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朴园：（打量大海）你叫什么名字？

鲁大海：你不要同我摆架子，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么？

周朴园：我只知道你是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

米

赵新

    和其他主食比起来，米饭，我是天天吃顿顿吃也吃不烦吃不厌，媳妇叫我“米虫子”。可是有一个问题很是让我添堵：米里的沙子太多，吃饭时总是硌牙，碗里像有炸弹似的，吃得小心翼翼，吃得提心吊胆，吃着吃着就吃出一肚子火，扔下饭碗了事！

    下顿饭还是这样。

    我非常想买些不带沙子的米，吃个放心，吃个坦然，吃个舒畅，吃个欢喜。

    有一天单位组织下乡，先到了某个县城，又从这个县城下到了某个乡镇。这个镇子很大，恰逢集日，街市上人山人海，叫买叫卖，非常热闹。

    我在农贸市场挤挤碰碰地转悠时，看见一个老汉蹲在那里卖米。那米雪白晶莹，幽幽地闪着光，颗颗晶莹剔透，玲珑如玉。

    弯下腰细看细瞅细挑，没有一粒沙子。

    戴上花镜再看再瞅再挑，还是没有沙子。

    请了几个也一起挑米的人帮着看，仍然没有沙子。

    我既兴奋又激动，忙问这米怎么卖。老汉郑重其事地报了价，并且申明这米是他自家产的，价钱虽然偏高了些，却配得上米的品质。

    老汉问我要多少，我说：“豁出去，要100斤！”

    老汉很严肃地说：“同志，我这人光明正大，不遮不瞒，不欺不诈，你要100斤，我只能给你98斤。”

    我说：“老哥，别呀，2斤米也能做好几顿饭呢！”

    老汉顺手提过旁边的一条口袋说：“分量保证给够你，另外2斤就是这里边装着的沙子。”

    我大吃一惊：“沙子？”

    老汉平静如水：“沙子。”

    我一看，那沙子也是米粒般大小，雪白晶莹，幽幽地闪着光，颗颗晶莹剔透，玲珑如玉。如果把这样的沙子和米混在一起，肉眼凡胎，断然看不出来。

    我说：“老哥，我只要米不要沙子。”

    老汉很憨厚地笑了：“同志，对不起，那我这米不卖。”

    我说：“不卖？那你咋不把沙子掺到米里？”

    他说：“那不是坑人吗？”

    我说：“你这也是坑人呀！”

    他说：“这坑和那坑可不一样。这坑是明着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问心无愧；那坑是暗里坑，我怕有人骂我坏了良心，掘我家的祖坟！”

    想想是这么个理，人家叫明唱响了，你完全可以不买嘛。又往深刻之处一想，就觉得这老汉很老实很厚道很可爱了。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他不搞惟妙惟肖的伪装，不做浑水摸鱼的手脚。

    老汉60岁左右，一张皱纹纵横的脸，一双结满老茧的手，嘴唇上的胡须里还有一粒黄色的饭渣。他的鞋破了，露出半个脚趾头。

    我说：“老哥，这米我买。”随即给了他100斤大米的钱，要了他98斤的米。

    老汉拉住我的手：“同志，你先别走，你还没要我那2斤沙子哩。”

    我说：“我不要你的沙子！”

    老汉把钱退给我：“你不要沙子，就把大米还给我，我不贪这份便宜！”

    我愣了，心想，这人真是有脾气，不要他的沙子他还不依！

    老汉说：“我的沙子也是钱，那是经过加工的；你拿回城里种花养草，喂鸟养鱼，比大米用处还大哩。”

    看着他固执认真的样子，我要了他那2斤沙子。

    午饭以后我又来到集市上闲逛，走到卖米老汉那里，看见有好几个人把他抓住，正推推搡搡地押着他在街上走。秋风萧瑟，黄叶飘零，那老汉的脚步踉踉跄跄，落下一路汗腥。

    押着他的人愤怒地斥责：“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明目张胆地坑害顾客，让人家买你的沙子！”又一个说：“你把那沙子掺和到米里卖，不就没事了吗？”

年三十夜的爆竹

    这些年，年三十夜几乎每年都是回乡下陪父母过。按乡下的说法，叫花子都有个年三十夜，这普天同庆的日子，无论你贫穷、富有，生活在城市、乡村，是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是流浪在异乡，在年三十夜，哪怕是远隔千万里的游子，都要不辞辛劳，奔赴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个热闹的年！

