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将参加高考。2014年发布的意见指出，当前招考制度下，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3科统考，外语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目前已公布高考新方案的省区市，也大多采用这一模式。

    上海、浙江两地“3+3”新高考方案取消文理分科，打破传统文科考“史地政”、理科考“物化生”的模式，考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3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数据，浙江省选择传统理科的学生由60%下降到17%，选择传统文科的由40%下降到10%，更多学生交叉选择三门选考科目。

（摘编自新华社《2017年“新”高考前瞻：高考改革到底会取得哪些进展与突破？》）

材料二：

    同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廖宗廷和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主任周鸿都认为，高考改革是大学从“按分取人”转向“看分+看人”录取。

    这样的转变最直接的体现，是今年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华东理工等参加上海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的9所高校校测面试环节。与以往高校自主招生除高考成绩外，校测部分主要看考生面试表现不同的是，今年上海所有大学都采用了“高考成绩(60%)+面试成绩（30%)+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10%)”的计分比例，而且在综合评价资格初审和面试环节，各校都高度重视并充分使用《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把它作为招生选拔的重要参考。报告主要包括每位考生高中3年在校期间所展现的品德发展和公民素养、高中学业成绩、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等方面的行为素养记录，是上海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与“3+3”的考试科目选择与组合相适应，上海的招生院校制作了新的“专业菜单”即“院校专业组”，供考生选择。由招生院校根据不同专业（含专业或大类）的科目要求和人才培养需要设置，一所高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同一“院校专业组”内专业可调剂。考生的选考科目只要有1门与该“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相同，即具有填报资格。

（摘编自《人民日报》《新高考，招录方式新在哪儿》）

材料三：

    人们看到，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施，已经给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带来很多积极变化。上海正在推动高中学校根据学生选课情况探索走班教学，便于学生自主选择科目。绝大部分高中学校都已根据师资、学生选科情况和校舍场地资源等，园地制宜，实施不同形式的走班教学。走班制的实施促进了高中教师的因材施教和高中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上海市教委主任苏明告诉记者，除此之外，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和课题报告已经做得非常普遍。据上海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上海高三学生完成研究性学习报告50473个。为了创建研究性学习的高质量载体和平台，目前83%的上海公办高中都有创新实验室。

    在高考综合改革的推动下，上海市教委、市文明办、团市委等多家单位协同推进高中生志愿服务工作。截至2017年3月底，上海已认定的市、区两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1742个，共提供学生实践岗位464633个。96%高三学生和73%高二学生，共计99619名高中学生，已完成60个学时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摘编自《光明日报》《看“新高考”如何促学生素养全面发展》）

材料四：

附注：在六选三的情况下，每个科目被选择的平均比例为50%；七选三的情况下则为42.86%。

（资料来源：“阳光高考”）

孙立军：永不停息的艺术实验家

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国动画学会常务理事）

冯戎（《艺术评论》记者）

冯戎：你走上动画创作这条道路，最初也是因为喜爱动画吗？

孙立军：我初中时酷爱画画，不爱学习文化课，毕业时听了老师的推荐，考了我们河北省当地的工艺美术学校。当时听说学校天天可以画画，就去读了，专业是工艺美术。那时候我只有16岁，上这个学校对我来说并不轻松。之前想的是18岁高中一毕业，我父亲提前退休，我就可以接手他的工作当工人，所以根本不担心我的工作，但是学了美术还是有一点忧虑，因为这样就不能接手我父亲的工作了。

冯戎：“张嘎”是家喻户晓的抗日小英雄，当时选择这个题材，有什么特别的思考吗？

孙立军：我们的动画剧本非常缺乏，如果我写一个原创，我就准备写我的童年往事，但是谁给你投资？《小兵张嘎》在开拍之前，谢飞老师一句话就否定了这个题材，他说现在拍中国电影，死路一条。拍儿童电影，必死无疑，没人看。拍《小兵张嘎》这种题材的动画电影，死无葬身之地。《小兵张嘎》是我国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电影，这之前我们很多动画都是神话的题材，如果我的这部作品成功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学生，中国没有什么符合人民价值取向的题材不可以逾越。之前，我们更多依靠的是水墨、剪纸、壁画这种语言，这严重束缚了我们的想象。我要回归电影的本体语言来完成这个作品，所以里面的设计都是按照电影语言的基本规律来完成的。

