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职

许行

    海尔曼博士的诊所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没有不知道他和他的诊所的。这个倔老头子，像他那把用最好的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撬开他的诊所，将一点现金和几样珍贵的药物，放在提兜里准备带走。不巧，他在慌忙中撞倒了吊瓶支架，又被氧气罐绊倒，摔折了大腿，要跑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海尔曼和助手从楼上下来，助手说：“打电话让警察把他带走吧！”

    “不，在我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

    把小偷抬上手术台，海尔曼连夜给他做了接肢的手术，并打上了石膏，直到在诊所里把他彻底治好才交给了警察。

    助手说：“他偷了您的财物，你怎么还如此给他治疗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又一天，一个女人护送一位在车祸里受重伤的人来到诊所。

    海尔曼一愣：“呵，是她！她早已徐娘半老，怎么还这般漂亮？”这是他被人夺去的爱妻。直到今天她在他的眼里，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魅力。

    女人泪流满面地说：“海尔曼，亲爱的海尔曼，你还恨我吗？……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不得不来求你，你是全市惟一能给他做手术的人。”

    受重伤的人是他原来爱妻的后夫，就是这个人把她夺去了，当时就差点同他进行古老的决斗。

    海尔曼曾经受过他们的侮辱。现在这种场合的重逢，使他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始终一言未发，只冷冷地反问一句：“列夫斯基夫人，你忘记我常对你说的话了吗？”

    “噢，你是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一个修补头颅骨的手术，让海尔曼站了十个多小时，最后晕倒在手术台旁。

    列夫斯基在伤愈后，夫妻俩在海尔曼面前忏悔地说：“如您不嫌弃，我们愿意为服侍您而献出余生。”

    “这是上帝的安排。医生的手术室里记住的只是他的天职，忘记的是个人的恩怨。”

    这件事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这年，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了布拉沙。一个盖世太保头目，被波兰地下战士一枪打中了胸部。随军医生没人能给他做开胸这样的大手术，便把他化了装送到海尔曼的诊所。海尔曼一搭眼就认出了这个最凶残的德国刑警队警官，在这个城市里不知有多少波兰人丧生在他的枪口下。他心中猛然一震，暗自喟叹，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呵！

    海尔曼支走了所有助手和医护人员，他洗手，刮脸，重新穿好上教堂才穿的那套西服，罩上一件最新的白外套。然后拿起他最大的那把手术刀，一下子剖开了他的胸膛。他没有去找子弹，而是把手术刀插在他的心上……

    审判海尔曼时，德国人说：“你玷污了你的手术刀。”

    “没有，它用得其所。”

    “你忘记了医生的天职。”

    “没有，此时此刻反法西斯就是最高的天职！”他一字一顿，字字千钧，全市人都听到啦。

    海尔曼牺牲了。可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天职”两个大字，不用再加其他文字，它就成了一条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反法西斯标语。时至今日，布拉沙还在最高的楼宇上，挺举着“天职”两个大字，谁都明白人们赋予了它更深远的含义。

（原文略有删改）

读书的时光

    我们先可以不假思索地构想出一幅图画，它能勾勒出书呆子的形象，并能引人发出一声讥笑：一个面色苍白、形容消瘦的书生，身着长袍大褂，成天冥思苦想，手无缚鸡之力，一招呼女人就面红耳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头潜入故纸堆中。只要一进旧书店，便流连于幽暗的角落，耗去几个时辰。——这无疑是一个习性乖戾、单纯可爱的人物，与我们谈到另一类人绝无相似之处。一个真正的读者，从本质上说是很年轻的。他充满强烈的好奇心，思想活跃，心胸开阔，善于交际。对他来说，读书主要是一种喜欢户外活动的自然秉性，而非执意深居简出、潜心学问的愿望；他沿途跋涉，爬过一山又一山，直到登上清新宜人、令人陶醉的境地。这全然不同于蛰居苦读式的上下求索。

    我们童年时读的那些书，总是悄悄地从不许接触的书架上偷来读的，给人以某种非现实感，令人惊讶，像是全家犹在沉睡之际，偷看了晨曦洒向静谧田野的景象，像是从帘帷空隙窺见了奇怪朦胧的树影。尽管我们还不太明白那些究竟是什么，却从此终生不忘，因为儿童具有一种奇特的预知能力。