    在我们那儿乡下，年三十夜吃年夜饭前先要祭祖，家家户户，堂屋香火前八仙桌上摆上酒菜，焚香、化纸钱，对着祖宗牌位三叩九拜，然后放爆竹，但听得满村的爆竹声在群山回响，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更为热闹的时刻则是凌晨“开财门”。我们那儿的习俗，年三十夜，吃过晚饭，点钟左右，每家每户都要大门紧闭，亲友串门只能从侧门进出，称之为“封门”；到了凌晨一至三点，在堂屋里点上红烛，斟上美酒，焚香，击磬，随着悠扬的磬声，化纸钱，祭拜天地，然后打开大门(即为“开财门”)，燃放爆竹烟火，迎春纳福，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谁家的爆竹声响得久、烟火放得多，喻意这户人家兴旺发达。一时间，爆竹声铺天盖地在群山回响，绵延不绝；黑暗的天空被焰火点亮，璀璨夺目，把年三十夜推向高潮！

    这几年回乡过年，有时我一个人回去，有时是带着妻儿回去；弟弟也偶尔带着弟媳回去；父亲长年病着，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家里有个病人，气氛难免有些压抑，年夜饭常吃得寡淡无味。斟上酒祭祀，遇弟弟也回去过春节的时候，为了烘托节日气氛，兄弟俩也喝上三两杯，浅尝辄止，索然无味。隔壁的其敏表哥每年年夜饭吃得早，这几年常叫我去陪他喝酒，说与几个儿子喝不起兴，有我这个省城去的“客”，才能喝得尽兴。表哥礼数繁多，先是与他喝几杯，再安排三个儿子、媳妇，甚至于孙子分头向我敬酒，最后他还要作“总结”，几巡下来，常是一二十来杯酒下肚，让我醉意朦胧。这边还没喝完，屋下的其兵表哥又来邀了，说年三十夜，我这个贵客不能只光顾一家，他家那儿怎么也得去喝杯新年酒。又跟随着去，同样的礼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喝得昏天黑地，不知身在东西南北矣！

    饭罢哪里还守得了夜，开得了“财门”，连有些串门来想见见我的寨邻都无暇顾及，早早地就去见周公，任凌晨“开财门”铺天盖地的爆竹炸响，我昏沉沉地，一觉即到天明。

    家父自2007年摔伤致残，行动多有不便，故土难离，不愿外出，母亲守着他；每年回去，想到父母不辞辛劳把我们兄弟三人养大，到了老年，妹妹远嫁他方，我们兄弟又在贵阳生活，家中只剩下他们两位老人留守，唯有寂寞相伴，心底未免郁郁于怀；前年秋，家父因病去世，春节回去陪母亲，百年老屋，只剩下母亲一人，人去屋空，触目伤怀，叫人情难自禁，唯有酒入愁肠，化作点点泪！

    母亲去年已到贵阳与我一起生活，快要过年的时候说是要回乡料理些事，还吩咐我别回去过年，她在乡下过完年即回来。因此，猴年的除夕，我没有回乡去，留在贵阳过。年三十夜，与岳父母，还有岳父弟弟一家及襟兄等，一大家子人，满满的两桌席，酒也喝了不少，幸而未醉。妻带着女儿在国外旅游，回到自己家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听那窗外新年的爆竹声阵阵炸响。

    我是一只倦飞的鸟，此刻，故乡远隔千山万水之外，感知不到故乡年三十夜的欢腾。城里人的爆竹是图个喜庆，也没个讲究，常是没来由地有一挞没一挞地乱放。

    于是，在年三十夜，我一个人，听了城市半宿七零八落的爆竹声。

(有删节)

列车上遇到的姑娘

（印度）拉斯金·邦德

    我一个人独自坐了一个座位间，直到列车到达罗哈那才上来一位姑娘。为这位姑娘送行的夫妇可能是她的父母，他们似乎对姑娘这趟旅行放不下心。那位太太向她作了详细的交代，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不要把头伸出窗外，避免同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不知道姑娘长得如何，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我知道她穿了双拖鞋。她说话的声音是多么清脆甜润！

    “你是到台拉登去吗？”火车出站时我问她。

    我想必是坐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因为我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她低低地惊叫一声，末了，说道：“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是啊，这是常事，眼明目亮的人往往连鼻子底下的事物也看不到，也许他们要看的东西太多了，而那些看不见的人反倒能靠着其他感官确切地注意到周围的事物。

    “我开始也没看见你。”我说，“不过我听到你进来了。”我不知道能否不让她发觉我是个盲人，我想，只要我坐在这个地方不动，她大概是不容易发现庐山真面目的。

    “我到萨哈兰普尔下车。”姑娘说，“我的姨妈在那里接我。你到哪儿去？”

    “先到台拉登，然后再去穆索里。”我说。

    “啊，你真幸运！要是我能去穆索里该多好啊！我喜欢那里的山，特别是在十月份。”

