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圈

    这两口子从乡下到城里来打工，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年。

    男的叫古正风，四十来岁，眉粗、鼻高、身体壮实，见人一副笑模样。妻子叫刘秀姑，肤色黑，但眉目清爽。他们是雨湖公园的合同工，古正风在花木队侍弄树圃、花坛，每月工资一千八百元；刘秀姑在清洁队打扫亭阁、厕所，每月一千五百元。

    雨湖公园很大、很美，又处在城市的繁华地带，天天都是游人如织。为上下班方便，这两口子租住马家巷的两间小平房里，一间是卧室兼餐厅，一间是厨房，不到四十平方米。租金很便宜，每月六百。房东叫马绍祺，他家有一个独立的院子，出租小屋不在院中。古正风只在交房租的时候，才去马家院，交了租金不坐不喝茶不扯闲话，转身就走。

    在马家巷住了大半年，他们除了认识房东之外，巷中还有三十来户人家，几乎不打交道。他们觉得很寂寞。在乡下，一个村的人都知根知底，没有不认识的，东家做寿，西家结婚，都会闻讯而至，帯上一点礼物或礼金去表示心意，邻里关系鱼水情深。俗话说：“人情是把锯 ， 锯来又锯去。”真是一点也不假。

    古正风对妻子说：“城里人有他们的交际圈，我们被隔在外面，既然我们想在这里长久地生活，就得把自己融进去。”

    妻子问：“人家不请，我们能厚着脸皮上门送礼？”

    “我们不是认识房东马绍祺吗，这个老爷子很热情，巷里人有什么喜庆事，请他知会我们一声。俗话说伸手不打送礼人。我们去送礼，别人会赶我们出来？”

    不久，巷口的李家孙子结婚，给各家送了请帖，只是没有送到古家。马绍祺遵嘱，把这件事告诉了古正风。古正风喜饱了，买来包封，特意在里面放了一百元钱（乡下一般只放四十元），去了李家。

    李家人满脸是笑，接过包封，说“愧领了！我们过去没有人情来往，所以没送请柬给你，请多多包涵。明天中等的喜酒，请你们全家光临。”

    古正风夫妇吃过这一回喜酒后，巷里的男女老少对他们刮目相看了。他们认为这对外乡人重情重义，不小气，应该高看一眼。老人亲切地叫他们“小古”“小刘”，同龄人称他们“古哥”“古嫂”。

    古正风和刘秀姑的心，像泡了一汪蜜水。

    谁家有个喜事，都会正经地把请柬送上门来，不送就觉得对不起古正风夫妇。古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真是至理名言。

    乡下的“人情”大概有婚丧、乔迁、生子、做寿等几大项，但城里又多了许多项，如干部荣任新的职位；孩子考上了大学；知识分子职称晋升……都要设宴招待邻居、好友，被邀请的人自然不能空手去。更奇怪的是，城里人过生日都下请柬。古正风觉得这是乱了规矩。俗话说“生日无请。”古书上还说“寿者为尊。”说白了，谁的诞辰都不能主动请人来吃寿宴，唯我独尊，指令人家来拜寿是失礼。凡至亲好友，会记得寿者的诞辰，主动上门庆贺的。城里人居然不知道这个规矩，怪！

    一天刘秀姑说：“我俩每月工资三千三百元，除去房租六百、伙食纲和其他费用一千元，应存下一千七百元。可现在每月送人情就得七八百，一连几个月了，这怎么好？”

    古正风愁锁眉头：“我原想进入城里人的人情交际圈，现在看来，我们还不够这个资格。这繁多的礼尚往来，农村人还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承受不了，往后的日子还长，人情是把锯 ， 锯伤的是我们自己。”

    “那怎么办？”

    “我们得去暗暗地寻一处出租房，要离马家巷远一些。”

