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张纸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最后一辆搬运车离去了；那位帽子上戴着黑纱的年轻房客还在空房子里徘徊，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没有什么了。他走到走廊上，决定再也不去回想他在这寓所中所遭遇的一切。但是在墙上，在电话机旁，有一张涂满字迹的小纸头。上面所记的字是好多种笔迹写的：有些很容易辨认，是用黑黑的墨水写的；有些是用黑、红和蓝铅笔草草写成的。这里记录了短短两年间全部美丽的罗曼史。他决心要忘却的一切都记录在这张纸上——半张小纸上的一段人生事迹。他取下这张小纸。这是一张淡黄色有光泽的便条纸。他将它铺平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俯下身去，开始读起来。

首先是她的名字：艾丽丝——他所知道的名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因为这是他爱人的名字。旁边是一个电话号码，15，11——看起来像是教堂唱诗牌上圣诗的号码。

下面潦草地写着：银行。这里是他工作的所在，对他说来这神圣的工作意味着面包、住所和家庭，——也就是生活的基础。有条粗粗的黑线划去了那电话号码，因为银行倒闭了，他在短时期的焦虑之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工作。

接着是出租马车行和鲜花店，那时他们已订婚了，而且，他手头很宽裕。

家具行，室内装饰商——这些人布置了他们这寓所。搬运车行——他们搬进来了。歌剧院售票处，50，50——他们新婚，星期日夜晚常去看歌剧。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最愉快的，他们静静地坐着，心灵沉醉在舞台上神话境域的美及和谐里。

接着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一个曾经飞黄腾达的朋友，但是由于事业兴隆冲昏了头脑，以致又潦倒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得不远走他乡。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现在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中 出现了一个新东西。一个女子的铅笔笔迹写的“修女”。什么修女？哦，那个穿着灰色长袍、有着亲切和蔼的面貌的人，她总是那么温柔地到来，不经过起居室，而直接从走廊进入卧室。她的名字下面是L医生。

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亲戚——母亲。这是他的岳母。她一直小心地躲开，不来打扰这新婚的一对。但现在她受到他们的邀请，很快乐地来了，因为他们需要她。

以后是红蓝铅笔写的项目。佣工介绍所，女仆走了，必须再找一个。药房——哼，情况开始不妙了。牛奶厂——订牛奶了，消毒牛奶。杂货铺，肉铺等等，家务事都得用电话办理了。是这家的女主人不在了吗？不，她生产了。

下面的项目他已无法辨认，因为他眼前一切都模糊了，就像溺死的人透过海水看到的那样。这里用清楚的黑体字记载着：承办人。

在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埋葬事”。这已足以说明一切!——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棺材。

埋葬了，再也没有什么了。一切都归于泥土，这是一切肉体的归宿。

他拿起这淡黄色的小纸，吻了吻，仔细地将它折好，放进胸前的衣袋里。

在这两分钟里，他重又度过了一生中的两年。

但是他走出去时并不是垂头丧气的。相反地，他高高地抬起了头，像是个骄傲的快乐的人。 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尝到一些生活所能赐予人的最大的幸福。有很多人，可惜，连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过。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揿她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奔丧

    王魁还是在他娘升天的那一年回的老家。屈指算来，他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故乡黄泥湾了。爹虽然老了，但没有老到犯糊涂的份儿上。就这几个手指头，他掰得过来。

    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给宝儿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怎么跟他说呢？”

    “就说我不行了，要见他最后一面。”

    王魁的几个姐姐分别叫王凤、王琴、王芳，爹叫了她们半辈子王凤、王琴、王芳。王魁有大号，可爹偏不叫，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爹还宝儿宝儿地喊他。王魁出生的时候，爹已经四十七岁了，娘四十五。这么大年龄结出个老秋瓜，怎么不是个宝儿呢？

    王魁跟头流星地从广州赶回来。一进院子，他就丢了行李，长嚎一声，“爹啊”，救火似的往爹的卧室冲。

    按照女儿们事先的安排，王魁进来以后，爹只能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哼几声，然后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坐起来，和王魁拉呱儿……可是爹憋不住。爹双手一撑，竟然呼啦一下直起腰，一把抱住王魁，大声地说：“宝儿，宝儿，俺的宝儿……”

    这个戏至此彻底演砸了！

    王魁从爹的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比锅底还黑。王琴递给他一杯茶，他劈手接过来，掼了个粉碎；王芳递给他一块馍，他也摔在她脚边；

    王凤也黑了脸，喝道：“王魁，你疯了吗？”

    王魁吼道：“我疯了，我就是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忙得吃饭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老板死活不批假，我是赌气辞职回来的。”

    王芳嘀咕：“不就是打个工吗？以后再找活儿，还能找不到？”

    王魁一下子蹦到王芳面前，手指着她的鼻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三年，从小工到主管，我容易吗？小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才三千元，主管一个月一万多，你知道吗？你去给我找个主管的活儿试试！”

    王芳吓哭了，躲到了王凤身后。

    王琴气恼地说，爹五年没见你，能不想你吗？

    王魁说：“想我，看看照片行不行，打打电话行不行，把他送广州去一趟行不行，非得让我回来？我哪个月不给他汇钱？他缺吃缺喝缺穿了？”

    王凤想再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们鱼贯走进屋，走进爹的卧室，围坐在爹的床边。显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爹尽收耳底。爹浑浊的眼泪像雨天屋檐滴水似的纷纭落下来。王凤给爹擦眼泪，爹的眼泪没擦干，她自己的眼泪反倒流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王魁说:“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想收回辞职报告。老板同意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上班。”顿了顿，王魁又说，“明天一早，我就走。”

