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桃红·秋江

倪瓒

     一江秋水澹寒烟，水影明如练，眼底离愁数行雁。雪晴天，绿蘋红蓼参差见。吴歌荡桨，一声哀怨，惊起白鸥眠。

     这首小令描绘了意境幽远的秋水景色，读来如同欣赏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卷。请从动静和色彩两方面对这首小令进行赏析。

价值

刘永飞

    苏国良还没回到村里，却已成为村人的笑柄。

    起初，村人将信将疑，可是待苏培盛回来之后，一切得到证实，原来苏国良还真是个“二百五”。

    苏培盛是腊月二十七的下午回到村子的，当晚已有多家备宴来请。席宴间，主人极尽奉承之能事，说他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说什么“国有邓小平，村有苏培盛”。

    苏培盛听了这句话，噗的一声吐出酒菜，差点笑岔了气儿。他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是一小偷，能和邓小平比吗？

    主人说，“别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邓小平说的么，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难听。你看看这几年村里起了多少高楼，哪一栋不比外村的气派，这都是您的功劳呀，要不然，光凭他们出去打打工能盖起这样的楼？下辈子吧。再说了，这都啥年代了，小偷咋啦，我看比那些贪官污吏高尚多了，还是那句话，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酒肉吃完，好话说尽，主人这才借着酒动儿说出了自己的小九九。说什么自家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又说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还不如趁早跟你培盛叔出去历练历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苏培盛自然无法拒绝，他吐掉牙签说，行，年后跟我走，只要别学苏国良就成。

    不会的，不会的，酒桌旁一直沉默寡言的后生信誓旦旦地说。

    酒足饭饱，苏培盛打着嗝，在主人一家的簇拥下，歪歪斜斜地走了。

    一年前的这一天，苏培盛也是这样从苏国良的家里走出来的，那时候和现在唯一不同的是，苏培盛眼里噙着泪花，他在门口心情复杂地拍了拍苏国良的肩膀说：“放心跟我走，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平日里并不憨傻的苏国良第一单“买卖”就搞砸了。在这之前，苏培盛在技术和心理上亲自培训他。在培训心理时，苏培盛说，干这行最重要的是不能紧张，要装得跟没事儿人似的。

    他还说，别怕被人抓住，你要谨记，现在已不像早些年，如今管闲事儿的人越来越少了。当然，即使碰到个“愣头青”也没关系，咱们人多，稍微一打掩护就能脱身。

    那是个星期天，一个妇女怀抱着一个哭个不停的婴儿去医院，幸运的是一车人没一个给她让座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做活”的难度。

    更可喜的是，那妇女从口袋里取纸巾时忘了拉拉链，厚厚的皮夹子裸露在外，这可真是无赐良机！可是，就是这闭上眼睛也能十拿九稳的活儿，愣让苏国良搞砸了。

    煮熟的鸭子飞了，飞就飞了吧，尽管小组成员对苏国良不满，苏培盛还是替他说好话，他说，谁没个第一次呢。

    其他成员问苏国良那么容易的事儿为什么不伸手，他说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还说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没了钱孩子的病怎么办？那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乐意了，他们说敢情就你有良心，有良心你还干这行？

    这次也就算了，关键是接下来的几单活儿全砸了。做贼不偷东西，在团伙里是大忌，你总不至于让别人养吧。

    促使苏培盛让他离开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儿，那次，也是在公交车上，偷窃对象是个老人。苏培盛知道苏国良的毛病，只让他打掩护，可是就当自己人逼近老人时，苏培盛却清晰地看到苏国良趁一个刹车，猛地将老人撞了一个趔趄。老人警惕了，生意又砸了。

    看着小组成员一张张愤怒的脸，苏培盛平静地说，国良，你走吧。可，他是个老人呀，我实在不忍心……好啦，苏培盛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需要的是个能偷东西的贼，而不是个有良心的人！

    这不，苏国良离开的消息传到村里，村人的嘴巴都快笑歪了，他们说：“良心，良心能值几个钱，他们家祖孙三代倒是都讲良心，结果呢，穷得连个婆娘都找不到……”

