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保护非遗，最根本的是保护传承实践，保护传承能力，保护传承环境。一个非遗项目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可以主要从以下六点加以判断：实践活动是否持续并富有活力；基本实践方式，如手工技艺之于某些传统工艺项目，是否得到保持；基本文化内涵是否得到尊重；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是否得到弘扬；相关社区、群体和传承人的保护、传承及再创造权利是否得到尊重；传承人群是否得到保持乃至扩大。

    非遗保护工作有一个重要理念：见人见物见生活。中国剪纸技艺列入非遗代表作名录，不是因为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剪纸图案，而是因为剪纸深深融入了中国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和情感表达，成为很多地方社区和民众生活的部分。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把握非遗保护的对象，以及政府在剪纸项目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即保护和培育这种大众文化生态，支持开展剪纸活动的习俗和社会实践，让剪纸传统及其技艺在当代生活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至于是沿用过去的图样，还是创作新的题材，是传承人或爱好者在公序良俗规范下的文化表达权利。

（摘自项兆伦《用大历史观看非遗》）

材料二：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非遗名录的统计情况

图1：少数民族非遗类型

图2：少数民族非遗分布情况

（改编自肖远平、王伟杰《中国少数民族非遗名录及传承人统计分析》）

材料三：

    非遗保护传承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自下而上”的。我国137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大多是先辈在劳动、生活中产生的对忧乐，生死、婚配，祖先、自然、天地的敬畏与态度的表达，是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非遗虽然被称为“遗产”，但又不像别的已经“固化”的遗产，它是仍然存活在我们当代生活中的传统，也许已经老迈，却不是朽木；也许已见式微，却从未消亡。非遗保护传承的另一条线索是“自上而下”的。随着对非遗的重视，国家的政策、财政的资金为非遗的保护、传播，传承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和支持。

    除了政府的引导，还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进来。我国的春节、泼水节，以及西方的圣诞节之所以风行，就在于产业的力量，让商家广泛参与。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形象符号，圣诞歌和圣诞礼物的仪式营造，都成为商家“圣诞大餐”的内容，既调动起人们参与的兴趣，也让商家赚得盆满钵满。

    在互联网时代，非遗也要与时俱进，用好网路传播工具，让“传播”与“传承”产生“化学反应”，形成活态存在的生命力。首先，互联网可以为民间工艺提供广泛的销售平台。互联网的链接功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销售平台的建立——使消费者、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实现无时空障碍的沟通。其次，民间工艺线上推广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线下体验机会。再次，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心态也随之发生改变，个性化消费需求显著提高。互联网时代，商家可以利用消费数据的积累分析出商品的市场反响情况，对不同的消费者有的放矢，实现更精准的营销策略。

（摘自杨文博《民间工艺如何与互联网结合》张玉玲《活态传承需全民参与》）

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一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一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一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各题。

庄子，会飞翔的人

朱以撒

①深秋，在商丘的土地上走动，抬眼便可望见落光绿叶的枝条。看到挂在树权上的一个个空巢。巢的主人都往南方过冬去了，它们有着矫健弹性的翅膀，随着时节的转凉，毅然起飞，抛弃当时辛劳筑就的巢。巢无法跟着飞翔，随着黄叶落尽而暴露无遗，秋风秋雨扑击着它，空巢就日渐一日地残破了。

②这时，我想起商丘的一个古人——庄子。庄子和远行的鸟儿一样，善于飞翔。

③我接触庄子的文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把他的作品和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的作品比较起来读。我经常用这样的方法来识别这个古文人和另一个古文人的差异，有时一些很小的差异也别想遮掩。在有了一段时间研读之后，诸家的语言特征就展示出来了。老子的文字词约义丰，简练过了头，就让人恍兮惚兮一时摸不着头脑：孔子的文字要比前者生动一些，有的形象性足以令读者倾倒：孟子学说虽说是孔学的发展，但在描述上走向更精美细腻的刻画：至于韩非子的文字，善以寓言出手，挥洒轻松，笑后颇耐寻思。我一直觉得这些文字如与庄子的文采相比，毫无疑问是素了些。尽管社会后来的发展明显地循孔说来立名立言，可是要让自己怡悦和自在一些，则不妨多多翻动庄子的文墨，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只大鸟如何地飞翔。

