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与写实

朱光潜

    对于想象与写实这个理论上的争执不能不提出一谈，因为它不仅有关于写作基本态度上的区别，而且涉及对于文艺本质的认识。

    在十九世纪前期，浪漫主义风靡一时，它反抗前世纪假古典主义过于崇拜理智的倾向，特提出“情感”与“想象”两大口号。浪漫主义作者坚信文艺必须表现情感，而表现情感必借想象。在他们的心目中与想象对立的是理智；想象须超过理智，打破形式逻辑与现实的限制，任情感的指使。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文学界起了一个大反动，继起的写实主义咒骂主观的想象情感。写实作家的信条在消极方面是不任主观，不动情感，不凭空想；在积极方面是尽量寻求实际人生经验，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搜集“证据”，写自己知道最清楚的，愈忠实愈好。

    如果就文艺本质作无偏无颇的探讨，我们应该知道，凡是真正的文艺作品都必须同时是写实的与想象的。理由很简单，凡是艺术创造都是旧经验的新综合。唯其是旧经验，所以读者可各凭经验去了解；唯其是新综合，所以见出艺术的创造，每个作家的特殊心裁。想象决不能不根据经验，神鬼和天堂地狱虽然都是想象的，可也都是根据人和现实想象出来的，神鬼都像人一样有四肢五官，能思想能行动，天堂地狱都像现世一样有时间空间和摆布在时空中的事事物物，如宫殿楼阁饮食男女之类。一切艺术的想象都可以作如是观。至于经验——写实派所谓“证据”——本身不能成为艺术，它必须透过作者的头脑，在那里引起一番意匠经营，一番选择与安排，一番想象，然后才能产生作品。人生经验如果要形成艺术作品，必经心灵熔铸。从艺术观点看，这熔铸的功夫比经验还更重要千百倍，因为经验人人都有，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表现他的经验成为艺术家。许多只信“证据”而不信“想象”的人为着要产生作品，钻进许多偏僻的角落里讨论实际生活，实际生活算是讨到手了，可作品仍是杳无踪影；这正如许多书蠹读过成千上万的书，自己却无能力写出一本称得上文艺作品的书。

    中国文学理论家向来注重“境界”二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造境”和“写境”的区别，认为“造境”即“理想”（即“想象”），“写境”即“写实”。文艺的难事在造境，凡是人物性格事变原委等等都要借境界才能显出。境界就是情景交融事理相契的独立自足的世界，它的真实性就在于它的融贯整一，它的完美。“完”与“美”是不能分开的，这世界当然要反映人生自然，但是也必须是人生自然经过重新整理。大约文艺家对于人生自然必须经过三种阶段。首先他必须跳进里面生活过，才能透懂其中甘苦；其次他必须跳到外面观照过，才能认清它的形象；经过这样的主观的尝受和客观的玩索以后，最后他必须把自己所得到的印象加以整理，整理之后，生糙的人生自然才变成艺术的融贯整一的境界。写实主义所侧重的是第一阶段，理想主义所侧重的是第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阶段都是不可偏废的。

（有删改）

卖白菜

莫言

    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它一直长得不旺，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

    终于挨到了集上。在我们旁边卖青萝卜的是一个高个子老头，母亲让我叫他七姥爷。听母亲说，是我姥姥村里人，同族同姓。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篼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选自《中国最好的散文》，有删改）

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

    ①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壮丽的对话。

    ②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③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在他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④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苏东坡这个大名人是有很多朋友的。应酬、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苏东坡那一封封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友谊的信息。原来的世界已轰然消失，一代名人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

    ⑤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为道义、为百姓、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无法洗刷，无处辩解，就像有些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仍有无畏的一面。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髄，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壕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

    多么真诚的勇敢，多么洒脱的情怀！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于是，苏东坡刚刚写完，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⑥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那阙著名的“卜算子”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⑦正是这种唯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这是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无情地剥除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曾为他带来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⑧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气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幸好，他还不年老，44岁至48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

