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香

叶青才

    这是人间四月天，这是草莓吐出酸酸甜甜气息的流翠时节。

    我回乡看望一位老人，一位老了还能闻见麦香的庄稼人。

    他是我的尊长，也是最关心我的人之一；他是那块麦地的主人，同时也是一棵熬过冬天的麦子。

    我径直到他的麦地里，就像熟悉那棵苦丁茶那样，一眼就看见了他。我好久没有置身麦地了，好久没有闻见过这么浓郁的麦香。这味儿像槐花里掺进了蜜，像玫瑰里拌入了糖，还有点淡酒的余味。是的，麦粒成熟之后，渗入点水，发胀，抽芽，便是熬糖做酒的原料了。然而现在麦子正青，才抽穗扬花，这只能是麦花香。

    在麦花香里，我细细打量着这位教我割麦的人。他满头银丝，胡须也渐白了。身子骨似乎依然坚实，只是笑起来，没有了管风的牙，没有了细细的皱纹。他的纹路粗了，深了，长了，像地边的沟道，纵横牵连，总想寻个出处奔去。人一老，这沟道就流淌着岁月的回声，你没法将它阻住，也没法把它拽回。我想到我不要多久也会是这个样子，岁月的回声满耳，光阴的脚步匆匆，我会停留在哪一截道上呢，抑或在哪一块地边呢？

    他已经不是我印象中的荣伯了。你看他劳作的姿势虽然保留了过去一直有的那种利索和老到，但是明显力度不够，虚实交杂中虚的成分多了。剪除枯老的茶株，砍掉高高的茶桩，这样的活儿要是搁在前几年，荣伯是一抹不挡手的。他眼疾手快，手到心到，剪出的新茶棵像刚刚修剪的平头，齐崭崭，平覆覆，精神抖擞地立在麦地边上，衬托出四月特有的生机和活力。眼下，他似乎不愿在我面前显老，他动作的幅度很大却藏不住虚张的声势，吃力而现出连贯的破绽。那些他亲手种出的麦子，倒是一片青葱，仿佛荣伯的青春都让麦子给偷盗去了，这种活力与肤色的转移，直让我觉得一个人原来也不过是一棵麦子，一棵曾经锋芒毕露的麦子，走过了嗞嗞拔节的日子，走过了飞絮扬花的岁月，随后就走进了他枯萎与衰残的暮年。

在乡下时，我也收割过麦子，并且手指被麦秸秆割破，眼睛被麦芒刺中，我却在那种潜在的伤害中闻到了麦香，那股成熟的带着馒头和挂面香味的气息，它一点点渗透到我的鼻孔里、肺腑里乃至梦幻里，而我青涩的汗味和冒冒失失的语言气息，反倒自个儿一点都不觉察，只有身边的大人，比如荣伯，才准确地把住了我突突的腕脉，并且通过镰刀和锄头将我那些蒲公英一般的欲念摁下去，让我接近麦茬和犁头草，接近土地上最切实的部分。现在想来，麦花香里那些醉人的芬芳和诱人的味道都不过是四月天落下的槐荚与桑椹，它们其实结不了什么果实，虽然不乏甘甜，却只能徒增味觉的依赖和幻觉的空乏。

    真正的麦香总是与镰刀在一起，与即将到来的梅雨在一起不久，荣伯新剪的茶棵又将长出青幽幽的茶叶来，把大片萎黄的麦子衬托得分外衰老。然而，整个村子在这时才激动起来，就像荣伯在黎明俯身于麦地一样，天空晴朗而高远，大地芬芳而宽阔。当青春的梦幻醒来，我发现，一个距离大地最近的人就是一把镰刀或扁担，一声动情的呼喝就是一阵麦浪或槐风。时节正值端午，太阳正在背脊之上，村庄正在麦香之中，而我正在麦粒之外。

    那时，成熟的麦子香气四溢，倘若旁边有梅子，它会落入梅香；旁边有李子，它会融进李馥。

    熟麦的香味曾经把我的乡居整个地淹没了。荣伯揉开一穗麦朵，在掌心，他细细地吹掉麦芒和麦壳，让一堆鼓胀的新麦裸露在五月的太阳下。他拈起其中一粒，放入嘴里，然后嚼起来，这时候，我看见天空蓝得有些承受不住，而荣伯眯缝的眼睛却成了两穴幸福的陷阱。

    一个能被麦香陶醉的人，他的幸福简单得很，也悠远得很，他的祝愿有时就是他的遗憾，他的挽留同时也是他在送行。他不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留不住的，像滑溜的时光、逃跑的庄稼以及跟欲望一起私奔的人，像他手把手教了16年割麦技术的那个瘦小的身影，到底还是在五月的麦芒直视下溜之大吉……

    一转眼30年，时光快得就如一地麦子从四月走进五月，从花香进入谷香。

    老了的荣伯面对我的到来，只能欢喜地连声说：你回来了，回来了！你看今年的麦子……他哪里知道，我原本就没打算看望这一地青青麦子，我不过是在麦地里寻找他罢了，就像那年我回去寻找当年我爬过的一棵青桐树，结果却找到了一条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的幽幽小路。

