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自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讨论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编制中医药发展规划，标志着中医药发展已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毋庸讳言，多年以来中医药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和尴尬。首先，中医药是个有机的整体，中药质量是中医疗效的重要保障。药材不地道、药力达不到，中医疗效必然受影响。其次，中医药管理“令出多门”。现行的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管理监督难以到位。

    眼下，中医药终于迎来了最好的发展契机，不仅有自下而上的举国期待，期待中医药能够一扫颓势，解民众看病之难，更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扶持。有战略规划，有法律护航，可以说，中医药正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摘编自2016年2月29日《人口导报》）

材料二：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从历史环境中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

    从现实的情况看，离开了中国传统人文文化教育和传播，中医药执业人员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成为一代中医名家（即使一时出名，也后劲不足）。中药难以保持和发展道地药材与传统炮制方法，与中医药相关的产品、包括中医药文化产品也难以形成良好持久的市场氛围。离开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健康持续发展。现代中医院校完全按照西方科学模式进行构建，用所谓的现代科技来研究中医药。中医院校版又一版的教材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语言表达也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而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很多课程，也越来越被边缘化。

（摘编自《中国医药报》总第3187期）

材料三：

    虽然近年来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以及地位的提升，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但现实状况远比数据呈现的要复杂、微妙得多。

    与隋唐、两宋时期中医作为整体对外传播不一样，如今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在海外的存在，扛起大梁的仅仅是针灸。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几乎是中医的代名词。以现代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理论属于“前科学”体系，这也是中医相对于西医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上，中医通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医学”，这似乎无形中给中医贴上了与现代科学“对立”的标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被视为主流医学对中医的认可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因为她所使用的化学合成手段完全是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理论作为“文化他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摘编自《走向海外，孤独的“文化他者”》）

材料一：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年规划，是统筹谋划和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纲领。规划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系统解决乡村振兴“人、地、钱”难题。经济研究员马晓河说，解决“人”的问题，关键要推动两类人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一类是农业转移人口。让有意愿、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另一类是乡村人才。既在“育”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也在“引”上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规划的重中之重是壮大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农业部长韩长赋强调，要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继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真正让农业就地增值、农民就近增收。

（摘自新华社《乡村振兴战略首个五年规划出台：系统解决“人、地、钱”难题》2018年9月27日）

材料二：

    农业部长韩长赋6月21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韩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我国目前已有很多节日，为什么还要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

    韩长赋：“中国农民丰收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一有利于进一步彰显“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二有利于提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举办特色活动，丰富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三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和文化传统，让人们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文化、寻找归属。

    记者：这个节日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哪些重要意义？

    韩长赋：“中国农民丰收节”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设立，首先，可以激发农民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第二，可以营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良好氛围，有助于把各方面的力量、资源动员和聚集起来，有助于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第三，可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生活富裕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办这个节也是农民美好生活的体现。

    记者：有没有计划组织一些庆祝活动？

    韩长赋：农业部会牵头组成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进行顶层设计，但更多的是要发挥地方的创造性。

（摘自中国政府网《新闻办就“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2018年6月21日）

材料三：

    9月17日，在阿里巴巴集团举办的“首届丰收购物节”上，农民裴耀军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宣传推介阳曲小米，制造了当日销售额最高、成交量最大的单子。“我们线上销售突破70万元，线下销售突破30万元。丰收节真的让农产品在价值上实现了‘丰收’！”裴耀军向记者感慨道。

    事实上，无论是阿里巴巴的“首届丰收购物节”、京东的“庆丰收购物节”，还是网易严选的“丰收美食节”、苏宁超市的“丰收大吉”主题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农产品，在各大互联网电商平台上被全国消费者争相抢购，一次次刷新农产品销售纪录。

    “电商是农村地区农产品实现价值的一个最好方式。”农业部司长唐珂说。

    线上销售创意不断，线下销售形式多样。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组织北京、河南、青海等地的大型批发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流通主渠道优势，策划14场“庆丰收大促销”系列活动，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

    阿里巴巴副总裁王建勋认为，今年的丰收购物节是一个很好的农产品销售的模式。不过，要彻底解决农产品销售的一些难题，物流是一个重点要解决的难题，需要电商企业加大投入力度，做好基础设施建设。

    “虽然网上销售很热闹，但对于一些农产品来说，线下销售仍然是主要方式。”河南商丘农批市场总经理陈继亭说。“贫困地区不要坐等批发商对接采购，自己要主动联系推销展销活动，把优质农产品销售出去。”

（摘自《打造农产品销售的“丰收节”》2018年9月26日《农业日报》）

材料四：

    农业院校如何定位自身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6年来，华中农大在参与定点扶贫的过程中，探索出具有特色的“志愿服务+精准扶贫”模式。

