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    ）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    ）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老娘土

江岸

    钟海强舰长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瞭望着一望无际的海域。近处，白色的浪花在蓝色的海面上翻滚，仿佛蓝色的布匹上点缀着细碎的白花；远处，海天一色，分不清楚哪是天哪是海，海的蓝把天的蓝彻底消融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告别心爱的舰艇，告别祖国的南海疆域，解甲归田。也许，这一次出航，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作为一名守卫南海二十多年的老兵，他当然忘不了他在海军的第一个岗位：某礁盘的守卫战士。

    今天，他带领他的舰艇出航，恰好路过那个礁盘，他计划在那里停泊一下，故地重游。

    近了，近了，礁盘就在眼前。他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其实，钟海强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参军之前是个旱鸭子，见过的最大的水域就是他家门前的那条洗脂河——淮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那批兵来到了南海。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他们下连队了。他进驻了一个岛屿。后来才知道，他驻扎的地方根本算不了岛屿，只是一个礁盘-358号。礁盘只有篮球场大小，四周比海平面高不了多少，稍有风浪，礁盘就被海水淹没。他们班其实是驻扎在礁盘中央高高的钢筋架上。这种凌空高  阁上的生活，让他头晕目眩，呕吐不已。

    班里只有三个人：班长、副班长和副班长口中的“新兵蛋子”钟海强。钟海强水土不服，没完没了的呕吐几乎使他虚脱了。

    班长急得直搓手，一迭声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副班长斜睨着钟海强，轻蔑地说：“新兵蛋子，熊样儿！”

    钟海强从床上挣扎起半个身子，对班长说：“用老娘土，煎水，给我喝。”

    班长根本没听清楚钟海强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一个“土”字。“土？这里哪儿有土？

    要土干什么？”他狐疑地问。

    “土，老娘土，在我包里。”钟海强说。

    班长打开钟海强的包，仔细翻了翻，没找到老娘土。

    班长看看钟海强，钟海强看看班长，稍顷，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看副班长。副班长恼火地说：“你说的是那一包黑不溜秋的泥巴块儿吧？昨天整理内务，我给扔了。”

    钟海强突然像中了邪一样，凶狠地瞪一眼副班长，翻身下床。班长想拦他，没拦住。

    转眼间，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石磙一样滚下了高高的台阶。幸亏大海还没有涨潮，他的那包老娘土还在礁盘上，安然无恙。

    身体恢复以后，钟海强对班长说：“在我们老家，父母都会为远行的孩子准备一包这样的土。它是从土灶里敲下的经过天长日久烘烤的锅心土，因为大都由老母亲亲手敲下，包好，送给儿女，所以我们当地人把它叫作‘老娘土’。人在他乡，水土不服，用老娘土煎水喝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班长“哦”了一声。

    副班长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不久，副班长病了。钟海强拿出他的老娘土，准备给副班长煎水喝。班长不同意，他说：“副班长是新疆人，你是河南人，你的老娘土对他有用吗？再说，你刚来，水土不服，副班长来这里一年多了，又不是水土不服，怎么能用老娘土？”

    钟海强说：“班长，不管是新疆还是河南，我们都来自陆地，对于海洋来说，陆地上所有的土，都是我们的老娘土。试一试，不行吗？”

    谁知道，一碗浑浊的老娘土汤喝下去，副班长病情减轻；喝了第二次，明显见好；喝了第三次，已经生龙活虎了。

    从此，副班长改变了对钟海强的看法，更改变了对老娘土的偏见。他寄信到新疆老家，让父母寄一包同样的老娘土来。

    后来，钟海强当了班长，他要求每一个战士探亲返回时，都要带包老娘土……“报告舰长，358号礁盘已到，是否停泊？”值班员走过来，“啪”地举手敬了一个礼。

    钟海强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声音低沉地说：“停靠十分钟，我下去看看。”

    358号礁盘上，仍然是三个兵：班长、副班长、一个新战士。他们正列队向钟海强敬礼！

    钟海强环顾四周，礁盘已经令非昔比。水泥围墙内，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水泥围墙上，有用彩色珊瑚垒成的五个大字：老娘土哨所。

    钟海强的眼眶再次湿润了。他明白，他脚下踩着的，滋养着花草的，正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老娘土。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聂志红

