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调查发现，82.55%的高校有报纸；84.29％的高校有广播；46.07％的高校有新闻网；71.2％的高校有通讯社；45.9％的高校有电视台；39.62％的高校有新闻类杂志；87.26％的高校有微信公众号；72.25％的高校有微博。可见，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发展迅速，跃居第一位。报纸、广播、微博等紧随其后。

    对比中国高校传媒联盟2011年发布的《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的数据，传统校园媒体数量均有缩减。其中报纸下降8.95％，广播下降5.91％，电视台下降12.1％，新闻类杂志波动最小，下降0.33％。传统的校园媒体形态中，仅通讯社类校园媒体呈上升趋势，上升1.6％。

    相比其他类型的校园媒体，校园电视台需要的技术、资金投入较多，专业性更强，普及率相对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显示，64.57％的校园媒体有独立的视频生产能力，生产的视频类型最主要的三种为文艺娱乐类（74.32％），新闻类（61.08％），谈话类（42.16％）。

    调查发现，融合型校园媒体大幅增加。在此次调查中，4.19％的校园媒体组织仅有一种媒体形态，其他校园媒体组织均具有一种以上的媒体类型。而在《2011年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单一类型的校园媒体组织占总数的76.7％。

    数据显示，39.92％的校园微信公众号在2013年以前成立，16.53％在2013年成立，2014年到达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的高峰期，比例为24.6％；2014年以后，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趋势减缓，2015年成立的校园微信公众号为13.91％，2016年仅为5.04％。

    移动互联网的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校园媒体顺势转型，通过开通微信公众号等新的媒体形态寻求长远发展。在已经建立了微信公众号的校园媒体类型中，92.37％的通讯社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7.65％的纸媒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2.86％的电视台有微信公众号，广播（电台）有78.02％，网站有76.32％。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

材料二：

    现在的大学生人手一部手机，几乎是手不离机。绝大部分大学生从新媒体平台中获取最新信息。

    校园市场将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大学生是“下一代消费者”，是未来的消费主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布局下一代消费者、保持品牌的持续年轻态。从2013年开始，广告主数量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量率。2016年，校园广告主数量达95万个，预估2017年会达到120万个，随着消费升级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未来进行校园营销的企业将会持续高速增长。

    然而，传统媒体并不能高效地满足“企业进校园”的需求。高校新媒体的出现，部分解决了这一困扰，但投放效果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70%的高校新媒体主要通过软文广告来实现盈利，在当下的高校品牌营销，软文投放并不能完美地解决企业营销诉求。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新媒体蓝皮书》）

材料三：

    当前一些校媒的“媒体融合”只能算作“多媒体合作”，并没能按各类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优势进行深度融合，没有丰富受众的信息获取体验，反而不少受众产生了信息雷同的阅读疲劳。

（摘编自左军《全媒体时代校园媒体融合发展状况研究》）

材料四：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具有很多优势，如传播速度快、传播成本低、互动性强、用户参与感强等。

材料五：

材料一：

    一部顶着“1200万元”巨制名头的动画《戚继光英雄传》预告片在网上播出后，却遭到网民们一致恶评。不仅如此，13位动画业内人士也质疑投资的真实性，要求制片方还中国动画尊严。

    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6位刚毕业的大学生网友，制作了和该片一样的预告片，3D画质明显提高，但仅仅耗时三天，制作成本则是：泡面一箱，咖啡若干袋，AD钙奶4支，A4纸半包，这无疑给了劣质动画一个响亮的耳光。

    许多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的目的，不是遵循观众欣赏趣味和市场诉求，而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因此，动漫企业制作动漫片的流程一般是，先制作出批量的动漫片，然后在电视台和院线进行公关，最后到政府钱库里领赏……如此畸化的产业链，自然是功利当前，有量无质。

    动漫产业的灵魂是创新创意，这固然常要金钱的刺激和支援，但若陷入孔方兄的钱眼不可自拔，创新创意就为铜臭所污染，这样的产业，注定是泡沫化的。

（华西都市报《从<威继光>看动漫产业的“代短”》）

材料二：

材料三：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把握宣传向导，突出重大主题。围绕党的十九大、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一批优秀重点作品，继续组织推动“百部中国梦电视纪录片、动画片扶持计划”“中国梦正能量动画短片创作计划”“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等重大工程项目，超前谋划，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发挥好政策杠杆和专项资金作用、争取持续出精品、出人才。