④飞翔的庄子是因为他极少牵绊，以至于他的思绪上九天下九渊无所不达。他的笔墨华章，我一直以为是梦境行程中的记录，那么窈兮冥兮，总是染上一层梦魇、梦幻般的色彩，创造出超现实的幻觉氛围来。那时候的人自然属性那么浓郁，科学的利器离他们那么遥远，却居然生出这样的浪漫情调。那些千奇百怪的形象，汇聚于庄子笔下，浩渺阔大又幽微蕴藉。也许有人要说庄子一定过着十分优渥的日子，闲来无事爱胡思乱想。错了，庄子的日子潦倒得很，“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奇妙的想象却由此而生而长。庄子是那般地崇尚宇宙自然自我创造的“天籁”“天乐”，他的自然主义审美情怀得到了很大的释放，无遮无拦，无始无终。

⑤现在我们读庄子，大抵哈哈一笑而过，日子是越过越实在了。

⑥像庄子这般心灵善飞的人，是那个善于表现的时代的硕果。那个时节是我们情感上牵绊颇深的时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极一时之秀。庄子是那时的一首诗，一首自由磅礴灵气冲天的长诗。庄子异于常人，他的笔墨里，不时就出现一系列怪状错落的意象，姑射山神人浑沌、水、镜，都成了超时空的象征。而现实中的他，即便是夫人过世，也敲着瓦盆歌唱。他眼中的死与生相等，都无所谓忧乐，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那个时代的人用他们争鸣的高低声响，张扬着他们的个性，让我们难以忘记。

⑦我在记住庄子的这个深秋，也记起了屈原。从生命的状态上说，屈原也算是一个能够飞翔的人。不同的是屈原不像庄子飞翔得那般轻松自如，他的牵挂太沉重了，他的心灵戴着镣铐在飞，他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那已经走向衰败的楚国车轮子。可是谁来顾念他那逝水流年呢，他的放逐成为必然。屈原是在远离朝廷后开始心灵飞翔的，洞庭、沅水、辰阳、溆浦、湘水还有汨罗江，那时是那么的水天相接、地广人稀，他的心境变得阔大起来。朝廷是回不去的，思路却异常发达和奇诡，他的腕下涌现出许多神灵仙人、虬龙鸾凤、香草美人。他让自己也生活在这个由自己想象编织成的意象世界里，自己也能饮朝露、食落英，浑身佩带着江蓠、辟芷、芰荷、芙蓉，散发着清香，宛若神仙一般。这个时候，应该是屈原最快乐的时候。他在这个瑰丽的世界飞翔的时日毕竟短而又短，泽畔行吟，夕阳古道，总是让他听到鼙鼓动地干戈交响，这时他飞翔的翅膀就如同灌满了铅，再也难以动弹了。

⑧如果说庄子的处世有一种怡然自得和自由不羁的平民气味，那么屈原的处世则很有几分英雄主义的色彩。在飞翔的高度上，两人都是乘奔御风一般的高手，这使我们翻开他们的文字，一不小心就坠入字里行间，不能自已。庄子死了，屈原也死了。庄子之死无疑属于喜剧，他的死如同他的梦，化蝶翩翩而去：屈原之死必然是一个悲剧，他是由于绝望而去死的，有责任感的屈原不是让自然界的代谢法则来执行，而是自己中断了生命的延伸，以至今人提起屈原颇感沉重。

⑨在古文人的许多辞章里，我抚摸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梦。时光绵长得让人晕眩，庄子和屈原的梦就越发瑰丽诱人，耐得住今人慢慢咀嚼。明显的是，今人的翅膀上牵绊越来越多了，浪漫地飞翔真有些为难。我们也越来越少做梦了，那种岁月深处的古典浪漫已经被现代的潮水浸湿了翅羽，成了一道遥远的梦影。

（有删改）

材料一：

孔子治学主张“博学”，即“多闻”“多见”，掌握广博的知识，成为多才多艺的人。孔子的“博学”思想源自其人性论观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性本来都是相似的，只是因为后天习染而有所不同，人与人之间便有了差别。所以，在孔子看来，通过“学”，广泛地学习知识可以改变人、塑造人，使其成为德、才兼备之人。孔子之所以重“学”，是因为学可以去弊。《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与仲由的一段对话：“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六种品德之所以产生了六种弊端，原因在于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不能去除各种鄙陋无知，因受蒙蔽而做事盲目，学则可以增加人的见识，提高人的辨别、分析、自我控制能力，从而葆有自身的德性。由此，“去弊成德”是孔子倡“博学”的目的所在。认识到“学”的重要性，孔子更加强调“好学”“乐学”。“好学”“乐学”是“博学”的前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学习对于一个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能够使他们产生极大的满足感与获得感，求学的人只有具有主观能动性，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不断地勤奋努力。孔子的“博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所学内容上，主张知识的积累和拓展。“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其学习内容多是继承、积累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文明而有所得。在“诗”“礼”“乐”以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并将其拓展为“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四个方面。

