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伤的美丽

梁衡

如让你欣赏一位带伤流血的美人，那是一种怎样尴尬。40年后，当我重回内蒙古乌梁素海时，遇到的就是这种难堪。

乌梁素海在内蒙古河套地区东边的乌拉山下。40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时曾在这里当记者。叫“海”，实际上是一个湖，当地人称湖为海子，乌梁素海是“红柳海”的意思。红柳是当地的一种耐沙、耐碱的野生灌木。单听这名字，就有几分原生态的味道。而且这“海”确实很大，历史上最大时有1200多平方公里，是地球上同纬度的最大淡水湖。每当船行湖上时，我最喜欢看深不可测的碧绿碧绿的水面，看船尾激起的雪白浪花，还有贴着船帮游戏的鲤鱼。而黄昏降临，远处的乌拉山就会勾出一条暗黑色的曲线，如油画上见过的奔突的海岸，当时我真觉得这就是大海了。

那时，市场上物质供应还比较匮乏，城里人一年也尝不到几次鱼，但这海子边的人吃鱼就如吃米饭一样平常。赶上冬天凿开冰洞捕鱼，鱼闻声而来，密聚不散，插进一根木竿都不会倒。那时，每当外地人一来到河套，主人就说：“去看看我们的乌梁素海！”眼里放着亮光，脸上掩饰不住的骄傲。

这次我们真的又来看乌梁素海了。7月的阳光一片灿烂，我们乘一条小船驶入湖面，为了能更有效地翻动历史的篇章，主人还请了一些已退休的老“海民”，与我们同游同忆。船中间的小桌上摆着河套西瓜、葵花籽，还有油炸的小鱼，只有寸许来长。主人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海子里最大的鱼，也不过如此了。我顿觉心情沉重。40年前打鱼，是用麻绳结的大眼网。三斤以下的都不要，开着70吨的三桅大帆船进海子，一网10万斤，最多时年产500万吨。打上鱼就用这湖水直接煮，那才叫鲜呢。现在，这水你喝一口准拉肚子。”

海上泛轻舟，本来是轻松惬意的事，可是今天我们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这应了李清照的那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我们今天坐的船真的由过去的70吨三桅大船退化成像一只蚱蜢似的舴艋小舟。

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大自流灌区之一。黄河自宁夏一入内蒙古境，便开始滋润这800里土地。经过总干、干、分干、支、斗、农、毛七级灌水渠道，流入田间，又再依次经总排干、排干等七级排水沟，将水退到乌梁素海，在这里沉淀缓冲后，再退入黄河。所以，这海子是河套平原的“肾”，首先起储水排水的作用。同时，又是河套的“肺”，它云蒸雾霭，吐纳水汽，调节气候。所以才有800里平原的旱涝保收，才有和北面乌拉山著名的国家级森林保护区的美景。但是，近几十年来人口增加，工厂增多，农田里化肥农药增施，而进入湖中的水量却急剧减少，水质下滑。你想，排进湖里的这些水是什么水啊？就是将800里平原浇了一遍的脏水。河套农田每年施用农药1500万吨，化肥50万吨，进入乌梁素海的工业及生活污水3500万吨，这些都要洗到湖里来啊。所以，当地人说，乌梁素海已经由河套平原的肾和肺，退化为一个“尿盆子”了。

抚今追昔，虽清风拂面，还是拂不去心头的一怀愁绪，我便到后甲板散步。只见偌大的湖面上，用竹竿标出二三十米宽的一条水道，我们的这个“舴艋”小舟只能在两竿之间小心地穿行。原来，湖面的水深已由当年的平均40米，降为不足一米，要行船，就只好单挖一条行船沟。我再看船尾翻起的浪，已不是雪白的浪花，而是黄中带黑，像一条刚翻起的犁沟。半腐半活的水草，如一团团乱麻在水面上荡来荡去，再也找不见往日的碧绿，更不用说什么清澈见鱼了。乌海难道真的应了它的名字，成了乌黑的海、污浊的海？只有芦苇地发疯似地长，重重叠叠，吞食着水面。主管农水的领导说，这不是好现象，典型的水质富营养化，草盛无鱼，恶性循环。