（新浪网《高长力：2017年将推动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

材料四：

    广州最近对青少年展开一项调查——“迪斯尼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不只是“米老鼠”，更包括衣服、文具、电脑游戏、皮包连锁店、专为暑期炮制的电影大片。将近70%的孩子也知道把迪斯尼定义为“商品、文化附属产业”。

    事实上，由迪斯尼等公司主导的动漫产业，包括动画卡通、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多媒体产品等内容，正成为继IT产业之后的又一个全球经济热点。美国网络游戏业连续4年超过好菜坞电影业，成为全美最大娱乐产业，而上世纪曾以《大闹天宫》写下辉煌的中国，却沦为动漫产品的最大输入国，有统计数字称，米老鼠、史努比，Kity 猫、皮卡丘和机器猫，仅这“五位”每年就从中国卡通市场“掠走”6亿元，巨大的市场和薄弱的原创力量，将中国动漫市场80%以上的盈利源源不断地向日本、美国输送，

    中国动画要想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寻找新的灵感，比如重新发掘绵延上千年的皮影艺术，同时从美国的迪斯尼公司、日本的宫崎峻等处“拿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成功推销文化产品的运作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和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的增强，中国故事也将会推动本土动漫产业快速前行。

（新华网《中国“孙悟空”与美国“米老鼠”的魅力竞争》

材料一：

    正如农耕养殖取代狩猎采集、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是时代的必然一样，在生产力明显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加剧、技术创新支撑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共享经济的涓涓细流已经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浪潮。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所言，未来30年中的最大财富和最有意思的文化创新都会出现在共享领域。到2050年，最大、发展最迅速、营利最多的企业将是掌握了当下还不可见、尚未被重视的分享要素的企业。任何可以被分享的事物——思想、情绪、金钱、健康、时间，都将在适当的条件和适当的回报下被分享，都能以上百万种我们今天尚未实现的方式，被更好、更快、更便利、更长久地分享。在我们历史的这一刻，将从未被分享过的东西进行分享，或者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分享，是事物增值的最可靠的方式。到那个时候，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可以共享物品、信息、能源和服务；生产率极高、边际成本接近为零，所有权被使用权所代替，交换价值被共事价值所代替。

    总之，在各种市场因素的作用下，技术创新应用的步伐不会停止；同时，人们已经被激发出来的对更方便快捷、体验优化的服务的需求不可能被重新抑制。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强大需求，现代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共享经济新业态必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大趋势。

（“华景时代”共享经济：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从别人那里分享的）

材料二：“共享经济”规模（亿元）

（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了百姓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共享单车为例，它的出现时解决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使得都市中原本已被边缘化的自行车重回人们生活中。对公共交通来说，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拥堵，有利于最大化地利用公共道路。而共事汽车、共享玩具等平台的出现，有利于对社会闲置资源进行再次调配，从而让大众廉价地共享这些资源，更是“互联网+”思维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商品经济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共同促进了人们对人和物关系的观念发生改变，人们更看重使用而非占有，更多人开始思考在现代社会如何过一种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物品的生活，这是一种减量化的生活——而这正是共享经济出现的内驱动力。

    另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的困局仍然待解。

    首先是资源浪费问题。当前，虽然共享经济大打“数量战”的竞争行为有所缓解，但泛滥、堆积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恶果已经形成。据统计，去年共享单车的投放量达到2000万辆，这些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30万吨废金属。它们中有多大比例能在后续回收环节被“吃干榨尽”很难预计。

    其次是维护问题。在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地铁站口工作的某共享单车维护员老陈告诉记者，平台为节省开支，已经减少了搬运共享单车的车辆，“虽然现在投放的新车少了，但坏车变多了，总体上工作量并没有减少”。

    自共享经济出现以来，私占、私藏、恶意损毁等现象时有发生，而相关运营平台在起初执行的却是“重扩张、轻维护”的运营思路，导致对共享经济运营模式的探索并未出现大的突破，这也成为困扰当前共享经济生存的大问题。

（《人民日报》：共享经济如何活得更好？）

材料四：

    共享模式的风生水起，吸引着资本大举进入，让不少资本把共享模式当成最能变现的风口。有投资团队在一个小时内就决定投资某共享健身项目，并完成了打款，足可见共享模式的吸引力。资本流向固然是由市场决定的，但同时也要注意，比抢占地盘更重要的，是如何守住、守好地盘。在这方面，一些新兴共享模式显然尚未做到尽善尽美。比如，有的共享健身房名不副实，仅有一台跑步机，以至于有网友谑称“把跑步机搬到小区里，就是健身房吗”？而一些共享项目也因管理不当极其耗费资源，引发公众担忧和遗憾。凡此种种都提示人们，共享经济不仅要把选题找好，更要把文章做好。

