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顸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梁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梁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那屁大的事而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老太太送走了那些公家的人之后，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几斤白面都烙成饼，然后就一张一张地折叠，用纸包好，一沓一沓塞进帆布口袋里。又包了二斤盐巴，塞在缝隙处。她早已谋算好，顸子若回来，就让他躲进小南山的石洞里，过个十天半月的，看看风声，她再想办法。她相信，办法总是有的。记得，她刚十岁那会儿，还扎着羊角辫呢，就给八路军伤病员往那山洞里送过饭，想想那会儿她都从没断过伤病员的一顿饭。如今，为了儿子，她还会没有办法？

    小风轻轻拍打着窗棂，蟋蟀在墙角嘟嘟地叫，老太太迷迷怔怔刚要闩门的当儿，突然间，门“吱呀”一声开了，顶子站在了她的面前。

    老太太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顶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饼，眼睛贼溜溜地寻觑着，待最后一口食物从喉咙处咕噜一声咽下之后，他才急急地说：“娘，我看你一眼就得走了，有没有钱啥的，给我准备点。”

    老太太赶忙把裤腰子拽开，从里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顶子，说：“就这些了，都拿着吧！顶子，你要去哪里？”

    “娘，这您就不要管了。”

    “顶子，你把饼带上，到小南山的石洞里躲躲。”

    “娘，您就别管我了，我这一走，是死是活，真的不好说，啥年月能见到您，也都不敢想。娘，只求您自己保重啦！”

    “顶子，”老太太整个抖动起来，亮亮的泪珠向脸颊处滚动。

    “娘，还有一事，把咱家那把菜刀给我。”

    老太太抹了眼泪，愣了，说：“干啥？”

    顶子咬了下嘴唇说：“娘，我手头怎么也得有个应手的家伙呀。”

    “啥？”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

    “娘，我现在已经想好，谁真若是抓我逮我，我已没有别的路了，就得拼了，反正我已是有人命的人啦，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

    “轰”地一声，老太太就觉得脑袋像被谁猛然击打了一样，眼前金光四射，她颤颤地向前走了一步。

    “娘，快快给我取刀来。”

    老太太表面应允着他，脚步便悄然向窗前靠近，趁儿子回身的工夫，就把那串红辣椒牢牢地挂在了窗户上。

（选自2006年第7期《小说月报》，有删改）

小矮人

【波兰】姆罗热克

    从前有个挂牌“小小”的矮人剧团，一个很认真的常设团体，每周至少有四场演出，大胆涉猎了所有剧目。文化部因而把它提高到了样板矮人剧院的水平，并授予了一个新的名称，这个扩大了的叫法是“中央小小”，对此谁也没有感到奇怪。这个剧院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在这里找到一份差事，成了每一个业余的或职业的矮人演员的幻想。不过，这家剧院的编制早已配备齐全，拥有精兵强将。有个矮人是该剧院最杰出的明星，他表演情人和英雄的角色，因为他最矮小。他大获成功，收入可观，评论界对他天才的演技赞不绝口。如果剧院得以存在，首先是由于他的功劳。

    有一次，他在化妆室里化装——那是在《勇敢的包莱斯瓦夫》首场戏公演之前，他担任剧中的主角——突然发现镜子里没有照出他的金皇冠，可皇冠明明是戴在他头上的呢！过了一会儿，他出台的时候，皇冠碰到了上方的门框，掉落到地板上，像个铁壶盖子一样在地上滚，还发出金属的铿锵声。他拾起皇冠，走到前台。第一幕结束后他回到后台化妆室，本能地低下了头。“中央小小剧院”的房子是根据剧团的比例为它特建的。

    《勇敢的包莱斯瓦夫》一幕一幕往下演，而我们的演员在进出化妆室时都习惯性地低下了头。偶尔他瞥见了剧院老理发师的目光正停留在自己身上。理发师也是个矮人，但还不够矮小，由于太大，就不能登台演出，只能做些辅助工作；他怨天尤人，灵魂深处对一切事和每个人都充满了妒忌。他的目光是那样专注，那样阴沉。小矮人怀着不快心情走上舞台。过了一段时间这种不快心情仍然没有离开他；每天带着这种不自觉的感情睡去，又带着它醒来，虽然极力想摆脱它。他自我欺骗，佯装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快，下意识地去抵制心中早已萌发的怀疑。时间并没有给他带来平静。恰恰相反，有一天，他从化妆室走出来的时候，不得不低下头，尽管头上没戴皇冠。在过道里他又跟理发师擦肩而过。