    “网络阡陌”支教团成员赵芸逸告诉记者：“学生志愿者通过支教接力，搭建‘学校+地方+企业’爱心桥，建立‘一对一’学生资助体系，专职培训全县校长和骨干教师，为彻底拔除‘穷根’夯实根基。”

    除了实施基础教育领域的“甘露”工程，华中农大还实施“活泉”工程，打造“专家团队+学生志愿者+产业基地”的产业扶贫模式，为当地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田间地头，开展集中培训、现场示范讲解，培训管理干部、技术人员近400人次，培训特色产业人才、专业合作社带头人11695人次。

    学校以设计包装、LOGO、宣传页、淘宝网店等方式，为当地产业提升文化品牌形象。三里乡马坡茶有设计和包装后，单品价格增长20%，春季两个月完成了过去一年的销量。

    “教育扶贫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产业扶贫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而文化扶贫能够提升乡村品牌价值。”华中农大校长邓秀新说。

（摘自《华中农业大学：教育扶贫送“甘露”引“活泉”》2018年9月28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一：

    无人驾驶汽车又称轮式移动机器人，主要依靠车内的以计算机系统为主的智能驾驶仪来实现无人驾驶，是智能汽车的最高级形态。无人驾驶是智能化的终极体现，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现代传感、信息融合、通信以及自动控制等高新技术的不断进步，无人驾驶汽车未来发展速度将加快，同时人们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接受和需求度正在逐渐提升。无人驾驶早已被全球车企列为主要研发项目之一。国外的奔驰、宝马、福特、特斯拉和国内车企长城、北汽、比亚迪、吉利等早已涉足。互联网厂商谷歌、苹果，芯片公司英特尔、高通等也一直在动作，无人车的角逐已经快速展开。未来无人驾驶汽车将会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提高人们出行的质量。

2017年社会调查数据

（摘自《汽车前线》2017.12）

材料二：

    在CES2017参展的大概500家汽车科技公司中，NVIDIA公司展示了一款奥迪自动驾驶汽车，惊艳四座。该公司CEO黄仁勋表示，“我们说的是一款将在2020年上市的高度自动化汽车，它能够应对多种状况”。“这意味着，在许多道路条件下都能够自主驾驶，不需要人们在后台监督或者夺取控制权。”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无人驾驶”的真正要求。当然，要是想让它到戈壁沙漠去玩儿穿越，那估计还够呛。NVIDIA将图形处理单元（GPU）技术移植到了这个2020年才会与消费者见面的智能汽车上。NVIDIA凭借这种技术在游戏行业中独领风骚几十年，如今又将在这个新的“沙维尔（Xavier）”系统上大放异彩。沙维尔拥有八个高端CPU内核和强劲的性能。在过去三年中，这种系统被用于深度学习，能够分辨脸孔的轮廓和细节。那么，如果可以识别人脸，识别汽车、标识、行人就更不是问题。虽然包括特斯拉在内，还有很多公司正在朝这条方向努力；但NVIDIA和奥迪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无人驾驶汽车的时代已经开始倒计时。

（摘自《东方瞭望》2018.1）

材料三：

    百度公布的路测路线显示，百度无人驾驶车在北京完成测试。预计随着国外技术成熟度的不断提升，国内各车企参与无人驾驶汽车研发的积极性将会不断提高。相关权威公司预测，到2035年全球无人驾驶汽车销量将达到1180万辆，而中国市场的份额约为24%，约为280万辆，其市场前景非常可观。从明年开始，百度将会和主流车厂合作，推出主流家用轿车。李彦宏说，这种车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在开放道路上完全不需要人，但在常见路况下可以自动驾驶。“比如从北京开车到上海，上了高速以后，你就不用管了，可以‘吃着火锅唱着歌’，到了上海，车会提醒你要下高速了，这种状况大家很快会看到。”

（摘自《西南联合早报》2018.3）

材料四：

    自动驾驶汽车真的快要上路了吗？从各地路测反馈的信息看，自动驾驶汽车要想上路，还需跨越技术和法律层面的诸多障碍？数据积累。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需要积累一定数量的数据库。比如，德国一家公司给软件输入了1000多张不同图像的“前方停车标志”，以便汽车即时识别路标。此外，中国道路上的人流量、车流量很大，路况也更加复杂，高精度地图需研发。也需高可靠、低延时网络支持，但目前5G技术距离商用还有一定距离。虽然多地出台了支持路测的细则，但目前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都是在有人驾驶的前提下制定的，如果未来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真要上路行驶，可能需要对现有的法规进行修改。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上路时间表的预计，传统车企至少还有10年的路要走。

