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的很多国家，人们发现白桦、杜仲和杨梅树皮的衍生物还具有抗癌的功效。另外，树皮也可以作为大气污染的生物指示器。最近，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的研究团队对90种树木的树皮特征进行了测定。研究负责人罗塞尔教授指出，他们发现树皮与木质部和叶片存在有趣的关联，如木材密度与内树皮密度成正比，树皮含水量与木质部导管直径成正比，与叶片大小也成正比；树皮厚度增大可以很明显地增大树干的结实程度与储水能力，这是人们首次较为全面地认识树皮的生理生态学意义。

    那么，关于树皮，我们到底知道它的哪些秘密呢？

    皮，生命的守护者。

    在易着火的生态系统中，较厚的树皮可以保护树干，如热带稀树大草原（易发生火灾的区域）的树种相对于热带森林树种往往拥有相对较厚的树皮。但也有例外，如易脱落树皮的桉树有较薄的树皮，但其树皮能够进行明显的光合作用，从而补偿了树皮薄带来的抗火能力较差的劣势。

    一些树的树皮长有尖刺，用来保护树皮不受动物的侵害。但树皮除了通过长刺和变硬来吓跑小动物之外，有些树还会像动物那样生有警戒色的斑纹，如笔筒树树皮上像人眼的环；紫薇树带有斑点的树皮离远看来像猎豹，猛一看还真让人有点生畏。

    树皮光合作用，关键时候才“出手”。

    那些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树皮，主要对树干起到支撑和保护的作用，而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树皮则在植物的呼吸、养分输送和碳同化吸收中发挥作用。这些生理学功能会随着树体的增大而发生明显的改变，即使对同一树种的不同部位也是这样，如山仓子和阴香从基部萌生的嫩枝树皮光滑且呈现绿色，相比于成熟的树皮光合作用的效率更高。对于成熟的红椎，树皮能够进行微弱的光合作用，但当进入一定年龄的时候，基本上丧失了光合能力，树皮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片状脱落。有研究发现红椎树皮光合能力的终止增强了叶片的光合能力，或许这暗示着树皮与叶片生理上的协同调节。

    树皮，与环境相契共生。

    在对中国北部樟子松树皮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由于环境不同树皮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因为所处环境的差异，樟子松分为褐皮、黄皮、红皮和黑皮4种主要类型，其中黄皮的树皮率（指树皮的体积占树皮和木质部总和的比例）最小。

    随着树体的增大，几乎所有树种的树皮率都会减少。而随着树木高度的增加，一些树种的树皮率会增加。与此同时，树皮也会影响环境。通过树干光合作用或呼吸作用，树皮会改变气象微环境。

    树皮，彩虹般的美丽。

    在墨西哥热带干旱森林，罗塞尔教授发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树皮。彩虹桉，顾名思义，就是树皮如彩虹一样绚丽多彩的一种桉树。这种桉树有一个特性，当缺水或养分不足时，色彩就会变得暗淡；而当水分充足时，它就会毫不吝啬自己的姿色，向人们展示大自然的美妙。

    作为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树皮还在不经意间发挥其他的生物功能，如水杉的树皮可以为蚂蚁提供安乐窝。可见，树皮多姿多彩的功能和价值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值得人们不断探索和发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现代人的修身、修心与力行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最经典的表述是《大学》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所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容易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诚然，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代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也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近年来，“广场舞”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健身新理念。或许有人会认为“广场舞”只是大妈们一种健身运动，算不上修身。在笔者看来，“广场舞”是健身为主且有益于修身，属于健身修身型。“广场舞”多数选择与舒缓、低沉的“静”相对的明快欢乐，甚至节奏感强的音乐曲调，其实反映了一个个独立又有些寂寞感的个体对同一时间空间集体交流的精神向往，这无疑也是一种修身。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需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这样最后达到“修身力行”的圣贤境界。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力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和“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位置。

（选自2015年9月28日《文汇报》）

    儒墨法三家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社会地基上破土而出，均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其各自的理论本位是不同的。具体说来，脱胎于殷周家族血缘社会的儒家政治学说，关注血缘传承，看重礼仪祖制，守护家族利益，理论上归结到以社稷为本位，反映着当时仍居统治地位的世袭贵族阶层的思想理念。稍迟诞生的墨家学说，反映着当时社会众多小生产者的利益诉求，理论上以下层民众为本位。法家学说代表着正在成长中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追求，韩非进一步打造出了为权势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体系，理论上以权势君主为本位。