现在如果你不知内情，远眺水面，芦苇还是一样地绿，天空还是一样地蓝，水鸟还是一样地飞，猛一看好像无多变化。可有谁知道这乌梁素海内心的伤痛，她是林黛玉，两颊微红，弱不禁风，已经是一个病美人了 ， 也是在强装笑颜，强支病体迎远客。我举目望去，远处的岸边有些红绿房子，泊了些小游船，在兜揽游客。船边地摊上叫卖着油炸小鱼，船上高声放着流行歌曲。不知为什么，我一下想起那句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墙犹唱后庭花”。受伤的海子、焦渴的大地，我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康复，找回昨日的美丽。

（选自2010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麦季

袁省梅

    ①吃晚饭时，爸说：“我腰疼得不行，你替我看场去吧。”我不吭声，爸又说：“半大小子了，该替换替换我了，看人家大斌子，接上他老子的力了，不上学，一天能挣好几个工。”

    ②我还是没说话，可我听出了我爸话里的黯然、无奈、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后来，只要一想起我爸，我总是会想到多年前他对我无奈的样子，穿越时光的尘埃，扑面而来，让我莫名的心疼。

    ③大斌子，那时也是十七八岁的年龄，长得却壮实，一副大人的模样。吃了晚饭，我去喊了大斌子，捏了手电筒，去麦场。

    ④生产队的麦场在村子的西边，旁边就是麦地，一片连着一片，朦胧的夜色里，空旷，饱满。风从树上掠过，簌簌响。小虫子在土里，唧唧叫。经了一天的日晒，麦秸垛和麦地散发着一种好闻的气味，热烈，干燥，青草和新麦的香很浓了，让人感到莫名的欢腾。

    ⑤马灯下，大斌子掏摸出一把旱烟和几张窄的纸条，说“吃烟”就把一根粗大的烟卷塞到了我手里。现在想起，我的抽烟是从那晚开始的。月亮出来了，我看见大斌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猛地吸一下，忽地吐出一团白的烟雾，很享受的样子。我只一口，就“咔咔”地咳嗽了半天。大斌子就笑，笑得肆意，畅快。

    ⑥突然，我们听见麦地里传来剪麦穗的声音，“嚓嚓”“嚓嚓”，迅疾，慌乱。我一下就慌了，脖子木头般僵硬得不能动。大斌子不叫我发出声响，倏地摁亮手电。一束光在晦明的月色下，虚弱，模糊，却照亮了那人。

    ⑦竟是老王头。月亮银白水样明，老王头讪讪地，手遮着眼睛，说：“没动麦捆子，就捡点麦穗。”大斌子仰头看看天，哈哈大笑：“是捡麦穗的好时候，不热。”我劝大斌子放过老王头，别让队长来了看见。大斌子不理我，踢着老王头脚边的布袋子：“眼神挺好啊，捡得不少嘛。”

    ⑧我知道，大斌子恨老王头。老王头是我们的老师，他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大斌子，还揍过大斌子。那时，哪个男生没挨过老师的打呢？多年以后，想起这些事，倒觉得老王头下手太轻。大斌子还没停学时，就扬言要收拾老王头，当然也收拾过。给老王头扣在宿舍窗台上的碗下放只青蛙，给老王头的烟筒里塞半截砖。

    ⑨大斌子抓过布袋子，冷冷地说：“人可以走，赃物得留下。”月下，老王头佝偻着腰，搓着手，嚅嚅着，不知说了句什么，低下头走得风快，简直是小跑了。大斌子哈哈大笑：“慢点啊王老师，别摔了您的老腰。”

    ⑩月亮隐在了云后，有风吹来，潮润，燠热。大斌子叫我去场院，自己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来，手里却不见了老王头的布袋子。

    ⑪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大斌子偷了半袋子碾好的新麦，刚出了场院，让队长撞见了。大斌子说是想用麦子换甜瓜吃。队长气得跳脚，骂他家贼难防。叫来他爸。大斌子挨了一顿狠揍。

