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报告发现，在创业方面，方便与家人团聚（63.2%）和看好国内发展潜力（56.6%）是海归回国创业的两大主因。此外，容易获得亲戚、朋友等社会网络的支持、国内创业环境好、持有专利技术及相关领域国内市场前景好依次占比33.8%、29.4%、18.4%。

    从初始创业时间上来分析，76.4%的海归从2015年至今开始创业。课题组认为，如此高的比例与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出台创新创业的支持政策密切相关。

    在行业分布上，海归们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其中，创业者创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信息科技和产业、通信、电子及互联网行业，占比近1/5。

    海归创业选择的城市中位居前5位的分别是北京（24.3%）、上海（8.1%）、成都（6.6%）、广州（5.9%）、武汉（4.4%），这5座城市几乎吸引了半数创业海归。创业所在地域呈现“一线城市为主导，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的基本特征。

    调查显示，海归选择创业城市的理由呈多样化特征。首先，经济发展，人脉关系、环境舒适、文化多元包容性强、资源集中等原因认同度超过1/3。其次，产业基站、配套设置和人才政策。可以看到，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受海归创业者关注。

（摘编自《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观察》，2017年9月1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二：

海归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主修科目分布图

海归就业的工作岗位类型分布图

（摘自《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材料三：

    据媒体报道，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近期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仍是海归创业首选城市，成都、武汉等特色城市吸引力渐显。

    海归创业人才往往有着高学历、高科技、高能力等特质，他们是中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生力军。能否有效吸引海归创业人才，既说明城市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直接体现着城市竞争力、美誉度、营商环境等综合实力。

    一直以来，凭借基础设施、公共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北上广深”是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的首选。加之这些城市往往在人才政策方面有突破之举，对海归创业人才的吸引力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为了吸引人才，近期不少城市出台新政策，频放“大招”。四川成都提出，将改革人才落户制度，实施“蓉漂”计划，推行“先落户后就业”；未来5年，湖南长沙将投入百亿元，以留住大学生、吸纳创新者、引进“海归派”、培养“土专家”，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在长沙就业创业；湖北武汉将率先出台大学生最低年薪标准，力争5年留住百万名大学生。

    这一轮密集出台的引才新政，主要围绕户籍、住房、收入等实现重大突破，城市求贤若渴的态度可圈可点。然而，对于创业地点选择的重大决定，户口、房子、收入等因素并不能“包治百病”。一方面，对优秀人才来说，房子、户口和资金补贴并不是关键因素，他们更期待的是创业平台、发展空间与市场环境。另一方面，随着海归中80后、90后日益成为主体，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受海归创业者关注，环境舒适、文化包容性等成为他们考量的重要因素。

    要想吸引海归创业人才，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应该发挥自身特长，想人才所想，练好内功。关键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将当地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做大做强产业链。武汉、西安、南京、成都、沈阳等地区中心城市，高校集中、产业基础雄厚，充分发挥特色产业的作用十分关键。这就要求改变体制机制、出台更多政策，在消除有形的户籍门槛的同时，逐步形成有吸引力的教育、医疗、营商环境及城市环境等，为人才提供宜居、宜业、可施展才华的空间，真正让海归人才落地扎根、开花结果。

（选自罗旭《吸引海归创业关键要找准城市定位》，2017年9月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春节上映的国产科幻片《流浪地球》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因为原著作者是刘慈欣，因为主演是吴京，更因为这是一部以大片标准呈现的中国原创硬科幻。《流浪地球》将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前沿的科技“无缝对接”，并用高密度的细节把这两大板块铆牢 ， 宇航服、强化外骨骼、行星发动机等细节的设定完全不输给《环太平洋》等海外大片，片中地球坠入木星时的大气流失逸散，空间站中的重力变化，也都有相对严谨的表现。

    “这个梦想已经很久了。”刘慈欣曾说，“我最想做的莫过于把我写的小说拍成电影，哪怕就一部。”作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小说拉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作家，他面对中国电影工业时却曾经无力。原因很简单，科幻电影往往代表了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作为一种类型片，科幻电影还原并视觉化科幻理念，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更需要参与者对科学有足够的理解，而中国科幻的银幕呈现一度并不尽如人意。《流浪地球》弥补了此前中国原创科幻电影因欠缺科学逻辑而导致的硬度不足的最大短板。