    肖伟从银行出来，打电话向老婆请示：“钱取出来了，现在就给汪宏明送去？”“你这木头，还犹豫什么？”老婆吼道。肖伟连连答应，准备离开时，忽然听见从旁边电话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一百万够不够？我现在就给爸爸送去，随便他买房也好，买车也好，也让他在那边享享福……”一百万？好大的口气！肖伟倒抽一口冷气，瞟了一眼，只见这个年轻女人果然提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塑料袋。若非亲耳听到，谁也不敢相信这个并不出众的女人居然用一个普通的塑料袋提着一百万的巨款！一个冲动的念头在肖伟的脑海浮起。

    肖伟在对面商场买了礼品出来，在巴士站等车时又遇见了那个女人。肖伟站在她身后，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我有一百万，那何必低声下气求汪主任？为了一个分房指标，倾尽全部积蓄给他“上供”，谁知这两万元会不会打水漂？

    车来了，女人上了车，肖伟鬼使神差地跟着她上了同一趟车。女人很随意地把塑料袋搁上行李架就坐了下来。真是天助我也！他瞥见车上果皮箱旁有备用黑色塑料袋，便悄悄取了一个，套在了自己装着钞票与礼品的袋子外面，然后走过去，也把袋子往行李架上一搁，和女人的袋子挤在一起，不仔细分辨还真辨不出彼此哩！

    肖伟坐在车上，一点点积聚勇气，只待女人放松警惕。当汽车在第三站停下时，肖伟从容地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堂而皇之地下了车。他知道自己没拿错，因为袋子的分量明显沉了许多。肖伟感觉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赶紧逃离这里，越快越好！他伸手拦了一辆的士，要司机火速送他到城南，然后又换车到城西，再换车到城东……最后，他爬上一辆大卡车出了城，也不知驶出多远，肖伟在一座山边下了车。看看四下无人，他提着袋子往山上走去。

    肖伟确定这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除了坡顶上伫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坟。肖伟走过去，背靠着墓碑坐下，大口喘着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拿过那只鼓鼓的黑色塑料袋，开始小心地拆开它。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终于找到你了！”肖伟回过头一瞧，只见墓碑后探出一颗头来，脸色惨白惨白的……他大惊失色，立即弹了起来，来者居然是那个携带巨款的女人！肖伟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你”，提起袋子往山下没命地跑。女人在后面喊道：“哎，你的东西，还有钱……”“你手里那钱……是我的，你拿了也没用……”最后一句话让肖伟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你的钱我拿来没用？是美元？英镑？到底是什么？肖伟决定看个究竟。

    当他拆开袋子，立即魂飞天外——我的妈呀！那全是一捆捆的纸钱！难怪这女人如此神通广大——即使我逃到这荒山野岭她也能神鬼莫测地在我身后出现，原来她是……鬼！

    肖伟立刻四肢瘫软，哆嗦着爬回去，跪倒在女人的脚下，拼命地磕头：“求求您放过我吧，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您的钱全还给您，我以后一定常来给您烧纸钱，求求您……”

    女人笑得直不起腰来，指着肖伟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这钱是准备烧给我爸爸用的。”说着她指了指后面那座孤坟。

    女人告诉肖伟，她父亲退休后，就来这郊外包了一片荒山，打算开垦出来栽种桃树。但因土质、气候及虫害等因素，一次次都失败了，直到前年，第一批桃树苗终于在老人全部心血的浇灌之下茁壮成长起来。但是，老人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儿女们遵照老人的遗言，将他葬在了这高高的山岗上。

    “今天是爸爸的忌日，我想如果他看到了这满山盛开的桃花，一定会含笑九泉的。”女人一边说着一边点燃了手中的纸钱。

    肖伟站起身举目一望，在山坡向阳的那一面以及山谷中，果然是漫山遍野嫣红一片。

（有删改）

一个人的名字

刘亮程

    人的名字是一块生铁，别人叫一声，就会擦亮一次。一个名字若两三天没人叫，名字上会落一层土。若两三年没人叫，这个名字就算被埋掉了。上面的土有一铁锨厚。这样的名字已经很难被叫出来，名字和属于他的人有了距离。名字早寂寞地睡着了，或朽掉了。名字下的人还在瞎忙碌，早出晚归，做着莫名的事。

    冯三的名字被人忘记五十年了。人们扔下他的真名不叫，都叫他冯三。

    冯三一出世，父亲冯七就给他起了大名：冯得财。等冯三长到十五岁，父亲冯七把村里的亲朋好友召集来，摆了两来酒席。

    冯七说，我的儿子已经长成大人，我给起了大名，求你们别再叫他的小名了。我知道我起多大的名字也没用——只要你们不叫，他就永远没有大名。当初我父亲冯五给我起的名字多好：冯富贵。可是，你们硬是一声不叫。我现在都六十岁了，还被你们叫小名。我这辈子就不指望听到别人叫一声我的大名了。我的两个大儿子，你们叫他们冯大、冯二，叫就叫去吧，我知道你们改不了口了。可是我的三儿子，就求你们饶了他吧。你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叔叔大妈、哥哥姐姐的，只要稍稍改个口，我的三儿子就能大大方方做人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改口，都说叫习惯了，改不了了。或者当着冯七的面满口答应，背后还是冯三冯三的叫个不停。

