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本领
①早在人类诞生之前，蚂蚁就会修筑“公路”。亚马孙雨林中的蚁类，为躲避狂风暴雨，在树干上啃出一条条凹槽，或在平地用沙砾修筑成沟槽，作为它们的公路；蚂蚁是列队行进的，为解决相对而行或十字路口的交通阻塞，它们竟然能“设计”出类似立交桥的环形交叉路口。
②蚂蚁的神经系统并不发达，然而它们一旦成为一个整体时居然能够思考、筹划、谋算，成为一部活计算机。它们无需图纸，也没有指挥和监理，但竟能齐心合力地设计并建造成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蚁丘。蚁丘的内部布局合理，空气畅通，温度恒定，各种设施齐备，其工程浩大令人惊叹：有上百个蚁丘相通，可长达数十米；有的如“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最高的可达6米，按其身高的比例，相当于人类300层的摩天大厦。蚂蚁王国的这般工程往往需要十余年的艰辛劳作，而工蚁的寿命不过两年，也就是说，需要几代蚂蚁的努力方可大功告成。天知道，它们是怎样保持一致的?
③据考证，蚂蚁早在5000万年前就完成了类似人类的从“狩猎”到“农耕”的转变。现在地球上约有二百余种蚂蚁都有种植蘑菇类真菌的本领。它们不但懂得施肥、收割，还懂得利用树叶发酵产生的热量来保持真菌园的恒定的温度和湿度，甚至当它们种植无收时还会向邻居借贷!

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零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声：“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抱抱曾经的自己

张亚凌

    ①7岁时的那个夏日，我拎着镰刀，跟着母亲去收麦子。

    ②母亲的胳膊一划拉，就揽住了四行麦子，一镰下去，都放倒了，脚一挑，就是一堆，割得很快。我只割两行，也只是一行一行、一小把一小把地割。很快，我就被母亲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想赶上母亲，可心里一着急，手底下就出错了。

    ③一镰下去，没割到麦子倒割破了自己的鞋面，还有脚背，我疼得直呲牙咧嘴。脱了鞋袜，一道血口子。我没有喊没有叫，就像母亲平常处理伤口那样，抓了一点土，在手里捻细，而后撒在直流血的伤口上。看着母亲不直腰地割着，我将那只袜子悄悄塞进兜里，忍着疼往前赶，只是割得更慢了。

    ④母亲性急，头也不回地催促着我“快点，手底下快点”。她已经打了个来回，折到我跟前。见我绷着脸慢吞吞的，就轻轻踹了我一脚，骂了句“慢腾腾，没听见麦子都炸开了”，而后继续弯腰猛割。

    ⑤那天临近傍晚，母亲照例拉我到池塘边冲洗，我死活不下去，她才瞅见了我没穿袜子的那只脚，还有脚背上的伤。“没事，都结痂了，两天就好了。”母亲说时语气很轻松，就像受伤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她或许不知道，一个7岁的小孩子，自己受伤了很疼很想休息却不忍心丢下母亲独自割麦子的矛盾心理吧？

    ⑥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过去，抱抱那个小孩。我的脸颊会轻轻地贴在她的小脸蛋上，说，好样的，你真是个乖孩子。

    ⑦10岁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考试没考好，很伤心，老师表扬别的孩子就像在批评我。

    ⑧如果没记错，那时应该是一块橡皮2分钱，一支铅笔5分钱，一个本子8分钱。家里是不会经常给我钱买学习用具的，可努力是必须的。贫穷出智慧吧，我想到了电池里的碳棒。那时电池也是稀罕的东西，不是开玩笑，家里带电的就一手电筒，还舍不得经常用，怕费电。我后来在亲戚家找到了一节废电池，砸开，取出碳棒，从此我拥有了一支可以长久使用的“笔”。

    ⑨学校的操场是我的练习本，碳棒是笔，反反复复写，边写边背。有同学从我身边走过，像看怪物一样看我：成绩不好，还显摆着这点学问？我才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知道该好好写，好好背。就那样，脑子并不灵光的我，渐渐地靠拢了优秀生。

    ⑩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过去，抱抱那个蹲在地上的小女孩，在她耳边轻声告诉她：想办法自己拉自己一把，为你的坚持点个赞。