    ⑨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⑩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有删减）

那一排钻天杨

肖复兴

    四十多年前，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我搬家到陶然亭南的地铁宿舍。走出宿舍，有一条大道，大道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

    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年轻的那一位售货员，刚来不久。她个子不太高，面容清秀，长得纤弱，人很直爽，快言快语。她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她让我帮她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她想明年接着考。我鼓励她：对，明年接着考！有这个心劲儿，最重要！每次去那里买东西，她都爱和我说话。我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她看，或者索性送给她。她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管她叫小冯同学。

有一次，她看完我借给她的一本契诃夫小说选。还书的时候，我问她读完这本书，最喜欢哪一篇？她笑了：这我说不上来，那篇《跳来跳去的女人》，我没看懂，但觉得特别有意思。

    1978年的夏天，我和她相互鼓励着，一起到木樨园中学参加高考。记得考试的第一天，木樨园中学门口的人乌泱乌泱的，黑压压拥挤成一团。高考放榜，我考上了，她没考上。从此以后，她不再提高考的事了，老老实实在副食店上班。

    大学毕业后，我搬家离开了地铁宿舍，发现旧杂志把床铺底下挤得满满堂堂。便想起了这位小冯同学，她爱看书，把这些杂志送给地好。我来到副食店，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柜台里。看见我进来，她忙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叫我。我这才注意，她脸色有点黄，挺着个大肚子，小山包一样，起码有七八个月了。我惊讶地问道：这么快，你都结婚了？

    她笑着说：还快呢，我25岁都过了小半年！我们有同学都早有孩子了呢！

    那天告别时，地特意送我走出副食店。正是四月开春的季节，路旁那一排钻天杨的技头露出了鹅黄色的小叶子，迎风摇曳，格外明亮打眼。在这里住了小九年，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这钻天杨的小叶子这么清新，这么好看。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冯同学。

    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到一座宾馆报到。那座宾馆新建没几年，设计和装潢都很考究，宽阔的大厅里，从天而降的瀑布一般的吊灯，晶光闪烁。一位身穿藏蓝色职业西式裙装的女士，大老远挥着手臂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来笑吟吟地问我：您是肖老师吧？我点点头，握了握她的手。她又问我：您还认得出我来吗？起初，我真没有认出她，以为她是会议负责接待的人。她笑着说：我就知道您认不出我来了，我是小冯呀！看我盯着她发愣，她补充道：地铁宿合那个副食店的小冯，您忘了吗？

    我忽然想起来了，但是，真的不敢认了，她个子高了些，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对她说了这些感受，她咯咯笑了起来，说：还年轻呢？明年就整六十了。

    她还是那么直爽，言谈笑语的眉眼之间，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仿佛岁月倒流，昔日重现。我知道了她的经历：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辞掉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后，她不甘心总这么憋在家里，用她自己的话说“还不把我变成甜面酱里的大尾巴蛆？”便和丈夫一起下海折腾，折腾得一溜儿够，赔了钱，也赚了钱，最后合伙投资承包了这个宾馆，她忙里忙外，统管这里的一切。

    她说：“中学毕业去副食店工作，到今年整整四十年。您看看这四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说：“你过得够好的了！这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吗？”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还节节高呢！您忘了您借给我的那本契诃夫小说了吗？您说我像不像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

    分别的时候，我问她，那个小小的副食店，现在还有吗？

    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那么小，跟芝麻粒一样的副食店，现在还能有吗？早被连锁的超市取代了。她还告诉我，地铁宿舍二十多年前就都拆平，盖起了高楼大厦，副食店早被淹没在楼群里了。不过，副食店前路旁那一排钻天杨，倒是没有被砍掉，现在都长得有两三层楼高了，已经成了那个地带的一景儿了呢！

    钻天杨，她居然还记得那一排钻天杨。

（有删改）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先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着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妺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一一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天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钟声依旧

