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 “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今年4月爆发的中兴制裁案让中国社会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核心技术发展。而目前我国电子科技产品中最核心的芯片CPU元件几乎都由欧美国家生产和研发，引发普遍担忧。8月14日，格力设立珠海零边界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芯片产业。8月31日，华为发布了下一代智能手机处理器海思麒麟980，是全球第一款基于7nm工艺的处理器芯片，创造了六项世界第一，为国产芯片的研发划上了重要的一笔。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摘编自《2018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大动向》，人民网2018年12月27曰）

材料二：

    芯片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也是集成电路的载体。集成电路行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国家核心产业竞争力的保障。

    目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与自身的市场需求并不匹配，国内集成电路产能全球占比仅为7%，而市场需求却接近全球的1/3，芯片是我国第一大进口产品，每年进口金额高达2000多亿美元。

    中国芯片行业面临困境，究其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芯片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 风险高、竞争激烈等特点，全球芯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长期被控制在英特尔等行业巨头手中，国内芯片产业在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市场份额等方面都与这些巨头有较大差距，即便与台资企业也有不小差距；其二，中国企业在高端的IC（集成电路）设计上滞后，技术水平相比国际水平落后两代以上；此外，我国许多从事研发的1C设计公司在开发高端产品时，往往是先有产品，而后去找市场，这一做法有违市场规律。

    为了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避免在激烈竞争中被淘汰，集成电路企业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本进行生产线的维护与更新、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随着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的公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一半以上的资金投向制造领域，集成电路制造产业加速发展。

（摘编自前瞻产业研究院《2018全球及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解析报告》）

材料三：

    2002年，我国首款通用CPU“龙芯1号”诞生，打破了我国长期依赖国外处理器产品的尴尬局面。在很多人质疑中国要不要做芯片的时候，龙芯研发团队凭着几十个人、几千万经费就将“龙芯1号”造了出 来。由于在龙芯系列芯片上取得的优异成绩，领头人胡伟武获得了“五四青年奖章” “中科院杰出青年”等一系列荣誉。

    “CPU、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问题，本质上不是科学原理，也不是技术问题，而在于工程细节的完善。这些核心技术对西方国家而言已经在楼上了，我们还在楼下，很多人都希望你一步就蹦上去，但是没有一个企业可以一步就蹦上去的。怎么办？爬楼梯！”

    胡伟武所说的爬楼梯，就是试错过程，爬一阶楼梯就是一次在应用中试错。试错需要时间和耐心，时间是核心技术产品最重要的门槛。龙芯2006年开始研制抗辐照CPU，2017年才开始小批量生产，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

    十八大以来，以龙芯CPU为代表的自主CPU研发和应用取得了很大进展：性能不断提高，超过国际主流CPU的低端产品，正在向中高端逼近；形成了包括近千家企业的自主CPU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信息产业体系正在形成；在武器装备、党政办公、能源、交通等领域得到了大量应用。

（何沛苁、李忠明《胡伟武：核心技术应在试错中发展》，中国科技网2018年12月14日）

材料一：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孛的神秘面纱。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被软着陆，首次月倍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嫦娥4号成为与嫦娥3号不同的全新航天器，概括起来两者有五大不同。

    科学目标方面。嫦娥四号任务均要在月球背面完成，包括实现月基低频射电天文观测、月球背面巡视区浅层结构探测和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矿物组份探测。嫦娥四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熇说：“因为没有别的探测器到过月球背面，所以不论是探地形还是探月壤成分，应该都是人类第一次获得一手数据。”

    工程目标方面。嫦娥四号任务锁定两个国际首次：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地月L2点中继星对地对月的测控、数传中继。

    有效载荷方面。嫦娥四号将降落月球背面，其着陆器携带地形地貌相机、降落相机、低频射电频谱仪等4台有效载荷和1台生物科普载荷，巡视器上共携带全景相机、红外成像光谱仪、测月雷达等4台有效载荷，并将把8台有效载荷带往月球背面冯·卡门撞击坑。

