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水下六米的凝望

苏沧桑

    一只飞鸟俯瞰南中国，看见一条江从杭州穿城而过，江的北面有一个湖，是它熟悉的西湖；江的南岸也有一个湖，是它从未去过的湘湖。它想了想，飞向了那片陌生的水域，轻轻落在水中央一棵清瘦的柳树上，看见了湖中自己同样清瘦的倒影。

    这是一月的湘湖，讲述着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其他季节的故事。一月，是一年里最深沉的月份，大地上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尚未开始。这个被雨雾笼罩的上午，万籁寂静，骨骼清奇，飞鸟的身影落在湖里，没有惊起一丝涟漪，脚尖落在柳枝上，没有惊动其他任何一只鸟。

    老人家，是我年近耄耋的父母，从老家来看我和弟弟。他们常来杭州，已经把西湖看厌了。我想起仅一桥之隔却从未去过的湘湖，便带他们来了。

    船窗前的父亲，久久凝视着上午十点冬天的湘湖，没有侧过脸来，只听得见他的声音：“我见过的景色里，最像水墨画的，甚至比水墨画更美的，就是这里了。”

    一月的湘湖，就是父亲小时候教过我的那种留白很多的写意山水和花鸟画。花格船窗将天地框进一个天然的画框，雨雾如磨墨般，将天、地、水、物磨成了浓墨、淡墨，或更淡的墨，比烟还淡。浓的，是一座拱桥，一段堤坝，一群飞鸟或一群栖息的鸟；淡的，是远处一片枯干的芦苇，三两棵垂柳，或一座亭子的倒影；白的，是天空，水，雾。寥寥的几点黑，大片的浅灰和白，在船静静的前行里，泼洒，勾勒。极静，极美。

    四个月后，当我和一群文友又一次来到湘湖，我发现，初夏的湘湖，讲述着与一月完全不同的故事。

    一月清瘦的湘湖此刻已显丰满，处处是尚未老去的绿意，明净的湖面在阳光下显得光鲜亮丽。而我的父母，早已回到老家，过了一个春节后，他们又老了一岁。当我聆听着与湘湖有关的历史文化，当我站在湘湖水下六米处与八千年前的独木舟对视，我忽然想起，我和父母来时，并没有真正进入湘湖的深处。我们不知道写《回乡偶书》的贺知章就是这里人，八千年跨湖桥文化遗址就在脚下，我们也不知道，船行走在静静的湖面上时，水下六米处正躺着一艘远古先民留下的独木舟，将古老的浙江文明史又往前推了一千年。

    独木舟与我隔着一面玻璃，我的身影与它、与灯光、与周遭的一切叠映在一起，古老先民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场景在屏幕般的玻璃上一一闪现。我困惑八千年前的那根骨针，是用什么工具钻的针眼？半根空心的玉璜，用什么钻的孔？我们最初的祖先，到底来自哪里？但不知为什么，我想得更多的，依然是我的父母，我自己的故乡，我的根。

    故乡在海岛玉环，父母留恋家乡的小院和亲朋，偶尔来杭州或者去北京姐姐家小住。我每次回老家，都有一种越来越深的恐惧：他们百年之后，我还会踏进那个再也没有他们的院落吗？

八千年前的独木舟，静静躺在水下六米，棕黑色的原木，已没有亮光。远古的先民，曾经乘着它去过很多地方，把古老的文明带到了比我们的想象更远的地方，比如南太平洋，比如大溪地。这是真的。更让人惊奇的是，2010年夏天，有人从遥远的南太平洋，如他们的祖先一样乘着一艘独木舟，沿着五万年前祖先的原始迁移路线重返本源——中国南方海边，来寻找他们的根。6名船员，有航海家、水手，也有人类学家、动植物学家。独木舟经由阿瓦鲁阿、纽埃、汤加、斐济、瓦努阿图、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最终抵达上海。整整1.6万海里的艰苦旅途中，他们上岛添购食物、淡水、水果，也在大海里捕捞、生吃海鱼，最后两天，一点食物都没有了，每人只有一小瓶水维持生命。他们与近十米的惊涛骇浪搏斗，看海豚们在独木舟前方带路，任不知名的海鸟停在胳膊上……最后，他们来到了这里，水下六米深处——这一条独木舟前，他们的“根”之前。

    “当他们看到独木舟时，眼睛都放光了，太惊喜了。”博物馆的人说。

    真想亲眼看看这些用生命来寻根的人。他们想要寻找的，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一艘独木舟，而是在灵魂深处，每一个人都正在失落却又拼命想要寻回的东西。