    过了些日子，古正风从乡下把父亲接来了，说要在城里为老人做七十大寿。

    古正风到各家各户去送了请柬，这叫“入乡随俗”。

    巷子里的人家都很高兴，表示一定来为老人拜寿。何况，古正风早有人情在前，他还是第一次请大家去捧场，大家自然是都乐意去，送的礼金也很客气。

    寿宴过后，一天夜里，古正风先让约请来的搬家公司把东西运走。然后，一个人去了房东马绍祺家，说是一个亲戚有多余的房子，邀他们去免费住。这当然是谎话，但他说得有情有理，令人信服。待交情房租，古正风向马绍祺双手抱拳，说：“马老，多谢你照顾，我们后会有期！”

    望着古正风远去的背影，马绍祺依依不舍，突然发觉自己年老记性差，刚才忘记问古正风新家的地址了……

（节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

    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解放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的序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现在九十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他自己也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如果想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说是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在服饰制度上出现了疑点，所以怀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

    在他的客室里客人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又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有一次，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又有一次，他说，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表叔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人格品质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是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父亲的鞋子

李汉荣

    那年，记得是深秋，父亲搭车进城来看我们，带来了田里新收的大米和一袋面条。“没上农药化肥，专门留了二分地给自己种的，只用农家肥，无污染，保证绿色环保有机，让孙女吃些，好长身体。”父亲放下粮袋，笑着说。我掂量了一下，大米有五十来斤，面条有三十多斤。鼓鼓囊囊两大麻袋，不知他老人家一路怎么颠簸过来的。老家到这个城市有近一百华里路，父亲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看着父亲一头的白发和驼下去的脊背，我没有说什么，心里一阵阵温热和酸楚。

    父亲看着我们刚刚入住的新房，墙壁雪白，地板光洁，说，这辈子当你的爹，我不及格，没有为你们垫个家底，你们家里，连一片砖我都没有为你们添过，也没有操一点心，也没帮过一文钱，我真的不好意思。只要你们安然、安分，我就心宽了。我不住地说，爹你老人家还说这话，我们长这么大就是你的恩情，你身体不错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福分，别的，你就别想多了。

    父亲忽然记起了什么，说，嘿，你看，人老了忘心大，鞋子里有东西老是硌脚。昨天黄昏在后山坡地里搬包谷，又到林子里为你受凉的老娘扯了一把柴胡和麦冬，树叶啦，沙土啦，鞋子都快给灌满了，当时没抖干净，衣服上头发上粘了些野絮草籽，也没来得及理个发，换身像样的衣服，就这么急慌慌来了。走，孙女儿，带我下楼抖抖鞋子，帮我拍拍衣服上的尘土。我说，就在屋里抖一下，怕啥，何必下楼。父亲执意下楼，说新屋子要爱惜，不要弄脏了。

    楼下靠墙的地方，有一小片长方形空地，还没有被水泥封死。父亲就在空地边，坐在我从楼上拿下来的小凳子上，脱了鞋子仔细抖，又低下身子让孙女儿拍了衣服，清理了头发。上楼来，我帮父亲用梳子梳了头发，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为他梳头。我看清了这满头的白发，真有点触目惊心，但我又怎能看清，白发后面积压了多少岁月的风霜？

    第二年春天，楼下那片空地上，长出了院子里往年没有见过的东西，车前子、野茅草、蓑草、野薄荷、柴胡、灯芯草、野蕨秧、野刺玫，在楼房转角的西侧，还长出一苗野百合。大家都感到惊奇，有个上中学的孩子开玩笑说，这不就是个百草园吗？

    大家都说，新鲜，真新鲜。也有人说这个院子向阳，有空地就不愁不长苗苗草草。议论一阵也就不再管这事了。

    只有我明白这些花草的来历。它们来自父亲，来自父亲的头发、衣服和鞋子，来自父亲的山野。

    是的，父亲也许没有带给我们什么财富、权力和任何世俗的尊荣，清贫的父亲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清贫，清贫，这是父亲的命运也是他的美德。

