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略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恶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②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枕，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领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等你回家
①我曾陪一个父亲，去800里外的戒毒所，探视他在那里戒毒的儿子。
②戒毒所坐落在荒郊野外，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着。路边，野葵和蒲公英开得正盛，一些鸟在草地间飞起又落下，天空很蓝，显得很高远。父亲的心，却低落得如一棵衰败的草，他恨恨地说：“真不想来啊。”
③一路之上，他不停地痛骂着儿子，历数着儿子种种的不是，说他毁了一个家，毁了他。他含辛茹苦养大他，为他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帮他娶了媳妇．那个不肖子，却被一帮狐朋狗友拖下水，去吸食毒品。房子吸没了，媳妇吸跑了……他一辈子积攒的家业，几乎被他掏空了。
④“我真想跟他同归与尽！”这位父亲说到激愤处，双眼通红地睁着，抛出这样一句狠话来。若儿子在跟前，他是要把他撕成碎片才甘心的。
⑤我坐在一边，听他痛骂，隐隐地担心：这样的父亲去见儿子，会有怎样的结果？
⑥车子一路向前，野葵和蒲公英一路跟着。终于，远远望见了几幢房子，青砖青瓦，连在一起，坐落在一块开阔地。开车的师傅说：“到了。”父亲像突然被谁猛击了一掌似的，愣愣地，不相信地问：“到了？”一看表，快上午10点了。他急了，说：“也不知能不能见着。”因为这家戒毒所的规定，上午10点之后，一律不允许探视。
⑦他一口气跑到大门口，还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办完相关手续，这个父亲一秒也不曾停留，急急火火地往探视室跑。很快，他儿子被管教干部带进来。这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脸上既无欢喜也无悲伤。看到父亲，他嘴角稍稍撇了撇，有嘲讽的意味。一层玻璃隔着，他在里面，父亲在外头。从他进来起。父亲就一直盯着他，话筒拿在手上，却不说话。
⑧旁边，亦有来探视的人。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在玻璃窗外头，不停地用手指头在举起的另一个手掌上画着什么。里头是个清秀的男孩子。他眼睛跟着女孩的手指转动，频频点头，含着泪笑。他读懂了她爱的密码--从此，都改了吧。还有几个人，男男女女，大概是一家子，围在一起争着跟里面的一个中年人说话。里面的中年人，一张脸憔悴无比，却一直笑着，一直笑着。这时，他们中的一个，突然到探视室外面叫了一个男孩进去。孩子不过十一二岁，白净的面容，文文弱弱的。孩子怯怯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拿过话筒，隔着玻璃窗，才说了一句什么，里面笑着的中年人立即不笑了，他愣愣地看着孩子，眼泪流了下来。
⑨“哭什么呢？你会改好的！”我听到那些人里的一个大声说。
⑩探视的时间快要过去了，管教干部已进来提醒。一直跟儿子对峙着的父亲这才掉过头来。我发现他与刚才的强悍判若两人，竟是一脸的戚容。低声说：“里面的日子不好过，看他黑了，也瘦了。”
⑪他转身问我“你有纸笔吗？”
⑫“当然有。”我掏出来给他，正疑惑着他要做什么，只见他低头在纸上迅速写下几个字，贴到玻璃窗上给儿子看。里面的年轻人，看着看着，神情变了，两行泪缓缓地从腮边滚落下来。
⑬探视结束后，我看到这位父亲在纸上留下的字，那几个字是：儿子，等你回家。

一滴泪掉下来要多久

顾晓蕊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天刚微亮，薄雾还挂在树梢上，我坐车前往山村学校支教。车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盘旋，直到日影西斜，才来到位于大山深处的一所中学。

    看到四面漏风的校舍，我心里一阵酸楚，于是决意留下来，把梦想的种子播到孩子们的心田。可是，事实远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简单，有个叫李想的孩子，就让我头疼。

    我在讲台上读课文，抬头见他两眼走神，心早飞到爪哇国去了。我大声说：“李想，我刚才读到哪了？”同桌用胳膊捅了捅他，他挠挠头说：“读的什么？没听到啊。”班上哄堂大笑。

