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用鲫鱼囊胚期的细胞进行人工培养，经过385天59代连续传代培养后，用直径10微米左右的玻璃管在显微镜下从培养细胞中吸出细胞核。与此同时，除去鲫鱼卵细胞的核，让卵细胞留出空间做好接纳囊胚细胞核的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后，把玻璃管吸出的核移放到空出位置的鲫鱼卵细胞内。得到了囊胚细胞核的卵细胞在人工培养下大部分夭亡了。在189个这种换核卵细胞中，只有两个孵化出了鱼苗，而最终只有一条幼鱼渡过难关，经过80多天培养后长成8厘米长的鲫鱼。这种鲫鱼并没有经过雌、雄细胞的结合，仅仅是给卵细胞换了个囊胚细胞的核，实际上是由换核卵产生的，因此也是克隆鱼。

      ②在克隆鲫鱼出现之前，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已经在1960年和1962年，先后用非洲一种有爪的蟾蜍（非洲爪蟾）进行过克隆试验。试验方式是先用紫外线照射爪蟾卵细胞，破坏其中的核，然后依靠高超的外科手术从爪蟾蝌蚪的肠上皮细胞、肝细胞、肾细胞中取出核，并把这些细胞的核精确地放进已被紫外线破坏了细胞核的卵细胞内。经过精心照料，这些换核卵中终于有一部分长出了活蹦乱跳的爪蟾。这种爪蟾也不是经过精细胞和卵细胞相结合产生的，所以也是克隆爪蟾。

      ③对科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鱼类、两栖类克隆的成功自然而然地使科学家把目光投向了哺乳类。美国和瑞士的科学家率先从灰色小鼠的胚胎中取出细胞核，用这个核取代黑色小鼠受精卵细胞核。实际上，这个黑色小鼠的受精卵在精细胞核刚进入卵细胞后，就把精细胞核连同卵细胞的核一起除去。灰鼠胚胎细胞的核移入黑色小鼠的去核受精卵后，在试管里人工培养了四天，然后再把它植入白色小鼠的子宫内。经几百次灰、黑、白这样的操作以后，白色小鼠终于生下了三只小灰鼠。

“高铁时代”已到来

王瑞良

    ①你知道全球最长、最快的高速铁路干线在哪里吗？

    ②告诉你，在我们中国。2009年12月26日，武汉到广州的客运专线正式通车运营。这条铁路就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快的高速铁路干线。

    ③高速铁路是用高新科技支撑的新型铁路运输系统。在普通铁路线上，即便是特快列车，平均时速也只有60～90千米，而高速铁路线上的列车平均时速在200～300千米，最高可达400多千米。“和谐号”在试运行时时速曾达到394.2千米。所以，现在从武汉到广州整个行程1100千米，坐高速列车不到3个小时就能走完，真是“千里粤汉半日还”啊，而原来这段旅程至少需要十多个小时。

    ④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提倡高速铁路运输，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汽车运行会排放大量废气，而且消耗宝贵的石油资源（有统计认为，石油资源还可以用200年左右），因此，火车替代汽车运输成为必然。为此，大力推进铁路的高速化在世界各国十分流行，其中成效最明显的是法、德、日、西、韩、美等国。

    ⑤你可能又要问，高速铁路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⑥当然，高速铁路不是谁都能发展起来的，它涉及牵引、制动、空气动力学、路轨铺设和自动化管理等许多方面的一系列高新技术，难度相当大。我国也是在技术全面提高后，才追赶上了其他国家。

    ⑦为了提高车速，通常在列车的首尾要各配置一台大功率自控同步牵引机车，其车顶与高压电缆（又称接触网）相连，并采用特殊的加速装置。如“和谐号”就采用了“动力分散式”装置，即将多个小功率电动机分散安装在第一、四、五、八节车厢内，这些车厢既载客又有牵引动力，故称动车组，而无动力的车厢则称为拖车。“武汉一广州”动车纽就是由四组四拖组成，每节动车上装有四台550千瓦的牵引电动机，整个列车的牵引功率为8800千瓦，定员601人。车头则须设计为类似飞机一样的流线型（俗称“子弹头”），以减少行进中空气的阻力。

    ⑧速度快了，行车安全也变得更为重要。为此，路轨的设计上必须尽量降低PQ值（力学名词），以防列车行进在弯道时，由于强大的惯性作用，造成脱轨事故。其次，是采用电子计算机安全监控系统，借以监测列车的制动效果、转向架的稳定性、列车的行进速度，位置、与其他车辆的距离等。第三，尽量消除铁路与公路的平面交叉，防止汽车等误入铁路与火车相撞；在必须交叉的道口，则安装先进的报警装置。