    从水下六米处出来，我在湖边遇见了一只鸟。它栖息在一块石牌坊上，是雕刻的，有着优美的体态和姿势，翅膀如飘带卷起。它是湘湖先民的图腾。我相信它就是湘湖的灵魂，这一片水域因为一直住着它，才能这么静美。在我长久的凝望中，这只鸟渐渐活了，飞离了我的视线，飞回了湘湖的一月。

（有删改）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屈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致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音乐家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选自《小小说》）

马罗大叔（节选）

陈忠实

①饥饿像洪水猛兽一样咬噬着我的心！

②我走出门，村巷里死一般沉寂。没有月亮的秋夜，田野里一片黑暗。正在孕穗的包谷林里，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包谷棒子的腻腻的甜香气味，我在水渠边站住了。

③我伸手摸到一根包谷杆子，掰下一个又肥又粗的棒子，三两把撕掉嫩皮，蹲在水渠沿儿上啃起来。包谷粒儿里的乳汁竟然溅到眼睛里，我一定是啃得太猛太快了。嫩包谷粒儿在嘴里，还没有来得及嚼烂，就滚进肚子里去了，几乎尝不出什么味，只觉得十分香甜。

④我把啃光了的包谷芯子丢到水渠里，再伸手摸到又一个包谷棒子，却猛然看见一个人，正站在三五步远的大柳树下。我一惊，一愣，从身影和体形上，立刻辨认出来，那是马罗儿，终年四季给生产队看守庄稼的老光棍儿。我也不知凭什么勇气，没有撒腿逃遁，也没有向他求饶，而是毫不动摇地把那个已经抓摸到手的包谷棒子，“咔嚓”一声掰了下来，三两下撕开嫩皮，蹲下身，又啃起来了。

⑤“哼！你倒胆大——”他冷笑着说。

⑥“跟我走！”马罗吼着。

⑦顺着水渠往东走，我就看见一盏马灯萤萤的亮光，那马灯正挂在老光棍住的庵棚上。

⑧“坐下！”他的头一摆，对我吼喊。

⑨“啊……嗨嗨嗨嗨嗨……”

⑩突然间，他放声大哭起来，那粗哑的男人的哭声，从他喉咙里奔泻出来。像小河在夏季里突然暴发山洪，挟裹着泥沙、石头和树枝，带着吼声，颤动着四野。马罗伸出双臂，把我抱住，硕大的脑袋压在我的胸膛上，哭得更加不可收拾。他粗壮的身体颤抖着，两条铁钳一样的手臂夹得我的肩胛骨麻辣辣地疼了。

⑪松开抱着我的手臂，他哭溜着声儿颤颤地说了一句：“咱们……好苦哇……”

⑫我再也支撑不住了，心酸了，腿软了，一下子坐在茅草庵棚门口的树根上，双手捂住脸颊，哭起来了。

⑬老光棍马罗，像疯了似的在庵棚前的草地上，跳起又落下，破口大骂：“你他妈的‘假积极’！你欺哄毛主席，放你妈的臭‘卫星’！你得了奖状，叫俺社员跟受洋罪——啃生包谷棒子！”

⑭戒备，羞愧，所有这些复杂的心情，全都随着马罗的骂声跑掉了。马罗蹦着，骂着，声音渐渐远了，钻进包谷地里去了，随之传出咔嚓咔嚓的断裂的脆响。

⑮他怀里抱着一撂包谷棒子，扔到庵棚口的草地上，点燃麦草，再加上树枝，火苗哧哧哧蹿起来，冒得老高，在一个用铁丝扭成的支架上，摆上了嫩包谷棒子。他咕哝咕哝地说：“咋说也不能……啃生的……”

⑯干透的树枝燃烧起来，噼啪作响，火声是这样富于生气。我坐在火堆旁，看火苗忽而落下又忽而蹿高，在秋夜的黑幕中辟开的光亮的空间，随着火苗的起落忽而缩收又忽而扩大。火苗在树枝上跳跃，从燃烧着的枝条上攀援到刚添加上去的树枝上，像万千猕猴在树林里嬉闹，跳跃翻跌；无数条火苗拢在一起，就组成一个火的世界，充满了活力。

⑰马罗大叔坐在一块河卵石上，两手搭在撇开的膝头上，挺直腰板，俨然一副用斧头砍削出来的青石雕像。火光映照着他的脸，一会儿明亮，一忽儿灰暗，四方脸中央，雄踞着一宽大的蒜头鼻子，脸颊上有两道粗糙的大动脉似的皱纹。这张脸上，现在呈现出安详的神态，专注的眼神。他间或用右手里的树枝拨弄一下火堆里的柴枝，甚至歪一歪脑袋，向火堆里吹两口气，然后又坐直了，却不开口说话。

⑱“吃——熟咧。”