    把共享经济的文章做好，不能只是把共享当成噱头，只拿共享说事而缺少真诚。对创业者与资本来说，在商业布局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线下服务，尤其是向用户提供良好体验，否则辛苦抢占的先机有可能得而复失。而对相关部门来说，监管是共享业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不容有失。以让“青少年想唱就唱”的迷你KTV为例，它的出现满足了年轻人的个性诉求，但也给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出了管理难题，比如，经营者是否应该取得相关许可？备案制管理让新业态飞速发展，未成年人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回答好这些问题，是规范共享经济的题中之义。

（《人民日报》评共享经济：不仅要找好选题更要做好文章）

材料一：

    共享单车尚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但这一创新留给人们的思考仍是略带苦涩的，共享单车的逻辑起点是符合市场期待的，即补足公共服务的细分领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涌入，跑马圈地的商业模式，与有限城市空间的激烈碰撞，“公地悲剧”造成的单车资源巨大耗损，最终将共享单车拖入难以为继的运转轨道。

    共享单车对公共空间无所顾忌地侵占，以解决公共服务难题的名义制造了公共服务难题，是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背离；为了抢占市场，不惜过量供给单车，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也背离了“共享经济”的题中之义；对用户押金缺乏合理的管理机制，乃至制造退出的不自由，也违背了基本的商业伦理，更进一步重挫品牌公信力，造成用户进一步流失。共享单车在这些颇为基础的规则上走错方向，尽管其表现形态具备令人炫目的互联网诠释，也难以避免今天的这场整体性后撤。

（摘编自《共享单车陷困境：互联网思维不是悬空之物》，2018年11月30日光明网）

材料二：

    共享经济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人们“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现在又似乎眼看它陷入了某种僵局。

    如今共享单车市场已经从拼投放数量，走向拼服务、拼用户体验，对共享单车的管理也需要摒弃“一刀切”的“禁投”思维，努力挖掘市场潜力和红利，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过去共享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本的自发式推动，现在监管与平台的深度磨合将变得更为重要。

    时间倒流，如果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因政策原因“推迟”10年出现，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恐怕会大不一样。对待共享经济，也应该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共享经济现在或仍难言成熟，但却已经深嵌于社会。

（摘编自《给共享经济弯路“试错”的包容》，2018年12月6日《经济日报》）

材料三：

【注】E为英文estimated（预计）的首字母。

（摘自《2018中国共享单车发展现状专题研究》，2018年12月25日艾媒咨询发布）

材料四：

    从昔日倒掉的数家共享单车企业到今日的ofo，共享出行企业的生死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曾经站在风口的新经济、新业态在资本的裹挟下野蛮生长，快速消耗资本却难以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随着资本的离场，企业因无力负担扩张和运管成本而举步维艰。

    企业需要为投资人负责，也需要为社会负责。倘若企业无法解决无序停放、占用道路等新的城市治理问题，共享单车的下半场或将提前收场。

    回过头来看，ofo多达1200万的排队退押金用户数字既是共享单车生存困局的铁证，更是共享出行巨大需求的铁证。从这点来看，共享经济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可观的，但需要尽快建立健全押金管理制度，并鼓励采用免押金模式替代，从而走出“押金难退”的泥沼。

（摘编自《“小黄车”可以黄，但共享单车不该黄》，2018年12月24日《工人日报》）

    材料一：

    《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认为，今年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势头将超越2017年，细分市场的数据反映出这一趋势。比如，2018年上半年科幻产业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报告分析了我国科幻活动的发展情况。科幻活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涵盖学习、工作和休闲内容的社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参与，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专家说。同时，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业界期待。作为科幻文学、漫画等视觉化呈现的载体，科幻电影被认为是提升科幻影响力的重要产品。

    材料二：

    我国电影银幕数量增长情况

    [注] E指预测

    （摘编自《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回顾、市场格局分析及2019年发展前景分析[图]》，产业信息网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三：

    新华网记者：目前来看，您觉得未来中国科幻发展有哪些有利条件？

    刘慈欣（科幻作家）：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就中国社会来说，它的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吸引力。中国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有未来感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

    新华网记者：科幻小说搬上影视屏幕的很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慈欣：科幻影视对中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不管是从故事还是从特效，各方面都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以前这种方式我们实践不多，特别是高成本的科幻片，那种工业化的科幻片，尤其没有任何经验。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到目前为止科幻片比较少的原因。另外科幻电影的投资一般都很大，在这种没有经验的前提下，投资方、制片方肯定都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刚才说过这种情况估计很快就会改变。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

