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白衬衫的老黄

陈年喜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当地人采买生活日用品时使用的背篓非常有特点，竹篾编织，圆筒形，很高，上至肩头下到屁股，方便行走也方便就着地坎歇息，不占双手还能负重。市场上，乡下来赶集的人们都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辣椒、白菜、竹笋、李子、葡萄、黄瓜……早市时县城的巷头巷尾，是一片背篓的世界。

    出蓝天菜市场东门往左拐不远，是白马市场，在拐弯的地方，我邂逅了老黄，准确地说是先邂逅了他的一篓黄瓜。这是一篓带着顶花、来自乡下的黄瓜，浑身沾满了乡间的露水。采花的土黄蜂大概离开花蕊不久，嫩黄的花粉溢出了蕊心。

    这是真正的黄瓜，老品种，在很多地方已经失种。一半绿一半黄，黄绿纠缠在一起，咬一口，脆，脆里有一股香。大多黄瓜本来无味，因为这一股香，这黄瓜味道复杂无尽，它不像新式品种，粗而短，无刺，简单。

    黄瓜的主人穿一件白衬衫，干净、齐整，和市场的纷杂，和他的一篓黄瓜显得很不搭调。“给我来五斤。”我的北方普通话让他一愣：“你一个人吃？”我说是。“黄瓜不过当天，过了就蔫了，二斤够你一天了。”他用老式盘子秤称了二斤给我。那天，知道了他姓黄，家住在有些路程的乡下。

    三天一集，老黄几乎一集不落，卖些别的，多数还是卖黄瓜。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不是本地人，是南方人，因为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老家回不去了，经人介绍，在这边乡下买了农村的老房子，落了户。没了本钱，种些菜卖。人活着，得吃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一回喝酒，三杯下肚，他突然唱起了《牡丹亭》。不知道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婉约的唱腔吓我一跳。人声鼎沸的饭店大厅，他一件白衬衫，与时令已然不相宜，只有头上渐白的头发与早到的秋天有些相配。

    有一段时间，老黄不卖黄瓜菜果了，他到城里做装修。似乎做得还不错，手下有了十多个工人，单子接得很大，业务扩大到水暖、基建，买了辆二手皮卡车。

    生活是一个围城，每个人的围城都墙高院深。关于老黄的私人生活，没有人知道一二。有一天，他跟人打架了，因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临河路大排档是小城最红火的大排档，夜夜人群不息。邻桌是一群鲜衣怒马的青年。不知为什么，他们争吵起来，一位壮汉抽了一位女子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女子连连赔罪，嘴角流着血。老黄实在看不下去，把女子拉到自己身后。双方一场混战，对方人多，老黄头上挨了一酒瓶，鲜血满面。那群人扬长而去，老黄从地上爬起来，洗净了脸，把女子送回了住处。我说你这是何苦，他说我受不了人被欺负。

    过了一段时间，老黄又摆起了菜摊，位置还在原来的地方。他离开了近一年，那个位置还在，仿佛知道他还会回来一样。他说家里的土地已经荒掉，现在卖的菜都来自批发市场。他每次都会带一些黄瓜给我，不过是新品种，根根绿得吓人，有一尺多长。

    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要走了。”我问去哪里，他答说不知道。在下着小雨的街上，我们紧紧抱了一下，互相拍了拍背。他那件白衬衫已经有些旧了，质地依旧精良。衬衫套在夹克里，我突然看见衣领间有一行字，绢秀的黄丝绣成。

    后来听人说，老黄被欠了很多钱，也欠了别人很多钱，为了还债，他卖了乡下的房子，卖了皮卡。

    我每天上下班，还是打蓝天市场和白马市场连接的拐角处经过。不自觉地总要看一眼那个摊位，摊位早已换上了别人，摊煎饼的小夫妻忙乎得热气腾腾。我有时想起那些黄绿相间的黄瓜，有时想起杳无音信的老黄，有时把他们一同想起，或者遗忘。

    那件雪白的衬衫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谜。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无眠的晚上，我有时也会突然唱起来，不过不是昆曲，是秦腔。怕打扰隔壁的人，我用被子把头包起来，歌词和我的声音，一起落在枕巾的纹路里。

