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桑子   欧阳修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

    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戳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手一敲，嗡嗡地响，伸开臂膀一撞，纹丝不动。

    根据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的。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钟上还刻着些文字：“大明朝嘉靖丙午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恐口无凭铸钟为证……。”乡村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仔细看看，伸手摸摸。年代远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        影。能映出向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长了一层绿色的釉子，紫黝黝的。

小虎子听得说，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一片好奇心，走上千里堤，看了一会子古钟；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画钟上的花纹。他自小就为生活忙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不知走过了多少趟，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心里想：“怪不得，好大的一座铜钟哩！也闹不清能卖多少钱，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他看完了钟，一口气跑下大堤，走回家去。一进门，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土豪霸道们！欺侮了咱们几辈子。你想，堤董他们当着，堤款被他们吞使了。不把堤坝打好，决了口发了大水，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又要损坏这座古钟！”

    另一个人，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说：“又有什么办法？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钟卖铜顶赋税。也好，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这个年月，一拿起田赋百税，还不是庄园地土乱动？”

    小虎子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唉声叹气，他扒着窗格棂一望，父亲坐在炕沿上，撅起小胡髭，瞪着眼睛生气。老人家听得老祥大伯说，猫着腰虎虎势势地跑前两步，手掌拍得膝盖呱呱地响，说：“我那大哥！这你还不明白？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他是要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

    老祥大伯从嘴上拿下旱烟袋，扬起下巴眨巴着眼睛，想了老半天，豁地明白过来，呆了半天才说：“可也就是！自从冯兰池当上堤董，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北头栽上芦苇。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说到这里，就沉下了头去，把下巴拄在胸脯上，反来复去思忖了老半天，又猛地抬起头来说：“可谁又管得了？”

    父亲忽地把脸庞向下一拉，说：“谁又管得了？我朱老巩就要管管！”

    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往天上一挥一扬地说：“管什么？说说算了，打官司咱又打不过人家。冯兰池是有了名的刀笔，咱是庄稼脑袋瓜子，能碰过人家！”

    父亲听了直是气呼呼的，血充红了眼睛，跺着脚连声说：

    “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

    朱老巩是庄稼人出身，跳跶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结实，怒恼起来，喊声象打雷。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关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不知不觉，传出一个口风：“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出头拼命了！”

    那天黄昏时分，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心里暗想：“顶公款！就等于独吞，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看看日头红了，落在西山上，夜暗象灰色的轻纱，从天上抛下来。他一个人，连饭也没吃，走到小严村，去找严老祥。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看见朱老巩走进来，低下头坐在台阶上。她说：“老巩！算了吧，忍了这个肚里疼吧！咱小人家小主的，不是咱自格儿的事情，管的那么宽了干吗！”

    朱老巩说：“一听到这件事情，我就心气不平。冯兰池，他霸道惯了！”

    老祥大娘说：“算了吧，兄弟！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还能改变了这个老世界？”

    朱老巩说：“不，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咱就得跟他分说清楚！”说着话，看看天色黑了，严老祥还不回来，他又拿起脚走出来，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他也没有听见，一股劲走回锁井镇。    

（节选自梁斌《红旗谱》第一章，有删改）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 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扬州一觉，千年不醒

朱文颖

    有一个梦，或者一种现实一一它从来未曾证实，但也似乎永远不被否定。

    我一直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两岁，或者三岁，我们一家，我、父亲，还有母亲，在一个轻雾的早 晨，坐车来到水草极盛的河边，母亲替我梳着头发，然后指向远方：

    “喏，那边，那边就是扬州了呢．”

这个梦我母亲是否定的。她说她从来都没去过扬州，更不要说再带上我和父亲了，而我父亲则抿嘴一 笑，并未正面回答。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神情里有着南方的含蓄与意犹未尽。

    但这个梦于我却是无比真实，比很多现实生活更要真切无比。我固执地记得那个场景。我母亲把我抱 在怀里，风吹过来，然后她的手指向薄雾深处的水域：

    “喏，看到了吗，那就是扬州啊。”

还有一件事也是奇怪而莫测的。十多年前，真实记忆里我第一次去扬州时，朋友带我游个园。

    半园逛过，我说：“这地方我住过。”