    他还和别人打架，黝黑的脸上经常挂彩，问是怎么回事，他不肯说。有一回，我看到几个孩子围着他挥拳乱打，边打边说：“不信你不哭。”泪水在眼眶里晃，他昂着头，愣是不让它落下来。我大喝道：“为什么打人？”他们撒腿跑了，转眼没了踪影。我走上前，想说些什么。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心里觉得难过，他到底是怎么了？他的童真哪里去了？

    周末，我到他家里走访。到那儿一看，我鼻子酸了，破旧的土坯房里光线昏暗。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家里只有他和爷爷。“他父母出去多久了？经常回来吗？”我问。老人叹气说：“他爹娘走了五年，很少回来。刚开始那会儿，他想起来就哭，躺地上打滚儿，谁也哄不住。连哭了几个月，眼泪都流干了……”

    校园里再见到他，他仍旧上课走神，我却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那目光望也望不到底，透着阵阵寒气，充满稚气的脸上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漠然。

    几个月后，我听说他的父母回来了，还受了些伤。事情大致是这样：他的父母坐车回家，正赶上下雨，山路湿滑，车翻进了沟里。幸好只是些外伤，他们在医院住了几天，包了些药，赶回了家。

    我想去他家看看。路上，听见村民在议论：“爹娘出去这么久，回来伤成那样，这孩子跟没事人似的。”作为老师，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走到院里，爷爷正冲他发脾气：“你这孩子，心咋就那么硬呢？看到爹娘遭了罪，连滴眼泪都没流……”话未说完，便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他倚着门框站着，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父亲接过话说：“我们出去这些年，他感觉生疏了，这也怨不得孩子。”母亲走过来，搂着他的肩说：“这次出事后，我和你爹也想了，明年包片果园，不出去打工了。”他低下头，一颗亮晶晶的泪珠，滚落了下来。刚开始是小声啜泣，到后来竟成了嚎啕大哭。

    我忽然懂得，这些年来他有多孤单，有多悲伤。所谓的坚强，是因为没有一个能让他依靠着哭泣的肩膀。我眼眶全湿，悄悄地离开了。

    第二天上课，他坐得直直的，听得很认真。课间，他跟别的孩子在草地上嘻嘻哈哈地玩闹。金色的阳光下，他的脸上焕发着光彩，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他沿着操场奔跑，轻盈得像一阵风。有同学喊：“李想，你的衣服脏了，后面好几道黑印子。”他头也不回地说：“俺娘……会洗的。”“娘”这个字拖得老长，喊得格外响。

    我不知道一滴泪掉下来之前，在他心里奔涌了多久。但我明白从现在开始，一个美丽的生命，如含苞待放的花蕾，又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奶奶

曹文轩

    开镰了，收割了，新稻登场了。

    青铜的爸爸赶着拖着石磙的牛，碾着稻子。稻粒不像麦粒那样容易从禾秆上碾下，碾一场稻子，常常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有的稻子，几乎是一起成熟的，秋天又爱下雨，因此，全村的劳力，都必须被发动起来，不停地收割，不停地装运，不停地碾场。

    深夜，爸爸的号子声在清凉、潮湿的空气中飘荡着，显得有点儿凄凉。碾上几圈儿，就要将地上的稻子翻个身再碾。通知大家来翻场的，是锣声。锣一响，大家就拿了翻场的叉子往场上跑。夜里，疲倦沉重的人们一时醒不来，那锣声就会长久地响着，直到人们一个个哈欠连天地走来。

    第一场稻子碾下来，很快就按人口分到了各户。当天晚上，人们就吃上了新米。

    那新米有一层淡绿色的皮，亮亮的，像涂了油，煮出来的无论是粥还是干饭，都香喷喷的。面黄肌瘦的大麦地人，吃了几天新米，脸上又有了红润，身上又有了力气。

    这一天晚上，奶奶对全家人说：“我该走了。”

