哪个小孩子伸手想摸，我赶紧把奖章收了回来。

    ④不知什么时候，奖章不见了，我一次又一次把小皮箱翻得底朝天，连奖章的一点影子都没见到。奖章没长翅膀，它却不声不响地“飞”走了。母亲的奖章的丢失，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也许永远都解不开了。

    ⑤倘若母亲的奖章继续存在着，那该有多好，每看到奖章，我们就会想起母亲，缅怀母亲勤劳而光荣的一生。然而，奖章不在了，奖章却住进了我的心里。我放弃了对物质性的奖章的追寻，开始追寻奖章的精神性意义。

    ⑥当劳模不是百里挑一，也不是千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应该说母亲能当上劳动模范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怎么就当上了劳动模范了呢？怎么就成了那个“万一”呢？既然模范是以劳动命名，恐怕就得从劳动上找原因。听大姐二姐回忆说，母亲干起活儿来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强。往地里挑粪，母亲的粪筐总是装得最满，走得最快。麦季在麦田里割麦，不用看，也不用问，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母亲。别的妇女绞水车时，都是一次上两个人。而母亲上阵时，坚持一个人绞一台水车。她低着头，塌着腰，头发飞，汗也飞，一个人就把水车绞得哗哗的，抽出的水水头蹿得老高。

    ⑦母亲的身材并不高，体重也不重。可是，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才慢慢理解了。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是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心劲儿。心劲儿，也就是心上的力量。心上的力量大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有力量。体力再好，如果心劲儿不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力量。一个人心上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只有能够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战胜别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战胜，先败在自己手里，还指望能战胜谁呢！

    ⑧与母亲相比，我的心劲儿差远了。说实话，小时候我是一个懒人，几乎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后来参加工作到煤矿，我才失去了对家庭的依赖。一个人孤身在外，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好在母亲勤劳的遗传基因很快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是自尊、自立和成家的需要，我开始挖掘自身的劳动潜能，并在逐步认识劳动的意义。

    ⑨直到现在，我才稍稍悟出来了，原来劳动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劳动的过程，是修行的过程。如果人的一生还有点意义的话，其意义正是通过不断辛勤劳动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当一个劳动模范是多么的光荣！

    ⑩人说闻道有先后，人的觉悟也有早晚。而我现在才对劳动模范重视起来。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向母亲学习，天天按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体力可以衰退，心劲儿永远上提。就算别人不评我当劳动模范，我自己评自己还不行吗！

（有删改）

1963年过年

刘国芳

    男人挑了一担灯芯，要出门。一个女孩儿，蹦蹦跳跳跑了过来，女孩儿说：“爸爸要去哪儿呀？”

    男人说：“卖灯芯。”

    女孩儿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男人说：“过年回来。”

    男人说着，出门了。女孩儿跟了几步，女孩儿说：“爸爸，给我买新衣裳过年。”

    男人应一声，走了。

    男人很快出了村，往荣山方向去。男人要经过荣山，去一个叫抚州的地方。从荣山到抚州，有六七十里。男人肩上挑着满满的一担灯芯，但灯芯没重量，一担灯芯只十几斤，男人不把这担灯芯当回事，他一天就能走到抚州。

    果然，这天傍晚，男人到抚州了。一到街上，男人喊起来：“卖灯芯，点灯的灯芯。”

    有人应声说：“几多钱一指？”

    男人说：“三分。”

    应声的人讨价还价：“两分卖不卖？”

    男人说：“拿去。”

    就有人走到男人跟前来，犹犹豫豫掏两分钱给男人。男人拿一指灯芯给人家，很少的一指，只有小指头那么粗。又有人过来，要买一角钱，男人也拿了一指给人家，这一指大些，大拇指那么粗。再没人过来了，男人又挑起灯芯喊道：“卖灯芯，点灯的灯芯。”

    此后，抚州大街小巷都听得到男人的声音。

    在抚州卖了几天，男人就离开抚州了。男人一路前去，去流坊，去浒湾，再去金溪……最后返回荣山回家。这样来来回回，要在外面呆一个多月。但不管走多远，男人都会在过年前赶回来。

    这天，男人到浒湾了。

    天晚了，街两边的房屋透出灯光，很暗的光，星星点点。这样星星点点的光，无法照亮巷子。一条巷子，黑漆漆的。男人挑着灯芯，高一脚低一脚走在巷子里，仍喊道：“卖灯芯，点灯的灯芯。”

    一户人家，没点灯，屋里黑漆漆的。黑漆漆的屋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说：“你来得及时，我屋里的灯芯刚好用完了。”

    说着，拿出两分钱，买一指灯芯回去。

    俄顷，那屋里有光了。

    一个人站在一家小店铺前，男人见了，就说：“你店里有棒棒糖么，我用灯芯换你棒棒糖。”

    那人点点头，同意了。

    在男人换糖时，男人家里的女孩儿在想爸爸了，女孩儿问着大人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大人说：“还早哩，过年才回来。”

    确实还早，男人那时候还在金溪。随后，男人去了南城南丰，再去了建宁和泰宁，还去了福建邵武、光泽。这一路花费其实很大，男人白天要吃，晚上还得住旅社。这一切开销，全在一担灯芯里。为此，男人一路很节约。有时，他一天只吃两个包子。但该买的，男人还得买。男人有一天就在邵武买了好几块布，好看的花布，是给家里女人买的。男人还买了一件红灯芯绒衣服，买给女孩儿的。男人还买了一根扎头的红绸子，也是给女孩儿买的。这东西可买可不买，男人犹豫了很久，拿出二分钱，买下了，然后放在贴身口袋里。

    男人回来时，灯芯全部卖掉了。但男人肩上的担子，没轻下来，反而重了。男人担子里放着布，放着衣裳，还放着麻糖、花生糖和拜年的灯芯糕。女孩儿早就等在家门口，老远看见男人回来了，女孩儿蹦蹦跳跳跑过去，女孩儿说：“爸爸，给我买了新衣裳吗？”

    男人说：“买了。”

    女孩儿就跳起来。

    不一会儿，女孩儿就让妈妈帮她穿好了红灯芯绒的衣裳。男人买的红绸子，也扎在女孩儿头上。随后，女孩儿含着棒棒糖出去了。在外面，女孩儿看见几个孩子了，女孩儿于是把口里的棒棒糖拿出来，然后跟几个孩子说：“我爸爸回来了，给我买了新衣裳，还买了扎头的红绸子和棒棒糖。”

    女孩儿说着时，有爆竹噼噼啪啪响起来。

    过年了。

【注释】1963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拐点，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经济、民生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