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

    有一天与朋友聊天，我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我也没打过人。我还说，我这一辈子，从没打过人。

    你突然插嘴说：妈妈，你经常打一个人，那就是我……

    那一瞬屋里很静很静。那一天我继续同客人谈了很多的话，但所有的话都心不在焉。孩子，你那固执的一问，仿佛爬山虎无数细小的卷须，攀满我的整个心灵。

    面对你纯正无瑕的眼睛，我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打过一个人。不是偶然，而是经常，不是轻描淡写，而是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你。

    在你最小最小的时候，我不曾打你。你那么幼嫩，好像一粒包在荚中的青豌豆。我生怕任何一点儿轻微地碰撞，将你稚弱的生命擦伤。我为你无日无夜地操劳，无怨无悔。面对你熟睡中像合欢一样静谧的额头，我向上苍发誓：我要尽一个母亲所有的力量保护你，直到我从这颗星球上离开的那一天。

    你像竹笋一样开始长大。你开始淘气，开始恶作剧……对你摔破的盆碗、拆毁的玩具、遗失的钱币、污脏的衣着……我都不曾打过你。我想这对于一个正常而活泼的儿童，都像走路会跌跤一样应该原谅。

    第一次打你的起因，已经记不清了。人们对于痛苦的记忆，总是趋向于忘记。总而言之那时你已渐渐懂事，初步具备人的智慧；你混沌天真又我行我素，你狡黠异常又漏洞百出。你像一匹顽皮的小兽，放任无羁地奔向你向往中的草原，而我则要你接受人类社会公认的法则……为了让你记住并终生遵守它们，在所有的苦口婆心都宣告失效，在所有的夸奖、批评、恐吓以及奖赏都无以建树之后，我被迫拿出最后一件武器——这就是殴打。

    假如你去摸火，火焰灼痛你的手指，这种体验将使你一生不会再去抚摸这种橙红色抖动如绸的精灵。孩子，我希望虚伪、懦弱、残忍、狡诈这些最肮脏的品质，当你初次与它们接触时，就感到切肤的疼痛，从此与它们永远隔绝。

    我知道打人犯法，但这个世界给了为人父母者一项特殊的赦免——打是爱。世人将这一份特权赋予母亲，当我行使它的时候臂系千钧。

    我谨慎地使用殴打，犹如一个穷人使用他最后的金钱。每当打你的时候，我的心都在轻轻颤抖。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是不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不打他我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只有当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孩子，我才会举起我的手……

    每一次打过你之后，我都要深深地自责。假如惩罚我自身可以使你汲取教训，孩子，我宁愿自罚，哪怕它将苛烈十倍。但我知道，责罚不可以替代也无法转让，它如同饥饿中的食品，只有你自己嚼碎了咽下去，才会成为你生命体验中的一部分。这道理可能有些深奥，也许要到你也为人父母时，才会理解。

    打人是个重体力活儿，它使人肩酸腕痛，好像徒手将一千块蜂窝煤搬上五楼。于是人们便发明了打人的工具：戒尺、鞋底、鸡毛掸子……

    我从不用那些工具。打人的人用了多大的力，便是遭受到同样的反作用力，这是一条力学定律。我愿在打你的同时，我的手指亲自承受力的反弹，遭受与你相等的苦痛。这样我才可以精确地掌握数量，不至于失手将你打得太重。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认为：每打你一次，我感到的痛楚都要比你更为久远而悠长。因为，重要的不是身累，而是心累……

    孩子，听了你的话，我终于决定不再打你了。因为你已经长大，因为你已经懂了很多的道理。毫不懂道理的婴孩和已经很懂道理的成人，我以为都不必打，因为打是没有用的。唯有对半懂不懂、自以为懂其实不甚懂道理的孩童，才可以打，以助他们快快长大。孩子，打与不打都是爱，你可懂得？