    （选自《新华日报》2018.6.16第24版）

醉拳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语气中荡漾着蔑视，平淡而又坚定。日本少佐美津智朗，上下打量了面容清瘦却棱角分明的张三。

    哟西，有胆量。

    斟得满登登的四十大碗酒，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伸手道“请”。你的，一碗酒放一个，四十碗我放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德州武城人，几十年来，人们记忆中的张三总是身着长衫，袖口高挽，手端鲁北老酒，泰然自若，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有滋有味地品着。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拳，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酒持得稳，喝得淡，放得轻，一天没酒日子就不是张三爷的日子，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端起，日头落西，最后一滴酒也淌入肚子。张三爷微抖长衫，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可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三爷的碗里，三爷泯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热汗直流，柴掌柜闻听颠颠地跑上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泼了三碗，腥，涩，嫩……，一时酒气冲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是看得起你，你想请都轻易请不来。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那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声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双手捧着一碗高粱酒，轻迈金莲来到张三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脖子一扬滴酒不剩。好一碗女儿红，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粱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是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的，柴掌柜就是不吐个口话，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个破坏大东亚共荣，就捆了柴家四十来口。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不住点头。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候，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体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柴掌柜那头绳子一松，人瘫倒在地上。

    张三两碗咕咚咕咚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屋里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了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酒痞野蛮无酒德？告诉你，酒德两字，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儒家有“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晋代《断酒戒》，唐代《酒箴》，宋代《酒赋》，元之《饮膳正要》，明之《本草纲目》，清之《日知录》，无不是酒德之说。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竟敢陈说礼法，只如蜾蠃螟蛉如侍在侧焉也。

    张三爷滔滔不绝，不觉兴起，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

    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李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势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

    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精通日语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影子，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后的五二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新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进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人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粱酒封泥打开，一口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划得一行草字笔走龙蛇：

    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谁毒死了村长的狗

陈永林

    村长的狼狗竟被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毒死了。

    村里人都担心村长怀疑自己毒死了那条狼狗，便都去村长家向村长表明自己的清白。当然去村长家不能空手，都拎着鼓囊囊的包。村长听了村人的表白，说，谁毒死了我的狗，我心里清楚。村里人就说，那就好，那就好。村里人很想知道村长怀疑谁毒死了他的狼狗，但又不敢问。村长便说，村里这么多狗，可为啥单单毒死我的狗?

    村长这话传到村里那些养了狗的村里人耳朵里。那些养了狗的村人惶惶不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都毒死了自己的狗。但他们都装模作样地站在村头骂：哪个短命鬼毒死了我的狗？毒死了我的狗的人有命做二十岁没命做三十岁……啥恶毒的话都骂出口了。他们心里暗笑，自己骂自己还骂得这么起劲。

    村里再没一条狗了，一到晚上村里变得死静。原来村里不是这只狗叫，就是那只狗叫。有时一只狗莫名其妙地叫一声，村里所有的狗都跟着叫起来。村里人总要被吵醒几次。特别是那些上了年岁的人，晚上本来很难睡着，好不容易睡了，又被狗叫声吵醒了，只有睁着眼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熬到天亮。他们心里都感激那个毒死了村长的狗的人。

    如果不是二狗想讨好村长，那么村长的狗被毒死的事就会成为无头案。可是二狗有许多事要求村长。二狗想当村里竹器厂的厂长，二狗想在公路旁申请一块宅基地，这些事都要村长点头。二狗就找到村长拍着胸说，村长，我一定要查出谁是毒害你狼狗的凶手。村长说，这事就算了，查出谁是凶手又有什么意思呢？村长这态度很让二狗失望。但二狗又一想，村长表面不支持他追查凶手，不见得心里也不支持他追查凶手。二狗这样一想，很为自己的聪明高兴，很得意地笑了。

    二狗四处寻找线索。二狗的工作得到全村人的支持。二狗尽管没说是村长让他追查凶手，但二狗话里弦外之音让村里人觉得二狗追查凶手是村长授意的。村里人很是羡慕二狗。如果村长不信任二狗，会让二狗干这事?因而村里人对二狗极热情，二狗到谁家找线索，谁都会递烟递茶，有的人还下面条下鸡蛋，还留二狗吃饭。吃饭时二狗当然坐上席。谁都不敢怠慢二狗，都担心二狗怀疑自己毒死了村长的狗。二狗怀疑谁毒死了村长的狗，那么村长自然也怀疑谁毒死了他的狗。

