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骂我：“该管不管！”我也只好自叹“教子无方”了。

                                                                                                                          乡间学校的敲钟人  张 蛰
        ①那是苏北乡间最普通的一所学校。我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光，又在那里度过了最初六年的教书生涯，我人生最青涩也最灿烂的时光都交给了那所非常宁静的乡间学校。在我珍藏于心间的有关那所乡间学校的记忆里，王老师是无法抹掉的人。
        ②读中学的最后一年我才注意到了王老师的存在。他中等个，瘦瘦的，看上去很和气，总是慢条斯理地走路，不慌不忙地说话。他是学校打上课铃的人，每天总是拉着细细的线绳催我们起床、出操、上课，告诉我们下课、吃饭、熄灯。他的铃声一如他的说话，不紧不慢，节奏匀称。有时候，他还会在上课的铃声里笑着对急忙忙冲向教室的学生喊：“慢一点儿，别磕着!”
        ③后来，做老师的我常常与他面对面地说些家长里短的话，就看出了他独有的善良来，才知道他做的工作远不止打铃，还承担着学校很多的工作。那个时候，打铃表面上看着轻松，实则不然。这是一件要时时刻刻想着的事，每天从早晨六点钟的起床铃到晚上九点半的熄灯铃，一天要打26次，到点就得拉铃绳，容不得马虎，而且要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④除了按时打铃，最常见的情形是他坐在教务处的油印机前印学生的讲义，手一推一抬一翻，再一推一抬一翻，周而复始，全校学生的讲义都要靠他一张一张地推出来。
        ⑤一年冬天下过一场大雪。午饭后我刚刚躺在宿舍的床上准备休息，门被敲响了，王老师在外面喊我的名字。我高声答应着，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有电话。打开门，王老师已顶着随风打脸的雪花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了，我踩着他的脚印也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那时，学校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每个老师有外来电话都是王老师到各个办公室去叫人，如果遇到非上班时间，他就要跑到老师的宿舍去找人。我的宿舍离教务处还算近，有两百多米远，多数老师的宿舍离教务处都有三四百米。那些年，王老师从未拒喊过一个老师，无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夸，他都要找到人。
       ⑥这些工作王老师一直干到退休才算终了。那些年间，他的铃声接起来有多长呢?他那一推一抬一翻一张讲义的动作谁知道重复过多少遍?他喊过的电话谁还能记得?……在那所乡间学校里，他，就像一个守夜的人。
       ⑦离开那所学校数年后的一天，与先前的同事叙旧，不经意间就说到王老师，说他待人的真诚，说他干活的实在……恍惚间耳畔又传来那所乡间学校响起的铃声，不紧不慢，节奏匀称。
                                                                                                                                                                    (选自《时文热读》第3辑，有删改)

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总的说来，古代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让我们很有启发。他辞官回乡以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标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应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乃至江南之地域、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明人李东阳认为，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更易产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我们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言偃作为孔子的“南方夫子”的事迹随着常熟“言子巷”的地名而自然为今人默念不忘，范仲淹设义庄、建义学也早已成为民间佳话而流传，周顺昌“好为德于乡”的事迹则与《五人墓碑记》同样深入人心。

       当然，古今文人重视乡贤，努力建构乡贤文化，其化育影响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大力度。建构乡贤文化，要有足够的地域文化学养，同时以深厚情感投射于乡贤人物，用时代语言和历史逻辑构筑起思想的河床，用可以感知的乡贤事迹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门楣上的文化瑰宝——匾额

赵   婷

①匾额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以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和深远的寓意，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述说着上千年的历史，被称为“古建筑的灵魂”。

②提到匾额，许多人可能觉得很陌生。但如果说到老字号商铺“稻香村”“张一元”，再说到皇宫寺庙的“太和殿” “雍和宫”，就会感到匾额离我们并不远。它既是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一种传统象征，既是人文风景，更是历史印记。

③匾额兴起于先秦，历经两千余年沉淀与打磨，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匾额简称为匾，古代“匾”写作“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解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即点出了匾额作为“建筑命名”的原始功能。

④匾额习俗的形成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在古代，门被称为“衡门”，是一种领地的标识，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在衡门上放置猎物作为其领地的风俗。当部落发展成为国家，氏族首领化家为国，衡门上的标志也简化成为文字，成为国号。我国古代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国号为商，“商”字的甲骨文极像衡门之上放置鸟牲。

⑤中国的古建筑，举凡楼、台、亭、阁或轩、榭、堂、馆，匾额是不可缺少的装饰品，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由于匾额在建筑物中占据了显耀的位置，因此极受古人重视。

⑥匾额广泛流传，由官方传至民间是从唐末开始的。当时里坊制度被废除，百姓可以临街开店，挂出各自的匾额来招揽生意。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匾额就更多了。

⑦俗语道“创出金字招牌，买卖找上门来”，流入民间的匾额逐渐成了商家的招牌、店铺的品牌。著名的招牌，实际上也就是著名的商标，它往往同优质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同顾客的认同感、信任感联系在一起。

⑧除了为建筑物和商铺“标识名称”外，匾额在古代还是宣扬教化的重要传播媒介，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伦理道德。

⑨明清之际，牌坊匾额成为最高统治者褒奖功德孝贤的重要形式，需经皇帝降旨或恩准才能建造，上镌“圣旨”“恩荣”等字样。

⑩清朝律例规定，匾额作为一项特殊的旌表物品赏赐给寿民，从而使得匾额被广泛运用到祝寿之中。他的做法深深影响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等多位皇帝，使得老人祝寿匾在清代成为一时风尚，至今仍有大量实物留存。

（选自《人民周刊》2018 年第 10 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