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

——记琴家管平湖先生

    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号太空船上，放置着一张可以循环播放的世界名曲唱片，在这张短短90分钟的神奇唱片里，就有管平湖先生演奏的古琴曲《流水》，使中国古琴第一次响彻太空。

    管平湖(1897-1967)，名平，字吉庵，仲康，号平湖，古琴演奏家。江苏苏州人，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其父管念慈是清代宫廷如意馆画院院长，既精于绘画，又擅长弹琴。管平湖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与古琴结下不解之缘。

    有一次，他听说福建武夷琴派名家悟澄和尚到苏州游玩时住在天平山一座寺庙里。管先生赶奔天平山访名师学艺。他渐行渐近，耳边隐隐传来清脆的琴声。顺着琴声的方向加快了步伐。不一会儿，他透过密林看见一座庙宇，琴声正是从庙里传出来的。管平湖紧走几步来到山门前，从紧闭着的门缝望去，只见一位老和尚正端坐在佛殿前的苍松下全神贯注地弹琴，那灵活稳健的指法，潇洒动人的旋律，使其钦佩不已。弹琴者便是悟澄和尚。在悟澄的指导下，琴艺渐趋成熟。不久，他告别悟澄离开苏州北上，途中又慕名到济南拜访了川派琴家秦鹤鸣，向秦鹤鸣学习了川派名曲《流水》。从此《流水》就成了管平湖具有代表性的演奏曲目。

    然而，管平湖在生活上却是多灾多难的。他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囊空如洗，不得不白日教学，深夜作画，还担负着3个女儿上学的开支，经济状况十分窘迫。有时，为了卖一把扇面，从北城步行到南城荣宝斋。他也曾做过故宫博物院的油漆工。尽管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苦生活，他却依然没有放弃对古琴音乐艺术的探索，每天都坚持弹琴、打谱和教学，数十年如一日。

    生活的磨难让他的手也遭了罪，以致指甲生病，几乎不能正常弹琴。一个琴家没有正常的指甲，就好比画家缺少眼睛、舞蹈家失去双腿，这种痛苦是常人无法承受的。但管平湖并没有就此放弃弹琴。没有指甲，他就用手指的指肚代替，直到把柔软的指肚磨出接近指甲硬度的老茧。凭着非凡的毅力，经过千锤百炼，他的演奏反而形成了雄健潇洒、含蓄蕴藉的风格，就像唐代大诗人李白所说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那样气势磅礴。

    古琴曲的记谱方法非常特殊：它不记录音高，只用一些“减字”记录左右手的动作。所以，古琴谱看起来特别像“天书”，让人费解。而能够破解这些“天书”(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作“打谱”)，把这些“减字”变成声音，也就意味着能够在古人的音乐世界里遨游了。管平湖一生都在默默从事着破解“天书”的工作。他查阅了许多古书，常常为了一个指法彻夜不眠，反复推敲。通过他的艰苦努力，《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幽兰》……这些绝响已久的古琴曲，终于一点一点地在他手指下恢复了生命，重新回响在现代人的耳畔。

    古琴也经常会“生病”，尤其是年久失修的老琴，经过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操弹，不是音质出现问题就是漆皮脱落，或是声音发闷，令人烦心。要想改正，必须动手修理。而要修理如此珍惜的亲密伴侣，自然是亲自动手才能放心。为此，管平湖练得一手修琴的本领。经过他的悉心修理，一些破烂不堪的老琴陆陆续续焕发青春。他那妙手回春的本领声名远扬，经常有人慕名求助。

    管平湖先生的一生，是为民族音乐艺术奋斗的一生。他在古琴艺术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继承、弘扬我国民族优秀音乐遗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选自《传记文学》，有删改）

                                                                                           白姑娘

      我家乡的小镇上，有一座小小的耶稣堂，还有一座小小的天主堂。乡人自由地去做礼拜或望弥撒，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当然两处都不去。但对于天主堂的白姑娘，母亲却有一分好感，因为她会讲一口地道的家乡土话，每回来都和母亲有说有笑，一边帮母亲剥豆子，择青菜，一边用家乡土音教母亲说英语：“口”就是“牛”，“糖糕”就是“狗”，“拾得糖”就是“坐下”。母亲说：“番人话也不难讲嘛。”