    这一天他决心正视现实。他在自己雅致的套间里，拉上窗帷，给自己量了身高。这一测量说明了一切。再也不存在什么幻想，他长高了。

    傍晚，他瘫倒在沙发上，喝着一杯格罗格酒。第二天他砍掉了鞋后跟。他希望长高只是一种过渡现象，或许过些时候又能缩回去。在一段时间里砍掉的鞋后跟确实帮了他的忙。终于有一回他走出化妆室，正好老理发师在场，便故意挺了挺胸脯，额头上却碰了个大青包。他从那人的眼中看到了讥讽。

    他为何长高了？他体内的生长激素为何过了这么多年突然从昏睡中苏醒？剧团已经发现了吗？有几次他看到老理发师在幕后的一些角落里跟演员们窃窃私语，他一走过去，絮语声便戛然而止，换成了毫无意义的闲扯。他留心观察伙伴们的面部表情，但是从他们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走在街上越来越少碰见老太太对他说：“小家伙，你跟妈妈走丢了吗？”倒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对他说：“请问，先生……”他回到家里，倒在小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眼望着天花板。可是后来他不得不改变姿势，因为他的双脚伸出了小床外，麻木了。这张小床对于他已经太短了。

    终于，他对“中央小小剧院”的同事们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都已看到，或者都已猜到是怎么回事，昔日热情洋溢的评论也沉寂了，对他的赞扬也愈来愈少见。到处遇见的都是同情的或嘲弄的眼神。或许这只是他那亢奋的想象力在起作用？幸好领导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在《勇敢的包莱斯瓦夫》演出中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然不像演《哈姆雷特》那样成功，但毕竟也是很成功的。领导照常毫不犹豫地指定他扮演《黑衣骑士》中的主角，这个剧已经发了海报。

    排练过程中尽管他很痛苦，但并没有经历什么特殊困难就实现了首次公演。他坐在镜子前面，不看镜子就化好了装。舞台监督按了铃，他从座位上沉重地站起来，不意脑袋竟撞碎了天花板上的电灯。他转身朝门口走去。整个剧团的人在灯光明亮的过道上站成了半圆圈，理发师站在中央。理发师身边站的是剧团里另一位扮演情人的演员，同样很有才华，但迄今他只能演B角，就是因为高出了几个厘米。两人默默对视了片刻。

    他不得不同剧院告别了。后来随着身高增长，他变换过几种职业，在青年剧院跑过龙套，当过跑腿的，在有轨电车线上扳过道岔。他已经是个中等身材的成年男子了。

    他经受过怎样的痛苦？他有什么感觉？他的姓氏早已从海报上消失了，早已被人忘到九霄云外。他在保险部门当了个职员。

    这样又过了许多年，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为了度过周末的自由时间，他走进了矮人剧院。他坐在观众席上高兴得适度，笑得也适度，并不曾表露出过分的兴趣。一边看表演一边剥着薄荷糖糖纸。散场后，他来到衣帽间，穿上了深蓝色的长大衣，扣上了扣子，满意地嘘了一口气，因为等着他的是一顿可口的晚餐。

    “不错，一群很好玩的小矮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有删减）

母亲的中药铺

甘典江

    ①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一是新华书店，一是母亲的中药铺。前者，是因为我爱看爱买连环画；后者，是因为我喜欢嗅闻那些中药的味道，特别是咀嚼几片苦甜苦甜的甘草。

    ②母亲当过赤脚医生。八十年代初，母亲参加医疗培训后，加入了城关镇合作医疗站，

    ③医疗站在我读书的中学附近，临街两间旧木房。一间开处方和打针，另一间，是药铺。和母亲一起在守药铺的，还有三个阿姨。一天到晚，她们就做三件事：抓药，打针，织毛衣。除此之外，便是无休无止的聊天。我注意到，她们抓药非常麻利，瞟一眼处方，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抽屉。仅凭手抓，就基本准确，最后还是放进小秤称一称，添点或减点。然后，把药倒入毛边纸或废报纸，包好扎紧，写几个字交待几句，递给别人。

    ④只要一走进药铺，我就被一股浓重的药香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一习惯就好了。我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抽屉，瞅着那些贴着标签的药名，兴奋不已：什么“半夏，黄精”，什么“益母草、白芨”，都是曼妙的植物。当然，也有的是矿物和其他异类，比如“朱砂、雄黄、海马”，不由得使我产生了相关的联想：这朱砂，肯定就是国画中传统的红色颜料吧？李可染曾用顶级朱砂绘过四张毛主席诗意图《万山红遍》，已成画史上的经典。至于雄黄，不就是许仙意气用事的东西吗？所谓的海马，只是相当于一条小鱼而已。