    “不错，那是黄金季节。”说着，我脑海里回想起眼睛没瞎时所见到的情景，“漫山遍野的大丽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更加绚丽多彩。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这个时候，大多数游客离去了，路上静悄悄的，就像到了一个阒无人烟的地方。”

    她默默无语，是我的话打动了她？还是她把我当作一个风流倜傥的滑头？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外面天气怎么样？”我问。

    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毫不奇怪。难道她已经发觉我是一个盲人了？不过，她接下来的一句话马上使我疑团顿释。“你干吗不自己看看窗外？”听上去她安之若素。

    我沿着座位毫不费力地挪到车窗边。窗子是开着的，我脸朝着窗外假装欣赏起外面的景色来。我的脑子里能够想像出路边的电线杆飞速向后闪去的情形。“你注意到没有？”我冒险地说，“好像我们的车没有动，是外面的树在动。”

    “这是常有的现象。”

    我把脸从窗口转过来，朝着姑娘，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默默无语。“你的脸真有趣。”我变得越发大胆了，然而，这种评论是不会错的，因为很少有姑娘不喜欢奉承。

    她舒心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宛若一串银铃声。“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她道，“谁都说我的脸漂亮，我都听腻了！”

    啊，这么说来，她确实长得漂亮！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大声道：“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啊。”

    “你真会说话。”她说，“不过，你干吗这么认真？”

    “马上你就要下车了。”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谢天谢地，总算路程不远，要叫我在这里再坐两三个小时，我就受不住了。”

    然而，我却乐意照这样在这里一直坐下去，只要我能听见她说话。她的声音就像山涧淙淙的流水。她也许一下车就会忘记我们这次短暂的相遇，然而对于我来说，接下去的旅途中我会一直想着这事，甚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难忘怀。

    汽笛一声长鸣，车轮的节奏慢了下来。姑娘站起身，收拾起她的东西。我真想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长发散披在肩上？还是留着短发？

    火车慢慢地驶进站。车外，脚夫地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车门附近传来一位妇女的尖嗓音，那想必是姑娘的姨妈了。

    “再见！”姑娘说。

    她站在靠我很近的地方，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撩拨着我的心房。我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发，可是她已飘然离去，只留下一丝清香萦绕在她站过的地方。

    门口有人相互撞了一下，只听见一个进门的男人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声“对不起”。接着门“砰”地一声关上，把我和外面的世界隔了起来。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列车员嘴里一声哨响，车就开动了。

    列车慢慢加快速度，飞滚的车轮唱起了一支歌。车厢在轻轻晃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摸到窗口，脸朝外坐了下来。外面分明是光天化日，可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漆黑！现在我有了一个新旅伴，也许又可以小施骗技了。

    “对不起，我不像刚才下车的那位吸引人。”他搭讪着说。

    “那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着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注意，”他听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不过她的眼睛我倒注意了，那双眼睛长得很美，可对她毫无用处——她完全是个瞎子，你注意到了吗？”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一声不吭

【德国】海园里希·伯尔^【注】

一

下班后，我在长途电话交换站的出纳处领了工资，将钱装进一只信封，给妻子写了张便条：“我想明天见你，两点钟以前再给你打电话。”我把纸条塞进信封，用舌头舔舔涂了胶水的封口，犹豫了一会，又把钱抽出来，将一张十马克钞票放进大衣口袋，在纸条上添了两句话：“我拿了十马克，明天还你。吻孩子们，弗雷德。”

我快步跑到一家卖炸香肠的小店的遮雨篷下，买了一份炸香肠换开了那张十马克钞票，我一面嚼着香肠，一面往小店后墙上那面大镜子里望去，第一眼差点没认出自己来。看到那顶破旧的巴斯克小帽和我那张灰白的瘦脸，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外表同那些到我家来向母亲兜售杂赁的商贩一模一样了。我小的时候，曾多次给小贩开过门，母亲从来不悲心将他们拒之门外。家里只要还有一片面包、一点钱，她准会把它们送给他们。我还清楚记得，小时候我晚上躺在床上，经常听见父亲一进家门还没走到餐室就大发雷霆。在这场可怕的吵闹中，母亲几乎总是一声不吭。

我咬着热香肠，牙龈被烫得疼痛难忍。从对面的镜子里，我看到了我的帽子、我那张灰白的瘦脸和一双阴郁的眼睛，我同那些小贩是多么相似啊！

五分钟后我从公共汽车里下来时，雨仍在下着，我跑到屋檐下按门铃，一个女佣人替我打开门，她温和的褐色眼睛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