孟子则不同，主张“约学”，认为学习只要提纲挈领，掌握要旨即可。孟子的“约学”思想源自其人性本善的性善论观点，认为学习就是对人之善端的存养，应该向内求，而不必向外学更多的知识。所以孟子“约学”的过程就是保养人之善端并扩而充之的过程，从逻辑上包含“求放心”“由博返约”“深适自得”三个过程。孟子有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治学、求学就是求得失去的良善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心本有的，但这四心也只是端倪而已，“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人应该将治学功夫用于求放心之上。然而“耳目之官不思，而弊于物”（《孟子·告子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人的本心是善的，由于人追求耳目之欲，压抑了本心，丧失了良心。求得丧失的良心更要养心，克制、减少欲望。“求放心”的过程就是“除恶养善”的过程，需要人内心中有足够的理性审视和判断能力，不因外物的迷惑而盲目纵欲，时刻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

（摘编自祖国华《为学：先秦儒家的德性圆满之道》）

材料二：

博学和自我反省的关系，同时涉及更广义上的学与思。前面提到的思虑、个体的反省等等，都属广义上的思。关于学和思之间的关系，荀子有一个简要的概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从早到晚，终日思考，却比不上短时间内的学习过程更有收获。学离不开“思”，学与思无法相分。从逻辑上说，这里需要区分广义上的学和狭义上的学。广义上的“学”包括学和思两个方面，前面提到的博学和自我反省都属广义上的“学”。

荀子肯定创造性思想成果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对现有知识的把握之上，从学和思的关系来看，这里涉及对已有知识经验的掌握和个体的创造性思考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不能对已有的知识经验一无所知，如果从无出发，所提出来的看法可能只是重复已有的，不会有什么新的意义。掌握了前人已有的知识，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往前走一步。在这一意义上，“思”以“学”为基础。另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停留在“学”之上，对整个认识没有新的推进，那就只是囿于前人之知。荀子提到“思”不能离开“学”，主要是肯定创造性的思考需要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积累的掌握之上。这一看法与前面提到的博学和自我反省之间的关联相互呼应。

（摘编自杨国荣《荀子的修身思想》）

文本一

哦，香雪

铁凝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这条线正式营运了，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

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她们又在这一分钟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姑娘们喜爱的发卡、香皂，甚至花色繁多的尼龙袜。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

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公社中学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问。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于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

深秋，山风渐渐凛冽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火车停了，香雪顺着车身一直向前走去，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认清了，放在一个女学生面前的真是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攥住了扶手。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这时车身忽然悸动，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香雪扑到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她拍打着玻璃，冲凤娇叫喊着：“凤娇！我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十里。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却只有香雪。

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悄悄塞在女学生座位下面。

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但香雪收下了铅笔盒，到底还是把鸡蛋留在了车上。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她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

她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台儿沟在哪儿？香雪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台儿沟的姐妹们。香雪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从未有过的骄傲。她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迎面，那静止的队伍也流动起来了。同时，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战栗了 ， 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有删改）

文本二

三月香雪

铁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写过一篇名叫《哦，香雪》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个关于女孩子和火车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叫香雪。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山区农村有过短暂的生活。还记得那是一个晚秋，我从京原线（北京一太原）出发，乘火车在京冀交界处的一个小村下了车，站在高高的路基向下望。贫瘠的土地和多而无用的石头禁锢了这里的百姓和他们的日子，他们不知道四周那奇妙俊美的大山是多么诱人，也不知道一只鸡和一斤挂面的价值区别——这里无法播种小麦，白面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于是就有了北京人乘一百公里火车，携带挂面到这里换鸡的奇特交易：一斤挂面等于一只肥鸡！这小村的生活无疑是拮据寒酸的，滞重封闭的，求变的热望似乎不在年老的一代身上，而是在那些女孩子的眼神里、行动上。

我在一个晚上发现房东的女儿和几个女伴梳洗打扮、更换衣裳。她们是去看火车，去看每晚七点钟在村口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这一分钟就是香雪们一天里最宝贵的文化生活。

三十五年过去了，香雪的深山已是河北省著名的旅游景区。从前的香雪们早就不像等待恋人一样地等待火车，她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店主。她们的目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着干净时新，她们懂得价值……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