    新年到了，归来的人都在庆祝一年的收获，唯有苏国良家冷冷清清。去年的今天父亲还在，甚至老父亲求苏培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父亲说自己无能，连给孩子找个媳妇的本事都没有，他希望苏培盛能把苏国良带出去。他知道，父亲说这番话时，内心一定很痛苦。

    野外，爆竹声四起，许多人家都在拜祖。直到夜幕降临，苏国良才买了纸，默默地去了祖坟，他要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

    远远的，他见自家的坟地里有火光跳动。这么晚了，谁会来我家坟地呢？走近了，他看到一个身影堆坐在父亲坟前。火光暗淡下来，眼前一片模糊。

    “二爷，您千万别怨我，不是我不收国良，而是我不忍心看他变成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二爷，我虽不讲良心，可是我知道良心金贵呀。当初要不是您在大灾之年宁可全家饿肚子也要来救济我这个孤儿，怕是我的尸骨早就没了呢。二爷呀，今天这世道坏啦，不是良心不值钱了，是良心太贵重了，一般的人已经拥有不起了……”

    这是苏培盛的声音，苏国良听着听着，再也忍不住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8期）

老娘土

江岸

    钟海强舰长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瞭望着一望无际的海域。近处，白色的浪花在蓝色的海面上翻滚，仿佛蓝色的布匹上点缀着细碎的白花；远处，海天一色，分不清楚哪是天哪是海，海的蓝把天的蓝彻底消融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告别心爱的舰艇，告别祖国的南海疆域，解甲归田。也许，这一次出航，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作为一名守卫南海二十多年的老兵，他当然忘不了他在海军的第一个岗位：某礁盘的守卫战士。

    今天，他带领他的舰艇出航，恰好路过那个礁盘，他计划在那里停泊一下，故地重游。

    近了，近了，礁盘就在眼前。他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其实，钟海强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参军之前是个旱鸭子，见过的最大的水域就是他家门前的那条洗脂河——淮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那批兵来到了南海。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他们下连队了。他进驻了一个岛屿。后来才知道，他驻扎的地方根本算不了岛屿，只是一个礁盘-358号。礁盘只有篮球场大小，四周比海平面高不了多少，稍有风浪，礁盘就被海水淹没。他们班其实是驻扎在礁盘中央高高的钢筋架上。这种凌空高  阁上的生活，让他头晕目眩，呕吐不已。

    班里只有三个人：班长、副班长和副班长口中的“新兵蛋子”钟海强。钟海强水土不服，没完没了的呕吐几乎使他虚脱了。

    班长急得直搓手，一迭声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副班长斜睨着钟海强，轻蔑地说：“新兵蛋子，熊样儿！”

    钟海强从床上挣扎起半个身子，对班长说：“用老娘土，煎水，给我喝。”

    班长根本没听清楚钟海强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一个“土”字。“土？这里哪儿有土？

    要土干什么？”他狐疑地问。

    “土，老娘土，在我包里。”钟海强说。

    班长打开钟海强的包，仔细翻了翻，没找到老娘土。

    班长看看钟海强，钟海强看看班长，稍顷，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看副班长。副班长恼火地说：“你说的是那一包黑不溜秋的泥巴块儿吧？昨天整理内务，我给扔了。”

    钟海强突然像中了邪一样，凶狠地瞪一眼副班长，翻身下床。班长想拦他，没拦住。

    转眼间，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石磙一样滚下了高高的台阶。幸亏大海还没有涨潮，他的那包老娘土还在礁盘上，安然无恙。

    身体恢复以后，钟海强对班长说：“在我们老家，父母都会为远行的孩子准备一包这样的土。它是从土灶里敲下的经过天长日久烘烤的锅心土，因为大都由老母亲亲手敲下，包好，送给儿女，所以我们当地人把它叫作‘老娘土’。人在他乡，水土不服，用老娘土煎水喝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班长“哦”了一声。

    副班长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不久，副班长病了。钟海强拿出他的老娘土，准备给副班长煎水喝。班长不同意，他说：“副班长是新疆人，你是河南人，你的老娘土对他有用吗？再说，你刚来，水土不服，副班长来这里一年多了，又不是水土不服，怎么能用老娘土？”