    爹一口饭含在嘴里，不嚼了，呆呆地看王魁，嚼得半碎的饭粒一点一点从嘴角掉出来。

    三个姐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了头，默默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魁就背着行李，要离家远行。王魁向爹辞行，院内院外，却没有爹的影子。姐姐们簇拥着他，把他送出村庄。

    回到家，天大亮了。王芳清扫爹的卧室，王凤和王琴去厨房准备早餐。王芳发现，爹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宝儿，爹对不起你，今后不再拖累你了。王芳还发现，爹的床上，堆着一摞红彤彤的百元钞票，钞票下面，也是几张打开的烟盒。她把烟盒抽出来，只见每张烟盒的背面，都写着一行行日期和几百、上千不等的金额。

    王芳凄厉地喊:“大姐，二姐！”

    王凤和王琴应声而入，接过烟盒一看，都慌了神儿。王凤哽咽着说:“快，快，给王魁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在外打拼还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

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选自《中外读点》）

推磨

高军

    朱大爷老两口看到胡同志住进来后很担是非儿，见了面总是笑着打招呼。这些日子，和同志们接触多了，朱家人也早已没有了任何拘束。现在整个沂蒙山区正在春耕备播，老百姓都在忙农活儿。胡同志也是忙得脚不沾地，要么出去一天不着家儿，要么招来一些人商量事情。大家都各忙各的，相互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这里的风俗堂屋是主屋，胡同志被安排到家里来住，朱大爷老两口一直想把他让到堂屋里住。胡同志看到西屋虽然低矮.但里面东西并不多.就坚持住了西屋。从西屋门里就能看到左前方的堂屋西窗下那盘磨，磨眼圆筒状向天空敞开着，磨台周边凸起一层边沿儿，只有正南方留出了一个稍微向前伸出的石嘴儿，方便从这里向下刮煎饼糊子。沂蒙山区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都有一盘磨，用来磨糊子然后在鏊子上烙煎饼的。

    其实，胡同志是带着重大使命来解决山东分局和115师一些关系问题的，所以非常忙。他经常到深夜还不休息，在灯下一会儿皱眉思索，一会儿奋笔疾书，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活动一下腰身，然后又坐下了。

    第三天鸡还没叫，窗外漆黑一团，沉睡中的胡同志就听到院子里有了动静，他抬头从窗棂里向外看去，影影绰绰看到是朱大爷和朱大娘每人抱着一根磨棍已经开始推磨了。他两眼辣辣的，连着打了几个哈欠，应该是自己刚睡着才不长的时间。但是磨盘有规律转动的咕噜咕噜声和两个人杂沓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在黎明前的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他知道自己想再休息一下已经不可能。于是他也就起来了，他小声制止随行同住的警卫人员起床，打开门走出去。

    朱家老两口停下了脚步：“哦，把胡同志聒噪醒了吧？”

    他赶紧说道；“不是，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怎么这么早就起来推磨啊？哦，是了，农活忙了，早干完家务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哟。”

    “是啊，三春大忙时候，都这个样子。”老两口不好意思地笑笑。

    “来，我推一会儿，”胡同志说着就接过了朱大娘的磨棍，推起来，“你来添磨吧。”

    朱大娘一会儿往磨眼里添上一勺地瓜干糁子，磨台上的糊子就逐渐多起来。

    胡同志和他两人继续说着话：“我们老家那里也有磨，只是形状不太一样。还有一个花鼓戏专门唱磨豆腐，怎么唱来？哦，这样——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哈哈哈。”老两口被逗得大笑起来。

    一边推着磨，胡同志一边了解村里的各种情况，并征求对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意见，老两口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事主要在东家，老百姓哪能有不欢迎的？”

    太阳从东边露出红红的脸，一大瓦盆地瓜干糁子磨完了。

    白天，分局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表态说：“我们马上安排有关干部和朱大爷老两口谈谈，让他们不要这么早就推磨，以免影响胡服同志休息……”

    他使劲摆摆手，笑道：“千万不要小题大做，群众都忙于春播春种，起早贪黑干完家里的事，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呢，何况也没有影响我休息，反而让我听到很多真心话，你们绝对不要去说这个事儿。”

    翌日一大早，胡服又在那个时辰醒来，可是院子里推磨的声音并没有响起来。他感到很奇怪，就悄悄地起来走进院子，来到作为厨房的东屋，只见泡好的地瓜干糁子还静静地在那里，于是他回到西屋，轻轻叫起警卫员：“来，咱们推磨去。”

    他们一人抱起一根磨棍，咕噜咕噜推起来，走几圈胡服就往磨眼里添上一勺瓜干糁子，不一会儿就推下糊子来了。这时候，朱大爷老两口急火火走出堂屋门：“这可使不得，胡同志！俺这不是想让你和同志们多眯一会儿，怎么……唉……”

    “你们都能起来，我们怎么还要多睡，真的不用见外哟。”他一边说着，一面继续推着磨，脚步显得更有劲，“那个歌子怎么唱来？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大家都爽声大笑起来，气氛是那么融洽。

    多年后省里有个下乡演出活动来到村里，有个来看演出的青年人竟然很有韵味地念白道：

    “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演员们很奇怪：“啊，这是湖南花鼓戏《磨豆腐》啊，在咱们山东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俺爷爷过去经常这样念叨，我小时候就学会了，他说当年有个叫胡服的革命同志住在俺家里，从他哪里听来的。”

    演员们明白了：“哦，原来你们家里住过大人物啊。”大家笑着告诉他胡服的真名是谁，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啊哟，原来是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