    ⑤其中，我最喜欢的药草，是甘草。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甘草，望文生义，不就是“甘甜之草”吗？昔时，神农氏遍尝百草，解毒靠的就是这宝贝。再加上，我自己就姓“甘”，与这甘草，是家门，五百劫前，应是同根而生之族。最早，是母亲教我嚼的甘草，一是因为它的药理，二是可以变相地替代水果糖，八十年代，任何甜味都是奢侈品。就这样，我嚼着甘草成长着，自以为嚼出了甘草的本真之味，破解了甘草的一切密码。

    ⑥母亲还爱用党参来炖乌骨鸡和猪肚，补血。她营养不足，严重贫血。人参太贵，吃不起。还有金银花和枸杞，母亲他们都用来泡茶喝。自然，我也跟着全部享受到了。

    ⑦在自家的院子墙角，母亲还栽了几株三七。蔓延的藤叶牵上墙，覆盖成了一面翠绿的毯子，像青绿山水画的设色，极其养眼。可惜，后来拆迁，毁于一旦，使我失去了这一片翠绿。母亲只好把三七块茎挖出，收藏好。她说，三七可以治妇科恶疾，以及跌打损伤。

    ⑧九十年代的某一天，这个合作医疗站被撤销了。回到家，母亲专职做她的家庭主妇。赚钱的任务，彻底由父亲负责。那个中药铺，被别人买去，改作了服装店。从此，街上流行的药店，大多是连锁的西药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于等同于诗人。相反，我害怕西药西医，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化学组织，成分复杂而可疑，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会更让我亲近与信赖。甚至，当我感冒受寒，母亲亲手煎熬的一罐红糖姜开水，也会比最昂贵的感冒灵帮我发热而痊愈，至少，我心已暖。

    ⑨现在，父亲走了，去了天国。母亲一个人守着我们，在空旷的屋顶上栽花种菜。母亲身子瘦弱，时有病痛，我很是担忧，同时，我又安慰自己：生病不正常吗？不正证明了人在活着？何况，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药在陪护呢。一根草是药，一撇叶是药，一线阳光，一滴水，也都是，甚至，一个人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灵芝。母亲多年与草木为伴，沉浸于无边无际的药香之中。于我而言，母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 ， 为我清热解毒，可以抵御这世间的种种伤害。

百无一用

（意大利）卡尔维诺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斜照进街道，杂乱地照亮这条街。阳光从料想不到的缝隙里射出来，打在拥挤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行人的脸上。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记不清他是停在那里还是往前走着，可以肯定的是，他离我越来越近，因此或者是我朝他走去，或者是他向我走来。他高大而消瘦，穿着一件浅色的雨衣，一把紧紧卷起的雨伞利落地挂在胳膊上。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毛毡帽子，也是浅色的，帽檐又宽又圆；底下紧挨着的是眼睛，大大的、冷冷的、亮亮的，眼角带有奇怪的闪光。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根手指夹在书里，好像是为了标记那个位置似的。

    很快，我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静止的目光打量着我，从头到脚。我立即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每走一步，我就扫视他一眼，而每一次我都看见他离我更近，并且望着我。最后，他停在了我的面前，几乎抿着的嘴唇，正要摆出一个微笑。这个男人从衣袋里抽出一根手指，慢慢地，用它向下指着我的双脚。这时他才讲话，用一种有点儿谦卑的、极低的声音。“对不起，”他说道，“您一只鞋的鞋带开了。”

    真的。鞋带的两端垂到了鞋的边缘，拖拉下来，被踩脏了。我的面颊微微地红了，嘴里嘟哝了一句“谢谢”，我俯下了身子。

    在马路上停下采系鞋带是令人讨厌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停在人行道的中间，还会被人碰到。浅色眼睛的男人低声告别后，就马上离开了。

    然而命运却注定我又遇到他：还没有过去一刻钟，我就又看见他站在我面前，望着一个橱窗。那时候，一种不可解释的冲动攫住了我，我想趁他正专心地看着橱窗的时候，转过身，退回去，或者赶紧走过去，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不，已经太晚了，这位陌生人转过身来，他看见了我，望着我，还想对我说些什么。我站在他面前，很害怕。陌生人讲话的声调更加谦卑了。“您看，”他说，“它又松开了。”

    我真想消失，我什么都没有回答，弯下腰，愤怒地努力系鞋带。我耳朵里嗡嗡响，觉得周围走过并且碰撞我的人，还是上一次就碰撞我、注意我的那些人，他们低声说着嘲讽的话。不过，现在鞋带系紧了、结实了，走在路上，我既轻松又自信。这会儿，我甚至怀着一种无意识的自豪感，希望再次巧遇那个陌生人，好为自己恢复名誉。