    钟海强说：“班长，不管是新疆还是河南，我们都来自陆地，对于海洋来说，陆地上所有的土，都是我们的老娘土。试一试，不行吗？”

    谁知道，一碗浑浊的老娘土汤喝下去，副班长病情减轻；喝了第二次，明显见好；喝了第三次，已经生龙活虎了。

    从此，副班长改变了对钟海强的看法，更改变了对老娘土的偏见。他寄信到新疆老家，让父母寄一包同样的老娘土来。

    后来，钟海强当了班长，他要求每一个战士探亲返回时，都要带包老娘土……“报告舰长，358号礁盘已到，是否停泊？”值班员走过来，“啪”地举手敬了一个礼。

    钟海强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声音低沉地说：“停靠十分钟，我下去看看。”

    358号礁盘上，仍然是三个兵：班长、副班长、一个新战士。他们正列队向钟海强敬礼！

    钟海强环顾四周，礁盘已经令非昔比。水泥围墙内，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水泥围墙上，有用彩色珊瑚垒成的五个大字：老娘土哨所。

    钟海强的眼眶再次湿润了。他明白，他脚下踩着的，滋养着花草的，正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老娘土。

相遇就是缘分

秦嗣林

    几年前的春节前夕，一位客户开着奔驰车上门典当，自称姓张。我评估车况良好，只是车厢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不好多问，我开好当票，把现金交给张老板。他忙不迭地走了，没过一会儿又折回来，说是车厢里的货品忘了拿。打开后备厢，鱼腥味扑鼻而来，满满的全是渔获。他笑着说，自己在基隆经营渔业公司，为了凑足员工的年终奖金，才来当车。

    此后，他不时来典当，见面次数一多，彼此愈来愈熟。他说，渔业公司是祖传的家业，自己当过二十多年的船长，旗下有八艘远洋渔船。每次渔船进港，都需要除锈、上漆之类的整补作业，一艘船至少要花两三百万，整补资金就靠当奔驰车来周转。

    某一年岁末，他打电话给我：“秦老板，今年的年终奖金不够，又要麻烦你。我实在太忙，能不能请你带一百万元过来，再把车开到你的店里，我请你吃尾牙。”

    我只好背着装满现金的包包，搭上基隆客运，晃晃悠悠地出发。

    到了基隆，发现尾牙场地设在船坞里，员工有三分之一是本地人，还有三分之一是外籍船工。最有意思的是，大家不分彼此，敬酒的敬酒、唱歌的唱歌，比开派对还欢乐，吃尾牙能吃得这么开心，实在很少见。张老板穿梭其间，笑眯眯地招呼每一个人。

    我说：“你们的工作真有趣，忙的时候还不忘唱歌。”

    他说：“你想想，我们跑一趟南美洲得花一年，茫茫大海之中无处可去，要是生活枯燥乏味，没人待的下去所以，遇上再难过的事情都要唱唱跳跳，大家互相取乐，才能安然度过航海的日子。”

    时间往后再推一两年，张老板再度来当车，同行的是一位面有菜色的越南人。

    我忍不住问：“张老板，这个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对，我等一下要带他到医院开刀。”

    “怎么不请别人带？”

    “轮机长已经带他看过两次，每次都说没事，我愈看愈觉得不对劲，一定要自己带他走一趟。今天来当车，也想请你帮忙开车载我们去医院，再把车子开回店里。”

    到了医院，张老板先去挂号，我和越南人坐在一旁，我问越南人：“老板对你好不好？”

    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老板对我很好。我家里要盖房子，老板还借给我三万元。”

    后来，越南人进诊室检查，我由衷地说：“张老板，你对这些船员真好。”

    他正色道：“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平常闷不吭声，只要几个人讲好，当天晚上就会动手干掉船长。我们当船长的，最怕这种人，所以在陆上要对他们特别好，出海才不会有事。”他又说，“外籍船工到异乡打拼不容易，对他们好一点是应该的。在海上，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有一次出海，我站在满舱的渔获里处理事情，一个新来的外籍船工焦急地指着我的脚，喊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赶紧把脚从深及膝盖的渔获中抽起来。下一秒，地上成圈的钢索就倏地拉直。原来外头正在下渔笼，要是他晚一点提醒我，我的腿就被钢索绞断了。”