    通过几天的调查，鸟蛋成了二狗怀疑的对象。村长的狗在被毒死前的几天，鸟蛋还拿扁担打过村长的狼狗。那时鸟蛋还说要毒死村长的狗。二狗找到鸟蛋说，你拿什么毒死了村长的狗?鸟蛋忙说，二狗，你莫乱说，我哪敢毒死村长的狗?二狗说，你没毒死村长的狗，那么是谁毒死了村长的狗?鸟蛋说，我干吗要毒死村长的狗?二狗说，你恨村长的狗!村长的狗咬死了你十几只下蛋的鸡，那天你拿扁担打了村长的狗。这就是你作案的动机。鸟蛋急了，我的好二狗兄弟，你真的别乱猜疑，我有这心也没这胆。我如果毒死了村长的狗，我全家人都没命过年。二狗听不进鸟蛋的话，二狗去村长家报喜，可村长到沿海农村考察去了。

    但全村人都知道鸟蛋毒死了村长的狗。村里人在路上遇见了鸟蛋，都冷着脸不搭理。鸟蛋主动打招呼，村里人也聋子样没听见。村里人都想疏远鸟蛋。如果跟鸟蛋亲近了，会被怀疑是鸟蛋的同谋，谁会那么傻?再说疏远了鸟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就是亲近了村长。鸟蛋便见一个村里人就解释，我真的没毒死村长的狗，我如毒死了村长的狗，那我就断子绝孙。村里人说，毒没毒死村长的狗，自己心里最清楚。

    鸟蛋去了村长家，对村长的女人说，大嫂，你要救救我，现在全村的人都说我毒死了你家的狗。全村的人都不理我了……

    村长的女人打断鸟蛋的话，村里人咋都说你毒死了我家的狗，咋不说别人毒死了我家的狗?

    鸟蛋的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下来，大嫂，你也以为我毒死了你家的狗，这真冤枉我，我如果毒死了你家的狗，出门就遭雷打死……村长的女人再不理鸟蛋了，任一脸泪水的鸟蛋跪在那儿。

    村长考察回来时，鸟蛋已疯了。疯了的鸟蛋一见人就说，我没毒死村长的狗，我没毒死村长的狗。鸟蛋翻来覆去的就这一句话。村长很痛心，他叫来了二狗，狠狠地扇了二狗一巴掌，都是你这狗日的办的好事!二狗挺委屈，村长，你的狗真是鸟蛋毒死的，他恨你的狗，有作案的动机……

    村长打断二狗的话，放屁!我的狼狗是我自己毒死的!二狗不懂，愕愕地望着村长。村长说，我这狼狗不是条好狗。一到晚上不管什么人到我家里来，它都狂叫着要咬人，吓得人都不敢进我家的门了。

    二狗听了村长的话，脑子开窍了，因为有了那条狼狗，那些送礼的不敢进村长家的门，村长自然恨它。二狗说，那真不是条好狗，是该毒死。

    后来，二狗当上了竹器厂的厂长了。

一封没有地址的来信

    这里是中部山区的一座村庄，山是大山，村是穷村。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于蒋晓梅来说，喜悦和愁苦几乎同时挂在她那弯弯的眉梢上。

    虽然对于蒋瘸子家的丫头考上大学早有预料，但这一天真的来了，那些七老八十的留守老人还是异常兴奋，他们把蒋瘸子家那又矮又黑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但立即，哀叹声也塞满了屋子。这高昂的学费，对于这个贫困户家庭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人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蒋瘸子一个人死撑硬顶愣是要女儿读书，还非得送进大学不可，在这个穷山村里，不要说一个丫头，就是男孩，也没几个读完初中的，人们都说蒋瘸子中了邪了……

    送走了乡亲，蒋晓梅对父亲说:“爹，我们老师说，现在大学有绿色通道，先入学，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啥的慢慢解决……”

    蒋瘸子猛吸一口土烟，点点头，没吭声。

    “爹，我今天……可不可以问你，你到底为啥这样苦巴巴地供我念书？”蒋晓梅怯生生地小声问父亲，因为以前她只要一问这个，父亲就瞪眼，甚至还打过她。

    这次蒋瘸子没有瞪眼，更没有打骂女儿，而是转身从床下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子，然后从里面抠出一个塑料皮包裹的布袋子，解开布袋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条。蒋晓梅接过纸条，发现上面有几行字。