    刚刚沿着广场转了一圈，我竟发现自己离他只有几步之遥，又在那条人行道上，刚才催促我前进的自豪感突然之间被惊慌代替。陌生人看着我，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的表情，他向我靠近，轻轻摇着脑袋，像是为某个不受人控制的自然事实而惋惜。

    往前迈步的时候，我担心地瞟了一眼那只让我内疚的鞋子：鞋带系得又紧又结实。然而，让我沮丧的是，陌生人继续摇了一会儿脑袋，然后说道：“现在，另外一只鞋的鞋带松开了。”

    这时候，我的感受就像是在噩梦中。我显露出一副反抗的怪相，用牙齿咬住嘴唇，像是不让自己发出诅咒，我又开始在街上弯下腰，暴躁地使劲系鞋带。我站起来，眼睛下面的脸颊火焰一般灼热，我低着脑袋走开了，只想要避开人们的目光。

    但是那天的痛苦并没有结束：当我吃力地急急忙忙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感觉到蝴蝶结一点儿一点儿地滑开，结扣则越来越松，鞋带正在渐渐散开。刚开始，我放慢了脚步，似乎只要小心谨慎一些，就可以维持那一团不稳定的平衡了。可是我离家还很远，而鞋带的两头则已经拖在地上，这边那边地甩来甩去。于是，我走得气喘吁吁，像是在逃开疯狂的恐惧：害怕再次遇到那个男人无法逃避的目光。人们的目光似乎在我周围密集，仿佛林子里的树枝一般。我钻进了遇到的第一个门廊，躲了起来。

    然而，在过道的深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我看见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站在那里，双手搭在紧紧卷起的雨伞的伞柄上，似乎是在等我。

    我起初惊讶得张大了嘴，随即大着胆子挤出笑容，我指着松开的鞋带，想阻止他说话。

    这位陌生人点点头，露出他那忧伤的表情。“是啊，”他说，“两只鞋的鞋带都开了。”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门廊更安静而适合系鞋带了，虽然我后面的高处站着一个浅色眼睛的男人，他看着我，不放过我手指的每一个动作，而且我还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手指中间，打乱我的动作。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现在我不再感到任何痛苦，我甚至还吹起口哨，第无数次重复着该死的系鞋带动作，不过这一次系得更结实。我很放松。

    如果那个男人保持沉默，不先轻轻地咳嗽几声，有点儿犹豫不决，接着以坚定的语调一口气说出下面的话，就没事了。他说道：“对不起，您还是没有学会系鞋带。”

    我满脸通红地转向他，仍然猫着腰。我舔舔嘴唇。

    “您知道，”我说，“对于系鞋带，我真的不在行。也许您不相信我的话。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从不愿意费力学会它。我用穿靴器。对于鞋的结扣，我无能为力，我弄得乱七八糟。也许这难以置信。”

    于是陌生人说了一句奇怪的话。“那么，”他说道，“您的孩子，假如您有孩子的话，您怎么教他们系鞋带呢？”

    然而最为奇怪的还是，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给出答案，似乎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解答过了，还把答案记下来，等待着迟早会有某个人向我提出它一样。“我的孩子们，”我说，“将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怎样系鞋带。”

    陌生人更为荒唐地反驳道：“假如，比如说，发生了大洪水，整个人类都消失了，您是被选中者，您以及您的孩子们将延续人类。那时怎么办？您有没有想过？您将怎样教他们打结？因为不然的话，天晓得，在人类能够打结、重新把它发明出来之前，要过去多少个世纪！”

    我再也理解不了了，无论是打结的事，还是他的这番话。

    “但是，”我尝试着提出异议，“为什么恰恰我应该成为被选中者，为什么恰恰是我这个连打结都不会的人呢？”

    长着浅色眼睛的男人逆光站在门口，他的表情中有些可怕的、天使一般的东西。

    “为什么是我？”他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所有人鞋上部有一个结，一件他们不善于做的事情，一份把他们与其他人连接在一起的无能为力。社会依赖现令人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可洪水呢？如果来了洪水，需要一条诺亚方舟呢？不是单单一个人就能完成要重新开始而需要做的那几件事。您看，您不会系鞋带，另一个人不会刨木头，又一个人还没有阅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有一个人不会播种，如此等等。我多年以来就在寻找，请相信我，很困难，困难极了。看来人们应该手挽着手，就像盲人和瘸子一样，尽管吵架拌嘴，却不能分开行走。”

