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奇山谷之行

埃利亚斯·卡内蒂

1920年夏天，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又回到了康德斯特克。当时我经常看地图，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勒奇山谷，那里是最有趣的地方，有许多值得一看的东西，而且也很容易去：乘火车穿越世界第三长隧道——勒奇山隧道，从隧道那头的第一个车站格彭施坦因徒步穿过勒奇山谷，走到最后一个小镇普拉滕。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完成这一计划。我结交了一批同行的伙伴，并且坚持让两个弟弟这一次留在家。母亲说：“你已经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我毫无顾忌地把两个弟弟排除在外，并没有使她感到惊讶，相反，她对此感到很满意。她一直担心我一味埋头读书会变成一个优柔寡断、没有男子汉气概的人。她在理论上赞成体谅弱小，但在实践上则失去了自制力，尤其是当她认为某人妨碍她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她支持我的意见，为两个弟弟安排了其他的活动。出发的日子已经确定了，我们将乘早上的头班火车穿越勒奇山隧道。

格彭施坦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贫瘠荒凉，我们沿着那条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羊肠小道朝勒奇山谷攀登。我得知，这条小道在不久以前还要更加狭窄。只有为数不多的动物在这里出没。差不多一百年以前，这一地区还有狗熊，可惜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当我还在缅怀早已销声匿迹的狗熊时，山谷突然展现在眼前，只见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明亮耀眼，一直向上延伸，爬上了白雪皑皑的山峰，最后消失在一片冰川之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到达山谷的尽头，但是小道却蜿蜒迂回，从费尔登到普拉滕要经过四个小镇。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无一雷同。女人们头上都戴着黑色的草帽，不仅仅是成年妇女，还包括小姑娘，甚至就连三四岁的小女孩也戴着这种富有节日气氛的帽子，好像她们自打出世就意识到了她们的山谷的特点，而且必须向我们这些闯入者证明，我们并不属于她们之列。她们紧跟着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这些脸上皮肤干枯，布满皱纹的老人始终伴随着她们。这里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我听来就像是几千年以前的。一个胆大的小男孩朝我们走近了几步，一个老年妇女招呼他到她那儿去，要他避开我们。她说的那两句话很好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过来，Buobilu！”这是什么样的元音啊！对“小男孩”这几个字，我常听到的说法是“Buebli”，可是她却说：“Buobilu。”一个u，o和i三个元音的组合。我突然想起一些在学校读过的古高地德语诗歌。我知道瑞士德语方言接近中古高地德语，但是有些词语听上去像古高地德语，我还从未想到过。 我自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发现。因为这是我所听到的唯一的一个单词，所以它在我的记忆中更加牢固。这里的人沉默寡言，似乎都在回避我们。在我们整个漫游过程中从未与人有过交谈。我们看见古老的木头房屋、全身黑衣的妇女、窗前的盆花、牧场草地。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也许仅仅是巧合。然而，“过来，Buobilu！”作为山谷的唯一的一句话留在了我的耳朵里。

我们结伴同行的这伙人来源混杂，有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可以听见各种语言的说笑叫喊，就连英国人也显得爱说话起来了，面对沉默的山谷，大家都感到震惊，表示赞叹。我为这些住在同一旅馆里的自命不凡的客人并不感到羞愧。然而，我总是对他们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这儿，一切都相互适应，生活趋于统一，寂静、悠闲、适度冲掉了他们的高傲自大，他们对这些自叹弗如、不可捉摸的东西做出的反应是惊奇和羡慕。我们穿过4个村庄，我们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没有任何与这里的居民接触的可能，这里人也得不到任何一点儿关于我们的信息，我们甚至看不到一丝好奇。在这次漫游中发生的一切，仅仅就是一个老年妇女把一个尚未走到我们跟前的小男孩从我们身边叫走。