    着陆环境方面。嫦娥四号探测器副总师吴学英介绍说，嫦娥四号的主着陆区为月球背面靠近南极的冯·卡门撞击坑，这里着陆区面积比嫦娥三号的虹湾地区小许多，因为月球背面山峰林立，大坑套小坑，很难找出再大一些、平坦一些的地方。因此，嫦娥四号着陆器在凸凹不平“巴掌大”的地方软着陆，需要具有比嫦娥三号更准确的着陆精度。，需要具有比嫦娥三号更准确的着陆精度。

    通信方式方面。嫦娥四号与地球“飞鸽传书”的通信任务由“鹊桥”中继卫星承担，实施与地面的通信信号“接力”，保障嫦娥四号与地球通信联络。

（摘编自《航天专家：嫦娥四号与嫦娥三号五大不同》，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内搭载了棉花、油菜、土豆、拟南齐、酵母和果蝇六种生物，均放置于密封的生普试验栽荷罐内。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传回的照片显示，棉花成功发芽。截至试验结束前，未从传回数据中观测到其它生物生长状况。

生物科普试验襄备罐由特殊的铝合金材料制成，直径173毫米，高198.3毫米，内部除了6种生物，还有18毫升水和土壤、空气、热控以及两个记录生物生长状态的相机。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于嫦娥四号登陆月球第一天（1月3日）即加电开机，在地面控制中心发送放水指令后，植物种子和果蝇虫卵结束近3个月的休眠状态，进入生物月面生长发育模式。生物科普试验载荷在轨工作状态良好，累计工作时间长达212.75小时，下传照片170多幅。

（摘编自《嫦娥四号生物科普实验载荷中的棉花种子发芽》，北晚新视觉2019年1月15日）

材料三：

    美国《福布斯》网站展望称，2019年1月仅月球就会“接待”两批地球来客，它们将开创人类探月历史上的两个“第一”。报道称，1月初，中国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将在月球冯·卡门撞击坑软着陆并展开巡视，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与月球背面“亲密接触”。印度也将展开本国第二次月球探测行动，计划于1月31日发射“月船2号”探测器，“史上首次造访月球南极”。美国《天空和望远镜》杂志网站则透露，包括德国、美国和印度等多国机构冷战期间美苏引领的第一次探月高潮以政治目的为主，因此在1976年之后，这类不惜血本的探月行动一度陷入长期停滞。但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于科研目的以及开发月球资源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推动，各国形成新的探月高潮。月球不但拥有氦-3等丰富的战略性矿产资源，而且还是载人登陆火星的理想中转站，因此欧洲国家、日本、中国、印度等先后都提出本国的月球探测计划。

（摘编自《2019全球航天充满重量级任务环球网》，2019年1月2日）

材料一

    9月15日，2018全国科普日活动拉开帷幕。这项自2004年以来已连续14年成功举办的全国性科普活动已成为目前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参与范围最广的科普活动。

    当朋友圈里不再大量转发那些所谓的养生文章；当诸多伪科学谣言在公众传播过程中被各个击破：当人们开始愿意相信科学、使用科学……这些生活中的细微变化体现了科普工作的卓有成效。

    2018年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8.47％比2015年第九次调查的6.2％提高了近2.3％，而2010年只有3.27％。

    今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还召开了主题为“科学素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中国正积极履行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责任和义务，推动世界公众科学素质进一步提升，让全世界共享科技文明成果。

    (选自《光明日报》，《普及科学知识，增强全球民众科学素养》)

材料二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日益重视科普工作，科普投入、科普人才、科技场馆等都明显增加，科普内容、传播形式更加丰富，推动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显著提升，我国有望实现“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底具备体现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的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超过10％的目标。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科普工作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科普产业领域大有可为。科普有公益属性，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也需要市场和社会各方的参与，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政府提供面向公众和特定人群的科普内容，市场则更加灵活地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对科普的需求。

    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科普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主营科普的企业不到400家，这些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弱、人才缺，产值规模上亿元的企业凤毛麟角。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了做大做强科普产业具有巨大的空间。科普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不断创新技术和产品，创造出更多满足公众科普需求的科普产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选自《人民日报》，冯华《科普产业大有可为》)