    冯三一直在心中默念着自己的大名。他像珍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个名字。

    自从父亲冯七摆了酒席后，冯三坚决再不认这个小名，别人叫冯三他硬不答应。冯三两个字叙进耳朵时，他的大名会一蹦子跳起米，把它打出去。后来冯三接连不断灌进耳朵，他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见了人就张着嘴笑，希望能听见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可是，没有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冯三就这样蛮横地踩在他的大名上面，堂而皇之地成了他的名字。夜深人静时，冯三会悄悄地望一眼像几根枯柴一样朽掉的那三个字。有时四下无人，冯三会突然张口，叫出自己的大名。很久，没有人答应。冯得财就像早已陌生的一个人，五十年前就已离开村子，越走越远，跟他，跟这个村庄，都彻底的没关系了。

    为啥村里人都不叫你的大名冯得财，一句都不叫。王五爷说，因为一个村庄的财是有限的，你得多了别人就少得，你全得了别人就没了。当年你爷爷给你父亲起名冯富贵时，我们就知道，你们冯家太想出人头地了。谁不想富贵呀。可是村子就这么大，财富就这么多，你们家富贵了别人家就得贫穷。所以我们谁也不叫他的大名，一口冯七把他叫到老。

    虚土庄没有几个人有正经名字，像冯七、王五、刘二这些有头面的人物，也都一个姓，加上兄弟排行数，胡乱地活了一辈子。他们的大名只记在两个地方：户口簿和墓碑上。

    你若按着户口簿点名，念完了也没有一个人答应，好像名字下的人全死了。你若到村边的墓地走一圈，墓碑上的名字你也不认识一个。似乎死亡是别人的，跟这个村庄没一点关系。其实呢，你的名字已经包含了生和死。你一出生，父母请先生给你起名，先生大都上了年纪，有时是王五、刘二，也可能是路过村子的一个外人。他看了你的生辰八字，捻须沉思一阵，在纸上写下两个或三个字，说，记住，这是你的名字，别人喊这个名字你就答应。

    可是没人喊这个名字，你等了十年、五十年。你答应了另外一个名字。

    起名字的人还说，如果你忘了自己的名字，一直往前走，路尽头一堵墙上，写着你的名字。

    不过，走到那里已到了另外一个村子。被我们埋没的名字，已经叫不出来的名字，全在那里彼此呼唤，相互擦亮。而活在村里的人互叫着小名，莫名其妙的为一个小名活着一辈子。

（节选自《虚土》）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遥

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里地上铺上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他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那天早上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坐在炕上哭鼻子哩。哭什么哩？那年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这胖干部问我割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正在街上走，一个叫化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化子，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高五，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熬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就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就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买了几颗洋糖…… 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有删改）

大胜

梁鸿

我忍不住想把他写下来。写他和他的花园。

他家就在我家后院隔一条路的位置。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应该是二十多岁，先是当兵，然后到外地参加工作，每年也就回来一两次的样子。

2010年左右，大胜向矿上请假，父亲生病了，他得回家照顾一段时间。父母就他这一个独子。没想到，这一回来，就是十年。

在得了食道癌之后，大胜父亲变得极为衰弱，每日需有人搀扶才能走动一两步，大胜母亲自然无法胜任。大胜回来伺候一段时间，就办了停薪留职，他老婆留在厂里继续工作。

父亲还没去世，母亲又突然中风。办完父亲葬事，大胜又去矿上办了早退，一心一意照顾母亲。妻子一有假期，也会赶回来。大胜母亲一开始整个脑子都糊涂，这两年有所好转，偶尔有村人到他家里去，她还努力一一喊出名字。

此时正是深夏。

大胜家左边院墙的两排月季花开得艳丽异常，旁边的一棵桃树上，每颗桃子上都罩着粉色纸套，紧靠路的位置，是一个长方形的荷花池，荷叶亭亭，随风摇摆，荷叶中心还存有昨夜的雨水，椭圆形的清水随着荷叶的摆动而左右滑动，却并不掉下来，好像荷叶下面有什么磁场一样。花园里面，大丽花开得正浓，牡丹只有旺盛的绿叶，还有一些开着细小粉花的，贴在地边，像是花环，阳光透过玫瑰、月季，照射到这些小花小草上，生出一种耀眼的美。花园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荷花池，一枝粉色的荷花从肥大的荷叶里伸出来，深绿色的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荷花、荷叶，周围瞬间变得安静，蝉声远去，大地清凉无比。