冯戎：要破解我们传统的中国动画学派，首先也是要解决叙事的问题，不能永远是一个戏曲化或者舞台化的叙事方式。那么票房的好成绩真的对于动画电影没有积极作用吗？

孙立军：很多应景产生的一些不俗的票房的动画电影，我认为它首先是一个好事，但这不是我关注的问题，我还是希望通过动画电影，把中国的动画文化、观影文化以及它的艺术品位，真正地润物细无声地实现出来。

冯戎：由日本兴起并传入我国的在动画等作品中虚构或架空世界的二次元文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遮遮掩掩、与万事万物格格不入、极度小众和边缘的文化了，它业已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网络青年流行文化，那你认为现在中国的二次元文化，能不能有效地成为动画电影发展的动力？

孙立军：二次元文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思考命题，因为动画本身的特征实际上是二次元，包括我们很多艺术也是和二次元有关的。但是，从艺术本身来讲，我觉得我们要谨慎地介入，因为二次元的核心，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系统的艺术体系，它也很难塑造一部真正的经典作品。二次元很多都是一个片段式的即兴的表达，有时候人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真真假假自己都会有疑惑。我还是希望动画像其他艺术一样，多给观众，特别是孩子所需要的营养价值。

（节选自2018年第8期《艺术评论》，有删改）

材料一：

    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都需要通过对数据资源的收集、整理、挖掘来提升效率。大数据将成为未来最有价值的资源。“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继土地、能源之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说。

    “短短几年里，大数据战略已经从全面总体布局，向各大行业、细分领域扩展延伸。一系列战略规划的大布局体现了大数据发展驱动效应日趋凸现。”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黄殿中表示，辨识和管控大数据风险成为监控国家安全能力的试金石，也是体现国家安全的“晴雨表”。

    为保障大数据安全，中央网信办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指挥协调与落地部署工作。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央网信办协同相关单位，在网络安全、信息化发展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共同促进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增补完善和相应国家战略政策的落地出台；在安全审查方面，进一步防范信息安全产品与技术应用领域的潜在隐患和安全风险，为公民、国家信息主权和数据主权的保护提供切实支撑。

（摘编自李政葳《构建大数据健康发展的安全生态环境》，《光明日报》2017年5月29日）

材料二：

    为了使学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很多地方和学校纷纷“出招”。上海市建成了“上海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为资助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东北师范大学以数学建模的方式，立足于10万余条数据信息，确立了新的“量化测评模型”。

    这些大数据的手段不仅能够“精准”地找到资助对象，还能更加切合实际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找到精准的切入点。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介绍，学校利用大数据平台可以每天实时采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信息，并进行实时分析，对学生成绩下降、迟到早退、消费反常、上网成瘾等异常行为进行实时预警。

    郑庆华说：“通过大数据平台对经济困难学生的隐形特征挖掘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学生普遍存在提高自信心、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明晰职业规划、开拓国际视野、增强创新精神等发展性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学校推进“西迁精神”新传人培育计划，并为建档立卡学生专门设立“自强不息成长成才”项目，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陕西省12地市政府实习、海外交流访学和国际组织实习，开展“国运交大”青年领导力公益实践项目，提升受助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摘编自樊未晨《学生资助将从经济资助转为资助育人》，《中国青年报》2018年9月7日）

材料三：

    传统的行政模式受技术条件限制，往往基于宏观情况开展决策、实施监管和提供服务，这容易造成决策不够科学、监管不够充分、服务不够细致等问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政府工作过程可以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记录，为深度分析、过程回溯、事后监管、优化服务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并为快速落实责任，及时发现、处置问题提供便利条件。

    从总体上看，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运用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部门对大数据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认识不清晰、不到位，往往被动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缺乏主动利用大数据进行治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

    运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社会数据的综合挖掘和应用。但目前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仍然存在障碍。比如，对数据的归属权、管理权和使用权还缺乏清晰界定，一些地方、部门往往对能否共享数据、能否使用数据存在疑虑。数据管理和交易规则仍不完备，对数据流转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界定，这些都不利于数据的充分共享和应用。