    ⑫天黑时，大斌子来找我，瘸着腿骂他爸：“下手真狠啊，好像我不是他亲儿子。昨晚倒霉，今晚你给我放哨，偷回来。”那晚，他顺利地偷出半袋子新麦。朦胧的夜色下，他的两条长腿舞得飞快，在小巷子穿来穿去。我追得气喘，也不敢喊。谁知他竟然把袋子放到了老王头家的柴房子前。我问他：“昨晚的也是给老王头？”他说：“你认为呢？”我说：“那前几天的布袋子还老王头了？你不是恨他吗？”他说：“你喜欢他？那天我是想把布袋子交给队长，从他门口过时就听见他媳妇在屋里骂他犟驴，说屋里都揭不开锅了还窝在学校不挣钱。老王头一句不吭，我听着就心软得不行了。”

    ⑬谁知，我跟大斌子刚把半袋子麦子放到老王头的柴房子前，老王头“呼哧”从柴房子出来了。他扯住大斌子叫把麦子拿走，他说我偷你们不能偷，小小年纪可不能沾染了这坏习气，你们得走正道。

    ⑭大斌子“噗”地吐了口唾沫，甩开他要走，老王头死拽住就是不让走。大斌子没法子，只好背起袋子，也不理我，气呼呼地走了。

    ⑮我悄悄地叫他把麦子藏起来，明天换甜瓜吃。大斌子哼了一声：“吃吃吃，就知道吃。”大斌子把麦子倒到了场院，说：“这个老王头，看我以后怎么整他吧。”一会儿，他又说：“老王头说的也没错，嗨，这个老王头！”

    ⑯后来，大斌子和老王头成了铁哥们，我跟老王头也成了铁哥们。

（选自《中国闪小说年度佳作2014》）

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黄薇

    1928年，杨绛17岁，考入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杨绛去了清华当借读生，结识钱锺书。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结婚。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锺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

    钱锺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

    新中国成立后，杨绛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新中国成立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锺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锺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锺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锺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并畅销。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这本翻译书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贡献。

    1989年，《围城》将要搬上荧屏前，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钱锺书说，“实获我心”。

    从1994年开始，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2001年，杨绛参加了清华大学“好读书奖捐赠仪式”。这是她和钱锺书在病榻前商量好的，将二人全部作品著作权中因作品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捐赠母校，以资助那些爱好读书的贫寨子弟。奖学金不用他们个人的名字。镜头前，90岁的杨绛站起来，用清脆明亮的声音讲述自己对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解。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坐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

    2016年5月25日，杨绛在北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选自《时代人物》，2016年6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岁沾染的污秽回家……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静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坐在人生边上》）②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夏志清，文学评论家）③从杨绛涉足文坛开始，她坚持写作时心灵的自由表达，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的价值取向。（《杨绛：淡定背后的风华》）④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杨绛早已成为一道文化景观，然而景观往往遮蔽真义。如果粗暴地将杨绛简化成一个标签、一个传奇，那是对知识尊严的亵渎。（《纪念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绎》）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都是正义的化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池莉读《花经》

池莉

    ①一个人一生可做的事情很多，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一生没有搞好一件事。在很长一个人生阶段里，我只长年岁不长心眼，想来真是痴长。

    ②先前，我外婆家屋后有一座大园子，园子里头长满花木蔬菜和中草药，芙蓉花、鸡冠花、桃树、垂柳、小白菜、香葱、车前草、鸡血藤等混长在一个园子，引得蜂来燕往蝶飞蚓爬，使儿时的我玩得十分着迷。

    ③当然，这种私家的园子后来很快就没有了，支援了国家建设。园子变成了一座丝织厂，工厂的围墙抵在我家屋后，整日整夜哐当哐当地响，我不喜欢这声音。从此，我一直心怀渴望，非常非常想养花种草。渴望与日俱增，可多年来就偏是没有机会，既没有自己的住房也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

    ④十几年熬过去，去年分得一套公寓，奔到阳台上一看，发现竟然留了养花槽。这一高兴，头脑轰地发了热，不知不觉拿业余爱好当了正经事做。一连好些日，提只篮子和小桶，四处挖湖泥。在大大忙了一阵之后，花种上了，草也养上了，菜子也撒上了。然后，抱着肩来来回回欣赏，倒真有一种了却了某个夙愿的感觉。以后每逢出差或笔会，凡遇上奇花异草，都挺执著地弄点回来栽进盆里。家里厨房三天两头做鱼、肉，也常记得将洗鱼洗肉的水倒入花槽。