    奶奶是要去东海边她的妹妹那儿。奶奶有这个想法，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奶奶说，她活不了太久，趁还能走动，她要去会一会妹妹。

    爸爸妈妈倒也同意。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奶奶去东海边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青铜家借了别人家不少粮食，等将这些粮食还了，青铜家的粮食又很紧张了。奶奶想，她去她妹妹家住上一段时间，就会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妹妹家那边相对富裕。还有，妹妹家那边，是一个大棉区，每到采摘棉花的季节，就会雇很多人采摘棉花，工钱是钱或是棉花。她想弄些棉花回来，给青铜和葵花做棉袄、棉裤，马上就要过冬了。日子过得这么清贫，这两个小的，却一个劲地蹿个儿，原先的棉袄、棉裤，即使没有破破烂烂，也太短了，胳膊和腿，去年冬天就有一大截露在了外面，让人心疼。

    然而，奶奶只说去看看她的妹妹。

    奶奶走后，青铜一家人，心里总是空空落落的。过了半个月，奶奶没有回来，也没有一

    点儿音信。妈妈开始对爸爸抱怨：“你不该让她走的。”爸爸说：“她一定要去，你拦得住吗？”

    妈妈说：“就是该拦住她。她那么大年纪，不能出远门了。”

    爸爸很心烦，说：“再等些日子吧，再不回来，我就去接她回来。”

    又过了半个月，爸爸托人捎信到海边，让奶奶早日回家。那边捎话过来，说奶奶在那边挺好的，再过个把月，就回来了。不出半个月，海边却用船将奶奶送回来了。船是夜里到的。陪奶奶回来的，是爸爸的表兄。他是背着奶奶敲响青铜家门的。

    全家人都起来了。

    爸爸打开门，见到这番情景，忙问表兄：“这是怎么啦？”表兄说：“进屋再说。”全家人都觉得，奶奶变得又瘦又小。奶奶却微笑着，竭力显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爸爸从表兄的背上将奶奶抱起，放到妈妈铺好的床上。爸爸抱起奶奶时，心里咯噔一下：奶奶轻得像一张纸！

    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奶奶说：“天不早了，一个个赶紧睡吧，我没事的。”

    爸爸的表兄说：“她老人家在那边已经病倒十多天了。我们本想早点儿告诉你们的，但她老人家不肯。我们想：那就等她好些吧，好些，再通知你们。没想到，她的病非但不见好转，倒一天一天地加重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奶奶，声音有点儿颤抖，“她是累倒的。”

    “她到了我家后，也就歇了两天，就去棉花田摘棉花了。别人无论怎么劝她别去摘，她就是不听。直到有一天中午，她晕倒在棉花地里。幸亏被人看到了，把她送了回来。从那一天起，她就再也没有能起床……”

    青铜和葵花一直守候在奶奶的床边。

    奶奶的脸似乎缩小了一圈儿，头发白得像寒冷的雪。

    她伸出颤抖的手，抚摸着青铜和葵花。

    青铜和葵花觉得奶奶的手凉丝丝的……

（节选自《青铜葵花》）

失落的风筝

王东梅

    老田头最喜欢去村西的小树林放风筝，儿子问树越子里咋放风筝？老田没搭理他，抓起风筝，倒背着手，走了。

    小树林那一片早先是各家的鸡刨地，村里人嫌这地块零散，种庄稼麻烦，就在地里栽上了一排排的白杨树。说起来，小树林倒是个乘凉的好地方。夏天，树叶长起来遮天蔽日，在树下一坐，头顶晒不着，脚下凉风走，别提多惬意了。可是，老田不光夏天来，秋天也来，冬天也来，一年四季，除去剑风下雨，几乎天天都要来。