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山谷，在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那里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要避免触及自己心中对它保留的印象。我要感谢恰恰是它的陌生带来的一个后果：对古代生活方式的熟悉感。我说不出当时在那个山谷生活着多少人，也许500人吧。我只是看见单个单个的人，很少看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他们生活很艰苦，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没有想过，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在外面干活挣钱，但我觉得，哪怕是仅仅离开这个山谷很短一段时间，对他们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我能更多地了解他们，这种印象恐怕就会消失，他们也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像我在世界各地见过的人一样。幸运的是，这些体验的力量来自他们的独一无二和孤立隔绝。后来，每当我读到关于部落和民族的书籍，心里总会产生对勒奇山谷的回忆。我还想读到这样奇特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且接受了下来。

(有删改)

船魂

王海群

    夕阳西下，晚风渐起。

    乌蟒河缓缓地流，“半江瑟瑟半江红”。

    河对岸静泊着水泥船，岸上还是低矮的小茅棚，它们的主人还是艄公何大伯吗?

    何大伯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当年我和母亲去外婆家，搭的就是他的船。我和同船玩闹的另一个孩子都落水了。何大伯跳下水，救起了我，另一个孩子却让激流永远地卷走了。那是他自己的孩子小驹儿呀……

    何大伯，今天我看你来了。

    可是，我却怕何大伯认出我来。

    一个老者走出了小茅棚，望望对岸。船过来了。是何大伯!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

    他老了，背弯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两只眼睛失去了神采，表情是那样的漠然。深深的愧疚压着我的心，假如他的驹儿不被激流卷走，假如他的第二个儿子还在他身边……

    何大伯看了我一眼，扭过头，说了声：“上船吧，同志。”

    难道他真不认识我了?我工作了，成了一名年轻的法官，已有9年没来看他了。不认识也好，哦，不，也许怪我没先叫他，可是……

    上了船，他只是摇桨，默不作声，我打破了宁静，说：“今天没什么风浪嘛，老人家。”“有风浪也不怕，撑船的怕什么风浪?”声音沙哑，却带着当年的豪气。

    船到河心，夕阳已落，河水一片混沌。“这水比以前浑多了。”我说。

    “清水也好，浑水也好，只要有船，就能渡人。”何大伯接过我的话，眼睛却不看我，只是摇桨。“还要有像你这样的老艄公才行啊。”我说。

    “不行，老喽。再干6年，我小儿子白龙回来啦，就交给他。”

    他说得那样平静，我的心却提上嗓子眼，不敢看他。

    船到岸边，我身上没零钱，只好掏出一张百元钞给他。

    “怎么，用大票子吓我?”他露出一丝笑意。

    他边点钱边说：“现在我烟酒都断了。等儿子回来，我想买条新船。”

    “买条新船好啊。”我说。“只是，我看，光靠我这条船不行啊。”大伯叹了口气：“别看我老了，但还看得清。你看，有些伢仔整天不务正业，偷吃扒拿，就是不上过日子这条船；有的当干部，不但不吃苦在前，还多吃多拿，坑害百姓，不给政府撑好船。最叫我憋气的是政府要法办，让他们吃点苦，受点教育，家里还护着，请客送礼，替他们开脱。要我说，没有政府这条大船，老百姓的一河清水就让他们搅浑了，迟早他们把自己给呛死。”

    我边听边点头赞许。何大伯，你或许不知道，你的小儿子白龙的案子就是我判的啊。20年前，你为了救我失去了大儿子驹儿，可是后来，我却没给你的小儿子白龙留一点情面…

    “你看，天不早了，快回去吧，我这人瞎啰嗦。”

    我百感交集下了船。回望对岸又有人朝河边走来，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复又上船，“老人家，我想帮你摆一次渡。”