    《流浪地球》是一部硬科幻电影，也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它表现的亲情观念、英雄观念、故土家国情怀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影片故事中，因为太阳加速老化，将要吞没地球，于是地球上建起了许多行星发动机，将地球加速到逃逸速度飞出太阳系。“为什么不建造飞船飞离地球？”无论是原著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海外电影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影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关乎科学设定，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家园的理解。导演郭帆说，将地球带走，“带着家园流浪”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不一样的属于中国的科幻大片。

    对故土的眷恋，在影片中通过一家祖孙三代在灾难面前的选择体现出来。吴孟达扮演的姥爷看上去谨慎得有些懦弱，却为了外孙、孙女牺牲了自己。吴京扮演的航天员父亲为了任务十多年没有见到儿子，倔强的他和叛逆的儿子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却最终两代人合力完成了保住地球家园的使命。在飞出太阳系的科幻背景下，传达的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最刻骨铭心的主题——回家。

    观众会发现，在这些平时含蓄而内敛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着东方式亲情的默契——他们彼此依赖却并不表现出来，小心地保有着一份温度。这样的温度激发了对家国责任的热度，灾难面前，没有超级英雄，每个平凡人都是英雄。

    对于科幻类型片而言，《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投石问路。它的走红，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硬科幻为根本，用本土文化意义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展现我们对未来和世界的思考，才能突破好莱坞式科幻的既有审美，才能以中国气派打开新的科幻空间。

    （取材于王磊的文章）

    材料二：

    科幻文学一般分为软硬两类。如果把软科幻放在坐标系的左侧，最左端的，应该是类似《哈利·波特》这样的作品。《星球大战》之类的作品也是典型的软科幻，尽管有了太空与科技的元素，但仅仅是作为背景而已。科学技术深度参与到情节发展中，故事发展受科学规律制约的作品，则属于硬科幻。刘慈欣的《三体》等小说，在科幻的坐标系中，已经接近最硬、最技术化的一端了。

    人们对硬科幻有两种误解：一种是只要不符合现有技术，就是伪科学。另一种误解是只要是科幻，随便怎么“幻”，都是可以的。把科幻的“科”，等同于现有技术，这会压抑科幻的空间。而把科幻的“幻”当作了奇幻的幻，又会降低硬科幻的质量与魅力。“科”与“幻”应有边界，遵循一定的范式，从而达到逻辑上的合理与自洽。幻想的对象可以是新发现、新技术、新规律。除了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之外，也可以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幻想。幻想不必符合现有科学原理，但却要整体自洽，符合文学作品的整体世界观。硬科幻，不但有作为“幻”的构想的新技术，还有作为“科”的技术推理过程，后者是硬科幻文学独具的审美魅力所在。科学上要合理，不等于一定不脱离现有技术，但如果技术过程是已知原理主导的，则要求过程有科学上的合理性。比如，在《三体》中，用核弹推动光帆飞船，虽然人类的技术现在达不到，但对于其中光压、冲量等科学原理的阐释是合理的。

    当然，科幻文学毕竟不是论文，自洽与合理都可以有例外。“科”范畴的推理过程，可以退而求其次，达到“接近合理”即可。所谓接近合理，即需要查资料、动笔推算，才能发现瑕疵，这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望即知的低级错误，硬科幻文学应该尽量避免。“科”范畴的技术设定作为基础框架，可以免于审视。比如，时间穿越这个技术设定，作为科幻文学作品的初始逻辑基础，应该免于审视，否则，多数作品都无法成立。影片《流浪地球》最主要的框架是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这也存在地球地质结构经受不住、发动机推力不足等问题，但这属于小说的基础框架、逻辑起点，应该免于审视。作为背景的经济、社会设定是可以忽略的。如《流浪地球》的超级工程是否会引发经济的崩溃，抽签是否符合道德等议题，就可以免于审视。

    刘慈欣说：“所谓科幻的思维方式，是指要把整个世界构建在一定的科技层次之上，这个世界是自洽的，是有一套自我逻辑的。”他的小说对硬科幻的原则遵循得非常好，既恢弘瑰丽，又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技术细节，已经是世界顶尖水平。可以想见的是，未来这些作品改编成电影，在“幻”的自洽性与“科”的合理性上，都会有值得期待的表现。