（摘自《汽车风暴》2018.4）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全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文人画的逐渐衰微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造化与笔墨的关系。《韩非•子外储说》中关于画犬马鬼魅的难易之辩，反映了人们对形象准确度的重视，孰难孰易的高下判断以能否准确描绘对象可否“类之”而定。我们回看晋唐的绘画传统，“存形”是绘画的一个重要功能，笔墨的意义在于为造化服务，这也符合绘画的基本功能，即造型性。这个时期的画法以勾勒渲染为主，先以线条勾勒出物象的外形和结构，再以墨色层层渲染表现物象的层次、明暗和色彩等，笔墨的独立性尚未自觉。到了北宋，对于犬马鬼魅难易的认识，苏轼是另外一种看法：“难易在工拙不在所画。工拙之中，又有格焉。画虽工而格卑，不害为庸品。”他提出了评画新标准：画贵有格，虽工无益。文人画审美趣味的改变己在此显现端倪，不但文人画家开始在实践中重塑笔墨，理论家们也为笔墨的崛起铺平道路。何为画格？宋代理论家黄休复将其分为四类：逸、神、妙、能。“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这被称为逸格，而“画能性周动植，学侔天动，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列为能格。黄休复将逸格置于众格之首，笔墨与造化的关系己悄然转变，“形象生动”先于“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墨不再服务于造化，笔墨逐渐成为绘画的主体；造化服务于笔墨，造化可以被改造从而符合笔墨的结构和韵律。

宋代以降的数百年里，中国画从再现意境走向了表现意趣，从形象创造走向了笔墨创造，从师造化走向了师古人，从注重写生走向了隔代私淑，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写意日盛而画意萎靡，写意花鸟画在晚清、近代最后几位文人画大家的笔墨演绎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巨大的困局。

当下画坛中，我们可以将写意花鸟画做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纵向上，清代以来笔墨陈陈相因，鲜有新意，笔墨图式呈现僵化的画谱气，甚至因为不事写生，疏离造化，花卉面貌千篇一律，以至于桃花、梅花不分，而牡丹、荷花等又画目雷同。横向上，当今人物、山水都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人物画引入西方的造型观念，洋为中用，使人物画打破了传统人物画造型不足的局面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而无论是山水画还是人物画，在重视写生方面都比写意花鸟画来得主动和自觉，山水画有黄宾虹、李可染等，人物画有徐悲鸿、蒋兆和等身体力行，积极探索笔墨语言在写生情景中的重构。潘天寿曾有感于写意花鸟画的凋敞，尝试将山水画和花鸟画相结合，加入写生的因素，约束文人画，促进了文人画的学院派改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影响甚大。

（节选自《美术观察》2015年第5期，有删改）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传统的文学研究，重视时代背景的分析而忽视地理环境的考察，因此对文学的认识就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许多精彩的内容、形式和特点都被忽略或者遮蔽了。文学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迁徙与组合。描述文学作品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揭示文学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不乏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言论，却鲜有论及文学与气候关系的。刘勰和钟嵘最早提到“气候影响文学”。《文心雕龙·物色》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所谓“物色”，就是指“自然景色”，准确地说是物候学所讲的“物候”。《诗品·序》则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郭绍虞解释“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物色”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迁，物候的变迁引起感情的激动，感情的激动导致文辞（文学）的产生，这是文学作品产生的一种机制。在20世纪的自然科学领域，地理学家竺可桢在《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中引用杜甫的《杜鹃》、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等诗，谈文学对气候、物候的反映，借以证明物候学的相关问题。

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气候影响文学家生命和生命意识，从而影响文学。生命意识内涵丰富，它包括人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也包括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质量、价值的不同看法。前者属于“生命本体论”，后者属于“生命价值论”。生命意识如此丰富的内容，自然气候可以触发它，但不能全部培育它，尤其是“生命价值论”方面的内容，能够担当培育之责的，主要是人文气候。

自然气候能够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人们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产生时间紧迫感或危机感，多是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如人的生老病死或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物候现象。一般人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不够敏感，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农民）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他们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此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自身的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从而唤起或强化更多的人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物候之所以会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因为它有“一年一度的循环”，而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就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地貌、水文和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是文学创作的常见题材，能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但这种激发的原动力是气候。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变化，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

生命意识并不是先天的存在，它是后天培育的。通常来讲，生命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长期积淀，它是已然存在的，潜伏在人的脑海深处，只有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尤其是近距离的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才能唤醒它，让它浮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人文气候（风俗、风气、民风、民俗）的形成，与自然气候也有关系，虽然不那么直接。一个地方的自然气候，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一个地方的土壤、水文、生物或物产，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一个地方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活动，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与风俗（风气、民风、风俗），即人文气候。因此，我们讲人文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培育作用，并不意味着自然气候没有加入到这种培育，只是不那么直接而已。同理，我们讲自然气候对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具有触发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人文气候就不能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总之，气候通过物候影响文学家生命意识，而文学家生命意识又影响到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影响到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形成，影响到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从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内部景观等。

（摘编自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