    往后的阅读却截然不同了。也许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吧，所有的限制解除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图书室任我们自由进出，而且我们的朋友也获得了同样的自由。我们整天整天地百事不问，一个劲儿地读书。这是一段令人异常兴奋和欣喜的时间，我们仿佛天南海北，处处结识英雄。我们心中有一种奇迹感，好像我们所体验的一切全是真实的；同时还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心理，极力表明自己对世上出现过的伟人颇为熟悉。这时的求知欲最强烈，起码对自己信心十足，而且真心实意地感到，伟大作家对于人生理想的估价似乎与自己的向往完全一致。

    我们步入社会萌发了与世人友善之心。我们对当代作家的作品产生了更多的兴趣；由于使我们感到亲切的缘故，我们原谅了他们缺乏给人启示的弱点。甚至可以说，虽然他们也许大为逊色，但比起已经作古的名家来，我们从同代人身上实际获益更多，

    这样一来，站在满是崭新书籍—书页还粘在一起，书背上的金色涂料未干——大书肆里，也会同置身古旧书店时一样，令人感到愉快和兴奋。也许不那么陶醉，但原先那种渴求知道不朽人物的愿望，已经让位于更加耐心地了解同代人在想些什么的好奇心。活着的男女有些什么感受？他们的住宅像什么样子？他们穿什么服装？用什么钱币？吃什么食品？爱什么恨什么？对周围世界有何看法？活着时抱着什么幻想？当代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窥视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现实状况，正像我们亲身观察时所见到的一样。

    这种好奇心一旦攫住我们，经典著作便会很快积上厚厚的一层灰，除非受某种需要的驱使，我们不会去翻阅它们。说到底，活人的声音最容易听懂。我们可以平等地对待他们。他们在猜我们设的谜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理解他们讲的笑话。很快，我们会养成另一种情趣，不仅仅满足于大作家，而且对闲书发生兴趣——这也许不是一种高贵的情趣，但却是一份很受用的财产。这给我们提供了难以言喻的享受，我们很感激这些闲书，事实上，我们会逐渐把它们的作者和书中的主人公当做我们静静的一生中起着不小作用的人物。

    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像我们时代的这样不服权威，桀骜不驯，离经叛道，另辟蹊径。即使是细心的观察家，似乎也很难发现我们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带有任何共同的特征，或在追逐同一的目标。无论从经典著作中学得了什么，我们现在得鉴别当代作家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只要具有生命活力，其影响就会伸向未知的领域，获得新的体现方式；我们也必须随之驰骋想象，倘若我们要接受并理解它们赐予我们的新奇启示。

（《伍尔夫读书随笔》摘录）

新梅花岭记

鲍昌

    “骑鹤下扬州”的梦终于实现了。友人相伴，游了纤秀的瘦西湖，登了开敞的平山堂，闻了个园的桂香，掬了何园的池水；傻里傻气的，我还要寻觅当年的二十四桥以及杜牧才子咏唱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幻想有多少娉娉袅袅的女儿卷起珠帘呢！却归于了虚。再加之停留的时日太短，真令人有王渔洋“衣香人影太匆匆”之感，憾哉！

    游踪所及，发现现实的扬州与我想象的有差距。原来我的脑子里盛满了绿杨明月，玉树琼花；隋炀帝的楼船箫鼓，仿佛还隐约地在耳边回响。谁知现在拓宽了几条马路，修建起若干洋楼，有的中不中，西不西，恰似女儿家衣霓裳而裤牛仔，令人大无可奈何也。最有趣者，刚听了一段评书，立即被高分贝的迪斯科音乐震得差点休克；刚在中午品尝了鲥鱼，又在晚间大啖西点。于是我不再去想扬雄的《扬州箴》，也不再去想姜夔的《扬州慢》。我觉得，扬州变了，变得难以识认。它的古都风韵，一如真正的《广陵散》琴曲，似乎永远失传了。

    扬州给我以深刻印象者，惟史可法祠墓乎？史可法为明末抗清英雄，原为南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故又称史阁部。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史可法自请督师，死守扬州。城破被执，大骂多铎而英勇就义。尸骸不可得，其义子葬其衣冠于广储门外梅花岭上。而清兵遂大肆屠杀十天，是为“扬州十日”。首恶者，即豫亲王多铎也。我奇怪近日来播映的电视剧《荒唐王爷》，精心美化了多铎这一血污满身的刽子手，其事要比“荒唐王爷”还要荒唐了。

    我自信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者，深知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各民族间的历史纷争，大都可以不再计较。但是，征伐守卫之间，总还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若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征伐者杀得血流飘杵，无辜者，靡有孑遗，善恶在其申是分明的。固然，史可法并非完人，多铎亦未全泯人性，只是扬州之役，一为英雄，一为屠夫，则是不容争辩的。