（摘编自孟庆国《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水平》，《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

    材料一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级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一时间，垃圾分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时尚”。

    近年来，全国各地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日俱增。从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看，2013～2017年，上海、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稳居全国前两位。五年间，上海市垃圾产生量分别为736.0万吨、742.7万吨、789.9万吨、879.9万吨、899.5万吨；北京市垃圾产生量分别为671.7万吨、733.8万吨、790.3万吨、872.6万吨、90l.8万吨。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已高达900万晚/年，亟待通过垃圾分类破解“垃圾围城”难题。

    2005～2017年，上海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年均增长率为3.1%。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年上海市垃圾产生量平均增长率甚至接近7%，出现了垃圾减量每年“越减越多”的尴尬局面，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已迫在眉睫。

    （摘编自矫旭东《上海垃圾分类如何引领“新时尚”》）

    材料二

    早在2000年6月，我国就将8个城市列为垃圾分类试点，但时至今日，垃圾分类面临的最大尴尬仍然是很多人因为分拣意识不够而“拎不清”。

    “一些城市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认识仍停留在技术层面，还没有从培养一代人的文明习惯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充分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导致目前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基础了解层面，还需要加强引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海云指出。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说：“我们通过七年的研究发现，垃圾分类要获得居民认可，社区里的志愿者及值班很重要，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比单纯的信息传递更能让居民认识和实施垃圾分类。”在他看来，志愿者不是单纯的督导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上门拜访，与居民的平时交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等等。

    （摘编自光明网《垃圾分类如何“拎得清”》）

    材料三

    垃圾分类相关政策的推进，不仅促进变废为宝，还催生出了垃圾分类上门回收员这一新兴职业。他们用互联网在线接单，上门回收固定种类废品。一名上门回收员表示，自己目前己靠“收垃圾”月入过万。

    垃圾分类是进行垃圾减量化、集约化、无害化等科学处理的基础性工作，看似寻常却不容易，既要严格遵守程序规范，进行有效的细分，又要按照分类处理的原则进行精准投放，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形成了一定的生活成本和日常负担，一些市民原有的处理习惯难以短期内改变。细分化时代，若是没有专业服务的介入和替代，垃圾分类的日常化处理，就会遭遇各种因素的限制。

    垃圾分类上门回放行业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业态、新职业的产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首先，实现了“专业人办专业事”的服务升级，可以解决“生活垃圾怎么分”所造成的困扰与麻烦。其次，激活了参与的源动力，减少了拾荒者、废品回收站等中间环节，把一部分利益让给市民，同时可回收再生资源的品质也更有保障。再次，垃圾分类上门回收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拉长和延伸了产业链。最重要的是，回收员上门回收，连接了垃圾从收集存放到运输处置的全过程，成为首尾两端的纽带，继而产生闭环和聚合效应。

（摘编自唐伟《垃圾分类上门回收是服务升级下的多赢之举》）

8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内的石蒜（Lycoris radiata）陆续开始冲破土面，迎来每年的高光时刻。它们在烈日下高高地举起一支支花序，在碧绿的草地上绽放出艳如火球般的花朵——这是独属于植物的“多巴胺穿搭”。

“石蒜”这个名字对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它在佛教中的名称——“曼珠沙华”，以及在日本文化中的名称——“彼岸花”，却凭借着独特的神秘感令人印象深刻。石蒜在分类学上隶属于石蒜科石蒜属，其拉丁属名“Lycoris”来源于希腊神话中海神Nereus和Doris的一名女儿【答案】

（50位海仙女之一）的名字“Lycorias”，而其种加词“radiata”则指的是辐射状。石蒜的花呈鲜红色，每个伞形花序有花4～7朵，花被裂片向后反卷，并在边缘有因皱缩而形成的波浪形裙边。它的花蕊细长且略向上弯曲，长度明显长于花被裂片而伸出于花冠，像是一位位穿着华丽舞裙的舞女，展开柔若无骨的双臂，舞姿轻灵，步步生莲。

