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最后的短信

       寒冬，强壮的父亲竟然一下子病倒，来城里住进了医院。我和先生都很忙，为了方便联系，就给父亲买了手机。父亲戴着老花镜，满面欢喜地摆弄着新手机，遇到病友就说：“我的新手机，我女儿买的。”

       在病床上，我手把手地教会了父亲拨打电话，接听电话，又自作主张地替他存了几个常用号码。我以为手机对父亲而言，只是“便携式电话”而已。六十多岁的人了，能拨打接听就相当不错了。

       父亲住院，我在公司上班。我每天中午都给父亲打个电话，常常是匆匆两句就挂了，全然不顾父亲还在电话那端絮絮叨叨。父亲有时也给我打电话，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天我精神好多了，你放心。”然后就是几床出院了、几床恶化了，几床陪伴不错之类的鸡毛蒜皮。

       我常常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年底了，我忙得很，我挂了。”

       周末去看父亲，他恳求我说：“听说发短信又便宜又不必接听，你教我发短信吧，到时你看一下就知道我说的事了!”我不耐烦地给他演示了一遍，说：“你有空就慢慢琢磨吧!”顺手将《使用说明书》递给他。没过多久，我的手机“嘟”了一声，原来是父亲的短信发过来了。父亲呵呵笑着说：“以后挂盐水针的时候，我就给你发短信。”

       果然，父亲学会用手机发短信，我的手机像热线一样忙。他在短信里告诉我他用上新药了，主治医生来看过他了，又做了新检查，睡眠也不错……当然最多的是关照我的生活和工作。

       每每我还在赖床，父亲的短信到了：“起床了吗？别误了上班”，每每到了吃饭时间，他的短信又到了：“吃饭了吗？别饿坏了肚子”。

       每每我在网上聊天，他的短信又到了：“睡了吗？过度上网有害健康，关好门窗，谨防小偷”……

       我想我30多岁了，还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吗？暗地里笑他婆婆妈妈。

       偶尔回个短信，连字都懒得打，找现成“电报式”的范本，

       “嗯”“好”“没”是我常用的消息内容。

       父亲的病加重了，确诊竟然是“胰腺癌”，他发短信开始吃力，我劝他说：“还是打电话吧！我不忙了。”父亲笑着说：“发短信，既便宜又解闷。”他扬扬手机说：“最最重要的是，它不会打断我的话。”

       听了这话，难过的感觉像潮水一样涌上我的心头，泪水溢出了眼眶。  我怎么没想想，父亲还能给我发多少条短信呢？

       正月十五，我去单位上班，收到父亲的短信：“我很好，勿念!”这是他所有短信中最简要的一个。我回了，说我下午就去医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后一条短信，最后一个安慰，最后一个善意的谎言。

       傍晚我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深度昏迷，手机就摆在床头。母亲流着泪说，中午他就时不时地看手机，大概还想给你发条短信。

       父亲走得十分意外，本来预计怎么也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想到上苍捉弄人。他留下的短信，我再也舍不得删去，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的财富和温暖。泪光迷离中，我仿佛看到父亲在天堂门口给我发短信，每条短信都带着老父的一颗心，向我飞来。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樊晓敏

一部名为《我的诗篇》的影片感动了很多人，陈年喜是片中的六个主人公之一，人们叫他“矿工诗人”。在《我的诗篇》拍摄之前，陈年喜已经写了二十多年的诗。尽管他的生活一直那么粗枥，看起来离诗意有万里之远。

陈年喜的家乡位于“秦尾楚首”的陕南商洛地区丹凤县，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那里奇山险水，常年洪灾，至今仍是山高沟狭的不毛之地。男人们只能外出打工，多半去了矿山。他们所在的矿井，“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采场，像一座巨大的谜宫。

一开始陈年喜的工作是拉车，用架子车一趟趟把爆破下来的矿石或废石拉出洞口倒在渣坡上。漆黑而低矮的矿洞里没有灯，昏暗的手电筒挂在他胸前，汗水落在车子上、安全帽上，衣服上、毛发里、眼里、鼻孔里……每天下班，就像一只拱出灰土的土拨鼠，洗三盆水也洗不净。后来他改做巷道爆破，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与雷管、炸药整日纠缠在一起。16年间，经他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算，垮塌、透水、松动的碎石、扑向人的机器，死亡也多次和他擦肩而过。

不只是死亡的威胁。陈年喜说矿山的生活“非常非常寂寞”，有时“只能靠对面山尖上的雪线高低来分辨气候的变化”。工友们闲下来的时候打牌，喝廉价的酒。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看书，凡是有字的都看，有时墙上糊着报纸，看完了正面，再水淋湿了，小心翼翼揭下来看背面。他写诗，还没有网络的时代，在纸片、烟盒上写，睡觉垫的空炸药箱上写，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他写工友：36岁的副手牛二，“最终以两根手指一条肋骨的代价/换得母亲八年的残喘/弟弟十年的举人梦”。

他写给儿子：“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

他写茫然的命运：“而一群背着编织袋的流徙者/与温榆河上的浮物一样/并不知道将流向哪里。

2020年3月23日，陈年喜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丹凤县中医医院一张CT影像胶片，清清楚楚地写下他半生的倒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尘肺病。他静静坐了一个下午，没有告诉妻儿。这是矿工们最主要的职业病，每天吸入大量粉尘，这些工人的肺部会纤维化，变成“石头肺”“金属肺”——这种病无可逆转，且会逐渐失去劳动力，而一旦进入后期，甚至连站着呼吸都是一种奢求。

消息传出去后，人们为他捐款、抢购诗集，这一年诗集《炸裂志》售出了近四万册，成为许多年轻人书架上的读本，每一个索要签名的读者，陈年喜都告知自己的微信号，记下地址，签完后寄给对方，收取稍高于标价的费用，除掉邮费后，赚三五块差价。他在扉页为每个人写下赠言，有时不知该写什么，就写上：“以诗为证”。稿费一半来用来吃药，一半生活、给儿子交学费。

2020年9月，在创始人王克勤的邀请下，陈年喜成为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的驻会作家。他开始走访尘肺病人，写下他们的故事。那是他无限熟悉的群体，他和他们曾经有过十六年的深深交集。或许见过，或许曾交肩而错，但彼此早已相熟到骨头。妻子劝他别再去了，“你经历了太多，希望你不要再看到太多”。但他还是希望借用他的文字，让更多人关注这些被忽视的人群和声音。

陈年喜相信，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没在任何作家笔下出现过。他说代沟代代有，而深处的悲欣大多相通。它也将成为一个人继续写作下去的动力。那也是他的光啊。

（选自《读者》2021年17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