    老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我抓过竹篙，一头抵向岸边。

    一双手，一双厚实、温暖的手死死地捂住了我拿竹篙的手。

    我扭头看他，他却侧脸，目光投向了远方浩渺苍茫的水面，嘴中嗫嚅着什么……

酒酿王

凌鼎年

    黄阿二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翘起大拇指，没有不说呱呱叫的。古庙镇人黄、王不分，大伙习惯喊黄阿二为“酒酿黄”，但听起来总像“酒酿王”，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至少在古庙镇上，还没有谁做酒酿能做得过黄阿二的。

    黄阿二做酒酿，不用大钵头，而是用小钵头。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都习惯用大钵头，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单凭这一点，黄阿二就区别其他做酒酿买卖的。

    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酒酿王”来了。别人喊“酒酿——酒酿来——”他喊“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有一种穿透力，能穿过门墙，撞入人们的耳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

    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头了，来了客，端碗酒酿小圆子，乃待客的一种，既不破费多少，也还上得台面，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据他们说，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每每这时，黄阿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一种得意来。用他的话说，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比吃人参还补。

    酒酿王的酒酿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没有卖不掉的日子。但黄阿二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一小钵头也不多做，从无例外。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一路骑过去，一路吆喝过去。黄阿二常说：他做酒酿买卖，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通体舒畅。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不吆喝，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

    黄阿二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下午，他或茶馆里坐坐，或澡堂城泡泡。天长日久，他有了不少茶友、浴友，每日里聚在一起，嚼起来没有啥话题避讳的。有位老茶友对他说：“你的酒酿，牌子已做出了，生意这么好，何不多做点?”“我只一双手。”黄阿二说了这话再不多言。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那请一两个帮手嘛，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黄阿二默默半晌后说：“我这人命贱，自己不动手做，比死还难受。再说了，自己做放心。做好做坏，心里有底。”

    黄阿二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论钵头的，一小钵头一买，连钵头买也可，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拣，顺着摆放的次序拿，若要比比看，挑挑看，他就不卖。老主顾都知道，黄阿二的酒酿钵钵一样，无需挑挑拣拣的，否则，咋叫“酒酿王”?古庙镇的人都说：如今像黄阿二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了。

    有次，一公司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说有批上海客户慕他酒酿王的名，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公司准备连钵头买，钱可以预付。

    黄阿二说：“可以。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

    那怎么行。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

    谁知黄阿二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只能一天三十钵头。要就要，不要拉倒，没啥商量的。

    经理碰了一鼻子灰，一百个想不通。有赚不赚猪头三，这黄阿二死脑子一个。

    听惯了黄阿二的吆喝，几回不听见，就有人问：“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往往这话还在耳边，那“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的吆喝声就传来了。

    最近，连着好几天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生活中仿佛缺了什么。一打听，原来黄阿二病了。大家怪想念黄阿二的，几个老茶友、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进了门，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

    黄阿二听后浑身一震，他撑起身子说：“你们这一声吆喝，对我来说，比吃啥药都强，这不，毛病好了一半。”

（摘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我的两位老师

萧乾

    我早年——也就是20年代——读书时，学校里颇有几位老师是体罚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他们中间，特别凶狠的是一位教代数的老师。他的脾气暴得像三伏天炎日下的柴火，一点就着。课堂里的秩序靠板子维持，学生的作业也靠板子来督促。他脸上有麻子，而且麻得厉害。每次风暴到来之前，我都觉得他的麻粒总是由青而紫。接着，他就抡起他所倚重的那件“教育”武器，在我们手心上显示起威风来。有一阵子，我这由私塾混过来的学生，忽然对代数产生起浓厚的兴味，觉得代数题好像有点情节，而“设X”还颇能启发点想象力。然而经过他两顿清脆而沉重的板子，科学在我幼小心灵中露出的那一点点幼芽，就永远枯萎了。