（取材于《新京报》的文章）

材料一：

    （本社讯（记者袁于飞））我国2000年建成了北斗导航实验系统，这是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告诉记者，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是一个区域系统，由三颗卫星提供区域内的定位服务。虽然只有三颗卫星，但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在海上定位也可达到二三十米的精度，它是一个双向定位系统。双向授时，可以达到20纳秒，比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授时精度要高，GPS承诺的是50纳秒。还有短报文功能，短消息可发60字，利用双向通信的特点进行调制。”刘经南说，“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建立以后，在大地震、泥石流等救灾过程中得到应用检验，比如汶川大地震中的救灾。在海洋渔业中也有很多用途，比如位置监控、安全救援。它可以与地面移动通信进行互联互通。北斗的船舶入网当时已经有5万多个，手机用户10万余个。”

    现在我国推广应用的是北斗二代卫星系统，它由14颗卫星组成。刘经南表示，北斗导航系统在亚太地区内导航系统标准服务的定位精度在10米左右。同时，它可以根据用户需要提高定位导航服务的精度，达3米左右。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它的短报文通信功能一次可以发送120字，并可与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进行互通。

“卫星上天，重点在于应用，我国北斗卫星系统可用性和连续性指标超99.9%。”刘经南介绍，“2012年底，第二代北斗卫星系统正式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运行4年多来，系统保持了连续运行，可用性指标实际上达到了99.99%以上，连续性达到了99.986%。”

    “我国北斗的应用非常广泛，现在主要在汽车领域大规模应用，涉及汽车制造业、汽车电子制造业、车载信息服务商，还有面向智能交通的设备制造业及服务商。北斗将来还可跟用户的车辆定位需求结合起来。”刘经南举例说，现在装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交通运输车辆约有380万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万量级，车辆运营状态都可以实时上传至互联网上，实现实时监测。

    “‘互联网+’时代，卫星数据在云端，用户在网上，北斗卫星系统与新兴信息网络系统跨界融合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刘经南表示，北斗位置服务将实现跨界融合，包括跨系统融合、跨地域融合等。

    刘经南说：“我国将重点推动‘互联网+北斗’的空间位置服务产业。比如北斗系统与蓝牙、宽带移动互联网、有线互联网、窄带物联网等融合，使北斗时空信息传输更快、位置更精确、图像更清晰、用法更巧妙。有了北斗系统，我国的无人驾驶也可能加快实现。”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6日）

材料二：

    2012年4月30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箭双星”，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中国第十二，第十三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顺利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北斗二代作为我国服务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已成为代表中国的国家名片：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是世界上第三个提供运行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可服务5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北斗系统是联合国确认的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北斗已进入国际海事、国际民航和国际移动通信组织标准体系，国际主流的手机芯片已支持北斗功能……“稳步推进北斗系统走出去”，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北斗已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合作项目，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摘自《经济日报》2017年2月3日）

材料三：

    2月21日，88岁的孙家栋院士在北京燃气集团考察时表示，北斗二代应用和北斗产业化在面临着新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最佳历史机遇期，中国的北斗在北京市政公用领域的应用不断突破，为开创北斗“天上好用，地上用好”新格局做出了贡献。

    北京燃气集团总经理表示，3年多来，北京燃气集团将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引入到施工管理、运行、泄漏及防腐层检测、应急抢险等各领域和环节，极大地强化了燃气管网管理的精细度和深入度，从本质上提高了管网建设和运营的能力。

    北斗系统将于2018年率先覆盖“一带一路”国家，2020年覆盖全球。随着北斗组网的推进，下游行业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当前，卫星导航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趋势，“北斗+”时代正在到来。

（选自人民网《孙家栋院士：北斗应用迎来最佳历史机遇期》2017年2月22日）

    材料一：

    未来5G应用有三大场景——增强型移动宽带，海量物联网，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增强型移动宽带是为了发挥5G传输速率快与网络连接容量大的优势、满足人们对多媒体产品与服务等的接入需求与消费。通过这样的提升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佳的消费享受和体验。当前因传输速率和低时延性达不到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移动设备会借助5G提高性能。