    朋友笑，说：“不可能，这里从来不对外开放客居的。”

    但我仍然固执，说真住过。而且是一间大客房，一溜下着蚊帳，纯白色的，像一朵朵夏日里也掩盛开的荷莲。

    仍然是十多年前，个园游过的第二天，朋友开车送我去高旻寺。

    恰是正午。一个小沙弥跑来开启铁门。寺静极，有几棵参天的古树。这江南四大禅院之一的高旻寺，正值改建，原先的正门封住了。朋友是旧地重游，于是感慨：全变了，不一样了，真的全不一样了。

    在高旻寺用餐，饭堂正中是一张长条木桌，一盆白米饭。汤是青菜汤，另有咸菜、炒茄子等素食。我们—一坐了。菜极淡，盐放得很少，并绝无味精。虽然时候不早，已是饥肠辘辘，却仍然食之无味。因为在寺庙中与僧侣共餐，饭食是不能剩的，大家努力把碗中的饭菜吃完后，抹抹嘴巴，忍不住问道：寺中的大和尚也吃这个吗？回答说是，并告知这青菜与茄子还都是自己种的。不时有和尚吃完饭，默默站起身去 刷碗，素色的长衫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天我没有多说话，我总觉得仿佛多问了这样的问题，多少有些影射 出对僧侣清贫生活的鄙夷——而不知为何，这让我感觉羞愧。

    因为和尚不肯收饭钱，所以朋友拿了钱出去捐募。这时我身边有人轻声说道，其实在庙中乞食，是必得的。因为僧侣们觉得，佛的也就是众生的，你问他讨取什么，他都肯给你。真的全都可以给吗？我又连问一句。重建的大雄宝殿金碧辉煌。因为还未完全竣工，殿内的脚手架还未拆除，但已可见气势的不凡与 场面的恢弘。我们在殿内走动，现看四壁的佛教壁画。或许是殿大而空旷的缘故，讲话的声音发出了辽远 的回响。忽然有一个年轻的和尚走上前来，说道：不要喧哗，有僧正在午睡。看一看就请出去吧。这和尚 穿着深色的袈裟，眼眶很深，颇有达摩相。我们问他的籍贯，回答说河北。不多言。

    出寺门，我竟有些恍若梦境的感觉。寺外荒凉，几片池墙。塘中却是残荷，不见花，光有大瓣杂芜的荷叶。身体在那艳阳下出奇的沉静下来，突然不太觉得热了。

    我们朝河边走。走了很久，河边的水泥墙忽然不见了，面前是不宽的一片水域，有小艇停着，船上一 位船夫，悠闲而坐，等待接渡者上船，然后把他们载向彼岸。可以望见河的对面，丛丛的树影。朋友说，对岸有一座庵。渐渐有摆渡者过来，背着大捆捕虾的虾笼，沿踏板上了船。

    而河水，在烈日下闪着光，竟是通体透明，

    后来就很长很长时间再没去过扬州。仍然记得那个两三岁时的梦。记得我固执地在个园里说：“这地方我住过。”记得十多年前高旻寺那顿清淡的午餐。记得烈日下淡到虚无的河水……一直记得扬州。

    去年秋天我去德国。到了中部的一个小城镇——马戈的堡。我在地图上查找它的方位和知识——欧洲 最重要的中世纪城市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大部分的统治时间都居住在那里，死后也葬在那里 的大教堂；在二战时期，它是德国被盟军轰炸毁坏程度仅次于德累斯顿的第二大城市，美国和苏联的军队 占领了该城。在两德没有统一期间，它归于民主德国，两德统一以后它现在是萨克森州的首府。

    于我，这个地方和知识都是陌生的。

    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先去看一个德国最古老的哥特式教堂。这个教堂在二战时被毁坏得非常厉害。 德国人后来用一种专门的砖来重建它。这种砖据说是用特殊材质制成，被雨淋湿以后，这个教堂的墙面就 会呈现一种非常古老的灰黑的颜色。那天我们到达的时候正好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很多的鸟群飞了起来， 街上没有人。突然之间，我坐在黄昏的阴影里，发呆，心悸，惊惧，有什么东西曲折而缓慢地流过我的心头。