    但是，比起他的没有留下什么，父亲更没有带走什么，连一片草叶、一片云絮都没有带走。

    他没有带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

    连我对他的感念和心疼，他也没有带走，全都留在了我的心里。这么说来，我的所谓的感念和心疼，说到底还是我从父亲那里收获的一份感情，直到他不在了，我仍然在他那里持续收获着这种感情。而他依然一无所有地在另一个世界孤独远行。

    是的，他没有带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我看着大地上的一切，全是一代代清贫的父亲们留给我们的啊。

    何况，我的父亲，曾经，他把他的山野、他的草木、他的气息都留给我们。

    他清贫的生命，又是那般丰盛和富有，超过一切帝王和富翁。在他的衣服上拍一下，鞋子里抖一下，就抖出一片春天。

    父亲越去越远，越去越远，他留下的草木，永世芳香。

徐霞客的丛林

梁衡

    丛林这个词，在自然界就是树林，丛生着的树木；在佛教里是指僧人聚居的地方——寺院，后来演变成寺院管理。大概出家人总是在远离烟火的地方修行，那里除了树林还是树林。于是丛林，就同时为自然界和精神界所借代，横跨两域而囊括四方。而有一个人，却一生永在这两个丛林里穿行，他就是徐霞客。让我们现在来截取一段他最后的丛林生活。

    我们现在查到的日期，徐霞客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12月22日进山的，还带了一个姓顾的随身仆人，就是日记里常提到的顾仆。他这次连续住了30天，每天写一篇游记。后应丽江土司之邀下山，第二年8月又再返回山上，日记续写到9月14日，是为《徐霞客游记》的最后一篇。两次共考查记录了25寺、19庵、27静室、6阁和两庙。而吃住、供应、交际，几乎全都是在寺院里。

    作为旅行文学家他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就是发现自然之美并诉诸美妙的文字，我们至今可与之分享快乐。徐霞客在这里寻奇觅险就连随从、仆人都不敢上的地方，他常一人攀藤附葛，直达绝顶。你看他是这样登上鸡足山舍身崖的：“余攀蹑从之，顾仆不能至。时罡风横厉，欲卷人掷向空中。余手粘足踞，幸不为舍身者。”他去探一个壁上的奇洞，没有路，“见一木依崖直立，少斫级痕以受趾，遂揉木升崖……足之力，半寄于手；手之力半无所寄，所谓凭虚御风，御无所御也。”你看，这简直是练杂技。仅靠在一根直木上砍出的几个印子，只能踩住脚趾，就敢攀岩。而且，你再细细品读“揉木升崖”的那个“揉”字，用得多好。遇有风景好的时候，他则心情大好，“度除夕于万山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

    他总是以一种好奇的喜悦的心情观察自然，山水多情，草木有灵。在《游记》中徐霞客详细描绘了传衣古寺前的一株云南松，主干一丈五尺以上，三人合抱，而横枝却比树干还大，已经开裂，只好筑了一个台子，撑起木桩来保护。它的枝叶从四面披散倒悬下来，在空中如凌空飞舞的凤凰。松后的石坊上有一副对联：“峰影遥看云盖结，松涛静听海潮生。”山中有寺，寺前有坊，坊上有联，而这一切又掩映在一株不知年月的古松之中，这是何等有人文气息的丛林。他慢慢品着这副对联，竟推敲起文字来，“涛潮二字连用，不免叠床之病，何不以‘声’字易‘涛’字呼？”