     我一见她来，就说：“妈妈，番女来了。”母亲总说：“不要叫她番女，喊她‘白姑娘’嘛。”原来白姑娘还是一声尊称呢。因她皮肤白，夏天披戴一身雪白的袍子，真像仙女下凡呢。

     母亲问她是哪国人，她说是英国人。问她为什么要出家当修女，又漂洋过海到这样的小地方来，她摸着念珠说：“我在圣母面前许下心愿，要把一生奉献给她，为她传播广大无边的爱，世上没有一件事比这更重要了。”我听不大懂，母亲显出很敬佩的神情，因此逢年过节，母亲总是尽量地捐献食物或金钱，供天主堂购买衣被等物资救济贫寒的异乡人。母亲说：“不管是什么教，做慈善做好事总是对的。”

      阿荣伯就只信佛，他把基督教与天主教统统叫作“洋教”，说中国人不信“洋教”。尽管白姑娘对他和和气气，他总不大理她，说她是代教会骗钱的，总是叫她“番女番女”的，不肯喊她一声“白姑娘”。

但有一回，阿荣伯病了，无缘无故地发烧不退，服了郎中的草药一点都没用，茶饭不思很多天，人愈来愈瘦。母亲没了主意，告诉白姑娘，白姑娘先给他服了几包药粉，然后去城里请来一位天主教医院的医生，给他打针吃药，阿荣伯的病很快就好了。顽固的阿荣伯这才说：“番人真有一手，我这场病好了，就像脱掉一件破棉袄一般，好舒服。”以后他对白姑娘就客气多了。

白姑娘在我们镇上好几年，几乎家家都跟她很熟。她并不勉强拉人去教堂，只耐心又和蔼地挨家拜访，还时常分给大家一点外国产的炼乳、糖果、饼干等，所以孩子们个个喜欢她。她常教我们许多游戏，有几样魔术我至今还记得。用手帕折的小老鼠会蹦跳；折断的火柴一晃眼又变成完整的；左手心握紧铜钱，会跑到右手心来。如今每回变这些魔术哄小孩子时，我就会想起白姑娘的美丽笑容，和母亲全神贯注欣赏她的快乐神情。

尽管我们一家都不信天主教，但白姑娘的友善亲切给了我们母女不少快乐。有一天，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她要回国了，以后会有另一位白姑娘再来，但不会讲跟她一样好的家乡土话，我们心里好难过。

母亲送了她一条亲手绣的桌巾，我送她一个自己缝的布娃娃。她说她会永远怀念我们的。临行的前几天，母亲请她来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她摸出一条珠链，挂在我颈上，说：“你妈妈拜佛时用念珠念佛。我们也用念珠念经。这条念珠送给你，愿天主保佑你平安。”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她说：“不要哭，在我们心里，并没有分离。这里就是我的家乡了。有一天，我会再回来的。”

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她悄悄地说：“我好喜欢你。记住，要做一个好孩子，孝顺父母亲。”我忽然捏住她的手问她：“白姑娘，你的父母亲呢？”她笑了一下说：“我从小是孤儿，没有父母亲。但我承受了更多的爱，仰望圣母，我要回报这份爱，我有着满心的感激。”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讲这么深奥严肃的话，却使我当时非常感动，也牢牢记得。因此我长大以后，对天主教的修女总有一份好感。

连阿荣伯这个反对“洋教”的人，白姑娘的离开也使他泪眼汪汪的，他对她说：“白姑娘，你这一走，我们今生恐怕不会再见面了，不过我相信，你的天国，同我们菩萨的极乐世界是一样的。我们会再碰面的。”

固执的阿荣伯会说这样的话，白姑娘听了好高兴。她用很亲昵的声音喊了他一声：“阿荣伯，天主保佑你，菩萨也保佑你。”

我们陪白姑娘到船埠头，目送她上船，只见她一身白袍，飘飘然远去了。

以后，我没有再见到这位白姑娘，但直到现在，只要跟小朋友们表演那几套魔术时，我总要说一声：“是白姑娘教我的。”

白姑娘教我的，不只是有趣的游戏，还有她临别时的几句话：“要做个好孩子，好好孝顺父母……我要回报这份爱，我有着满心的感激。”