谢冕

    ①那里有一座钟楼，钟声定时敲响。那声音是温馨的、安详的，既抚慰我们，又召唤我们，不高的钟楼在那时的我看来，确实无比的巍峨。

    ②那里有一座教堂。镂花的玻璃折射着从窗外透进来的亚热带的阳光，那阳光也幻成了七彩的虹霓。那教堂是我既疏远又亲近的地方。那时我理智上并不喜欢这教堂，因为我不信神——到现在也不信。但是我内心却倾向了那种庄严、静谧、而且近于神秘的气氛。

    ③学校是教会办的。作为学生，无法拒绝学校规定的一些内容，例如我非常发怵的“做礼拜”。我就是在这样“不情愿”的状态下，接近了英国式的学校和学校里的一切秩序。这心情直到晚近，才有了一些改变。那年我从伦敦来到剑桥，从草坪上眺望那里的三一学院。我仿佛是见到了相隔万里之遥、而且又是阔别了半个世纪的福州母校——三一中学！

    ④六十二年前，一个普通人家的少年，在饥饿和贫穷的追逼中，竟然能够走进这所美丽而高贵的校园，只要是亲历其境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近于奇迹的事实。对于我来说，是在无边的黑暗和绝望中，找到了光明和希望。是母校以她宽广而温暖的怀抱接纳了这个无望的少年。多亏了这所学校当年弘扬的博爱精神，以及充满了人性和爱心的师长们的提携与援助，使我能够在艰难中尊严地、同时又是愉快地修完初中的全部课程并且顺利地升入高中。

    ⑤那时我做着文学梦。我发现文学这东西很奇妙，它能够装容我们所感、所思，不论是爱，不论是恨，不论是失望，还是憧憬。大概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把一篇得到老师好评的作文，偷偷地寄给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文章被加上了花边，发表了。这个开端鼓舞了我，却也“危害”了我。从那时起，我迷恋上了文学。为这种迷恋，我付出了代价，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偏离了作为知识基础的中学课程，偏离了学业的全面发展。我在课堂上写诗，而此时也许是在讲物理，也许是在讲化学。我既不喜欢物理，也不喜欢化学，我只迷恋这文学。

    ⑥这个学校是英国人办的，延续了正统的英国教育方式。从英语会话，英语练写，到英文作文，都有专门的课时和教师，有着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可是，我如同“反抗”教会那样，也“反抗”了英语！这种反抗的结果，当然是我失去了掌握英语的非常可贵的机会。

    ⑦现在我自己也变成了老师，我多次把这些遗憾真诚地告诉我的学生。我从自己的痛苦体验出发，告诉他们不要幼稚地“拒绝”自己的不知或未知。例如，我还告诉他们当老师开列一串长长的书单时，不要轻率地“拒绝”阅读，那个书单背后的道理很多是你当时并不了解、而确实是经验和智慧的凝聚。你的拒绝便意味着失去。

    ⑧我尝自言，我有三个母亲。亲生的母亲给我生命，哺育我成人。第二个母亲是三一，教我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三一是我人生的起步。在三一，我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良好的中学教育：优秀的老师，精心的教学，严格的训练，以及现在看来未必妥当的不留情面的筛选和淘汰。三一给我最重要的是人生的启迪：做一个正直、纯洁、对世界和人类充满爱心的人。而学业倒在其次。至于第三个母亲，那就是北大，北大使我成熟，她引导我走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之路。我始终感激三一，要没有三一这第二个母亲，我的人生就没有一个好的起点，那以后以至今日的一切都会沦为空无。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怀着对三一母亲的感激和敬意。

    ⑨我的母校坐落在闽江蜿蜒流过、充满欧陆风情的南台岛。三角梅攀延的院落时闻钢琴的叮咚声，芳草如茵的跑马场，是少年嬉戏的场所，那里有秀丽的柠檬树挺立于清澈的溪边。后来，这一切都连同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惟有校园里夹岸的樟树依旧翠绿，那林阴尽头依然站立着当年的钟楼，钟声依旧，如同往昔那样，提醒人们珍惜那易于消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