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交友之道

张保振

    ①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说明朋友的重要。《诗经·小雅》言，“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说明朋友的至要。《孟子·滕文公上》载，“出入相友”，说明朋友的必要。朋友的重要、至要、必要，在古人看来，是“友也者，友其德也”的。所以，与朋友交，就要只取其长，不计其短。也就是说，交友要有选择，看重并学习朋友的优良品德。

    ②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又该怎样交友呢？

    ③交友之道首先是择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朋友的。对朋友 ， 古人们看得很重 ， 认为是“五伦之一” ， 是“平居可与共道德 ， 缓急可与共患难”。并认为 ， “友则两相关切。若酒肉饮博 ， 相与往还 ， 此党也 ， 非友也。”（蒲松龄语）所以，择友，就要或道同相助，或品德相亲，或学问相成，或气节相感，或然诺相信，或才技相合，或诗文相尚等，要两相共赢，昭昭可鉴。毕竟，择友只有志趣相投，互为“人镜”，补充提高，才能获取增加一倍的智慧，放大一倍的力量，才能如同读一本圣贤经传，或一篇名人诗篇，使身心得到滋补，境界得以升华。而这，是从一般人那里难以得到的。

    ④交友之道关键是取友。世间尽管有“一见如旧识，一言知道心”的交友、取友之道，但取友毕竟是取友，故不可等闲视之、草率取之。自古至今，为人称颂的取友之道，“慢热型”的居多。这种慢热型，往往是先淡后浓，先疏后亲，先远后近。初次见面，就亲热得不得了，未必是真友、至友，很可能是遇上了“见面熟”。这种“见面熟”式的朋友，当你遇到挫折，甚至将要掉进深渊时，他的双手未必来拉住你；当你偏离正道，甚至误入歧途而执迷不悟时，他的双手未必来指引你。取友，就是要智可以砥砺，行可以辅弼，有了错误可以指正。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中说：“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乃见交情。”这“六个一”，全在人生的关节点，道出了取友的最佳点。所以，对贫贱之交、生死之交，不仅终生不可忘，而且要始终一契之。

    ⑤交友之道重点是结友。结友要结真友。无疑，在生活中，友有面友、真友之分。面友者，友而不心也。真友者，生无请言，死无托词也。交友就要交真友。真友是需要风浪的考验、时间的检验的。人的一生不可能年年顺意，事事行时。在遇到人生的逆境时，才能对面友或真友看得清，分得明。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如战国中期有一对同习兵法、一师之徒的朋友孙膑与庞涓，由于孙膑的才能略高一点而招致庞涓嫉恨在心，以至利用自己先到魏国并深得魏王重用的机会，密招孙膑入魏，口言善，说是要向魏王力荐；身行恶，实则借刀杀人，对孙膑施以膑刑①，“断其两足而黥之”，使孙膑成为一个“刑余之人”而不能进入仕途。这就警示人们，饮酒要饮醇，结交要结真。否则，不仅自己会吃尽苦头，而且致残或致死都不知是什么原因。

    ⑥交友要交优。只有多看朋友的长处，把朋友的长处吸收为自己的长处，从而让朋友的优点、优势也能体现在自己身上，才能在人生路上肩并肩，手挽手，共谱新篇章。

【注释】①膑刑：古代剔除膝盖骨的酷刑。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一个人和三个时代

迟子建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是聂华苓先生为她自传体新书《三生影像》撰写的序言。

我认识聂华苓先生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岁了。也就是说，我是先逢着她的枝叶，再追寻她的根的。2005年，国际写作计划邀请我去美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和访问。

门开后，聂华苓先生迎上来，A她轻盈秀丽，有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全不像八十岁的人了，她见了我们热情地拥抱，叫着：“你能平安到，太好了！”她爽朗的性格，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她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有一种丽人，在经过岁月的沧桑洗礼后，会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辉的气质，她正是啊。应该说，我在爱荷华看到的聂华苓先生的“枝叶”，是经霜后粲然的红叶，沐浴着安详的阳光，风采灼灼。