    （摘编自《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新华网2018年11月16日）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电影院线不断扩大，受众观影习惯不断养成，影院建设不断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拓展。从开始排片较低到之后一路逆袭，《流浪地球》一枝独秀，上映第二十三天，票房已超44亿元，《流浪地球》选择背负更深沉的题材与更宏大的叙事，选择用中国智慧改造世界、拯救世界，选择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增强了影片的视觉震撼力和穿透力。父辈牺牲和家园情愫、人类普遍的人性与中国式情感、“硬奇观”和“软感动”融合在一起，矛盾更加突出、更加集中，这是中国式科幻与好莱坞同类影片的不同之处。

    2018年12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的目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完成2万块银幕的飞跃。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突破》，《人民日报》2019年3月7日）

（一）

①因为儒家政治构想的最高目标是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人与人之间伦理认同即是根本和逻辑起点。这种伦理的内涵，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基础的对天下之“人”的论述。先秦时期的中国，以最为根本性的孝、仁来建构人与人的认同，来建构自己与“他者”共在的联系，即天下。

②周朝的天下，以宗法制为联结，宗法制的伦理根基是“孝”。家庭共同体有了孝的概念，孝的延伸就是天下共同体之“仁”。仁不是与他者的对立，而是与他者的共生共通。“仁”即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概念，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逻辑上首先要处理与亲人的关系。只有实现家庭内部的“亲亲”，才能实现向外的“爱人”。人与家庭共生，通过“仁”的概念转向了人与天下共生。因此理想的天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大同，是仁孝概念的逻辑必然，也是伦理化天下的根本内涵。换句话说，天下其实就是人类的伦理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歧视。

③天下为一家，意味着“他者”的取消，即不以政体或民族区分敌我，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确证对方的独立性，并与对方共生共在。天下一家的秩序展现在现实中，就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凡天下之人，皆需仁孝，而仁孝就要服从礼制，服从礼制就要服从天子。因此，家与天下就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天下之内没有了其他的国，国家秩序也就成了天下秩序。这种伦理化的天下秩序不断将边缘的地域和人民纳入天下中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④后世的中国人，往往不是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定义中国，而是以文化或文明定义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概念的文明内涵，才导致中国可以消弭地理边界，逐渐与天下趋同。

⑤这种伦理的、文化的天下观念在宋朝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宋朝地域褊狭，为了与北方政权争夺话语权，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固定的地理范围；这种观念与过往的种种天下观并存。”由于宋朝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民族认同强化了中国后来的“正统论”“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论述。虽然宋朝的民族感日益强烈，但士大夫、思想家的理念中仍旧维持着、发展着天下观。所以变成天下、民族两层。天下观可能影响了民族感的发展，限制它只能发展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天下观仍然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主流，并持续约束和限制着民族偏见的发展。

（二）

政体的多重巨变使得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从最初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即教徒，经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催生出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最后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团结统一，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于是“民族”就被发明了出来，并与“国家”相联结，成为民族—国家。

对社会中多元权力主体而言，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认同意识。尤其当面对多个封建邦国时，要达到共同的民族认同更是难上加难：“在几百年的邦国分立时代中，各邦国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民族特性。假如人们没有将邦国民族特性同其他民族价值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否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为了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就需要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使共同的民族特质不断得到认知和巩固：“它如同个性那样，通过与邻人的争执与交流才能形成它的特质。”（同上）民族共同体的特质，就是在与“他者”的争执和交流中不断形成。

因此创造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他者”，依靠对他者的想象进行自我建构。近代欧洲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树立“他者”，即战争和殖民。国家只有创造一个敌人，才能实现内部多元权力的和谐稳定，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内部民族的认同。“他者”的存在，是实现内部权力统一的绝佳理由，创造“他者”，也是西方长期以来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

民族认同依赖于树立一个“他者”，这种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污名化，即民族歧视。殖民统治的扩大，使欧洲人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他者”。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在文化、宗教、肤色等方面与欧洲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就成了天然的、绝对的“他者”。面对这些非欧洲人的“他者”，殖民者展现出巨大的力量优势，这成为欧洲人民族优越论的重要证明。通过殖民所建构的“他者”，一方面为欧洲人的自我同一性提供证明，另一方面也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

西方社会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统合压力，其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国内政治统一的要求，又是国外权力斗争的结果。主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使得创造“他者”与创造“敌人”成为同义词。

（节选自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