    徐霞客在山上，记山水，考寺院，研究文学，收集诗文，编《鸡山志》。每日不是荡漾在山风绿树间，就是浸润在精神的丛林中，足行手记，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人文写真。虽远在深山，却情趣多多。徐曾记某日寺里的早点：“先具小食，馒后继以黄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软更胜于糯粉者。”他在山上考查十分辛苦，跋山涉水汗流浃背，抄录碑文，冻僵手指。寺里就请他去洗热水澡。这是一个长丈五，宽8尺，深4尺之大池，连着一口烧水大锅，要一天才能烧热。先在池外洗擦，再入池浸泡，再擦，再泡，类似现代的桑拿浴。他自觉有趣，“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和尚们与他的关系很好，争着、抢着邀他到自己的寺、庵、静室里去住。日记载，那年腊月二十九他在寺里吃过早饭，到街上去买了一双鞋，逛街，又上行二里，到兰陀寺，见院内有一块残碑，就细考并笔录。不觉天黑，“录犹未竟”，寺主备饭留宿。他就让仆人回悉檀寺取自己的卧具，仆人带回悉檀长老的话说，别忘了明天是除夕呀，让你的主人早点回来，“毋令人悬望”。你看，多么温馨的画面，好一个暖暖的丛林。

    崇祯十二年（1639）9月14日，他写完了《游记》的最后一篇。在山上边休养边修《鸡山志》，三个月后丽江知府派来了8个壮汉，用竹椅将他抬下山去，一直送到湖北境内上船，150天后回到江阴老家。不久便去世了，享年54岁。

    顺着一条深涧的边沿，我们折进一片林子，约行二里，即是他曾住过的悉檀寺。没膝深的荒草荆棘里依稀可辨旧时的柱础、房基和片片的瓦砾。唯有寺前的一棵云南松孤挺着伸向蔚蓝的天空。当年丽江土司所差的8位壮士就是从这个路口抬他下山的。他示意绕松而过，再看一眼涧边的飞瀑。平时他最喜在这里观瀑，日记中写道：“坠崖悬练，深百丈余”，“绝顶浮岚，中悬九天”。其时正当冬日，叶落满山，飞瀑送客，呼声切切。他这次可不是平常出游之后的回乡，而是客居人间一回。就要大辞而别了。徐霞客从怀中掏出一支磨秃了的毛笔，挥手掷入涧中，伫望良久，他想听一听生命的回声。那支笔飘摇徐下，化作了一株空谷幽兰，依在悬崖之上，数百年来一直静静地绽放着异香。人们把它叫作《徐霞客游记》。

    正是：霞落深山林青青，掷笔涧底有回音。风尘一生落定时，文章万卷留后人。

（选自《北京文学》2019年第5期，有删改）

套袖

铁凝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注释】①孙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林海雪原（节选）

曲波

腊月严冬，云层密布，狂风卷着雪头，呼啸着，翻滚着，遮天盖地而来。飞舞的雪粉，来往冲撞，不知它是揭地而起，还是倾天而降，整个世界混混沌沌皑皑茫茫，大地和太空被雪混成了一体。

一铺关东山式的四合大炕上，坐着小分队的全体队员。栾超家站在四合大炕围着的地中央，右手拿着一把乌拉草，左手拿一只新靰鞡，口讲手比划，教给战士们，怎样絮草，怎样捶草，怎样穿法，防止什么毛病。

战士们边听边仿，兴致勃勃地学着穿上自己这双关东山式的雪原上的新鞋履，说说笑笑地欣赏着自己的新“武器”。

屯西头的一所小茅屋，高波、李鸿义也在试穿靰鞡。

东间里，少剑波独自一个人，在一块不很大的地上来回踱着。他的思索愈来愈激烈，好像今天的大风雪，非逼着他马上做出什么决定不可。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忽而迟疑，忽而急躁，忽而又是兴奋。

这些表情在交替翻腾，反映着他内心的思绪。

他谨慎地从衣兜里再次掏出那封信，看了又看，然后坐在炕沿上，拐肘支着小炕桌，瞅着信上的每一句每一字，在细细地琢磨。

身旁的火盆，吐着蓝色的火焰，少剑波点着头，瞅着信，默默地念着：

……胜利是可喜的，但它是初步的。因胜勿骄，切忌轻敌，只有你一个人来决定整个的行动。你是青年，我们所担心的主要是你的急躁和轻率。因此应特别告诫你，侦察要准，判断要稳，打击要狠。当你还没有确实把握之前，切忌盲动。千万不要忘了，你的小分队任何一点气味也不要被敌人嗅到。雪地在这方面给了你困难，同样反过来也给了极大的便利，问题是你如何善于利用它。