    又过了五六年，张老板打电话给我，表明不但要当车，还要当船，希望我可以帮忙。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船被阿根廷政府没收，还有二十多个船员被扣押，对方要求付一百万美元，收到钱才肯放人。“我一听事态严重，金额太高，于是帮他介绍了一个专做租赁生意的人，三人约好时间碰面京谈，张老板顺利借到一千万台币。

    临走前，我问他：“一百万美元不是小数目，你的公司撑得下去吗？”

    他沉默几秒，说：“没办法，公司可能要倒闭。”

    “那你还想办法筹钱救人？”

    “如果船员回不了家，他们的家庭就要完蛋，所以我—定要救人。日后南美洲的渔区，我再也去不了了。”

    过了一段时间，张老板典当的奔驰车已经到期，原来留的电话无人接听，我亲自跑到他的公司一看，没想到公司招牌已换，人也不见踪影。我询问左邻右舍，才知道原先的渔业公司已经转卖，张老板住在基隆老家。到了他家，我心里凉了半截，昔日意气风发的张老板瘦得只剩三十多公斤。他脸色焦黄，仿佛一推就倒。

    我紧张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家人搭腔：“上次的事情太严重，他整个人都被拖垮了。医生说，他的肝有问题，时间……时间不多了。”

    我愣了半晌，不知该说什么，他主动开口说：“船的事情已经解决，当给你的奔驰车请你帮忙处理。不好意思，我知道会亏钱。放心，以后有钱，我一定补偿你。”我伤心地说：“钱不是重点，像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这样。”“虽然日子不多，可是我心里很高兴，至少把人救了回来，帮助二十多个家庭团聚。”

    他请我留下来喝茶，我心中难过，坐不住，赶紧找个借口告辞。

    走出门后，遇到好几个船工，其中一个正是上次去看病的越南人。

    我同他打招呼：“最近身体好不好？”

    “没问题，现在换了一个老板。”

    “你今天来看旧老板？”

    “大家轮流，只要在码头的人，每个早上，一个人来送饭，一个人带他散步、打扫。”

    “有薪水吗？”

    他摇摇手说：“没有钱，大家自发的，因为老板是个好人。”

    没多久，我就接到张老板去世的消息。

    人跟人的相遇都是缘分，老板与员工也是，真诚地待人，他人一定可以感受到。

即兴表演

（英）韦兰·史密斯

    这一切全是那穿毛皮大衣女人的过错！要不是她，那件事永远也不会发生。

    那天晚上，我和乔治娅在餐馆吃消夜。那位穿毛皮大衣的女人每隔一会儿就要掏出手机与她的朋友大声地聊着天。我一向认为餐馆不应该是人们打手机的场所。不过，刚开始我还只是心存一丝不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竟然聊得没完没了，全然不顾别人的存在。

    当我们原本较为幽雅的气氛第七次被她的电话打扰时，我开始烦躁不安了。“她自以为多么了不得！”我怒气冲冲地对乔治娅说道，“她真的以为我们连手机都没见过吗？”

    乔治娅只是甜甜地向我微笑着。她依然还是那么平静，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当她的手机第八次响起时，我再也坐不住了。后面发生的事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从夹克衫的衣兜里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翻盖便道：“喂！谁呀？”我认为自己的语气里充满着自信，俨然是一位做生意的大商人。

    “噢，嗨，约翰。谢谢你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吗？”我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乔治娅用眼睛盯着我。

    “那份合同你已经听说了吧？确实是个不错的消息。”我对着电话吹嘘起来。“我还以为这桩生意就那么不了了之了！看来，我们得着手下半年的工作计划了。”

    乔治娅仍在莫名其妙地瞪着我。她听得到话筒传来的拨号音，显然，她以为我已经被闹得神志不清了。

    “是的，我也确实感到十分高兴。”我说。此时，拨号音已经变成了音乐声。“今天上午，我一时高兴便买下了这部新手机。”

    “噢，它比我以前的那一部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我炫耀着说，“它可以显示哪个电话重要，哪个电话不重要。这样，我就可以根据重要性选择什么时候接听。”