    故乡。

    我想到了“故乡”这个词。

    我突然觉得，“故乡”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广泛的，有时候并不如同人们所说的那么狭隊。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扬州。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回到了家，万盛把宜官送到少奶奶跟前，表示平安交差，宜官叫声“姆妈！”就回自己房去，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

    “月云，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

    月云是服侍他的小丫头，答应道：“噢！”拉开抽屉，小心翼翼的把瓷鹅一只一只拿出来，放在桌上。

    在江南这一带，解放之前，穷苦的农民常将女儿卖或押给地主家或有钱人家做丫头。月云是押的，她父母爱她，不舍得卖。

    宜官在睡梦中忽然闻到一阵阵甜香，是烘糖年糕的香气，睁开眼来，见月云拿着一只碟子，送到他面前，笑眯眯地说：“宜官，吃糖年糕吧。”

    宜官接过筷子，吃了一条，再夹一条提起，对月云说：“月云，伸出手来！”月云闪闪缩缩地伸了右手出来，左手拿过一根竹尺，递给宜官，眼中已有了泪水。宜官说：“我不打你！”把烘得热烘烘的一条糖年糕放在月云伸出的右掌里，月云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宜官说：“烫的，慢慢吃！”月云胆怯地望着宜官，见到他鼓励的神色，似信非信地把年糕送到嘴里，一条年糕塞满了她小嘴。她慢慢咀嚼，向身后门口偷偷瞧了瞧，怕给人见到。宜官说：“好吃吗？吃了还有。”月云用力将年糕吞下肚去，脸上满是幸福满足的神色。她从来没吃过糖年糕，一生之中，连糖果也没吃过几粒。过去烘糖年糕给宜官吃，闻到甜香，只有偷偷的咽下唾液，不敢给人听到见到。

    过了几天，全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来看望女儿。瑞英留她吃了饭，又包了两块肉，让她带回去给丈夫和儿子吃。月云抱了小弟弟，送妈妈出了大门，来到井栏边，月云不舍得妈妈，拉着全嫂的围裙，忽然哭了出来。宜官跟在她们后面，他拿着一个摇鼓儿，要送给小孩儿玩。他听得全嫂问女儿：“月云乖，别哭，在这里好吗？”月云点头。全嫂又问：“少爷少奶奶打你骂你吗？”月云摇头，呜咽着说：“妈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全嫂说：“乖宝，不要哭，你已经押给人家了，爸爸拿了少爷的钱，已买了米大家吃下肚了，还不出钱了。你不可以回家去。”月云慢慢点头，仍是呜咽着说：“姆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家里没米，以后我不吃饭好了。我睡在姆妈、爸爸脚头。”全嫂搂着女儿，爱怜横溢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道：“乖宝别哭，我叫爸爸明天来看你。”月云点头，仍是拉着妈妈不放。全嫂又问：“乖宝，宜官打你、骂你吗？”月云大力摇头，大声说：“宜官给我吃糖年糕！”语气中有些得意。

    宜官心里一怔：“吃糖年糕有什么了不起？我天天都吃。”跑上前去，将摇鼓儿摇得咚咚的响，说道：“月云，这个给小弟弟玩。”

    月云接了过去，交在弟弟手里，依依不舍地瞧着母亲抱了弟弟终于慢慢走远。全嫂走得几步，便回头望望女儿。

    后来宜官慢慢大了，读了更多的巴金先生的小说，他没有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和家里的丫头鸣凤发生恋爱，因为他觉得月云生得丑，毫不可爱，但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他永远不会打月云、骂月云，有时还讲小说中的故事给她听。

    宜官上了中学。日本兵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家中长工和丫头们星散了，全家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妈妈在逃难时生病，没有医药而死了，宜官两个亲爱的弟弟也死了。宜官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宜官给派到香港工作。月云没有跟着少爷、少奶奶过江。宜官不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乱世中很多人死了，也有很多人失了踪，不知去向。宜官跟家里写信时，不曾问起月云，家里兄弟姐妹们的信中，也不会有人提起这个小丫头。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宜官姓查，“宜官”是家里的小名，是祖父取的，全名叫做宜孙，因为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宜官的学名叫良镛，“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后来他写小说，把“镛”字拆开来，笔名叫做“金庸”。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