    ⑤可是到了秋季，结果并不理想。葡萄才结了几颗，花儿没开几朵，从庐山植物园特意带回的碗莲之类也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为此，我特意找了《花经》来读，读着读着，心中渐亮。合上《花经》，扔下花铲，淡然一笑：我不再养花了。实际上，《花经》这本厚书我翻来覆去看的只是前面一节：序言。

    ⑥序言里简洁地记叙了本书作者之父黄岳渊先生的一段经历。黄岳渊先生在宣统元年的时候本是一名朝廷命官，斯时年将三十。有一日黄先生想：古人曰三十而立，我该如何立人呢?他想，做官要应付人家，做商呢，又要坑害人家，得做一件得天趣的事才好，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于是，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他做什么呢?他购买田地十余亩（时田价每亩约二十金），渐扩充至百亩。黄先生从此聚精会神，抱瓮执锄，废寝忘食，盘桓灌溉，甘为花木之保姆。果然，黄家花园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花异草奇，声名远扬。每逢花时，社会名流裙屐联翩，吟诗作赋。更有文人墨客指点花木，课晴话雨。众人深得启示：既混浊之世，百无一可，唯花木差可引为知已。

    ⑦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挚友。黄先生养花养出了精神文明，养出了人间知己，养出了《花经》这等好书，恐怕这才叫养花种草!这才叫做了人生一件事!

    ⑧一件事要做好，岂能凭你心中有一点喜欢?有一点迷恋?三天浇点水，五天上点肥?

    ⑨曾少年狂妄，自以为聪明。把表面的一些由头借来，实际标榜自己为至情至性之人。这也做做，那也试试，好听人评价个多才多艺。近年来国家大兴经济，文人纷纷“下海”，我也曾与人发议论说作家的智商是足够经商的。最近由读《花经》而获顿悟：人的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政客们终身搞阴谋，商人们终身搞欺骗，情种终身搞爱情（比如贾宝玉），黄岳渊先生终身搞花草。一生的时间并不多，一生的精力也不多，要搞好一件事实在不容易。用去一生，搞好了一件事，那也就够可以了。世上不知多少聪明人，一生没有搞好一件事。

    ⑩总之，我是不敢再说文人经商之类的话了，也不敢再狂热地养花弄草。就连剪裁时装、研究烹调之类的兴趣也淡了下来，兴致所至，偶尔为之，拿得起，放得下，决不长期牵肠挂肚。傻一点儿，笨一点儿，懒一点儿，冷一点儿，就做一件事——写作，我这一生。

（有删改）

老街沧桑徐贵祥

小时候，我认为老街是一座城市，至少曾经是一座城市，再至少将来也会是一座城市。

老街坐落在皖西中部丘陵的一个高台子上，基本上呈“F”形，三条大街构成了老街的全部。我姥姥家住在老街的中心，不偏不倚正好在下面那一短横和一竖的交界处。

姥姥家的后面不是街区，往北是一个土坎，再往北是河湾，那便是老街的“郊区”了。河湾里有茂密的树林、摇曳的竹影，老街人生活的重要源泉——龙井也镶嵌在河湾中间。老街的路心铺着整齐的青色石板，这些青色石板不仅承载着生活的步履，也勾勒着老街的历史，有些石板上还镌刻着文字。

街上住着卖油条的、刻私章的、轧棉花的、修收音机的、卖百货的，木匠、篾匠、铁匠、理发匠，染坊、油坊、米坊、豆腐坊，还有清末太监、下放干部，一应俱全。每到夏天，街上有叫卖鸡头米（芡实）的、有拉京胡的、有说大鼓书的，倒也有声有色。大人们用龙井水沏一壶六安瓜片，摇着芭蕉扇，边品边聊，舒坦得像神仙。

一年总有那么几次，要在东头学校的操场上挂起黑边白幕放电影，那就俨然是节日了。这样的好时光实在太少，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靠“打仗”充实文化生活。