    是麦香帮了我的忙，让我找回了镰刀与麦茬旁边的自己，还有这位将庆幸和失望发酵在一起的荣伯。                       （选自《散文百家》2014年第2期）

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树，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农牧民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像飞一样

立夏

    “对了，岛上有汽车吗？”

    说这话的时候，我和阿龙正坐在一艘晃晃悠悠的小木船上。去蜈蚣岛的客船每周仅一班，我等不及，让阿龙花钱雇了一条小船。

    “哪有！”阿龙哈哈笑了，“本来就没有，现在更不会有了。”

    毕业后这些年，我第一次来到从学生时代就无比向往的海岛。公司欲开发大型荒岛求生项目，需要一个岛，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老同学阿龙。

    阿龙来自舟山群岛，是我们班唯一来自海边的同学。在他的描述中，大大小小的岛屿像玉米粒似的随意撒在海中，而他从小居住的蜈蚣岛，有各种奇形怪状的鱼类、固定在礁石上吐着舌头的贝类、沙滩上爬得飞快的狡猾的螃蟹、滩涂的泥洞里探头探脑的跳跳鱼，还有岛上高高低低的石屋，出海的渔民，织网的渔姑，渔船拢洋时码头上遍地白花花的鱼……这些场景从善于讲故事的阿龙口中吐出来，在我们脑中构筑了一个如梦境一般神奇的世界。

    阿龙接到我的电话就说：“你们可以去蜈蚣岛啊！”

    “拜托，我找的是荒岛，你的蜈蚣岛人丁兴旺，放百八十个人进去活一百年都不成问题，还搞什么求生训练啊！”我笑着说。

    阿龙说“唉，如今的蜈蚣岛，就一荒岛，你去了就知道了。”

    船一靠岸，果然看到一片错落有致的石屋建在山上，却不见人烟。阿龙说，岛上的人基本上都迁到大岛上去了，现在只剩下几个老人不愿离开，还住在老屋里，他们的家人每周用客船送些吃的用的过来。

    环岛一周，我欣喜异常，这正是我想要的岛。

    在岛上走了三个小时，我快虚脱了，阿龙说，我带你找个地方喝口茶坐一会儿。就这样，我见到了阿优婆，老人七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我夸她屋子里的那些旧家具、院子里的大瓦缸、木头的水勺饭勺，竹壳的热水瓶……我确实从内心里喜欢这些老东西，怀旧又精致。她很健谈。一只小黑狗乖巧地伏在她脚边打瞌睡。阿龙告诉我，阿优婆的儿子在大岛上买了房子，但她死活不肯搬。阿龙指了指脑袋，说阿婆一辈子没出过岛，有点固执，是个老脑筋。儿子带来的新玩意儿全被她扔在一边。媳妇有一次烫了头发来看她，被她狠狠骂了一顿。所以现在儿子媳妇也不大愿意来了。我很惊讶，一辈子没出过岛，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是的，虽然阿优婆颇为热情，但我感觉得到，她不喜欢我的时装、我的卷发、我的眼影、我的口红。我也不喜欢她，不喜欢她的封闭，以及言语中对外部世界的抵触。

    紧张的汇报、考察后，老板最后拍了板，我们的荒岛求生营地终于可以规划建设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联系好登陆艇，运了一辆越野车和一辆卡车到岛上。

    我驾驶越野车在海边疾驶，突然发现前面有个蹒跚的背影，是阿优婆。我下车，想让她坐上我的车，送她回家，然而她并不搭理我，漠然地转头便走。我开车继续前行，突然有个小黑点从路边冲出来，我一个急刹，吓出了一身冷汗。是阿优婆的小黑狗，冲着汽车吠叫。

    我从梦中惊醒了。没有海，没有阿优婆，我躺在宾馆的床上，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我再也无法入睡，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但那个蹒跚的背影让我久久难忘。我想，若我带着一大帮时尚的男男女女，打破这个岛的平静，对于阿优婆这样的老人，会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我和阿龙来到阿优婆家。把我们在这个岛上想做的事，说给阿优婆听。我想，即使阿优婆不能理解，让她狠狠地骂我一顿，也能让我的心里好受一些。

    然而，阿优婆对我们说的似乎挺有兴趣，她说，这个活动好啊，海里全是宝，以前最苦的时候，我们岛上也没饿死过人，海里可以钓鱼，海边可以捡海螺，泥涂里有跳跳鱼，小螃蟹。人是饿不死的，就怕你们城里人吃不起苦。

    我得寸进尺，邀请阿优婆坐车去参观我们的求生基地。阿龙在一旁摇着头说，阿优婆从来没出过岛，也没见过汽车，她不敢坐的吧。但是阿优婆竟然同意了。她走到汽车前，小心地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车身，脸上带着孩童般的好奇。