    今吏可法祠墓在扬州博物馆内，祠墓相连，均南向。墓门内为飨堂，堂前有银杏二，绿影拂墙，极是幽静。坟之四周杂植松柏，院墙外即梅花岭土阜。岭后有遗墨厅，厅内壁上嵌有史公遗书石刻。祠墓东南，尚有桂花厅、牡丹阁、芍药亭等，这岂是后人以国色天香，恒为史公馨祝耶？

    祠墓内楹联甚夥，多名作。如严保庸联：“生自有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吴大澈联：“何处吊公魂？看十里平山，空余蔓草；到来怜我晚，只二分明月，曾照梅花。”朱武章联：“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一抔土，梅花冷艳伴孤忠。”均有血有泪，凄恻感人。

    史可法殉国百年后，清初学者全祖望有《梅花岭记》之作，备言史可法“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我为之感，为之动，亦苦吟良久，成一联以献史公，并草此《新梅花岭记》。其联语云：无力挽狂澜，忠魂一逝，泪遮去二分明月；有情萦土阜，雄魄长存，血溅开万树梅花。

（选自《鲍昌散文》，有删改）

【注】《梅花岭记》是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所写的一篇散文。文章追叙史可法在扬州抗清牺牲的经过以及他的牺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热烈地歌颂了史可法慷慨死难的精神。

【甲】

    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即将载入史册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运动。

    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的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之于世。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起草《宪法》和《独立宣言》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节选自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乙】

    今天，当我们悼念美国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政治家亚当斯先生，并发扬美国革命传统的时候，亚当斯先生为支持美国独立而大声疾呼的人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无论生死存亡，我都举手衷心拥护《独立宣言》。

    的确，在开始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独立。但是，上帝为我们安排了结局。英国的不义行为迫使我们拿起武器。他们视而不见自身的利益，反而我们得益；他们一味固执己见，直到我们看到独立的希望。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力争得独立，因为它属于我们。

    既然天意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推迟《独立宣言》的诞生呢？难道今天还有人如此软弱，竟希望同英国达成和解，并以为这种和解会保护北美的安全与自由 ， 或保护其本人的生命和名誉？

    请问那位在座的先生，还有那位坐在您身旁的年高望重的同事，难道你们二位不都是遭受仇视，惩罚和放逐的对象吗？如果英国人继续当政，而你们又无望得到王室宽恕，你们二位除了作为歹征，还能有什么结果？如果推迟独立，我们究意是想继续这场战争，还是放弃这场战？难道我们打算服从英国国会颁布的包括波士顿港法案在内的所有议案吗？难道我们心某情愿地同意毁掉我们自己，而听凭我们的国家和权利遭到践踏吗？

（节选自丹尼尔·韦伯斯特《永远独立吧！》）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端午节

鲁迅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踞在他脑里了。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安慰。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地，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

    他将这“差不多说”最初公表的时候是在北京首善学校的讲堂上。散坐在讲堂里的二十多个听讲者，有的怅然了；有的勃然了，大约是以为侮辱了神圣的青年；有几个却对他微笑了，大约以为这是他替自己的辩解：因为方玄绰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这其实不过是他的一种新不平。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安分守己的人。教员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别有官俸支持，他也决不开一开口。不但不开口，当教员联合索薪的时候，他还暗地里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后来一转念，这或者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并不兼做教员的缘故罢，于是也就释然了。

    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居然倒也发了一点薪水，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领了钱，酌还些旧债，却还缺一大笔款。

    但是“差不多”的事实又发生了，政府后来竟不理无关痛痒的官吏，终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员要钱的好官化为索薪骁将了。他也赞成同僚的索俸，然而他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

    阴历五月初四午前，他一回来，方太太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

    “一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销……发了么？”方太太说。

    “钱的支票是领来的了，可是又说要到他们跟前去亲领……”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方太太看着他的脸说，“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他想了一会，又懊恼地出照旧例，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他一定须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递给方太太一叠簇新的中交票，脸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谁知道初四这一天他不到七点钟便回家来。

    “怎么了？……这样早？……”方太太看了他说。

    “发不及了，大约到初八就准有钱……我午后去寻金永生，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

    “这样紧急的节根，谁还肯借出钱去呢。”方太太说。

    方玄绰低下头来了，接着就记起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说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

    然而不多久，他恍然大悟似的发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赊一瓶莲花白。莲花白竟赊来了，吃完饭，又颇有些高兴了，他点上一支大号哈德门香烟，从桌上抓起一本《尝试集》来，躺在床上就要看。

    “那么，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床面前，看着他的脸说。

    他又要看《尝试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机会。连忙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

    “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地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走远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

（有删节）

【注释】《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