    “丫头，你念给我听听。”蒋瘸子郑重地坐直腰板，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蒋晓梅仔细辨认着有些模糊的字迹，念道:“缺衣少食只是一时的贫穷，没有文化，将永远难以摆脱贫困，希望穿上这件衣服的小朋友一定要读书，好好读书直到上大学，如果今后孩子上学有困难，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帮助你！绝不食言！联系地址:海光市文昌路建德巷九号，电话: 13857128……”蒋晓梅念完一头雾水，问“爹，这是哪儿来的？”

    蒋瘸子说:“丫头，还记得十年前，咱们这里遭过雪灾吗？全国各地给咱捐钱捐物……那天，我去乡里领救灾衣物，看见那件小孩穿的红色羽绒服，就给你领回来了，这张纸条统是在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找到的，我问村里会计写的啥，他当时念给我听，我……不知道为啥，当时就觉得这城里的好心人说得在理，就……”

    蒋晓梅问:“你联系过人家？”

    蒋瘸子摇头:“以前从来没有！"

    蒋晓梅心头一颤:“爹，那……你留着这个啥意思？”

    “我留着它，是在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看，虽然你爹一个字不认识，但这上面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停了停，蒋瘸子说，“但是，今天在镇上，我打了那个电话……”

    “爹，你想问人家要钱？”

    “不，我是想告诉好心人，我女儿没有像村里的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地就嫁人了，我女儿考上大学了！我要谢他……”

    蒋晓梅问:“人家怎么说？”

    蒋瘸子摇摇头:“电话打不通，说是空号……我想，可能是人家换号码了，但是不还有地址吗？你给人家写封信啊，告诉他，没有十年前的那张纸条，就没有你的今天……”

    当胡美娟打开那封由原住地街道辗转而来的信，惊愕不已，她把那张复印的纸条给老伴儿看，老伴儿也惊愕地说:“老婆子，真没想到啊！人家不仅把咱写的纸条保留到现在，还真的兑现我们的期望，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肯定需要帮助啊！”可是老两口反复看信，里面除了说些感谢的话，没有半个字提到钱或者帮助，更为奇怪的是，寄信地址栏写着 “地址内详"，可是里面却没有留下地址，信的末尾落款是: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山里女孩。

    胡美娟说:“老头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伴儿说:“还不明白吗？人家十年后才跟咱联系，并且不提资助的事，不留地址，就是告诉咱，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嘱托， 并且兑现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是多么自尊倔强的女孩儿啊！”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当年发生雪灾的地区，至今还是国家精准扶贫的特困区，你想想，把一个女孩一步步送进重点大学，该付出多少艰辛！”胡美娟越说越激动，“老头子，我们立即动身，去找那个家，也兑现我们十年前的许诺。”

    “对，就算她不告诉我们地址，也不说是哪所大学；就算找不到那个穿羽绒服的孩子，就算找不到保留这张纸条的家庭，我们也要去兑现承诺，因为，那里还有许多渴望帮助的孩子和家庭……”

良心的利剑

安宁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教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和声名，他门下的弟子，也都是精英。为了保证教授的质量，多年前，他就奉行一个原则，即每年只招收一个博士。即便如此，报考他的博士的学生依然是波涛般，今年败了，明年卷土重来。那个叫凡的学生，就是这样进入他的视野。

    凡是个少见的有韧性的人，连续报考了三年，均以几分之差屈居第二。第四年，凡又来考。他翻到凡的档案，微微一笑，想，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给凡这样优秀的学生一个机会。这次，凡的成绩果然高居榜首。但是，就在面试前一天晚上，校长亲自打电话给他说，按照慣例我们先要照顾一下自己学校毕业的学生，况且第二名也不一定比第一名差，明天面试尽可能多考虑再作定论。