（选自琦君《青灯有味似儿时》）

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寻找目击证人

陈凤群

    “警察同志，我被打劫了！”女人一进门，便抛过来一句话。

    女人瑟瑟地坐到我的面前，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盛满遭劫的惊觫。“我挣脱时被剐了一刀！”女人撸起衣袖，给我看她手臂上的刀伤。伤口有一指多长，红红的划痕血迹斑斑。处理好伤口，女人断断续续讲述了遭劫的过程。

    女人是附近梅园工业园区一家制衣厂工人，这晚临时加班，九点钟下班行至福惠路时被一个蒙面歹徒洗劫了。

    从警校毕业来到这个五里岗警区工作三个月了，这是我接到的第一单报案，心里有些兴奋有些紧张。三个月来天天在警区猫着，都快把我憋疯了。录完口供后，我跟女人要了联系电话，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就急匆匆赶到案发地点勘察现场。

    这是一个城乡接合部地段。女人上个月才来到梅园工业园区打工，在洛城租了房子，每天往返园区和出租屋之间。女人说福惠路偏僻，晚上过了九点就很少人走动了。园区晚上极少加班，没想这次临时加班就出事了。我来回巡视着路面，脑海跳动着女人说的这些话，试图发现什么遗漏。几个来回后，我失望了。这条一百来米长的路在路灯下一览无遗，根本找不到女人说的挣扎中被歹徒扯断的白色珍珠项链。我很懊恼，望着一览无遗的路面，我的心渐渐收紧了。警区是“治安模范警区”，何况这是我接的第一个案子，得拿出成绩让大伙瞧瞧啊！

    只有寻找目击证人了。女人说那晚只她一人，但园区门前驻扎着流动商贩，不少员工下班后喜欢往小摊跑，说不定就有目击者。

    次日一早，我来到梅园工业园区，跟各厂区厂长沟通案情。

    听了我的汇报，厂长们神色凝重，说马上召开员工大会，寻找目击证人。

    很快，信息反馈回来了。整个园区两千多名员工，竟然没有一名员工注意到那晚有人打劫！

    工业园区没有目击者，我把目标转向福惠路一带的住户。苍茫夜色，说不定哪扇窗有双眼睛无意间就瞥见了打劫。

    四十五户走下来，已经十二点了，夜沉沉。我的心情也沉得如这黑黢黢的夜空，别提有多气馁了。女人遭劫的时间正是万家灯火时，然而这四十五户人家都说不知道，没看见。

    从住宅区寻找目击证人没指望了，我唯有在这个被打劫的女人身上寻找线索了。第二天，我翻出女人的口供，反反复复地听，希望能捕捉到被我疏忽的哪个细枝末节。可是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了，也没发现蛛丝马迹。我找来女人的手机号码打过去，女人关机了。我一个电话拨到女人就职的制衣厂，被告知女人没来上班。一个问号在心里扩大，我坐不住了，决定上女人出租屋一趟。

    房东听了我的来历后告诉我女人半小时前就退租了，说女人到洛城公墓去了。

    女人对我的到来很平静，燃尽最后一张冥钱后，女人开口了：“里面的人是我丈夫。五年前，丈夫来到梅园工业园区打工。一天晚上，丈夫到福惠路散步遇上了打劫，一个蒙面歹徒劫持了两名女工。丈夫和歹徒搏斗，歹徒捅了丈夫一刀。等到工友们赶来时，丈夫已经不行了。每年的清明我都要不远万里赶来给丈夫上一炷香。第一年，坟前摆了很多花。我知道是丈夫生前帮助过的工友和那两名女工来过。第二年，坟前的鲜花零零星星的。我想是那两名女工献祭的吧。第三年，坟前没有花。我想大家都很忙吧，抽不出时间。第四年，坟前没有花。第五年，坟前没有花。长眠异乡，一年到头，丈夫该多么孤单啊！我来到梅园工业园区打工，问了许多员工，竟然没有人知道五年前发生的打劫的事，于是我导演了这场打劫，希望唤起一些人的记忆，可是情形让我失望了。”

    看着女人美丽的大眼睛泪光莹动，我说：“你走吧，回去好好生活！”

    “你知道我被打劫那天是什么日子吗？是感──恩──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