    儒家因为要守护当时主流社会贵族阶层世代传承的家族利益，所以需要倡导以血亲关系为根据的差等有别的仁爱观，需要尊崇祖宗制定、世代承袭的礼仪制度；也需要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在社会治理上坚持德主刑辅，用人上主张亲亲尊尊；儒家认可有条件的天命观，对鬼神的存在未置可否，也无非是要表明家族传承的天意神圣，并使人们对先祖的灵魂保持某种敬畏。墨家以下层民众为本位，因为小生产者没有稍微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也没有世袭的利益需要守护，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生存与交往，因而要反对奢靡、节用节葬，要破除等级，无差别地兼爱，利人利他；要倡导“非攻”；墨家宣扬鬼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意志不可违逆；社会治理上主张崇尚教化，尚贤使能，则反映着下层民众对家族出身的漠视。法家韩非构建了以权势君主个人为本位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利已的，君主就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隐秘的权术为手段，监督臣属和天下人遵照所颁布的法规行事：他反对先圣崇拜、不信鬼神，推崇权势与暴力，就是为了保证权势君主个人意志的伸张。

    思想根系是三家学说种种不同观念产生的渊源和形成的缘由，也是它们相互划分的根本依据。墨出于孔，尽管双方在圣人观、天命观等方面有相近的理念，但因思想立足点相异，因而构成了不同的学派；荀子在人性观方面与孔孟理念相违，但因为坚守与孔孟相同的理论本位，所以仍不失儒家的本色；韩非虽然师承了荀子的许多思想，但因他构建了为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其理论本位移易，因而变成了专制色彩明确的法家，理论本位对整个学说的决定意义可见一斑。

    儒家以社稷为本位，提出的政治主张要顾及家族的血缘传承与礼仪文明的接续，同时又要应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其思想理念必然瞻前顾后。因为这种双维度的价值选择，所以中庸就成了最恰当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理论本位及其价值理念的必然选择。相比而言，墨家少有传统的包袱，把“百姓人民之利”作为最后的落脚点，顾及的是天下民众的利益。与儒墨不不同的是，法家政治方案只关注现世君主，在一个点上着力，因而其主张和方案往往是激进的，行为是偏激的。

（选自冯立鳌《儒墨法三家观念差异的根源》，有删节）

    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上无法回避的存在，他所处的中唐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点，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互相激荡中，中国文化应该沿着怎样的道路发展，韩愈给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所选择的路径对中国后期的社会文化影响深远，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努力与过程，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愈在思想文化史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汲取分不开。韩愈非常注重对经典的研读，把学习、研究经典作为求道、治学的基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对这些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他知识架构的基础。在把握儒学思想的精髓与源流，深刻体会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具有独立的批判能力之后，韩愈进一步泛览百家。这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学养更加深厚，为他的文化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愈接受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其研究性和批判性。他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思想依托，以渊博的四部学问为基础，常常以审视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他的学习充满主动性，“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钧其玄”，提要、钩玄的过程其实就是概括、提炼、思考、领会的过程。他对一些古代著作如《论语》等，都下过校勘、注释、疏解的深细功夫。对诸子百家的学说，他也有一个比较、辨析、批判、吸收的过程，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学术见解，成为建立其道统思想体系的基础。

    在韩愈的时代，传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抉择，这种挑战来自于佛老二教，特别来自于异域的佛教。唐代的官学虽仍以儒家经典为主，但就民间和知识界的信仰与风尚而言，佛教实有风靡之势。在这种沧海横流的大势下，韩愈“障百川使东之，挽狂澜于既倒”，以勇毅之力排击异端，护持道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理论上，他著《原道》，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批判佛老二教的蠹国害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儒家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贡献，提出儒学的道统以与佛教新禅宗“教外别传”的统绪相抗衡；在实践上，他逆批龙鳞，谏迎佛骨，反对官方对佛教的宣扬。他以势大力雄的横制颓波，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争取了空间。韩愈虽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但他对佛教的思想方法甚至佛教徒本身却并不简单地排斥了事。陈善认为，韩愈赠浮屠诸诗文中，有着引导佛子改弦更张、归顺儒道的良苦用心。

    在韩愈的文化思想中，一种植根于传统，但又注目于现实的品质极为突出。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文献材料，而是先贤的智慧和灵性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富有意义的创造，蕴含着文化精英们的现实关怀和智慧灵光，因而时时可以给人以启发。对于传统文化，韩愈注重融会贯通其精神，而不株守其内容。他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摄取先贤智慧，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源，因而他对传统文化往往有新的认知角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创新。

