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气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就在刚才，上海法院的专门破产审判机构——上海破产法庭正式成立。这一法庭有利于更好地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积极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上海破产法庭将紧紧围绕依法处置“僵尸企业”。促进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困境企业救治的任务，依法开展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件的审理工作，加强债权人权益保护，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破产法庭是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此前，深圳、北京已经相继成立了破产法庭。

    摘编自“东方财富网”2019年2月1日，《上海破产法庭挂牌成立系全国第三家》）

    材料二：

    根据2007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据些，企业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通常有三种结果，和解、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对比破产清算，破产重整能够更大力度、更广层面保护债权人、股东及其他相关权益人的权利，破产重整状态下的债权清偿率通常高于破产清算。

    破产重整可由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提出申请，假定企业能顺利完成重整，则必须经过如下几个步骤：1、申请重整；2、法院受理重整申请，裁定准许公司进行重整；3、制定重整计划，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提交法院裁定批准计划；4、计划批准后，重整计划需按期执行完毕，提请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收到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民事裁定书后，重整顺利完成。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三：

    2007—2017年发生过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注）在49家发生重整的上市公司中，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共计24家，占比49%，民营企业21家，占比43%，另有3家公众企业和1家集体企业。（以进入重整程序前一日的公司属性为准。）

    （摘编自“搜狐网”，《49家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例最全梳理》）

    材料四：

    破产保护的核心，是为重组融资创制了一种特殊的清偿优先级，在缺乏这一优先级时，重组者通常面临一对矛后：重组得以进行，必须获得新的融资来维持企业营运，并支付资产切割、结构调整。业务重组、雇员遣散等重组步骤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钱借给濒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当它的资产多半都已抵押出去之后，除非这个新的债权人在清偿顺序中被允许“加塞”，这一点，在传统民法中是做不到的。

    在美国，如果一旦企业申请破产保护，它的债权人暂时就不能去追究这个企业的债权，企业就能够有个喘息的时间。在申请破产保护的这段时间之內可以想办法，一旦公司通过破产保护，走出了破产法庭以后，相当于把身上的债务甩掉了，可以轻松上阵。

    破产保护除了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局部利益外，它还有利于防止出现大批失业，对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我们生活在不同语言、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语言是促进人类发展、对话、和解、包容与和平的重要前提之一。

    人们需要通过语言与他人沟通，并且通过语言将知识、观念、信仰和传统代代相传，这对于人类的生存、自尊、幸福、发展以及和平共处必不可少。我们认识到，在代代相传的历程中.儿童时期的语言学习效果最佳。

    同时，语言还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记录并传承一个族群、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独特文化的主要载体，它有助于人们通过共享的行为模式、互动方式、认知结构和理解方式来交流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记录了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一知识宝库促进人类发展，见证了人类改造自然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摘编自《岳麓宣言》）

    材料二

    《岳麓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宣言，是重要的永久性文件，也是联合国“2019国际本土语言年”的重要基础性文件。（（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宣言》体现了加强语言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练了当前世界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保护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倡导各国制定行动纲领和实施方案，同时汇聚了语言资源保护的做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模式和路线图，体现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宣言》在制定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受到各方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将时指导世界各国和地区保护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摘编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保护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年1月22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会成为濒危语言的救命稻草吗?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可以。如果使用到位，至少能避免重演“一个人带走一种语言”的尴尬。不过，它依然不能有效地解决语言使用热情问题。实际上，在语言政策趋于开明的现代社会，濒危语言更难以摆脱的威胁，是在社会变迁中跟上时代的压力。鼓励更多人使用濒危的母语，还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和资源支持，缓解社会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带来的冲击。有语言学家研究了墨西哥的原住民社区发现，为濒危语言提供社区支持至关重要。有了相应的社区图书馆、社区组织等，不但人们更有凝聚力，他们的语言也有了生存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和技术手段再发达.都要以人为归宿。否则。它只能为濒危语言搭一个留待后人进行再发现的中转站或庇护所而已。