    当时我们念的课本叫《温德华氏代数学》，大概是根据什么外国教科书改编的，书挺厚，要一块多钱一本。每天上下学途中，我都小心翼翼地把它同旁的教科书裹在一块蓝布包袱皮里，夹在腋下。可有一天走在东直门大街上，突然对面奔来一匹惊马，它像发了疯似地在马路中心横冲直撞起来。顿时街上人声鼎沸，我也没命地朝一家专营殡葬的杠房大黑门跑去。哎呀，迈沟的时候一不小心，蓝包袱散了。我慌忙把零乱的书册拾了起来，重新包起，躲进那家杠房。

    晚上一温习功课才发现：糟了，“温德华”不见了。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丢失“温德华”所造成的危机更大的了，因为比这轻得多的过失也要招致一顿重打呢！我溜出大门，摸着黑儿跑回惊马的地方找，还去敲杠房的门，问掌柜的可曾见到那本书。掌柜的说：“什么‘温德华’‘热德华’的，没有！”然后，“咣当”一声，板门又关上了。

    那一夜我尽做噩梦，天好像塌了下来。早晨，我提心吊胆地走向学校。上代数课之前，我央求邻座的同学把书放在两人合用的课桌当中。他吐了下舌头，就答应了。

    可是，他答应了管什么用！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像目光炯炯的老鹰，“老鹰”立刻张开翅膀扑了过来。

    几分钟后，我抚着红肿的手，淌着泪，回到座位上。“老鹰”在讲台上横眉立目（一手还攥着那个刚才抽过我手心的板子），大声咆哮道：“哪天你不带书来，哪天照样揍，把书揍出来算！”

    那刚好是月头上，是交饭费的时候。记得当时每月饭费是两块半大洋。我有了主意。我向管膳务的先生说明了情况，苦苦哀求他，准许我只吃早饭和晚饭。这样，中饭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买那本“温德华”了。这本来是没有先例的，但那人的心肠软，并且也耳闻过“麻”老师的威风，就真的同意了。

    于是，每当中午下课，大家熙熙攘攘拥到饭厅里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篮球场上，无精打采地投篮。当有人路过球场，好奇地问我干吗不去吃午饭的时候，我还笑嘻嘻地说：“不饿。”

    有一位教高班地理的贾老师——哎，现在我连他的名字也忘掉了，只记得他戴副近视眼镜，细高挑个儿——听了我那个答复并不满足。他跑去问我班上的同学，才弄明了真相。

    他不声不响地替我补上了饭费，然后把我叫到教员休息室去，用充满温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不是你粗心，是马惊了，这怪不得你。从明天起，你去吃午饭吧。”

    我含着泪问他：“那——钱呢？”

    他把手一挥，用诙谐的口吻说：“等你毕了业，再双倍还我。”

    谁想到没等毕业，我就被开除了。那以后，走南闯北，这位贾老师的慈祥面孔却时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每次都感到一泓暖意。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父亲的麦粒

许心龙

    那年夏天的一天，偏西的太阳热劲儿刚弱下来，父亲将饭碗一推，抹把汗，就喊娘和我到场里收麦子。凌乱的麦秸屑亲切地附在父亲泛黄的短发里。一晃，父亲在打麦场上忙乎了半月多，该颗粒归仓了。

    父亲摊开的一大场麦子很快变成一堆小麦山。麦山按捺不住地弥漫着麦香的热气。父亲伸出左手弯腰抓起一把温热的麦子，用力握了一下，伸开手掌盯了一会儿，又用右手食指来回划拉几下。

    “干透了吧？”我娘问道。

    父亲没有搭腔，而是拈起几粒麦子准确无误地投入口中。随着颚骨的上下移动，父亲嘴里发出了清晰的嘎嘣嘠嘣①的脆响。

    “我要的就是麦粒嚼在嘴里的嘎嘣嘎嘣②脆响！”父亲不容置疑地说。

    “装麦！”父亲将军般地命令。面对饱满的麦子，父亲的精气神儿也是永远饱满的。

    “麦子晒干了，不会生虫。”父亲边扎袋口边说，“交公粮时心里也踏实。”