华苓老师在苍茫暮色中，向我们讲述她经历过的那些不平凡的往事。

1940年，聂华苓初中毕业后，与两位女生，搭上一辆木炭车，踏上了去重庆的旅途。由于盘缠不足，加之战乱，旅途受阻，每天只能吃两个被她们称为 “炸弹”的硬馒头。辗转到了重庆后，聂华苓在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聂华苓坚实的外语基础，就是在那里打下的。在那里，她与六个性情相投的女孩子结为 “竹林七贤”。B她们在苦读的时候，也不忘到野外玩耍，“去橘林偷橘子，吃了还兜着走，再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

《三生影像》第一部分的插图，我最喜欢的，就是一群女学生站在稻田的照片。她们的花样年华既有着淑女气和书卷气，又透着股豪气和野气，真是迷人。

一九四八年底，她和王正路一起到了北平，结为夫妻。北平解放后，聂华苓和王正路离开故土，飞往台湾。

读《三生影像》的第二部时，我的心是压抑的。那座宝岛，带给我们的，不是风和日丽的人文景象，而是阴云笼罩的肃杀之气。

聂华苓到台湾后，赶上《自由中国》创刊，杂志社正缺一位负责文稿的编辑，爱好写作的她就应聘去了那里，赚钱贴补家用。这是一份政治色彩浓厚的刊物。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聂华苓，像这个阵地墙角一朵烂漫的小花，安静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经她之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以及余光中的诗，这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一篇篇地登场了。如果说《自由中国》是一匹藏青色的布的话，这些作品，无疑就是镶嵌在布边的流苏，使它多了份飘逸和俏丽。

一九五一年，聂华苓的弟弟汉仲在空军的一次例行飞行中失事身亡。一九六○年，她所供职的《自由中国》蒙难，家门外一直有特务徘徊，接着是母亲去世，而她和王正路的婚姻也陷入“无救”状态。此时的聂华苓，可以说是陷入了生命的低谷。但是命运仿佛格外眷顾这位聪明伶俐的女子，就在这个阴气沉沉的时刻，她生命中的曙光出现了。

如果说《三生影像》是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它的前两个乐章，在行云流水中，有着挥之不去的惆怅；可是到了最后的乐章，它却是明快的、热烈的、奔放的。

保罗•安格尔先生，在美国是一位与惠特曼齐名的著名诗人，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九六三年的台湾之行，会给他带来永生永世相守的人。在此之前，他们是一幅被撕裂了的山水画，各持半卷，没有气韵。直到他们连接在一起，这幅画才活了，变得生动。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聂华苓忽发奇想，为何不在爱荷华大学原有的写作工作坊之外，再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呢？一个为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计划，就这样诞生了。地球上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遭遇和生活际遇的作家，在其后的四十年间，以同一个目的，在爱荷华相遇了。

但作为中国人的聂华苓，对于身居海外仍然坚持用母语写作的她来说，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才是她魂牵梦系的。国际写作计划在四十年间，共邀请世界各地作家一千二百多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就占了一百多位。是她，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作家，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聂华苓于一九八七年退休，但聂华苓的目光，始终没有脱离她的“根”和“干”，她仍然积极地向国际写作计划推荐华文作家。

聂华苓说：“我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 ——大陆、台湾、爱荷华。”这“三生”，其实也是她经历的三个不同时代。她在大陆度过了战乱中的童年和青年，在台湾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代。在国际写作计划如火如荼之时，美国也正陷入越战的泥沼，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对“根”和“干”的眷恋，对母语的不舍，还是使她这个定居美国的“外国人”，有着难言之痛。

像聂华苓这样经历过三个时代风雨洗礼，依然能够笑声朗朗的作家，实在不多见。二○○六年，我在香港遇见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他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她：“风华绝代。”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