    我驾驶越野车在海边疾驶，放下车窗，打开音乐，海风扑面而来。副驾驶座坐着的阿优婆，满脸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她说：“真的很快啊，像飞一样。”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红高粱

莫言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冷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人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杂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回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腿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

    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节选自《红高粱家族》，略有改动）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么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颇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了。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

    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

    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

    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她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府上在哪里？”“岳家湾。”“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

萝卜

曹永

    差不多每天晌午，老栓都要去菜地看看。他喜欢蹲在地埂上，看看嫩绿的蔬菜，听蔬菜弄出那种梆梆的细响。

    这会儿，老栓正背着手往菜地走，隔老远，就看到地里有个人。

    地里的萝卜长得很好，半截插在土里，半截露在外边，顶着绿缨。吹风的时候，绿缨就摇来晃去。

    那个人从地里拔出一个萝卜。老栓皱着眉头说，哎。那人抬起头，侧过一张白净的脸。老栓说，这是我家的地。那人说，噢，我有点口渴，就拔个萝卜。老栓说，你没打招呼，拔得倒热乎。

    那人从地里走出来，和蔼地说，我给你钱。老栓说，我家不缺这几块钱。那人提着萝卜，有点尴尬。这时候，老栓发现那人的肩膀上挂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知道那是照相机。

    那人说，我想去阳关山，你知道怎么走吧？老栓说，顺着湖边走，绕过去就是。那人说，我去那边拍黑颈鹤。老栓说，你们闲得没事做。

    那人把萝卜掰成两截，边嚼边说，这萝卜可真甜。老栓得意地说，当然嘛，西海的萝卜。那人说，你们这里适合种蔬菜。老栓说，不瞒你说，收成确实不错。

    老栓觉得这个人其实不怎么讨厌，他盘腿坐在地边，说，这边地肥，气候也好。他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说，你看，多黑，多酥。那人说，听说这些地方以前全是水。

    老栓的眼睛陡然明亮起来，兴奋地说，就是，听说民国时，有个县官骑马环游草海，连走三天，硬是没能走完。那人说，现在也是个大湖泊。老栓说，比以前小多了。

    太阳亮晃晃地挂在天上，非常旺盛。老栓看那人把萝卜吃完，说，我给你再拔出一个？那人说，我确实想再吃一个。

    老栓跑到地里，用指甲往萝卜上面掐，那种掐得响的萝卜最甜。他挑到一个，擦得白白净净的，然后递给那人，你吃，这个肯定甜。

    那人接过萝卜说，这地方可真漂亮。我喜欢这里的安静。老栓有点不高兴，你住在这里试试。想说话也找不到个伴。

    那人说，以前的时候，这地方的鸟多不多？老栓说，我记得以前湖边到处是鸟，有黑颈鹤、黑翅鸢、白琵鹭，多得数不清。那人说，这些可都是国家保护的珍稀鸟类。

    老栓缓缓说，那时候，说粮食不够吃，就把湖扒开，放水造田。湖水放掉后，到处种庄稼，鸟儿在湖里找不到吃的，就跑到地里抢粮食，我们经常打鸟吃。那人说，你们竟然打来吃？

    老栓说，后来，我们想吃也吃不到了。自从把草海的水放干，这地方连续多年碰到灾害，鸟兽差不多绝迹了。那人说，你们自讨苦吃。

    太阳开始收敛光芒，悄悄往西边溜去。老栓说，八十年代说要蓄水还湖，又把豁口堵起来，总算慢慢看到鸟兽的踪影。那人说，你们没再打鸟？老栓说，看你说的，以前打鸟，是怕它们争粮食。湖水蓄起来后，气候也跟着慢慢好转，我们就在湖边种菜，你看这白菜，多嫩，你看这萝卜，多甜。

    老栓说，我有点想不通。年青人怎么喜欢往外边跑，挡都挡不住。那人说，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外面能挣钱嘛。

    老栓说，我就不信比种菜还挣钱。那人说，你的儿子也在外面打工？老栓说，看你说的，我家福鼎怎么可能打工，他在省城上班哩。他读书时候成绩就好，大家都说这娃将来有出息。

    那人说，我想去阳关山看看。老栓抬腿就往地里钻，很快从里面提出一条萝卜，说，你再吃一个。那人皱眉说，我吃不下了。老栓说，以后你就吃不到这么好的萝卜了。

    那人说，怎么吃不到了？老栓说，听说要大力发展旅游，以后这些菜地不让种了。这么好的地，我实在舍不得。那人吐出嘴里的萝卜皮说，以后去省城享清福。

    老栓说，福鼎孝顺，几次把我和他娘接到贵阳，但我们住不惯，只待几天就跑回来了。看着那些楼房，我总觉得像个鸟笼。

    那人总算把萝卜啃完，说，我忙着去阳关山。老栓说，我再给你拔个萝卜。那人慌忙把他拽住，我真的不能再吃了。说着仓皇走了。

    老栓蹲在地埂上，看着绿油油的蔬菜。他似乎想起什么，窜进菜地，从地里提出两条萝卜，朝那个人追去。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