⑲他从火堆里的铁丝架上取出一个包谷棒子，甩过来，撂到我的怀里。一股热气饱溶着浓烈的香甜气味扑鼻而来。软软乎乎的包谷粒儿，酥软香甜，一口咬进嘴里，我的眼泪禁不住扑洒下来了。

⑳那晚我没有回家，和马罗大叔挤睡在他的庵棚里的吊床上。

（选自《陈忠实文集》）

假面

契诃夫

    某地社交俱乐部，出于为慈善事业募捐的目的，举办了一次假面舞会。已是午夜十二点。五个没有跳舞、不戴假面的知识分子，围坐在阅览室里一张大桌旁，看报、打盹。阅览室里十分安静。突然响起一个低沉而喑哑的声音，“看来这里更舒服！都上这儿来！快点，朋友们！”门敞开了，一个肩宽背厚的男人闯进阅览室，他穿着马车夫的号衣，一顶宽边帽上插着几根孔雀毛，脸上蒙着假面。在他身后跟进来两个戴假面的女人和一名端托盘的仆役。托盘上摆着几个酒瓶和杯子。

    “都别待在这里！现在不是看报和研究政治的时候……把报纸都扔了！”“我请你安静点，”有个知识分子透过眼镜，瞧了瞧那人的假面说，“这里是阅览室，不是喝酒的地方。”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聪明人，居然认为报纸比美酒还好，”插孔雀毛的男人给自己倒了一杯烈性甜酒，开口说，“照我看来，你们这些可敬的先生之所以喜欢看报，是因为你们没钱买酒喝……你别再装模作样，不如来喝一杯！”

    插孔雀毛的男人稍稍挺起身子，从眼镜先生手里一把夺过报纸。“您竟敢放肆！”眼镜先生发怒了，“您不知道您在跟谁打交道，我是银行经理热斯佳科夫！……”“我啐你这个热斯佳科夫！”男人拾起报纸，把它撕成碎片。孤儿院会计别列布欣红着脸、耸着肩膀说，“我简直不明白……有个无赖闯到这里……突然说出这种混帐话来！”“什么叫无赖？”插孔雀毛的男人大喝一声，一拳头捶在桌子上，震得托盘上的杯子都跳起来。“你是跟谁说话？快点，给我统统滚蛋！”“我们马上会看到结果！”热斯佳科夫说，他激动得连镜片都冒汗了。“快去把斯皮里多内奇叫来！”斯皮里多内奇，一个身着警察制服的老头，立刻到来了。“请您离开这里！”他瞪大可怕的眼睛，耸动着染过的八字胡，声音嘶哑地说。“哎呀，吓死人了！”男人快活得哈哈大笑，“居然有这么可怕的人，你那小胡子活像猫的触须，眼睛都瞪出来了……嘿嘿嘿……”斯皮里多内奇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把俱乐部里所有的警察都叫了来。他坐下开始写违警记录。“写啊，写啊，”假面人用低沉喑哑的声音说，“哈哈！好吧，现在我让你们瞧瞧！一……二……三！”男人站起来，猛地摘下自己的假面，瞧着大家，快活得纵声大笑。他引起的反响的确非同小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面面相觑，吓白了脸。斯皮里多内奇不安地清着嗓子，像个无意中做了蠢事的人。

    大家认出这个捣乱分子原来是当地的百万富翁、工厂主、世袭的荣誉公民皮亚季戈洛夫，这人向来以喜欢胡闹、热心公益事业而扬名乡里，另外，正如当地通报里不止一次所载的那样，他还“满怀对教育事业的爱”。

    知识分子们都哑口无言，踮起脚尖不声不响地走出阅览室。“你一定早知道他是皮亚季戈洛夫！”过了一会儿，斯皮里多内奇对着那个端酒进阅览室的仆役，声音嘶哑地斥责道：“为什么你一声不吭？我把你这个该死的畜生关起来！”“他老人家不许说，长官！”知识分子们在俱乐部里走来走去，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心神不定。夜里两点钟，皮亚季戈洛夫才从阅览室里出来。他来到大厅，在乐队旁坐下，打起瞌睡……

    “请问，要不要把您送回府上，或是吩咐备好马车？”别列布欣俯身凑着百万富翁的耳朵问。

    “我要回……回家……你送我……回去！”别列布欣高兴得眉飞色舞，赶紧扶起皮亚季戈洛夫。其余的知识分子立即跑过来帮忙，他们愉快地微笑着，七手八脚把这位世袭荣誉公民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到马车上。

    送走了皮亚季戈洛夫之后，那几个知识分子便面露喜色，开始安下心来。“临走时他还向我伸出手来哩，”十分得意的热斯佳科夫说，“这么看来，万事大吉了，他不生气了……”

（有删改）

    （甲）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

    （乙）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他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选自《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