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  花

孙犁

    每年春天，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地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放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静。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今年春天，因为忙于搬家，整理书籍，没有闲情栽种一株白菜花。去年冬季，小外孙给我抱来一大旱萝卜，家乡叫做灯笼红。鲜红可爱，本来想把它雕刻成花篮，撒上小麦种，贮水倒挂，像童年时常做的那样。也因为杂事缠身，胡乱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一开春，它竟一枝独秀，拔出很高的茎子，开了很多的花，还招来了不少蜜蜂儿。

    这也是一种菜花。它的花，白中略带一点紫色，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它的根茎俱在，营养不缺，适于放在院中。正当花开得繁盛之时，被邻家的小孩揪得七零八落。花的神韵，人的欣赏之情，差不多完全丧失了。

    今年春天风大，清明前后，接连几天，刮得天昏地暗，厨房里的光线，尤其不好。有一天，天晴朗了，我发现桌案下面，堆放着蔬菜的地方，有一株白菜花。它不是从菜心那里长出，而是从横放的菜根部发出，像一根老木头长出的直立的新枝。有些花蕾已经开放，耀眼的光明。我高兴极了。把菜根菜帮修了修，放在水盂里。

    我的案头，又有一株菜花了。这是天赐之物。

    家乡有句歌谣：十里菜花香。在童年，我见到的菜花不是一株两株，也不是一亩两亩，是一望无边的。春阳照拂，春风吹动，群蜂轰鸣，一片金黄。那不是白菜花，是油菜花。花色同白菜花是一样的。

    1946年春天，我从延安回到家乡。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父亲已经很见衰老。见我回来了，他当然很高兴，但也很少和我交谈。有一天，他从地里回来，忽然给我说了一句待对的联语：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他说完了，也没有叫我去对，只是笑了笑。父亲做了一辈子生意，晚年退休在家，战事期间，照顾一家大小，艰险备尝。对于自己一生挣来的家产，爱护备至，一点也不愿意耗损。那天，是看见地里的油菜长得好，心里高兴，才对我讲起对联。我没有想到这些，对这副对联，如何对法，也没有兴趣，就只是听着，没有说什么。当时是应该趁老人高兴，和他多谈几句的。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就因为劳动后受寒，得病逝世了。临终，告诉我，把一处闲宅委给叔父家，好办理丧事。

    现在，我已衰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很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

    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像案头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

秋天的怀念

林中洋

    清晨上班的路上，车子堵在了桥头。桥下，易北河水在刚刚升起的朝阳下缓缓流过，河滩上，天空中，无数的大雁起起落落。过去，我每看见大雁，就会想起千山万水之外的故乡；现在，我会想起已经在天国里的母亲，大雁在天上飞，应该离她更近一些。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却迟迟动不了笔，原因好像很复杂其实却又很简单，因为母亲，是每个人曾经的全部天空，在这个天空里，有绚丽的彩霞，也有密布的乌云；有雷鸣电闪，也有雨后的长虹，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母亲很晚生我，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她十分年轻时候的样子，但是中年之后的她，仍旧有着白皙细腻的皮肤，头发烫得一丝不苟。在那些物质并不富裕的岁月里，母亲虽然衣着朴素却从不失讲究，裤子总是熨得笔挺，后来我知道，她从小女孩的年纪就喜欢黑色的衣服，黑色，对她而言是选择，不是将就。

    我的外公是亨得利钟表眼镜行的经理，家境殷实，所以我的母亲从小不必为生计或是家务操心，但是她却有一双巧手，她会织各种花色的毛衣。每年初秋，母亲都会把我们去年已经穿小了的毛衣拆掉，混上新的毛线重新织就。她曾经用我的旧牛仔裤给我的吉他做了一个套子，记得当年所有见过这个套子的人都顽固地认为这么精致的东西只可能是买的。母亲是南方人，虽然在北方长大，却保留了南方人的口味，做菜总是要放一点糖，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早早买好了糯米、黑芝麻和猪油，用一只小石磨把糯米合着水细细地磨成浆，她做的宁波汤圆，晶莹剔透如珠玉，里面的馅子隐约可见，一口咬下去，香甜酥糯，满口留香。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是母亲的味道。