    这几句话的含义，他当然明白。每年总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左右他的招生视线，他每次都能做到公平。这一次，他有些犹豫，校长为了招生，亲自打电话给他还是第一次，这个第二名的学生和第一名的水平不相上下。这个学生有较深的学术功底，校长有意栽培，定是想为学校培养后备力量，当然，该生的家庭背景亦不可小觑。那个连考了四年的凡呢？难道为了一份私心就让处在巨大喜悦中的凡瞬间跌入到冰冷的海底吗？如果开了先例，他以后在学生中的威信将怎样大打折扣？

    那一晚，他枕着这些问题辗转反侧，想到头疼欲裂，依然难以入睡。第二天展起，他打电话给另一个参加面试的教授，得知校长已经给这位教授提前打过招呼了。他知道这次的阻力非同一般，只好希求在面试中第一名的凡能够发挥出色，才能让这些阻力减弱。最后面试的结果，两个学生的表现不相上下，难分高低。

    面试结束后，他与另外几个教授，就究竟是按面试成绩，还是按照优先考虑本校学生的原则最取，好一番唇枪舌战。最终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录取，这是为了照顾校长面子的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他在据理力争下，勉强接受这一方式。在预料中，他一直想要招为弟子的凡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终被PK下去。

从那时起，他开始被一种奇怪的愧疚和不安折磨着。严重到每每看到这个被招收的学生，就会想起凡，想起他在面试上意气风发的模样；想起他挤在人群里看见红榜上没有自己名字时，眼睛里瞬间闪过的失落和哀伤；想起他看到自己走过来时，扭头走开去的尴尬。那一年，他比任何人都要盼望着下一届招生的到来，他想只要凡通过考试，无论如何，他都会将他招到门下，以此弥补曾有的过失。

    但是，凡在那一年没有报名。他在惶惑里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凡依然没有来。他终于知道那一次的错误将凡的自信和坚韧彻底地击垮了。这个醉心于学术的学生或许此后再也不会沿着这条路坚持不懈走下去了。而他，原本可以无视权威，无视其他专家的意见，将凡领入向往的芳香之旅的。

    他在其后的两年里，面容倦怠，神思忧惚，常常在登上讲台看到学生的时候，将要讲的内容统统忘掉。走路也蹒跚起来，不过63岁的人有了83岁的老者才有的无法收拾的衰颓和溃败。许多人以为他身体不好，劝他去医院诊治，他总是慌乱地找理由推掉。他的记忆力迅速地减退，却无法忘记凡转身时那淡漠的眼神，它像一把利剑，冰冷地插入他的胸膛。而他的良心却把那把剑推得更深，直到最后，他终于无法承受。

他花费很长时间，通过很多人，辗转找到凡的电话。电话接起的一刻，他没有来得及介绍自己，便开口道：凡，你今年一定要来报考我的博士，只要你分数过了，我保证一定让你顺利录取。而在听到凡的应答后，他立刻挂断电话，好像稍微晚一秒，凡就会改变主意。

    凡终于在四年后成为了他的学生，而且是他的关门弟子。他在凡毕业的那一年因病去世。他没有告诉过凡，在那四年里，他曾与良心的利剑，进行了一场艰难痛苦的斗争，最终，心力交瘁的他向这把无形的利剑举手投降。

    凡自始至终不知道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也没有告诉导师，其实自已从来没有怨很过他，是他那一年觉得累了才放弃继续考试。当他接到导师电话的那一刻，心底充溢的，除了巨大的惊喜和感激，再没有其他。而这位让我始终敬仰的教授，在安详地闭眼离去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

    人不知道的东西，时间与良心的利剑，却会清晰地记得。

邻居们

老舍

    明先生对不识字的太太放纵儿女，和邻居吵闹，辞退仆人这些事，给她一些自由，以为是为明家露脸。明先生的头抬得很高。他有在洋人那里赚钱的职业，他求不着别人，所以用不着客气。他永远不看书，因为书籍不能供给他什么。可是，他究竟还有点不满意。他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身里有个黑点，象水晶里包着的一个小物件。可是他没法去掉它，它长在他的心里。

    邻居是对儿姓杨的小夫妇，明先生看不起他们，总以为教书的人是穷酸，没出息的。尤其叫他恨恶杨先生的是杨太太很好看。他看不起教书的，可是女教书的--设若长得够样儿--多少得另眼看待一点。杨穷酸居然有这够样的太太，比起他自己的要好上十几倍，他不能不恨。