    ⑪14岁那年，上初二了，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作文写得挺不错。只是，我不是一个长得清爽且伶牙俐齿讨人喜欢的孩子。

    ⑫语文老师很是奇怪，每次讲评作文，都会先说一句“这次作文写得好的有某某、某某等”，而后将点到名的学生的作文当范文读。我从来没被点名表扬过，作文自然也没被读过。而翻开作文本，评语、分数和优秀的一样----我一直在“等”里面，这让我欣慰又窝火。

    ⑬3下学期的3月份，全县举办了一次中学生作文比赛，我是全县唯一的一等奖，也是我们学校唯一获奖的。颁奖回来，学校又召开了一次师生大会，让我在大会上读自己的获奖作文。读着读着，我的声音哽咽了。下面的掌声响了起来，他们一定认为我是声情并茂。那一刻，我终于将自己从作文讲评课上的那个沉重的“等”里面解救出来了。

    ⑭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过去，抱抱那个少女。我会揽着她的肩膀说，你真棒，陪自己走过了泥泞与黑暗！

    ⑮再如果可以，我还想抱抱那个在别人都已酣然入梦她依旧点着蜡烛勤奋学习的18岁少女，没有她的刻苦劲，我怎么会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顺利跨进大学的校门？

    ⑯回望走过的路，点点滴滴都是付出和努力，如果可以，我真想回到过去，抱抱每一阶段里从没懈怠过的自己。感谢她们一路扶持，才让今天的我没有让自己失望。

大爹的执着

刘利元

①大爹是我们村唯一穿中山装下地犁田的人，他曾经在村小和乡中当了三十多年的民办教师。

②西沙窝一带识字的人，基本上都是大爹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村子里出个大学生是天大的事。人们经常说起大爹教出的哪个学生考上了哪所大学。我对这些不太在意，他留给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件穿了十几年的中山装。记得我上小学时，一次大爹抱着一只獾子从乌兰布和沙漠里走出来，村子里的人围着獾子看稀奇。大爹讲，他在野外发现这只獾子快不行了，便想着抱回家打一支强心针看能不能救活。当时我也挤在人群里，但是我对獾子的生死毫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大爹的衣服，因为他身上穿的深蓝色中山装被这只小动物的爪子撕烂了。过了几天，我发现他又把那件中山装完好而整洁地穿在了身上，原来，大妈用平针把裂口缝好了。我上中学后，大爹教我语文，我发现他还穿着那件被獾子撕破的中山装站在讲台上，只是深蓝已经洗得变成了浅蓝。

③大爹种地教书两不误。站在讲台上，他情绪激昂，谈古论今，一丝不苟地授课。下了讲台，他顾不上洗掉手上的粉尘，就钻进庄稼地里锄地、培土、育苗，裤腿和鞋帮上全是泥巴，和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当其他人收工后吸一支旱烟时，大爹则牵挂着课堂上的学生和娃娃们的作文本。

④每天天不亮，大爹就骑个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来回穿梭。西沙窝一带的耕地十分分散，每户人家都有七八个地块，隔得远，在浇地时，其他农民可以在地堰上挖开一个口子，让渠水慢慢流淌，观察四周都上了水，就把口子填上，让整个地块过水均匀。大爹没有时间慢慢等候，他的学生还在课堂上等着他讲课呢。他在清晨扛着把锹到处挖口子，等到下课了再来填。至于水深水浅，浇得均匀不均匀，就顾不过来了，所以大爹种的庄稼要么因为水深了被淹死，要么因为水浅了受旱，基本上同类地块中大爹种的庄稼产量是最低的。

⑤有好几次放学回家，大爹都埋怨着说，这个教书营生他再也不干了。可是第二天清晨，他又骑着自行车奔波十多千米去了学校。

⑥虽然大爹已经退休二十几年了，可是他教书时的形象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比农民还要黑瘦的中年教师，骑着一辆破旧的、“吱吱”作响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黄得发白的书包，书包里装着他的教案和课本，有时候还有一个或者半个馒头，那是他在乡中学教书时的午餐。车后座上还绑着一只蛇皮袋子，那是下课后在回家的路途中给家里喂养的羊收集落叶用的。哪怕十分疲惫，他依然双目炯炯有神，好像看到希望就在黄土路上不远的地方。