    ⑨乘坐过高速列车的人会发现，乘坐时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这是因为高速列车在舒适度上也有特殊的设计。如法国的一种新型列车精心设计了悬浮减震设备和低噪音空间设备。各个车厢宽敞、明亮，头等舱还有一个小“沙龙”，内有电话和现代音像设备。车门颜色也各不相同，一看便知该车厢属于何等级。美国的x2000型列车，每个座位都装有立体声耳机、计算机连线、瑞典梨木制作的餐盘和观看沿途田园风光的大型观景窗，车内还有会议室、传真机和娱乐设施等。乘这样的火车出行，真可以说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了。

    ⑩高速铁路的崛起，是交通运输史上的一场革命，它将改变人们的地理概念和生活方式，其意义完全可以与20世纪50年代喷气式客机的问世媲美。

（选自《青少年科技》2010年第6期，略有改动）

读书是一种“遇见”

    ①我以为，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因为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精华。

    ②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

    ③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士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④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⑤从书本中来，到生活中去，则是一种以“遇见”叠加“遇见”而解疑释惑的有效方法。延伸或者跳出书本的平面“遇见”，而到现实的自然与社会中去作立体的“遇见”，其效果或许会更精彩，更生动。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就对读书与旅行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说：“我是搞历史地理的，旅行有时会带来契机，长期解不开的谜解开了。我曾和凤凰卫视拍过‘告别三峡’的纪录片，就看到当地一个盐场，卤水直接从山里流出来，这种卤水看着普通，其实咸得不得了，直接放在锅里煮就成了盐。这里的盐场一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用，后来才停掉。我研究移民史，巴人曾迁到这里煮卤产盐，巴人为什么一度很强势，地盘能扩展那么大？他们控制着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原本，葛剑雄教授在读书中无法解开的疑窦，想不到因为一次拍纪录片的“遇见”，终于茅塞顿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实自然与社会中的立体“遇见”，无疑是对书本知识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和佐证。

    ⑥想起杨绛先生说过：“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和他对质。”这无疑是对“读书是一种遇见”最生动的诠释。而一个会“串门”、常“遇见”的读书人，更让“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可能，水到渠成。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09日24版）

马氏“兄弟”跨越二十年的诚信

    2016年2月11日，农历小年，下午6点，河南开封。

    马保东与马奋勇挤坐在一张沙发上，兴奋地规划着今后的合作。

    二人都姓马，兄弟相称，但不是亲兄弟。哥哥马奋勇是汉族，新疆哈密人；弟弟马保东是回族，河南开封人。

    这“兄弟”二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又经历了些什么？故事还得从20年前说起。

    1995年，马保东21岁，因做肠衣生意与长他一岁的同行马奋勇在河北省有一面之交。两人相互欣赏对方的实诚，一见如故。

    河北分手不久，马保东只身赴新疆，去找当时在哈密地区牧工商联合总公司肠衣厂工作的马奋勇。马奋勇在生意和生活上给了马保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马保东到新疆进货，货款足时就在当地付；不够时，货到河南出手后再付，有时连个欠条都不用打。

    1997年，马保东在新疆进了50多万元的货，资金缺口不小。马奋勇便拿出积蓄，又东拼西凑，借给马保东16万元。

    没料想，货到河南，行情大变，肠衣价格狂跌不止，马保东顿时倾家荡产。此后的一年，马保东东挪西借，还了马奋勇近11万元，剩下的5.3万元再也无力偿还了。

    在新疆，马奋勇的肠衣生意也陷入了瘫痪，父亲又重病卧床，家中债台高筑。

    1998年，马奋勇曾到马保东在开封县杜良乡扫东村的家，“想看看保东弟能不能再还一点儿”。当看到马保东的窘境，他一个“钱”字未提，便转身踏上西行的列车，随后便到蒙古国寻求生意，一去就是13年。

    两“兄弟”自此失联。

    2003年，马保东东山再起。“生意是越做越大，但找不到马哥，还不了欠款，这事儿真成了我的心病！”马保东说。

    “马奋勇”“5万元”，成了马保东父子、兄弟那些年时常念叨的词儿。2008年，马保东的哥哥刚学会上网，便试着在网上寻人。弟兄俩没事就在网上“敲”“马奋勇”，一“敲”就是近4年。

    2011年底，已是蒙古国中国农牧畜产商会会长的马奋勇，受家乡邀请返乡创业。半年后，他注册成立了喀尔里克畜牧开发有限公司。没多久，作为公司总经理的马奋勇便被保东的哥哥在网上给“敲”了出来。

    “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保东，欠你5万多元的保东啊……你让我找得好苦啊！”电话里的马保东激动得语无伦次。

    “哥，我终于能还你钱了。我要还本钱！还利息！还要加感情！我要还你100万！”马保东一口气说了好几个“还”。

    电话那头的马奋勇也十分激动，连说：“使不得，兄弟，使不得。说真的，失而复得的朋友比失而复得的金钱更珍贵。”

    “兄弟”通话的当天，马保东就往哈密汇了10万元。他告诉马奋勇，剩余的90万元一分不动放在那里，等马哥来河南做事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