跟多数人的童年相似，我小时候酷爱“打仗”，特崇拜陶声奎。陶声奎是公社食堂炊事员陶大伯的儿子，比我们大好几岁，因而是我们“公社小孩”的司令。陶声奎率领我们“南征北战”，今天跟南头小孩交手，明天跟北头小孩比划，英勇无畏，所向无敌，每每遇到恶战，陶声奎总是身先士卒，冒着砖头泥块，领头羊一般左遮右挡，保护我们。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遗忘了很多东西，而唯独对于老街的一草一木乃至门板和青石路面记忆犹新。现在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其实，老街是不是城市，或者说是否曾经是城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街提供的那一份独特的感觉，那叫卖声、读书声、铁匠铺里的淬火声、篾匠铺里的裂竹声、胶底布鞋踏在青石街面上的橐橐声的混合，还有刚出炉的烧饼的香味、热豆腐的气息……这一切都似乎在显示，老街的日子是喧闹的，清贫而火热。老街的上空永远飘扬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飘扬着人的气息。

我们终于跻身于城市的峡谷，久居闹市，几乎被钢筋水泥封闭了，脚不沾地，把我们和土地长久隔离。而回忆起阔别数年的故乡，一种异样的清凉便从遥远的故土扑面而来。

今年5月，我回了一趟故乡，公干之余，排除了众多的干扰，坚决地去了一趟老街。尽管我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面对老街的破败还是触目惊心。自从参军之后，离开老街将近三十年了。三十年，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天变大了，路变短了，树林变小了，河床变高了，青石板几乎被挖光了，那口长久萦绕我心头的龙井，几乎被浑浊的溪水淹没了。改革开放之后，老街的多数居民都跟随镇政府迁往西边，一条通衢大道两边真的生长出一座新型的城镇，老街便被抛弃了。

终于找到了龙井，然而此时的龙井面目全非，全然没有我当年记忆里清冽幽深的感觉，水面与河沟平齐，分不清楚是河水还是井水。顺着井壁，水面上浮着厚厚的青苔，上面居然还有青蛙打坐。

我被这个意外打击得心灰意冷，正在失落，不远处茅屋里走出来一位估计已逾七旬的老人，问我们：“你们是哪里来的？”大约是看这老汉年纪大，介绍徐贵祥他很难知道，而我父亲在这里当过公社书记，几乎家喻户晓，所以陪我同行的表弟任家杰先把我父亲的大名抬出来。岂料老汉眼一瞪说，徐彦选我怎么不认识？他不是徐贵祥的爸吗？知道徐贵祥吗？在北京，大作家。任家杰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

他是作家？老汉说，你门缝里看人啊？我天天看电视，只要有徐贵祥的消息，我一准能看见。《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老汉如数家珍，末了还得意地向我们冷笑一声：知道吗？徐贵祥就是吃了这口龙井的水才出息的，听说他要回来修这口井。

说真的，那一瞬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荒草土坯屋内，黑白电视机前，一个孤独的看井人，一个年迈的村夫俗汉，居然有如此浓郁的乡情，居然有如此强烈的荣誉心。我是他自豪的资本，他是我精神的盟友。为了这个因为我而自豪的老汉，我也应该写出好的作品——我们负起责任的理由，往往就是这么简单。

站在井边，我沉默了很久。直到我们快要离开，老汉才似乎想起了什么，揉揉眼睛，把目光定定地落在我的脸上，嘴巴嚅动着说，未尝，未尝你就是……我说我是徐贵祥，谢谢你，老人家。

老汉神情一变，赶紧张罗烧水，要让我们喝一杯龙井茶。

离开老街之后，我突然想，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想寻找的并不是城市，而我永远需要的是老街。城市遍地都是，而且越来越多，大同小异，但是我心中的老街只有一个，尽管在三十年后面目全非。但是三十年前的老街在我的心中是不死的，那绿荫婆娑、人气旺盛的古色古香的记忆，那宽阔的河面和清澈的溪流，那永远像少女的眼睛一样明亮的月光，正是我心灵的家园啊！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