村庄的每户人家，都会在自家门口种几株月季、几棵凤仙花、鸡冠花，靠院墙栽一些牵牛花或凌霄，但是，像大胜这样，如此精心打理，仿佛要把自己精神的某一部分融入其中的，还真是不多。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在外面的喧闹声，半闭的院门打开，大胜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脸更黑了，眼睛非常疲倦，人很瘦。他老了很多。

大胜招呼我们进院子里坐坐。

院子里，一个极瘦小的老太太坐在轮椅里，头向一边歪垂着，一只胳膊也软绵绵垂向地面，她脖子上围着个婴儿用的小围巾，接住不断往下流的涎水。看到有人进去，她努力想把头抬起来。

这是大胜母亲。

我们走到她身边，大姐握住她的手，大胜扶着她的头，让她看着大姐。大胜母亲盯着大姐辨认良久，最后犹豫着说，这是梅？

是啊，是啊，你认出来了？大胜和大姐激动地叫。

梅，梅啊，大胜母亲伸出另一只手，使劲握住大姐，梅，梅，你看我啊，成这样子了。

你看，她能认出人了，之前两三年谁都认不得。我每天给她做康复，她可也努力，手一抓住单杠就不松。

大胜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牛角梳子，一下一下梳母亲的头发。

大胜指着旁边的二姐三姐，大胜母亲一一认了出来。到了我，她直直地盯了好长时间，眼睛里一片茫然。

这是小清啊。

大姐把我拉到她身边，蹲下来让她看。

她抓住我的手，手像枯枝一样，瘦得只有骨头，却非常有力，她使劲看着我，最后无望地摇摇头，眼泪从眼角浸了出来，说，我是一点用也没有了，一点用也没有啊。

大胜安慰她说，小清一直在外面上学，要是走在街上，我猛一下都认不出来，别说你了。

大姐问大胜单位那边怎么办？

大胜说以前停薪留职是一分不给，办早退后，按照他的工龄，还可以发个基本工资。不过，老婆还在上班，俩人加在一起算勉强够，老太太现在吃的都是维持的药，也不是很贵。

那你一个人能撑下来吗？

也没办法啊。人病了，谁都没办法。我老婆是每几个月回来一次，回来也能帮一下。

大姐拍着大胜母亲的手说，婶子，你看你这儿媳妇，又给你挣钱，又回来伺候你，以后可别再说人家了。

大胜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当年大胜带老婆回来，大胜母亲觉得她长得不好，人看着又不机灵，配不上自己儿子，就爱理不理，还经常挑刺，批评人家碗刷得不干净，地扫得不好，说话不得体，把一个小姑娘说得哭了一遍又一遍。

大胜母亲头歪着，使劲往下点，她想说话，可是嘴太慢，急得直流眼泪。

大胜扶着母亲的头，说，逗你呢，别急。

整个院子水泥铺地，地面平整光滑，物品简单有序。大胜母亲身上的棉布碎花上衣、裤子、脖子上的围兜都很干净，轮椅的把手、轮子闪着锃亮的光，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打理过的。没有放弃，没有衰败，没有一丝赘物，简洁到几乎让人不适的地步。

大胜母亲后面，有一个低矮的类似于单杠的东西，这应该就是大胜所说的母亲恢复臂力用的器械。轮椅前面，架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有吸盘底的碗。大胜说母亲每天吃饭像打仗，她的手不能协调动作，拿勺子非常艰难，大胜要在一旁鼓励加帮助，一顿饭从热到凉，再热热，又凉，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

我们要走了。大胜母亲紧抓着大姐的手，她不愿我们离开。在她眼睛里，我清晰地看到死亡的阴影，看到她的恐惧。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许多村庄老人眼睛里看到的。在村庄，死亡就是一次次公开的教育，同时，也慢慢习惯这样的无常。

大胜站在母亲旁边，目送我们出去。

在快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院子角落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副牌，看样子是在算命。我很想过去看看，大胜算出来的是什么命。

那张桌子充溢着寂寞，这寂寞释放出来，覆盖整个院落。

就像大胜。他脸上潜藏着忧郁，这是他长年孤独和辛劳所累积出来的气息，和他的花园一样，非常美，美得让人伤心。

（选自《梁庄十年》，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