石蒜同它在厨房中的亲戚“大蒜”一样，隶属于石蒜科，但石蒜在石蒜属，大蒜却在葱属，因此石蒜并不是一种“大蒜”。它的鳞茎内有多种生物碱，虽不可直接食用却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例如，其中的石蒜碱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同时具有抗炎、解热、镇静及催吐功效，而其中的加兰他敏和力可拉敏则是治疗小儿麻痹症的重要成分。石蒜属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约10个可育的二倍体物种，而我国是该属的分布中心，属内约90%为中国所特有。这些物种的花色囊括常见的红色、金色、黄色、白色等，甚至海滨石蒜（Lycoris insularis）还会出现迷人的蓝色渐变。

石蒜的叶片呈狭带状，混生在草丛中时十分不起眼。每到春夏交替之际，石蒜的叶片便会慢慢枯萎，进入一个短暂的休眠期。由于夏季足够的高温以及充沛的雨水，石蒜的种球会在某一日突然苏醒，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地举起一支支的花序绽放美丽的花朵，直至花果期的落幕。石蒜的叶片会在秋季重新萌发，形成一轮循环，即“花叶老死不相见”的奇妙特征。正因如此，民间寓意它为“相念相惜永相失”，赋予它一种“永远无法相见”的悲伤。无独有偶，在西方国家，由于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石蒜属的物种又被称为“Magic lilies”或“Surprise lilies”——“奇妙百合”。另外，因为它总是在风雨之后开花，故也有“Hurricane lilies”——“飓风百合”之称。

石蒜常见于我国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多生长于林下山坡以及溪沟边。得益于基部用于储存营养的肥大鳞茎，石蒜对环境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因此自古以来泚常有人家在房前屋后种植。此外，石蒜还有强大的无性繁殖能力，即使将其鳞茎切割，只要基部仍保留一部分根盘，即可重新生根，开始生长。因此，即使是在田边地头等有强烈人为干扰的环境之下，也常能看到成片的石蒜。

石蒜被古人唤作“金灯花”，因独特的造型以及艳丽的花色而得名。北宋著名诗人晏殊曾作一诗来赞美金灯花——

金灯花

兰香爇处光犹浅，银烛烧时焰不馨。

好向书生窗下种，免教辛苦更囊萤。

在晏殊的这首诗中，他将金灯花与兰香、银烛相比，赞叹金灯花集诸多优点于一身，弥补了兰香焚烧时不够亮堂、银烛燃烧时没有芬芳的缺点，若是能种一些在书生的窗外，便可免去其囊萤夜读的辛劳。诗人用浪漫又夸张的反衬手法衬托出金灯花开花时香气四溢且又明艳动人的景象。实际上，包括忽地笑在内的多数石蒜属植物几乎没有香味，反倒是小部分种类如长筒石蒜（Lycoris longituba）有淡淡的香气。

艳丽奇特之花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对象，而石蒜因独特的生活习性，更是被文人们赋予了诸多比喻象征意义。例如，在唐代，金灯花有“俗恶之花”之称，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卷十九》有言，“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一名无义草”。而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则在《金灯草赋》中描述它为“出万枝而更明，冠众葩而不群”，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它的赞美。

时至今日，国内的花卉市场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外来“石蒜”，常见的如原产于南非的尼润石蒜属（Nerine，有趣的是，该属名来源于希腊神话中50位海仙女的统称“Nereid”）。它们不仅开花时有叶，而且花瓣厚实，花期非常持久，花瓣表面在阳光下甚至能呈现出如珠宝般的璀璨光泽，因而也有“钻石百合”的别称。此外，尼润石蒜的花径也相比石蒜更大一圈，在鲜切花市场上深受花艺师的喜爱。而在2021年切尔西花展中惊艳全场的“Amarine”[由尼润石蒜属与孤挺花（Amaryllis belladonna）跨属杂交而得]更是以大花、丰花的特点令人赞不绝口。

石蒜虽美，但莫要随意折枝。如果皮肤接触其花秆流出的汁液，一些过敏体质的人会产生过敏反应，所以在观赏时需尽量避免触碰和误食。华南植物园内石蒜属植物有石蒜和忽地笑两种，前者在8—9月盛开，游人若是错过，可在9—10月观赏花期较迟的忽地笑。

（摘编自《红艳似火的“彼岸花”，是属于夏末初秋的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