    我小的时候非常怕黑，厉害的时候即使开着灯睡觉也不踏实，于是我就会跑到父母的房间去，要求睡到他们俩中间，母亲张开手臂，我的脸一枕到她柔软的臂膀上，就会毫无悬念地立刻睡着。随着我渐渐长大，只要半夜站在父母床前，父亲就会叹口气然后抱起枕头睡到我的小床上去。我那时还经常生病，有次问母亲我会不会就要死了，她哈哈大笑，说你放心，要是你得了什么治不了的病，我肯定比你先死！我听了就平静下来，好像只要有母亲防着，我连死都不必怕了。

    母亲是物理老师，她的学校离家很远，每天都早出晚归，晚上还经常要批改作业或考卷。那时候只有周日是休息日，这一天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洗衣服和打扫卫生的时间，所以退休之前，母亲的脾气有时会很暴躁。到了我的青春叛逆期，我和母亲之间会时不常地硝烟弥漫，激烈的时候，我宁愿物理考不及格也不去找母亲答疑，最后干脆进了文科班，彻底不用再学物理。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母亲不理解我，不在乎我，后来想想，我自己那时也真够混账的。

    我很年轻就去国离家，每次在机场离别的时候，母亲都等到她以为我看不见了时才偷偷转身暗自哭泣，我远远地看见她擦眼泪的样子，都会肝肠寸断，其实，我何尝不是这么爱你呢！妈妈！只是我说不出来！现在我说出来了，却是在你永远也听不见的时候。

    秋天，是思念的季节。母亲也是在一个深秋的中午离开了我们，每看到雁群从头顶掠过，我都会想，为什么有些大雁往南飞，有些却向北飞，它们到底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管怎样，如果你们遇见我的母亲，请给我带个信儿，告诉她我想念她，天堂里如果很冷，请告诉她不要害怕，因为，我会把她放在心里最温暖的角落。

（选自《散文》2017年第1期）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白天，空气中弥漫着窒息的味道，日光榨干了鲜花的最后一抹微笑，皮靴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下一秒，身体就会瘫进柔软的地面……

    到傍晚才有了些许生机。

    这时候，一位年迈的老人出现在湍急的伏尔加河的岸边。他总是在老地方坐下——在那棵长在水中的盘根错节的老树旁，然后就向太阳凝望。

    太阳正落到山后去。傍晚时的太阳看上去又大，又红。

    老人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双手放在膝上——这是一双深褐色、干枯的手，手上的皱纹多得惊人。他脸上也刻满了皱纹，湿润的眼睛黯然无光。他的颈项很细，头也小，但盖满了白发。蓝色的印花布衫下支撑着瘦削的肩胛骨。

    有一天，老人正这样坐着的时候，听到背后有人说话：“您好，老爷爷!”

    老人点了点头。一个少女在他身旁坐下，她手里提着一只扁平的小箱子。

    “我给您画一张像，可以吗？”少女问。

    老人沉默了片刻。他望着太阳，眨动着微微发红的眼睑，那上面已经没有睫毛了。

    “我如今可不好看了。”他说。

    “为什么？”少女有些茫然地说，“不，您很美，老爷爷。”

    “而且还有病。”

    少女对老人看了很久。然后，她用自己柔软的小手抚摸着老人那只酱色的干枯的手说：“您很美，老爷爷。真的。”

    老人淡淡地笑了笑。“既然这样，那你就画吧!”

    少女打开了箱子。老人一直望着太阳。

    少女画着，她从侧面仔细端详老人的面容。

    “多好的太阳啊!”老人低声地赞叹说。

    “怎么好？”少女不懂。

    “它多大啊!”