(选自《光明日报》2023年5月12日，有改动)

母亲的厨艺

①母亲说话爱用比喻，那些比喻很俗气但又像菜市场上浓妆艳抹的女人，让人印象深刻。她在外婆膝下做女儿时，不会煮饭，她这样形容自己：“我做小姑娘时，连水和米是怎么成亲的都不知道！”都说环境造就人，我妈为人妻、为人母后才有了相当了得的厨艺，烹炸煎煮全部得心应手，无师自通地成为了一名乡村厨子。

②每一个身处童年时期的小孩子，都像原野上的草般疯长。而“长”常常伴随着一个字“吃”。幼时的我们问的最多的话就是：“妈，家里有没有好吃的？”其实，贫穷的家哪有什么好吃的？但一个母亲总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失望的。

③母亲能拿得出来的，无非是自家鸡下的蛋、自家种的大白菜、花生、豆子等。母亲常用一个鸡蛋给我们做蒸蛋，她在鸡蛋里放上一把炒米、一摊细细的肉末，撒上葱花，最后蒸出了一大盘别具风味的蛋，让我们吃得心满意足。一颗卷心菜，母亲把白色的梗和黄绿色的叶分开切，菜叶切成大块儿煮汤，白色的梗切成比小指头还细的条儿，下锅里加大量的猪油爆炒，这样做出来的菜特别下饭。母亲也给我们做零食，从花生里选出个小、卖相不好的，等攒够了一碗，就给我们炒挂霜花生米吃。挂霜花生米——花生米上好像裹了一层薄薄的秋霜，邻家主妇们谁也不会，这让我和小弟的虚荣心在小伙伴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妈做得最好的零食是油炸小鱼。那种一片柳叶儿般长短、细窄的小鱼，人家买来喂食猫，但我妈用来油炸。我妈没花几个钱买回来，用大拇指刮去鱼鳞，挖去内脏，洗净之后擦上薄薄的一层盐，放在太阳下晒干。她用小葱拌干面粉做成糊，裹在小鱼身上，再把小鱼下到滚油里炸，炸到而皮金黄，捞出锅来。一口一个，又鲜又脆。那时，母亲的厨艺正处于巅峰时期。

④我去远方念书的时候，曾把我妈做的藕团子带去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吃，他们说，母亲不开个饭店是我家的重大损失。

⑤我们日渐长大，家境也渐渐好转，但母亲仍然喜欢在做菜上花心思，仍是一腔热情，厨艺也依然不减当年。可是，母亲的美食已留不住我们向往外面世界的心。母亲是一面湖，但是好像鱼儿的我们，怎么甘心仅仅在湖里，不去看看远方的大海，不去尝尝别处新鲜的吃食？新鲜，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力量。

⑥终于有一日，我向母亲宣布，我要去吃别人做的菜了。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那位母亲做的菜好吃，但因为她的儿子，她做的菜，我也就能心甘情愿吃下去。

⑦如今，我也做了母亲，母亲做了外婆，我的女儿也长到会品评菜的口味的年纪。一日，在饭桌上，女儿挑剔地对我说：“我觉得外婆做的菜真难吃。奶奶做的菜就特别好吃！”我点头同意孩子的评价，这并不是孩子偏心和厚爱她的祖母，她只是总是说实在话。

⑧我和小弟离开了家后，父亲去世，剩母亲一个人过日子。母亲再也没有好好地做过饭，炒上一盘青菜可以吃上两天，炖上一碗红烧肉甚至可以吃上三天，她再也不像年轻时候，挖空心思地弄出好吃的。偶尔，我们回家吃饭，她做出满满一桌菜来，不是油多了，就是盐少了，厨艺大不如从前了。

⑨倒是婆婆，因为我们一家子都围在她身边要吃要喝的，有时我还把办公室里听说到的菜名告诉她，想着我们能吃好的她，就总是愿意一试。婆婆还自创了不少菜式，这些菜无不让家人称好，外人称道。婆婆今日的厨艺早已不是我当初进门时候的样子，她这位母亲的厨艺确实是与日俱好，越发了得。

⑩母亲们的厨艺的确是儿女历练出来的，儿女在，厨艺长，儿女远，厨艺消。“此消彼长”这一说，妈妈们因爱逃不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