    （摘编自刘天亮《给濒危语言更广阔的世界》， （人民日报》2019年2月22日）

    材料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罗素表示，在今天存世的7 000多种语言中，不到3%的人口说着占比96%的语言，鼓励语言多样性和尊重母语教育并重意味着从孩童的早期阶段开始多语言的培养，为各语言提供沟通和交流的空间。“要让古老而独特的文化代代相传，就必须为所有语言的使用者提供平等教育机会、加强社会融入。”他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多样性保证了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语言文化交流增信释疑、沟通情感、缔结友谊的道路上，中国正承载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摘编自刘博超《语言多样性为何如此敢要》，《光明日报》2019年2月22日）

材料一：

    对于科幻电影来讲，杀青并不意味着能够松一口气，而是迎来了真正的生死挑战。因为后期制作往往更加复杂。《流浪地球》经历过两次超支，第一次是在地面部分拍摄完成后，已经没有太空戏份的拍摄资金。

    第二次超支是特效制作部分，数字视效是中国电影被吐槽最多的领域之一。为了能够让观众满意，电影制作团队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流浪地球》在初剪时共有4000个视效镜头，最终留下来2200个左右，其中有50％是高难度的A级视效镜头。由四家国内视效公司在极限内完成了效果最好的工作，让人们得以见到这部电影如今的样貌。

    “只要它能活下来，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有信心继续投资中国的科幻电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国内科幻电影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整套的系统还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我们发现想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中国制造能力非常强，但大量人才集中在工业级消费品上，没有人去做电影。你要想找到能做那个级别的道具的人几乎没有。我们所有道具都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比如拍古装片，很容易做一个椅子、屏风，甚至搭一栋楼，但我们得换一个思路，不再是木工，必须去冲压、3D切割，才能做出各种金属的形态，必须拆解成一个个零件，拼装后才能构成场景。”本片导演郭帆说。

（摘自李行《<流浪地球>是怎么诞生的》，《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2月14日）

材料二：

    今年初，国产科幻电影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有人说，这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时代。从冷门题材到热搜话题，“硬核科幻”的崛起，激发了更多人对未来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中国现在最强的感觉是什么？是未来感。”荣获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用“未来感”这个关键词来解释科幻文学的繁荣。他认为，科幻发展的每一步，并不仅仅是因为科幻本身，更是因为整个时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给科幻文学、科幻电影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科幻电影的壮丽航程，恰恰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的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科幻电影的未来感，恰恰是来自当下的现实感。以电影《流浪地球》为例，太空漫游、人工智能、外星家园……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设定，或多或少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源头活水。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升空，到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秀；从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到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里程碑式跨越，无疑是电影作品最有力、最深厚的时代背景。

    人在通往未来的过程中拥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主动地寻找和制造未来感。在通往未来的列车上，每个人不仅仅是乘客。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每时每刻都能碰撞出思维火花，如此一来，更多的“未来感”就会层出不穷，最终聚变成惠及所有人的美好未来。

（摘自盛玉雷《寻找更多“未来感”》，《人民日报评论》2019年3月28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艺恩电影智库2019年）

材料四：

    卡梅隆从小就是科幻迷。早在他出生以前的二十世纪40年代，科幻文学理念就已经非常成熟——未来世界科技怎样突破、宇宙怎样变化、人类在未来如何生存，科幻文学都已有丰富的想象和描述。

    卡梅隆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原作的想象力和剧本出色的改编。与《流浪地球》宣扬英雄主义不同的是，《阿丽塔》的女主人公阿丽塔，并不像超级英雄那样，把自己看作城市甚至全世界的救星。卡梅隆曾经与原著作者木城雪户讨论过阿丽塔。卡梅隆最初觉得阿丽塔像圣女贞德，但木城雪户说：“不，她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也是一个敞开内心的人。”《阿丽塔》原著漫画正是托罗推荐给卡梅隆的。《阿丽塔》的漫画原名“铳梦”，也有“枪梦”的意思，然而原著和电影里都没有出现枪。“那么枪在哪？阿丽塔，她就是枪，或者扣动扳机的那个人。”卡梅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在，关于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声音，从而发现个人的力量与信心。”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狝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我们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放一起比较下他们音乐的不同特色。在音乐史或有关音乐评述的文章中这样的比较屡见不鲜，许多人爱把他们进行对比，这确实是―种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柴可夫斯基这样对比：“莫扎特不像贝多芬那样掌握得深刻，他的气势没有那样宽广……他的音乐中没有主观性的悲剧成分，而这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是表现得那么强劲的。”丰子恺这样说：“贝多芬……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实在是这英雄心的表现。在莫扎特，音乐是音的建筑，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音乐美。至于贝多芬，则音乐是他的伟大的灵魂的表征，故更有光辉。即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则是灵魂的艺术。”《音乐的故事》的作者保罗·贝克说：“人们有时把莫扎特和贝多芬称作音乐界的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前者注重结构的完美，后者则喜欢气势的恢宏。有时也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比作歌德和席勒，前者的作品纯朴自然，而后者的作品感情浓烈、内涵丰富。”