    “你看那河水，多好看……对面岸边的……”

    太阳轻轻接触到阿尔泰山的山顶，便开始缓慢地沉入远方蓝色的天底里去。后来，太阳完全隐藏到山脊后面了。一束鲜艳的金光，投在淡绿的天幕上。

    “太阳落下去了。”老人叹息说。

    少女把画纸叠好，放进箱子。

    他们就这样静坐了一会儿，谛听微微的水波急促地拍打河岸的声音。

    “您明天到这里来吗，老爷爷？”她问老人。“来。”他答应道。

    少女站起身，到村里去了。老人又坐了一会儿，也走了。

    他回到家里，在炉子旁边他那个小角落里坐下。他默默无言地坐着。

    儿子下工回来时总是疲惫不堪，百事都不顺心的样子，儿媳妇也总是带着气。孙子都已长大，进城去了。家里没有他们冷清得很。

    大家坐下来吃晚饭。他们给老人把面包捏碎，和到牛奶里。他挨在桌子边喝着，小心翼翼地不让勺子碰到盘子，生怕弄得太响。大家都不说话。

    第二天傍晚，老人和少女又坐在河岸边那棵盘根错节的树旁。少女匆忙地画着，老人一面望着太阳，一面说：“以前我当木工，活儿总是挺多。几个儿子也都是木匠。打仗的时候死了四个，剩下两个。现在我跟一个儿子过，他叫斯捷潘。万卡在城里住，是一个工地上的主任。他有信来，说生活不错。他们来这里做过客。我有许多孙子，他们都喜欢我，现在都分散在各个城市里……”

    少女在画老人的双手，她画了又涂，涂了又画，心情很急迫，也很激动。

    “生活很艰难吧？”她问道，好像没听见老人的话。

    “什么？艰难？”老人很惊讶，“我活得挺好呀!”

    现在轮到少女惊讶了，为老人的安详和平静。

    太阳又落到山后去了。天边又悄悄燃起红霞。

    “明天是阴雨天。”老人说。

    少女看了看明朗的天空，“为什么？”

    “我浑身酸疼。”

    “你明天来吗，老爷爷？”

    “不知道，”老人没有立刻回答，“不知怎么回事，浑身都疼。”

    老人站起身，沿着小路上坡了。

    少女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等他折进小巷。他走得很慢，低头看着脚下的路。少女忽然产生一个奇怪的猜想：她仿佛觉得老人是个盲人。

    第二天老人没到河岸边来。少女独自坐着，想念着老人。他的一生是那样简单，那样平常，而其中又含有某种不简单、不平常的东西。“太阳是平平常常地升起，平平常常地落下，”少女想道，“但难道这是平平常常吗？”于是她长久地审视着自己的画，忧伤起来。

    老人第三天、第四天都没有来。

    少女于是去寻找他的家。她找到了。院子里一个身材高大、年近五十的男人正在台子上刨松木板。

    “请问，有位老爷爷是住在这里……”

    男人仔细而又有点奇怪地打量她。

    “原来在，”男人说，“我这不正在给他做棺材嘛。”

    少女惊愕地张开了嘴。男人又低下头来刨木板。

    “请问，他是盲人吗？”少女沉默了许久说。

    “是瞎子。”

    “瞎了很久吗？”

    “十年了。怎么？”

    “没什么……”

    少女走出院子，她靠着篱笆哭了。不过，又觉得自己好像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最后一位客户

周海亮

    他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等待他的客户。那客户将会带过来15万元现金。对客户来说，这是一笔重要的生意。他们合作过好多次，彼此早以兄弟相称。好像这并不夸张，因为客户对他已经深深信任。

    他的公司开了好几年，似乎一直运转良好。不过，只有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有他知道自己赔了多少钱，又欠下多少债；只有他知道自己已经接近崩溃；只有他知道，明天，公司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他等待的，只有这最后的一位客户。他将收下这位客户的15万元现金，然后在黄昏，携款潜逃。他知道他肯定可以做到，因为那位客户对他毫无戒备。他知道这是犯罪，他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可是他想搏一把。

    客户在约好的时间敲响了办公室的门。他把客户让到沙发上，递烟递茶，聊些无关紧要的话。太阳在窗外从容且温暖地照着，他却不停地打着寒战，终于他们聊到了正题，客户打开密码箱，他看到15摞码得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

    这之前，他见到过太多次15万元。每一次都代表着一笔不错的生意。可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没有生意可做。他根本不打算、更没有信心完成这单生意。他只想骗下这15万元钱。然后，开始他东躲西藏的日子。

    他已经订好了机票。他知道自己一旦跟客户说了谎话，就将变成贼，就将开始逃离。可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他认为自己只能这样做。

    客户说：“这次有问题吗?”