（选自杨国安《韩愈的传统文化观》，2019年2月16日《光明日报》）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正房、厢房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

前不久，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名单公布，95个项目入选。这一动作引发关注，“冷门绝学”这一表述更是让人不由联想到武侠小说里的“秘籍绝技”。

其实从2018年起，我国就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2020年又增设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旨在抢救、整理、发掘和强化那些濒临消亡、研究薄弱，但具有文化传承价值与重要学术意义的特色学科。套用生物界的说法，冷门绝学相当于“珍稀濒危物种”。从学科领域看，冷门绝学涵盖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等。

比如甲骨学，主要研究我国上古时期甲骨文字。作为我国最早的成系统文字，甲骨文是研究商周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可据以追索殷商时期的社会生活情况。从甲骨文发现至今120多年来，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4000余个，比较好认的字陆续被认出，但也只有1500个左右。中国文字博物馆曾发布“悬赏公告”：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单字奖励10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读，单字奖励5万元。然而这份“悬赏令”，却鲜有人揭榜成功，其中艰难可见一斑。

有学者指出．冷门绝学之所以冷门，并不在于其学术生命力的枯竭，而是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较为疏离，可以说，冷门绝学绝非无关紧要的“一笔”，而是“重要伏笔”。

冷门绝学也是济世之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保护冷门绝学就是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比如，拯救了无数人的青蒿素是屠呦呦团队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等古籍中获得的灵感，而出土医学文献文物研究是典型的冷门绝学，中医古籍卷帙浩繁、晦涩难懂，研究者们在旧纸堆里苦苦寻觅。不仅要掌握医学知识，还要打破学术壁垒。

冷门绝学承载基因“密码”。有人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还有人说，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其潜移默化性，它会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并在与时代的碰撞中不断抽出生命的新绿。比如，唐宋古文运动，倡导先秦散文文风，提出“反对骈文、提倡古文”，一扫绮靡晦涩之风。

冷门绝学既是我们现在了解过去的媒介，也是世界了解我们的“信使”，能为我们埋下文化的种子。通过甲骨文，我们得以跨越三千多年，读懂商王武丁写给已故妻子妇好的情书；通过被誉为“墙上博物馆”的敦煌壁画，我们得以一窥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古代敦煌，感受千年丝路的开放包容。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过去与现在”有一番独到理解，“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渐渐变来”。传统之用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懂得向前人学习智慧。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在与未来的负责。

目前，研究和保护冷门绝学，已经走出两条可行之路。一是通过复原历史、追溯源头“知所从来”，回答“何以中国”的问题；二是汲取历史智慧，守正创新，助力当代发展，回答“知所将往”的宏大时代命题。如何让冷门绝学走出“冷”和“绝”的境况，进而绝处逢生、延绵生长，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

甘于“比慢”，做长期主义者。对冷门绝学传承者来说，摆在眼前的最现实问题，是付出与回报不一定对等。在这个节奏要快、出名趁早的时代，绝学传承者应相信静水流深，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与此同时，时代也应该更多关注和回馈冷门绝学的研究者，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鼓励他们静下心来扎实搞研究。

敏于关怀，让“无用”成“大用”。近年来，一些大学因市场需求和就业状况，撤销了一些“进口不旺”“销路不畅”的专业，导致一些冷门学科随之萎缩。加之，论文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等，是学术界的“硬通货”，常常与职称评定、绩效考核、资源配置挂钩。对于“冷门绝学”这样的长期科研来说，高校和各类研究机构得量体裁衣，摒弃快见成效、多出成果的导向，鼓励“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加强“人”的保护与培养，加大“物”的保障和支持。

善于“上新”，推动冷门绝学“活”在当下。前段时间，一位全网“最冷门专业”的95后博主，因在线上平台教甲骨文而爆火出圈，让看似远离生活的“冷门”变成了大家爱看的“热门”。这启示我们，将原本深奥的专业知识轻量化，把有意义的内容做得有意思．以符合传播规律、大众口味是必要的。“活起来”“火起来”，冷门绝学能更好“传下来”

现如今，不少冷门绝学已经重回大众视线，但距离“冷门”不冷、“绝学”不绝仍有差距，尚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摘编自之江轩《不让冷门绝学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