    与增强型移动宽带不同，后两者所带来的应用场景才是未来创新产业业态、创造就业岗位和贡献大量经济价值的支点。5G通过支持高密度的终端接入，促使海量物联网应用。据IHSMarkit对农业、交通运输、制造业等16个产业的评估测算，到2035年，5G在全球创造的潜在销售值将达到12.3万亿美元，占全球实际产出的4.6%。5G可实现精准分析、匹配海量数据，同时对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低延时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这使得很多智能型应用场景得以顺利实现。以车联网为例，如果道路交通中所有设备之间能实现低时延的通信，那么汽车的安全距离就能缩短，从而提高驾驶的安全性。

    （摘编自金雪涛《5G：引领社会新发展，打造经济新动能》）

    材料二：

    伴随着5G技术的逐渐落地应用，未来将会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马源。他认为，从2G到4G技术更迭历程看，都增强了网络能力，带动了速率提升。对比之下，5G拥有全新的移动通信系统架构，能力上可提供至少十倍于4G的峰值速率、毫秒级的传输时延和千亿级的连接能力。与此同时，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能力也在倍增，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可以从海量数据中萃取洞见。这些技术的叠加融合为传统产业在研发、生产等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一方面，可以为各行业提供高清视频、无人机、机器人等通用能力；一方面，与各行业具体场景结合起来，可产生海量新兴融合应用，如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可以预期，5G将促进人类交互方式再次升级，为用户提供3D超高清视频、浸入式游戏等更加极致的业务体验；与医疗、汽车等行业融合渗透，很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管理、抄表、应急处置等行业结合起来，也将进一步改善社会治理方式。

    （摘编自马源《5G商用时代来临》）

    材料三：

    目前5G商用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但仍有一些发展难题。从网络基础设施上看，关键网络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和网络支撑是5G技术商用的前提之一。因此，要继续深入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提升网络的整体质量。此外，在高频、中频、低频等频段上配置足够的频谱资源，对频谱重耕等问题做全方位的考量，才能合理化解用户担忧。其次，5G技术以用户体验为导向，其万物互联的特点决定了不同终端的不同需求，个性化、定制化的应用要求企业转变传统思路，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加主动、及时、智能地满足不同行业的多样化需求。另外，政府要及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以监管大量的新兴业态。

（摘编自《5G时代，将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属的冠状病毒，研究显示其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同源性达85%以上。该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已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只是其传播力较弱。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李兴旺指出，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载量可能比较少，传播力会较弱，多是在和病人接触较多的情况下发生的，尤其是家庭聚集性感染比较明显。

    人群普遍易感，儿童也不例外。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轻型患者仅表现为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表现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

    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尤其是联合使用广谱抗菌药物。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体温恢复正常3天以上、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1天)。

    治愈者仍有再次感染的风险。中日友好医院肺炎防治专家组组长詹庆元指出，从一般规律看，病毒感染后人体会产生抗体，但有的抗体持续时间不长，痊愈的人仍应加强防护。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邱海波指出，从临床经验来说，康复期的病人没有传染性，出院的病，人没有传染性。

    （摘编自《新冠肺炎的30个真相》，《人民日报》2020年2月7日)

    材料二：

    下表为新型冠状病毒在不同情况下的存活时间。

    (数据源自《新型冠状病毒在不同情况下能存活多久？》，微信公众号“大医同盟”2020年2月12日)

    材料三：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2日6时，该国共确诊了15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有5例已被治愈。此外，在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12名澳大利亚籍乘客被确诊为断冠肺炎。针对新冠肺炎引发的歧视事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多名政界人士都进行了谴贵。

    澳首席医疗官墨菲就针对该国对华裔的偏见及歧视行为表示“我们非常担心排外心理以及任何形式的种族定性，这种做法相当可恶。澳大利亚人没有理由回避任何特定背景或外貌的人。”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亨特也承认，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国许多华人社区面临“挑战”和“困难”，他说：“澳大利亚出现了歧视性的报道，我坚决谴贵此类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卫森对该国华人社区应对疫情的反应表示支持，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华人社区已经做好了应对这一挑战的准备。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Ashfield、BoxHill.Hurstville还是在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区，我想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时，该国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也表示，不能容忍种族主义抬头，他说：“任何针对澳大利亚华裔的种族歧视语言或行为都绝不能被容忍，必须予以制止。”

(摘编自《澳国内已确诊15例新冠肺炎病例政界人士谴责歧视》、《中国新闻网》2020年2月12日)