    我朝邻近的餐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乔治娅对我嘘了一声，可我现在已经失去了控制。

    这时候，餐馆里已经安静了许多，各种迹象清楚地表明餐馆的其他客人对我们的谈话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谈话也都忘了。

    “他们对这种新款手机功能之妙非常惊讶。”我继续聊着，信心又增强了几分。“你知道，我甚至可以进行功能设置。来电显示后，如果我在30分钟之内不接的话，它就会自动给我的秘书发出一条短消息。相当不错吧？”

    乔治娅坐回她的椅子，怒视着我。她完全清楚，我所谓的秘书实际上就是一位每周过来清扫一次的女清洗工。

    坐在邻近餐桌的毛皮大衣似乎一下子被唬住了。现在，她肯定没在用她的手机了。连她的朋友似乎也竖起了耳朵，一边给她的小狗喂食一边仔细地听我的谈话。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心情舒畅。这个想法简直妙不可言！

    我还在继续神聊着。我并不满足于自己一时取得的胜利。

    “你知道这手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我对着此时已经悄然无声的手机问道，“他们还给它附加了一种特殊保险，有了这种保险，即使你将它弄坏或者丢失了，第二天就会给你换上一部崭新的，不管次数多少！”

    现在，其他客人也纷纷回头注视着我们。他们已经由刚开始的克制变得有点厌烦了。乔治娅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毫不掩饰地用手叩击着手表。可眼下，我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

    “是啊，他们说那没关系。不管我的手机坏多少次或是丢失了都无所谓。显然，那家公司库存的手机实在太多了，他们还正为如何处理手机发愁呢！”我大声地笑了起来。

    乔治娅收拾好她的手提包，故意将她的座椅弄出声响来。

    妻子已经走出两张桌子那么远了，她朝服务台走去。

    “谢谢你的电话。”我说，“我们明天再细谈吧。”

    我赶快起身，扣了手机翻盖。乔治娅几乎已经走到门口了，我赶紧跟上去，经过门口时随手将手机扔进了门边的火炉中。

    快要走出餐馆时，我回头朝餐厅瞥了一眼，我觉得刚才发生的整个插曲似乎还是值得的。毛皮大衣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嘴巴张得大大的，连她的好友也没再喂她的小狗。

    我一边跟着妻子快步走着，一边想：其实，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为了那么一丁点胜利而自鸣得意实在是太肤浅了。不过，当乔治娅对我进行规劝时，我不禁笑了起来。

    “得了吧，乔治娅，那真的没关系。”我得意地说道，“刚才那部手机其实是我上周在市场上买来的假货。”

    “什么？”乔治娅惊讶地问，然后在手提包里摸索着，“你说的是这一部吧？”

（原载于《百花园》杂志，有删节）

平淡的事

彭家煌

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没屋子住。我替他找了两天的房子，找着了一个挂眼科牌子的医生家的一间后楼，即刻就叫他搬进去。匆忙的我不过记住了前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照原眼科”，也仿佛记着这医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来和我谈天。 

“昨晚那个房东走到我房里向我借一块钱买米，吓吓吓！” 

第二天，我在微光中找来找去，不知如何始终找不着“照原眼科”几个字，但是看见前门的墙壁两边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这就是的吧！”我是怀着“连一块钱都得向生朋友告贷，贫穷到这样子！”的心情去的，但进门一观察，那客堂间也点着洋灯，灯下也有两个老妈子似的顾客请他看眼睛，靠窗也陈设一张只开了两道裂缝的桌，东边墙下也摆着小圆台，台上也搁着好几瓶药水，台边还有两个一只脚都不短的藤椅。至于他本人，身上却穿着呢大衣，旧靴子上也盖着呢布，一见还知道他是穿穿西装裤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见有人推门，就脸色苍白起来，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轻着脚步走近我，低声的温和的说：“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颠颠头。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说：“曾先生，我们去喝酒吧！” 

他连忙鞠着躬：“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发现一酒馆。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 

“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我们喝酒吧！——这地方真好！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你何不好好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笑“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月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曾先生，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 

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他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钱，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 

“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木器。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 

“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 

“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老夏说。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十二，二五日于上海（节选自厦门中学生助手微信公众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