    明先生的小孩偷了杨家的葡萄。界墙很矮，孩子们不断的过去偷花草。对此，杨先生始终不愿说什么，他似乎想到明家夫妇要是受过教育，自然会自动过来道歉，可明家始终没来。杨太太决定找明太太去。

    杨太太很客气：“明太太吧？我姓杨。”

    明太太准知道杨太太是干什么来的，而且从心里头厌恶她：“啊，我早知道。”

    杨太太所受的教育使她红了脸，而想不出再说什么。可是她必须说点什么。“没什么，小孩们，没多大关系，拿了点葡萄。”

    “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

    “我们的葡萄，”杨太太的脸渐渐白起来，“不容易，三年才结果！”

    “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

    “小孩呀，”杨太太想起教育的理论，“都淘气。不过，杨先生和我都爱花草。”

    “明先生和我也爱花草。”

    “假如你们的花草被别人家的孩子偷去呢？”

    “谁敢呢？”

    “你们的孩子偷了别人家的呢？”

    “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

    杨太太没法再说什么了，嘴唇哆嗦着回了家。作为最新式中国人的杨先生不便于当面交涉，客客气气的写封信吧，只求明先生嘱咐孩子们不要再来糟蹋花草。

    信是杨家仆人送过去的，被明太太窝回去了。

    下午，老妈子拿进一封信来。杨先生接过一看，门牌写对了，可是给明先生的。他忽然想到扣下这封信，可是马上觉得那不是好人应干的事。告诉老妈子把信送到邻家去。

    “拿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

    “给明先生的！”老妈子说。

    “是呀，我们先生没那么大工夫看你们的信！”

    “是送错了的，不是我们的！”

    “送错了的？”明太太翻了翻眼，马上有了主意：“叫你们先生给收着吧。当是我看不出来呢，不用打算诈我！”拍的一声，门关上了。

    怎么处置这封信呢？私藏别人的信件？拆开看看？是不光明的。想来想去，杨先生决定给外加一个信封，改上门牌号数，扔在邮筒里。第二天早晨，夫妇忙着去上学，忘了那封信。

    下学回来，刚要吃饭，听见明家闹起来了。饭后，杨家的老妈子知道了消息：明先生打太太是为一封信，要紧的信。杨先生想必定就是他所存着的那封信了。既是要紧的信，为什么不挂号，而且马马虎虎写错了门牌呢？混蛋应受惩罚。他想起那些葡萄来……第二天早晨把那封送错的信和劝告明家管束孩子的信一齐发了，他不希望明先生悔过，只教明混蛋看看读书人是怎样的客气与和蔼，是君子就够了。

    明先生见着了写信的人，知道了信的内容：他和一个朋友借着外国人的光儿私运了一些货物，被那个洋人晓得了。所以他担心，命令太太去索要那封信。明太太宁肯挨打也不肯去，这太难堪了，就诬说杨家不给。明先生的气不打一处来，就凭个穷酸教书的敢跟我斗气。哼！他向孩子们发了命令。

    邮差下午四点多送来了信。明先生看完，心中说不出是难受还是痛快。痛快的是，他看明白了那封写错了门牌的信，杨先生没有拆开；难过的是另一封，使他更讨厌那个穷酸，他觉得只有穷酸才能那样客气，客气得讨厌。

    路上，杨先生满心痛快：既然把那封信送回了原主，而且客气的劝告了邻居，这必能感动了明先生。

    一进家门，他楞了，院中的花草好似垃圾箱忽然疯了，一院子满是破烂儿。他知道这是谁作的。怎么办呢？他想要冷静的找主意，可冷静不了，他的那点野蛮的血沸腾起来。扯下衣服，捡起两三块半大的砖头，隔着墙向明家的窗子扔了去。听着玻璃的碎裂，他心里痛快。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象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等着明先生来找他打架。

    明先生不想过来，因为他觉得杨先生不那么讨厌了。看着破碎玻璃，虽不高兴，可也不十分不舒服。他开始想到嘱告孩子们不要再去偷花。可一想起杨太太，又不能不恨杨先生；可是恨与讨厌，他现在觉出来，是不十分相同的。“恨”有那么一点佩服的气味在里头。

    第二天是星期日，杨先生在院中收拾花草，明先生在屋里修补窗户。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