1.非连续文本阅读

历史的车轮行过辽阔大地，总能在某些特殊拐点留下难以磨灭的辙痕。打开神州地图，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看见无常的风云变幻，又可以在岁月长河磨洗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图腾。

盘点沿革至今与远古传说关联的地名，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与大禹治水的故事关联的特别多。今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禹王台区，因著名古迹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又称古侯台，最初与大禹并无关系，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称此台为“吹台”。自元朝以来，开封屡遭黄河水患，到明嘉靖二年（1523年），人们于古台之上建禹王庙，为其供奉香火，才有了“禹王台”这个名称。

以知名度而论，杭州绝对算得上“顶流”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地名的由来也与大禹有些渊源。杭州古称临安、钱塘、武林、杭城等，但它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叫余杭。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说“余杭”本为禹杭，因大禹在此治水而得名，后转讹为余杭。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也有学者认为，“余杭”系百越语地名，和大禹是否在此治水无关。

打开河南省地图，在洛阳、焦作、新乡这三座城市下辖的区县里，会发现有不少地名皆因3000多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武王克商之役而诞生。周武王率大军行至黄河北岸一处渡口时，举行了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阅兵仪式——“盟津观兵”。武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带有军演性质，熟悉地形与路线，预先作好部署，以便日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诸侯在此会盟，约定日期，今后于此会合誓师打响灭商的最后一战。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盟津”究竟在什么位置呢？今天地图上有两处地名与此皆有渊源，一处是河南洛阳市下辖的孟津区，另一处是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相距大约60千米。 

公元前1046年，周军与诸国部落组成联合军，渡过盟津，东进伐纣。如今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下辖的武陟县之名，与这场大进军有关。此地因是周武王进军克商、提牧野之师、兴兹土之地，遂名“武陟”。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陟”有登高之意，认为可能是武王进军途中在这里登上一座高山而命名。

大军向商王都朝歌不断推进，在决战打响之前，周武王作《牧誓》进行全军总动员，随后于朝歌城外的牧野与殷商展开最后决战。当时都城朝歌由内而外的位置分别以城、郭、郊、牧、野来称呼。“牧野”指的是都城郊外的地方。但牧野之战后，人们但凡见到此地名，联想到的却是这场决定商亡周兴的命运之战，以及发生决战的那一片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河南省卫辉市。

灭商后，周武王罢兵西归，我们也跟随武王回师的路线，将目光再转回洛阳地区。与孟津区毗邻、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偃师区，其名同样源于这场战役。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首次载其名之源：“偃师，武王伐纣，回师息戎，遂名偃师焉。”

西周时，统治者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至今，在中原大地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今天河南省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市的来历，就都与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郑国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初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地名称其国。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颖（济水、洛水、黄河、颖水）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

西周王朝还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随、蔡、蒋、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来头最大”的大概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蔡叔。可惜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

先为楚灭，而后幸运地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就在今天河南省驻马店市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

秦统一六国后，改分封设郡县，此后近百年间诞生的一系列地名，绝大多数与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政治强人有关。今河南省洛阳市下辖的新安县在秦时属战略要地，秦始皇给地名取“安”字，有长治久安之寓意。我们再来看河南省新乡市下辖的获嘉县。仅凭地名，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它的由来与一场千里之外的叛乱有关。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宰相吕嘉起兵反汉，后被汉伏波将军路博德诛杀。汉武帝出巡行至汲县新中乡时，正好收到献来的吕嘉首级，武帝大喜，改新中乡为“获嘉县”。

丰富多彩的神州地名里，三国这个时代自然也有巨大贡献，例如今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魏都区和建安区。前者是1986年2月设立的，命名由来也比较好理解，曹丕称帝后，定都洛阳，又设了4个陪都，曾经曹操王霸之业的“起飞点”许昌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建安区，是2016年11月才改的名，意在纪念许昌建安文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唐时，武则天称帝后曾驾临嵩山，并亲登太室山封中岳之神，她将少室山下的阳城县改为“登封县”，年号改为“万岁登封”，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今河南省登封市。河南省灵宝市之名也是唐玄宗因个人崇信道教，喜得“灵符”后御赐。从远古到现代，留在神州版图上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地名，可以说是几千年风雨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见证。这些名称从诞生到演变乃至含义发生变化，折射出的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与人文精神。

（摘编自国家人文地理《华夏青史的地理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