    来的次数多了，树趟子里就被老田踩出一条光溜的小路。小路弯弯曲曲，通向林子深处。林子深处，有老田用石头摆出来的石桌和石凳。

    每回老田头来小树林，都是先把风筝拴在树上，再摸个石凳坐下，抻着脖子向树林对面的庄稼地里望。

    对面的庄稼地像一道连绵起伏的山岭。一会儿，麦苗顶着露水才拱出头；一会儿，已是麦浪翻卷此起彼伏；一会儿，又是玉米秸子摩肩接踵；一会儿，一场大雪已经掩埋了田野里的沟沟壑壑。老田头坐在小树林里看对面的庄稼地，高了又矮了，接了又高了。看地里那几个土丘，升起，又落下。

    有时候，老李头和老孙头也会来。

    老李会问：在老二家还是老三家？老田有时回答老二家，有时回答老三家。

    老李又问：没去老大那儿？老田就说：大孙子要高考了，儿媳妇说，家里人多了，吵。

    坐在一边的老孙就抢过话头，说了一句：城里人就是事儿多。俩人都不理会老孙，继续聊。

    老李问：闺女呢？好些日子没见了。老田说：脚崴了出不来。老李问：你咋不过去住几天？老田说：孩子病着，不想她劳心。

    老李“哦”一声，仨人就都没了话。忽然，脚下的风紧了一阵。原本拴在树上的屁帘风筝在地上就扑碌碌地打起了滚。风再紧些，一扬身，纸风筝贴着地皮林蹿了起来。可只蹿了一人多高，就被树上系着的绳子掩了回来，啪叽一下掉在地上。屁股后面的长尾巴不甘心，拼命扑腾了两下，也没动静了。

    仨老头看着风筝自个儿折腾，仍旧谁也不说话。

    对面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大田里，只剩下那几个高高低低的土丘。

    老田就在心里想，现而今的孩子真是徽哪。什么省心种什么，一年到头地里除了麦子就是玉米，要不干脆就荒着。哪像他年轻那会儿，地里什么都有，芝麻、棉花、谷子、大豆、油葵、花生。那会儿，他老田领着老婆孩子整天在地里忙活。那会儿，孩子们都听他老田的吆喝。可现在，儿子说，没本事的人才在土里刨食。眼见着日头向西打歪了，老孙说：走了，接孙子。说着，推起三轮车，一瘸一拐地走了。

    看着老孙走远了，老李说：你算熬出来，孙子们都大了。说完，抬头却见老田满脸苦笑。老李自觉失言：接孩子好歹是个活儿，是个奔头。俩人又沉默了一会儿。

    秋深了，老田觉着屁股底下的石凳一天比一天凉了。

    老李说：天快冷了！老田就“嗯”一声。老李又说：天冷了，就别来了。老田就又笑了，苦笑：不来，去哪儿？孩子们都一家一屋过得好好的，去了谁家都多余。老李就也“嗯”了一声。

    日头沉到树后头去了，老李抬起身，说声：走了。该给老婆子翻翻身了。说着，倒剪着手出了林子。老田在后头问了一句：不见好吗？老李没回头，丢下一句：熬日子的人了，好啥好？远远地，老田发现老李的腰更弯了。

    林子里越来越暗了，风在脚下簌簌的也更密了，屁帘风筝迎着风，在地上滚来滚去。老田头捡起地上的风筝，看一眼天边正落下的日头，对着路边的一个土丘说：孩儿他娘，明儿再来陪你。身后，屁帘风筝的长尾巴拍打着老田头的屁股扑噜噜地响个不停。

    出了树林，向北，围了一圈子的人，老田好奇也凑了过去。原来是大队部以前堆杂物的仓房不知道啥时候被粉刷一新，还在门口戳了一块牌牌，写着“老年活动中心”。这是个啥事由？老田把风筝挂在窗子上，一头就扎了进去。

（选自《芒种》2017年第一期）

报纸的故事

孙犁

    1935年春季，我失业居家。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而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镇上是没人订阅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庸报》等，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失意的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稿，而教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

    “我想订份报纸。”“（甲）”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乙）”

    “我没有钱。”“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丙）”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待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上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去自取。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可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

    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他们的报纸，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登着广告的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节选自《青春余梦：孙犁散文精选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