很少有人拿莫扎特和其他音乐家对比。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比，说明他们两人地位旗鼓相当，也说明拿二者对比的人的心目中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态度以及对艺术人生的态度。我更愿意从这一点来对比莫扎特和贝多芬，即他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态度及其在音乐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人生苦难这一点来作为比较基点，是因为这是他们两人共有的，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是他们共有的磨难，也是他们共有的财富。

疾病、贫穷、孤独、嫉妒、倾轧……如黑蝙蝠的影子一样紧紧跟随他们。谁会比他们更悲惨呢?只不过，贝多芬比莫扎特多了耳聋的悲惨，莫扎特比贝多芬多了早逝的悲惨。而且，同样生活在维也纳，莫扎特要贫寒得多，贝多芬虽有过贫穷的童年，但到维也纳不久就得到宫廷顾问官勃朗宁夫人的资助。同样死在维也纳，莫扎特的葬礼比起贝多芬由维也纳政府出面举办的2万人参加的葬礼，显得凄凉万分，他没钱买墓地，他到底埋在哪里也无人说得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们的音乐中是那样不同。傅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音乐史家都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评价说：“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近于‘天籁’了。”

一个“天使”，一个“天籁”，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两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是他对莫扎特的独特理解。这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喜悦……莫扎特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的回避和如禅家般的超脱，而是把它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撤进土地，不是让它再长出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

贝多芬和莫扎特不同，他对于苦难的反抗之心很强烈，这明晰地刻印在他的行为轨迹和乐思中。当得知自己患病将致耳聋的消息后，他痛苦地诉说：“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一切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自私的世界上!”“两年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当然，贝多芬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苦难，他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以起伏跌宕的姿态勾勒了自己的行为曲线。

他的音乐里，听得到明确的主观意图，棱角鲜明的性格，抽象的哲学意义，史诗般宏大叙事的胸怀。他把苦难演绎得极其充分，不是渲染宣泄它，而是重视超拔它，以此反弹于乐思中乃至对传统音乐创作规范的突破上。因此，即使在苦难的深渊也有对欢乐的讴歌，如第九交响乐末乐章的《欢乐颂》，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力量，是大众的，是你我都有的。

贝多芬和莫扎特在生活经历上有那样多共同点，但在音乐表现上却是那样不同，其中一个原因，是莫扎特短暂的一生都沉浸在音乐中，音乐融化了他，他自己也化为了音乐；而贝多芬从小就喜爱哲学和文学，年轻时爱读莎士比亚、莱辛、歌德的作品，曾专门拜访过歌德，把自己根据歌德的诗谱写的康塔塔总谱献给了歌德，还到波恩大学听哲学课，他比莫扎特吸收了更多营养。

贝多芬说：“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在这一点上，贝多芬和莫扎特是一致的。他们的音乐在这一交叉点上汇合。所以，我们在贝多芬的某些音乐中听到莫扎特的影子，不会感到奇怪。

傅雷说：“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么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双子星座。莫扎特在室内乐、交响乐、协奏曲和歌剧几个方面全方位出击，贝多芬以横空出世的交响乐震响世界，将器乐理想发挥到那个时代的极致，挥舞着时代大旗。在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家中，没有谁比他们两人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了。他们两人的音乐也是抚慰和激励世界所有人的艺术，至今拥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摘编自肖复兴《音乐欣赏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