    他说：“没问题。明天早晨，您过来提货。”

    这时电话响了。很突然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是母亲打来的。上一次他和母亲通电话，还是一个多月前。

    母亲说：“你还好吗?”

    他说：“还好。”

    母亲说：“晚上回家吃饭吧，我买了很多菜，排骨已经炖好了，晚上回回锅就行……”

    他说：“不了，今晚，忙……”

    母亲问：“生意不顺心吗?”

    他说：“没有，生意很好，刚接了一笔大单子，15万……”

    母亲说：“那就好，晚上回来吧，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吃过饭了。”

    他说：“怕真的没时间。”

    母亲在那边沉默了很久，然后，母亲突然问：“是不是生意不顺心?”

    他说：“没有，刚接了一笔大单子……”

    母亲说：“你骗不过我的，上次你回家，看你唉声叹气的，就知道肯定是生意遇到了麻烦。如果撑不下去了，别硬撑，回家歇一段日子……不管如何，家永远欢迎你。”

    他抹一下眼睛，说：“生意没事。”

    母亲说：“我给你攒了些钱，也许能帮上你的忙。晚上你回家吃饭时，我把钱给你。”

    他问：“多少?”

    母亲说：“5000块。”

    他终于流下眼泪。今晚，他将携15万巨款潜逃，母亲却将一直守在饭桌前，等他回家吃饭。为了赚钱，他在酒店里宴请他的生意伙伴，花掉很多个5000块钱，而他的母亲，为了他的公司，却悄悄地攒下5000块钱，并幻想用这5000块钱挽救他的公司。

    他握着电话，流着泪，久久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晚上回家吃饭吧，我等你。”然后，电话挂断了。

    其实，家与公司，相距不足20里。他慢慢踱到窗前，看窗外的阳光。阳光下人流如织，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快乐的。他想他们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们走在阳光里，他们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阴暗。他们之所以快乐，或许，只因为他们今天能够回家，吃一顿母亲亲手做的晚饭。

    客户被他的样子吓坏了。问他：“你怎么了?”

    他说：“没什么。”

    客户说：“那我先走了，钱你收好，明天一早，我来提货。”

    他喊住了客户。他说：“没有货，我骗了你，我犯下一个无耻的错误，我想骗走你的15万元钱。”

    客户愣住了。在确知他没有开玩笑以后，客户思考了很久。然后，客户说：“我可以等你3天，3天里，只要你能备齐货，我还会和你做这笔生意。不过，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放弃了这个疯狂的举动?”

    他说：“是母亲，因为母亲今天晚上，会一直等我回家吃饭……”

    那天晚上，他真的回了家，陪母亲吃了晚饭，和母亲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第二天回来时，他带上了母亲给他的5000块钱。他把它们存到银行，将存单镶在镜框里，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办公桌上，日日擦拭。

    三天后，他真的做成了那笔15万元的生意，他的公司竟然起死回生。

    他并不避人。他在好几个场合说起过这次经历。每到这时，就会有人感叹说：“亏了那位客户，如果没有他那笔15万元的生意，如果没有他对你的信任和宽容，你也许不会挺过来，更不可能把公司做到现在。”

    他点头。他承认那位善良并宽容的客户给了他很多。可是他认为，真正挽救自己的，是他的母亲。是母亲的5000块钱，是母亲的那顿晚饭，是母亲的几句问候，甚至，仅仅是母亲关切的眼神。