    他这样说着，转身消失在街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直到今天我还好奇，他是一个奇怪的疯子，还是一位天使？多年以来这位天使徒劳地在人间转来转去，为的是寻找另一个诺亚。

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旬，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礼，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

焚书

老舍

巡长向四外打了一眼：“谁不恨他们！得了，说点正经的：四大爷，你待会儿到祁家、钱家去告诉一声，教他们把书什么的烧一烧。日本人恨念书的人！我想这条胡同里也就是他们两家有书，你去一趟吧！我不好去——”巡长看了看自己的制服。

李四爷点头答应，他到钱家拍门，没人答应。他知道钱先生有点古怪脾气，所以等了一会儿就上祁家来。

祁老人的诚意欢迎，使李四爷心中痛快了一点。他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祁老人对书籍没有什么好感，他在院中叫瑞全：“瑞全，好孩子，把洋书什么的都烧了吧！都是好贵买来的，可是咱们能留着它们惹祸吗？”

老三对老大说：“看！焚书坑儒！”

“老三你说对了！你是得走！我既走不开，就认了命！你走！我在这儿焚书，挂白旗，当亡国奴！”老大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落了泪。

“听见没有啊，小三儿？”祁老者又问了声。

“听见了！马上就动手！”瑞全不耐烦地回答，而后小声地向瑞宣：“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祁老人听李四爷说叫不开钱家的门，很不放心。他知道钱家有许多书，就打发瑞宣去警告钱先生，可是瑞全自告奋勇地去了。

已是掌灯的时候，瑞全不敢用力敲门，他轻轻的叩了两下门环，又低声假嗽一两下，为是双管齐下，好惹起院内的注意。这样作了好多次，里面才低声的问了声：“谁呀？”他听出来，那是钱伯伯的声音。

“我，瑞全！”他把嘴放在门缝上回答。

里面很轻很快的开了门。门洞里漆黑，教瑞全感到点不安。他一时决定不了是进去还是不进去好。他只好先将来意说明，看钱伯伯往里请他不请！

“钱伯伯！咱们的书大概得烧！今天白巡长嘱咐李四爷告诉咱们！”

“进去说，老三！”到了屋门口，钱先生教瑞全等一等，他去点灯。瑞全说不必麻烦。钱先生语声中带着点凄惨的笑：“日本人还没禁止点灯！”

瑞全进去，还没坐下，老者就问：“怎样？得烧书？”瑞全的眼向屋中扫视了一圈：“日本人恨咱们的读书人，更恨读新书的人！”

“呕！”钱默吟的眼闭了那么一下。“可是咱们的士兵有许多是不识字的，也用大刀砍日本人的头！对不对？”瑞全笑了一下，说：“侵略者要是肯承认别人也是人，也有人性，会发火，他就无法侵略了！日本人始终认为咱们都是狗，踢着打着都不哼一声的狗！”

“那是个最大的错误！”钱先生的胖短手伸了一下，请客人坐下。他自己也坐下。“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他又把声音放低了些，说，“你知道吗，我的老二今天回来啦！”

“二哥在哪儿呢？我看看他！”

“又走啦！又走啦！”钱先生的语声里似乎含着点什么秘密。

“他上哪儿？”

“不上哪儿！他说，他不再回来了！教我在将来报户口的时候，不要写上他；他不算我家的人了！”

“他要干什么去呢？”

老先生低声笑了一阵。“我的老二就是个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的人。可是他就不服日本人！你明白了吧？”瑞全点了点头。“二哥要跟他们干？可是，这不便声张吧？”“怎么不便声张呢？”钱先生的声音忽然提高，像发了怒似的。

院中，钱太太咳嗽了两声。

“没事！我和祁家老三说闲话儿呢！”钱先生向窗外说。而后把声音放低，对瑞全讲：“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我的儿子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钱先生一气说完，把眼闭上，嘴唇轻颤。

瑞全听愣了，愣着愣着，他忽然立起来，扑过钱先生去，跪下磕了一个头：“钱伯伯！我一向以为你只是个闲人，只会闲扯！现在……我给你道歉！”没等钱先生有任何表示，很快又立起来。“钱伯伯，我也打算走！”

“走？”钱先生细细地看了看瑞全，“好！你应当走，你的心热，身体好！”

“钱伯伯！”瑞全咽了几口热气才说：“我不一定再来辞行啦，多少要保守点秘密！”

“还辞行？老实说，这次别离后，我简直不抱再看见你们的希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钱先生眼中微微发了湿。

他一声没出地给瑞全开了街门，看着他出去；而后，把门轻轻关好，长叹了一声。

（节选自《四世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