材料三

    科学有什么用?回答：当然有用，而且有重大的作用。但有时候，人们察觉不到它的作用。

    以航空为例，古希腊阿基米德的《论浮体》揭示了流体的浮力规律，意大利达·芬奇在《论鸟的飞行》中还绘制了大量的飞行器草图。1738年，瑞士物理学家丹尼尔·伯努利提出的“伯努利方程”奠定了流体动力学的基础。但他们的发现，并未自然地产生航空应用科学与技术。直到1809年，英国乔治．凯利发表《论空中飞行》，这一切才得以改变。

    基于空气动力学的一般原理，乔治·凯利研究出了关于升力和速度间的关系，勾勒出现代飞机的轮廓．、他的“现代飞机不应模仿鸟类振翼、而应采取固定翼加推进器模式”的论断，使长期以来陷入仿鸟飞行迷阵的人们茅塞顿开。一个真正的航空时代到来了，乔治·凯利成为公认的航空科学之父。此后，在其科学思想的指引下，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有了1903年莱特兄弟的世界首例载人、有动力、可控飞行的成功。

    由此看来，科学不特定于某一具体的产品开发，也不会直接导引出实用技术，但它揭示规律，指明道路，经过持续积累，逐渐形成体系。那些懂科学的聪明人，将会在某一时刻，进发出创意与灵感，研发出一个又一个的新产品。因此，随着国家对科普工作的重视，在我们的科普工作中，引导人们认识科学的作用，不可忽视?

    (选自张聚恩《科学有什么用——以航空航天科学的创立与发展为例》)

京剧流派艺术怎么“传”与“承”

刘连群

    ①流派传承，传是传递，承是承续。不传即不能流动，不承则无以成派。

    ②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京剧史也是众多艺术流派孕育、形成、涌兴、流布的历史，而传承贯穿着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即使是草创流派，也是要从前人那里传承的，这属于艺术延伸链条的前后衔接环节。流派的传承一旦中断，就只能是失去舞台生命的艺术遗产了。

    ③由于流派在京剧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关流派传承的研究、探讨乃至争议从未停息。实践证明，流派传承有着自身的规律与特性。

    ④流派作为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必须得到客观的认可，包括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后学的争相追随，传承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不论你多么新颖、独特，也无传承可言，这也证明了凡被传承的流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⑤随着科技手段的发达，各门学科的教学方式均已大为改观，而京剧却仍然主要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来进行教学，新技术、新工具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是由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演唱的咬字、发声、行腔和气口，身段和武打的造型、力度、节奏，内中构成韵味、韵律的精微变化，是任何曲谱和身段图都标不出来的，只能通过老师的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并辅以反复示范，学生才能稍有领悟。而流派传艺属于教学的高级阶段，又深藏独家奥妙，就更非如此不可了。于是在当代新型的师生关系之外，同时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的感情因素，传者是否心甘情愿地倾囊相授，其效果大不相同。

    ⑥由浅入深，从低到高，入门“归路”如书法的描红、临帖，逐步掌握本派技法，目标先是要“像”，然后从形似达到形神兼备，就是深造有成了。关于学流派要“像”的问题，前些年多有论者引用齐白石老先生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前一句肯定了“学"的必要性，无可争议；后一句则容易引起误解，在“学”的过程中，“似”是阶段性成果，怎么就会“死”了呢？“像”比“似”更进了一步，岂不必“死”无疑吗？后果如此严重，如不加分析地用之承学，极易造成迷惑和动摇。我想，老先生的原意是反对以“似”为满足，不思创新、进取。这固然不错，但断章取义则会忽视“学”的阶段性，而且借用到京剧流派上来，又需另加斟酌，这便涉及流派传承的多样性了。

    ⑦京剧表演不同于书画，“工具”就是演员的身体。由于生理条件的差异，善学者往往根据自身条件与流派的距离远近，在传承时有贴近或掌握技法后另谋一帜之分，如余派，孟小冬近乎前者，杨宝森属于后者，同样学余的谭富英、奚啸伯则又另有变化，他们在“学”与“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同样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近年有一种观点称：“学余叔岩最好的是杨宝森，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片面地以是否独树一派定高低，以剥离为目的，恐怕原汁原味的余派、谭派、梅派以及程派等传统流派就都要断档了。况且，当前讲流派传承，带有强烈的抢救性质，有些重要流派后继乏人，就更不可忽视承学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了。

(选自2012年第10期《社会科学论坛》，有删改。)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