少剑波觉得眼睛一阵明亮，全身兴奋地跳下炕来，自语地说：“首长英明，远隔千里，一句话解决了我的难题。”

少剑波再看了一下门外的大风雪，头一点，用特别兴奋的声调命令道：

“好时机，命令各小队，马上准备出发。”

“是，”高波复诵道，“命令各小队，马上准备出发。”说着行了军礼，跑出去。

各小队接到命令，急速整装。

战士们都显出一种疑问的神情 ， “为什么这样大的风雪要出发呀？”

少剑波再次细细地校对了一下地图上所标的红线，再次测了测指北针的方向度，当他自信不会有任何误差时，然后他坚决果断地自语道：“决定了！”一面紧张地整装。

在这林海雪原里，是没有道路的，确切一点说，有的地方是向来没有一个人走过的，也没有一个人的眼睛看到过。尤其在大风雪中行走，一迷失方向，十天八天走不出来，更见不到人。大雪深处达数丈甚至数十丈，一掉进去，休想爬出来。大凡这样的地方都是些狭谷深壑，风刮大雪，填得沟满壑平。到这样的地方去，冻死，饿死，被雪压死，那是毫不稀奇的。

当他把一切装备佩带好，便向屯东走去。

四合大炕的屋子里，战士们在精神紧张地等待着。

“立正！”当少剑波走进来，杨子荣一声口令，战士们向首长行注目礼。

少剑波还了礼轻道一声“稍息”，便立在四合大炕的地中央。战士们在炕上，窗台上，炕沿上，地上，站着，坐着，或单腿跪着，蹲着，静等着少剑波讲什么。

少剑波首先根据何政委和田副司令员的指示信，向战士们分析全国的情况。他说：

“东北我们是要誓死争夺的，而且一定要取得胜利。因为东北对中国革命的价值十分重大，它地阔土肥，物产宝藏极富，工业发达，运输近代化，它将成为我们反攻的总基地。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彻底消灭土匪，一个不剩地消灭国民党的先遣挺进军，保护土改，保护群众的胜利果实，以支援即将来临的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

少剑波的讲话，激起了战士们对匪徒的愤怒，战士们举起拳头，一起喊起来：

“我们坚决完成党的任务。”

“同志们，”少剑波的神情突然特别焕发，“时机到了！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到敌人看不到我们而我们却能找着敌人的地方去，再给他来个比奶头山更干净的歼灭战。”

战士们一阵兴奋的微笑。“越快越好！”

少剑波微笑着看了看窗外的大风雪，战士们的视线也被拉到窗外。

“大雪！”少剑波道，“本来是我们行军中的敌人，但今天它却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力量。依靠它可以发现敌人的踪迹，依靠它又可以隐蔽咱们自己的踪影，这就更有利于我们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便利于我们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战士们怀疑的神情消散了 ， 顿时精神焕发。

少剑波又幽默逗趣地道：

“当然啦！有一利，必有一弊，交这样一个生疏的朋友，就必得有点花费。咱们也别小气，花费就花费点吧！咱这位朋友不要别的，就是要咱们的力气和意志。”

战士们的笑声中，少剑波坚毅地抖动了一下肩膀。

“咱这朋友，”少剑波继续道，“又滑又刁，生性好陷人，好绊脚，又有点欺软敬硬。只要你有硬骨头，给它力气，它就会佩服你是好汉，它就会尊敬你。谁要是装孬种，它就越抽谁的后腿。”

大家被剑波这番有趣的比喻，逗得大笑起来。

“我们今天的行军中，要摸摸我们这位新朋友的脾气，从而想办法驾驭它，利用它多给我们些帮助。这就要求大家开动脑筋，寻找窍门，创造雪地行军战斗的经验。现在我命令，出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