我双手捧着杯子，一边喝着滚烫的咖啡，一边对着小贝萨姆那张健康的脸，慢慢讲述着分数运算法则，心里却很清楚，这样做完全是徒劳。小家伙很可爱，但是笨得出奇。

“克莱门斯拉丁文考试得了二分。”小家伙忽然盯住我说。

我不知道他是否察觉到我的吃惊神情，他的话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儿子的回忆，一个男孩苍白的脸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想起来了，在课堂上，他就坐在小家伙旁边。

“很好，”我十分勉强地说，“你呢？”

“只得了四分。”他疑惑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仿佛在寻找什么。我的脸有点发烫，但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我看见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架投影机将他们巨大的脸映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看见我的孩子们被抛进一条无情的人生轨道……时间在流逝，虽然是慢慢地在流逝，但我又挣到了两马克五十芬尼。

十分钟后，我已坐在城南一间弥漫着醋味的厨房里了。一个面色苍白、有一双发黄的大眼睛的小姑娘向我背诵着拉丁字母。小女孩很用功，我也很卖力，但心里却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徒劳。一个钟头后，那个干瘦的妇人带着浓烈的醋味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看我一眼问道：“您认为她的功课跟得上吗？上次考试她得了三分，明天他们还得考一次。”

我摸着女孩枯黄的头发小声说：“她会学好的。”妇人说，“她一定得学好，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我的丈夫在温尼察阵亡了。”我瞧了瞧她，眼前浮现出温尼察火车站的景象，肮脏的火车站上堆满了生锈的拖拉机。妇人突然鼓起勇气，说出她早已想说的话：“您是否能等几天，等我有了钱……”没等她说完，我便答应了。

二

每次到水龙头前来打水，我总要下意识地看看镜子里自己这张脸：一张瘦削、历尽生活艰辛的女人的脸。我的头发还很密，两鬓却已经斑白——这是我为两个死去的孩子哀伤的最细微的标志。他们夭折时才像弗朗茨现在这么大，刚刚能在床上站立，正牙牙学语，我的痛苦又同某种庆幸交织在一起，庆幸他们早早地脱离了这苦难的生活。

当流水声由沉浊变得清脆，我知道铅皮桶已经装满，把迷失在镜子深处的目光收回来，又看了看我的脸：颧骨微微突出，我渐渐消瘦了，苍白的脸显得发黄，我考虑着今晚也许我该用鲜红色的口红。

我现在该开始与尘土搏斗了。刚一挪动柜子，剥落的石灰块便从墙上扑面弹下来。那逐渐扩散开来的石灰烟尘意味着我又得忙碌一整天。透过小房间的板壁，我听见小儿子在咳嗽，这讨厌的灰尘呛到他嗓子里去了，我感到一阵痛苦的绝望，恐惧像一团乱麻堵在喉咙里，我竭力想把它吞下去。我打开窗户，把石灰块扫在一起，用抹布把所有的东西仔细擦一遍，再把抹布漫到水里。擦完三平方米，水已经混浊不堪。

透过镜中那张脸，我仿佛看见了那两个死去的孩子。他们是孪生兄妹，是弗雷德亲手将他们的脐带剪断的。当我在阵痛中喊叫时，他就抚摸我的额头。他是开小差溜回来的，在寒气森森、散发着霉味的地下室里，当我第一次抱起双生子喂奶时，他也在我身边。那时，克莱门斯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看图画书，炮弹从我们家的屋顶上呼啸而过。

水流声又把我从沉思中惊醒，使我回到对尘土的斗争中来，我一次又一次将空桶放到木龙头细细的水流下，眼睛怔怔地望着镜子，透过那层银白色的雾，我看见我那两个孩子被臭虫咬得周身红肿，被虱子叮得体无完肤。是虱子给我的孩子们带来了死亡，他们发着高烧，小小的身体由于注射无效的针药而红肿起来，这些药全都是卫生部长表兄弟开的工厂生产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桶里的水早已满了。即便是星期天，我也得做扫除，得与尘土作斗争，多年来，我坚持不懈地与我们仅有的一间房里的尘土搏斗着。

每放满一桶水，我便向镜子投去一瞥。我的目光从镜子深处的远方回到我的脸上，这张僵死的脸冷漠地看着那无形的生活闹剧。今天是星期天，我将同弗雷德会面。从院子的方向传来一个黑人沙哑的歌声：“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不管怎样，他一声也不吭……”

这歌声穿透嘈杂的喧嚣，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节选自长篇小说《一声不吭》）

【注】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二战后作家，是“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家。

【作品简介】二战后，西德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所谓“自省”时期；反映在文学上，则形成了“战后文学”（亦称“废墟文学”）。《一声不吭》就是这种“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发表于1953年，通过一对中年夫妇的婚姻悲剧，把小市民们穷愁潦倒的生活和苦闷彷徨的心理描绘得有声有色，从而展示了一幅二次大战后西德人民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的阴暗凄凉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