    他坚信，虽然母亲不懂经商，但她永远会是自己最后一位客户。

（选自《绽放：开在瓶子里的温暖》，有删节）

哨兵

成征勋

    伪满洲国的讨伐队又进山了。

    听村里人说，这中共南满省委机关报编辑部就藏在这牛毛大山的密营里。这个南满省委直属的机关，除了发布最新的党的抗战指示和东北抗日联军在各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外，还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负责供给桓仁地区抗联战士穿的鞋子。牛毛沟的张皮匠就是做靰鞡鞋的高手。

    张皮匠做靰鞡鞋大多是用牛皮做，牛皮不够用时才用马、猪皮等。收来的皮张先要放到木头床子上用刀往下刮里子，然后把皮子放到装有石灰水的大缸里浸泡七天至半个月的时间，等把皮子上的毛泡掉了，再用清水泡，去掉皮子上面的灰尘。

    泡好的皮子是柔软的，将皮子拿出来，搁进皮罩子里，底下放入草点着，用烟熏皮子，这就是熟皮子。熟好的皮子再用太阳晒，晒成老红色，然后再用铲子蹬，刮刀刮，将老红色蹬成杏黄色，裁成靰鞡坯子，将靰鞡坯子和靰鞡脸儿缝到一起，撤出鞋楦子就做出靰鞡鞋了。靰鞡鞋缝出来是敞口的，上面有块布，叫靰鞡腰子，用铁梳子将苞米叶子梳成一绺一绺的，或者用山上的靰鞡草，塞进靰鞡鞋里，靰鞡鞋上有靰鞡耳朵，将绳子从中穿过，脚穿进鞋里后，将绳子一紧，一道一道地缠在靰鞡腰子上，既暖和又轻便。东北地区冬天时天寒地冻，大雪插裆深，没有靰鞡鞋根本就出不了门。

    张皮匠做的靰鞡鞋就是专门供应桓仁地区抗日联军的。

    这次进山的讨伐队有一百多人，带头的日军队长叫东日文信。一张驴脸上戴着一副近视镜，藏在镜片背后的目光永远是闪烁不定的。几次进山讨伐都是空手而归，他很是想不明白原因在哪里。情报上明明说的报社地点在何处何处，为什么他们一进山，抗联的人就找不到了呢？若说有人偷着给抗联送情报，就更不可能了，每次进山讨伐前，他都会在各个进山的路上布下暗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有人进山。

    他知道，今天进山了也抓不到抗联，但密探有情报，又不能不去。东日文信想偷个懒，让副队长带队进山找抗联，自己领着几个日本兵和伪军走进了张皮匠的家，他对中国人脚上穿的靰鞡鞋很感兴趣，想看看制作的工艺流程。

    张皮匠此时正在熏皮子，蒿子草冒出的黑烟经过烟囱“咕嘟咕嘟”地在牛毛沟的上空飘荡着。屋子里充满了沤皮子的臭味。东日文信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让伪军把张皮匠拉到了制作间，他要亲眼看看一双靰鞡鞋是怎么做成的。

    张皮匠很有耐心，把一张皮子如何做成靰鞡鞋的制作过程详细地讲解了一遍，然后又缝制了一双鞋，把自己脚上穿着的鞋脱下来，演示如何往鞋里絮草，怎么穿。把个小鬼子看得心痒，非要用新做的靰鞡鞋自己试一下，穿上后蹦了两下高，觉得这鞋比自己穿的军靴好，一是保暖，二是轻快，军靴太沉。

    黄昏时，进山讨伐的日伪军陆续回来了，结果还是扑了个空。东日文信很不高兴，撅着驴嘴，穿着这双靰鞡鞋，也没有给钱就走了。

    张皮匠看他们走远了，熏皮子时就用苫房草了。望着牛毛沟上空飘荡的一缕缕轻柔的白烟，再看看峰峦起伏的大山深处，他露出了开心的笑。

    由于屡次讨伐不利，关东军要把东日文信送上军事法庭，东日文信不堪受辱，剖腹自杀了，他到死也没有弄明白，是谁、用什么办法给抗联报的信！

（选自《五女山》2016年1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