    “我说多少遍了，从今年起，不再交公粮啦。”我强调说。

    “你以为你是皇上，说免皇粮就免了？”父亲头也不抬，接话道。我娘不置可否地笑笑，那意思是责怪我想得倒美。

    我望望仅会歪歪扭扭写出自己名字的二老，无语了。无知者无过，只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想借这年的饱满麦子，好好出口上年在乡粮站交公粮时受的恶气。上年排队交公粮时，有人趁父亲去厕所，把一袋掺有土坷垃的秕子麦调换给了父亲。面對土坷垃秕子麦，父亲即使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他因此受到了大喇叭的广播批评。受了奇耻大辱的父亲回来就找村长伸冤。村长笑笑，拍拍父亲的瘦肩膀，说：“公粮交掉不就好了，再争论还有意思吗？”父亲叹一声，气得夜饭也没吃就蒙头睡了。睡梦中，父亲还呓语连连：“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十多袋麦子规矩地躺在了架子车上。父亲还跟往年一样，要提前一晚上去乡粮站排队。

    这时，我看到村长朝我们的麦场走来。

    “老陆，今年麦子咋样？”村长走近了，瞅着父亲问道。

    “亩产一千一二百斤吧。”父亲笑答。父亲说着就解开一袋麦子，抓出一把，说，“来，村长你看看。”

    “嘎嘣嘎嘣③响呢！”父亲说着就拈起几粒麦子投入口中。很快，嘎嘣嘎嘣④的响声就从父亲嘴里传出。我看到父亲咀嚼得很耐心很卖力很幸福。父亲的那嘴钢牙好像就是为了麦粒生长的。最终父亲很满足地咽下那口麦面，说：“村长，我再打开一袋你看看吧。”

    “不必了。你呀，就跟这麦粒一样瓷实。”村长点点头，说，“村里最过硬的，就是老陆了。”

    “用这样的麦子交公粮，没问题吧？”父亲胸有成竹地问道。

    “交啥公粮？”村长笑道，“呵呵，你交公粮交上瘾了吧？你不知道公粮免征了吗？”

    父亲呆若木鸡。无疑，村长的一番话在父亲看来显得惊天动地。

    “老陆，不交皇粮就违法的时代过去啦！”①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村长显然也很激动。

    “村长，你可不敢开这样的玩笑呀！”父亲盯着村长，小心地说。

    “连我的话你也不信？电视上都播放了呢！”村长拍拍父亲的瘦肩膀，一本正经地说，“老陆，对去年交公粮的事还放不下吧？”

    “我真咽不下这口气。”父亲说，“我的麦子粒粒嘎嘣嘎嘣⑤脆响，交恁些年公粮了，从没有过二样的。”

    “老陆，别恁较真了，都过去了。”村长安慰道。

    “看看我的麦子哪粒不嘎嘣嘎嘣⑥脆响？”父亲执拗地说，“那袋土坷垃秕子麦，打人的脸呀！”

    “好了，别伤心了。”村长再次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你就用这车麦子卖了钱买辆三轮车吧，也一把年纪了，该省点儿力气了。”

    “听村长的，买辆三轮车吧。”我娘忙说。我娘望村长一眼，继续说：“没见过恁一根筋的，弄啥事就怕別人吃了亏。”

    “呵呵，谁不知道老陆！”村长笑说，“我说老陆呀，这就是变迁，可不能坐在福中不知福。”

    父亲一屁股坐在了车尾的麦袋子上，右手不停地一下一下捶着鼓鼓的麦袋子。

    半夜里，父亲的高声喊叫把我惊醒。父亲喊道：“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如今，年迈的父亲嘴里没有了牙齿，我就再也听不到父亲嚼麦粒时发出的嘎嘣嘎嘣⑦的响声了。父亲嘴里没有了牙齿，那嘴就成了舌头的天下。②那自由的舌头时常翻滚：“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