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职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取材于芮喆等人的文章）

材料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一直以来对于网约车等新兴业态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尤其在拿不准其未来的发展和影响时，往往会对创新保持一定的政策模糊，以便“让子弹飞一会儿”。事实证明，网约车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社会空闲资源得以重新组织和优化使用，这为网约车赢来了生存空间。

    然而，当其发展中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并放大时，就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此次各地方出台新政的背景中，“安全”与“拥堵”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一方面，网约车司机数量急剧膨胀，行业恶性事件开始频频见诸报端，人们心中权衡便利与安全的天平正在渐渐倾向后者；另一方面，在一线大城市已近饱和的道路交通条件下，有城市数据显示，近两年拥堵程度的增加与网约车的发展呈现正相关，这在分城施策时是不可能不考虑的因素。显然这不再是一个该不该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该如何监管的问题。

（《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9日  有删改）

材料二：

    截至去年12月，我国网约专车和快车用户规模已达2.36亿人，同比增幅超40%。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作为“互联网+交通”的创新业态，网约车解决了传统出行的很多痛点，逐渐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刚需。但急速生长下，泥沙俱下，监管滞后，网约车市场出现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事件在所难免。

    “除了个人信息安全、行车安全、资费合理性等问题外，保险、乘客司机纠纷等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说，很多网约车没有商业保险或者购买家庭自用性质的保险，出现交通事故后消费者无法到保险公司索赔。

（《人民日报》2018年05月10日  有删改）

材料三：

    5月6日晚间，空姐李某珠在郑州航空港区搭乘了一辆顺风车赶往市内后遇害。郑州市办案民警对媒体表示，作案人员是一名滴滴司机，身上携有凶器，仍在潜逃中，警方正在抓捕。

    5月10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网约车司机刘某华（男，27岁，郑州航空港区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经专案组用技术手段追踪，显示嫌疑人刘某华作案后弃车跳河，现警方正在相关区域全力展开搜捕。

    5月11日，在警方通报的疑犯刘某华落水地点，发现了一具尸体，疑似嫌犯。具体确认还需要待打捞出来以后做DNA鉴定。

    同日，滴滴平台发布消息称，自5月12日零点起，顺风车业务在全国范围内下线，停业自查整改一周；其他平台业务对全量司机全面审查，用一切手段清理平台上可能的人车不符情况；运营及客服体系全面整改。

（《检察日报》2018-05-12有删改）

材料四：

    交通运输部：网约车司机无证上岗或被列失信黑名单

    交通运输部官方微信今日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出租汽车行业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未取得平台、车辆、驾驶员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驾驶员，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且6个月内仍拒不改正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列入失信联合惩戒主体名单（以下简称“黑名单”）。发生上述行为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的失信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直接列入“黑名单”。

（《新华网》2018-05-11节选）

材料一：2015年1月，习近平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他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政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习近平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到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习近平指出，换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2017年3月11日“人才网”)

材料二：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茬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2016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目前，全国还有3000万人未脱贫，与过去的贫困人口不一样，这些属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有的难脱贫并不是没有能力脱贫，而是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决定了很多人脱贫动力不足。因而，如何通过引进先进文化和一些制度，促进贫困人口主动脱贫，成为下一步完成脱贫任务的关健所在。

(摘自2017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一：

    中国政府控制着中国三大移动运营商，并一直在指导它们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部署大规模5G测试网络。投资分析师克里斯莱恩表示：“中国运营商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执行政府政策，而大多数全球电信公司试图平衡竞争因素，因此自然会放慢投资步伐。”

    中国政府还承诺向中国运营商提供大量5G频谱。与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运营商相比，这种安排要宽松得多，在这些国家，运营商向监管机构支付数十亿美元，以获得使用频谱碎片的权利。

    为中国移动运营商建设基础设施的中国塔公司表示，在政府分配频谱后的3年内，该公司将有望实现5G覆盖中国。在美国，这一进程可能会慢得多，因为需要建设更多基础设施。

    诺基亚全球5G技术开发主管迈克墨菲表示，中国运营商将主要使用与3G和4G类似的频段，这将使它们能够重用一些现有的基站。但在美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计划使用一种高频频段，这种频段的信号传输距离较短，所需的基站数量是4G的3至4倍。运营商需要与每个城市就安装这些站点的合同进行谈判，一些城市已经发出了抵制的信号。

（摘编自《中国为何在5G领域遥遥领先》）

材料二：

    5G的“领跑”优势，来之不易，凝聚着中国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

以中兴通讯为例，2013年至2017年，中兴通讯研发投入达563.18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约12%。2018年1—9月，研发投入为85.26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4.5%。

专利数字更为直观。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兴通讯专利累计超过7.3万件，全球授权专利累计超过3.5万件，其中5G专利申请超过3000件。

    中兴通讯研发的业界首个基于AI的5G网络切片商用运营系统，实现切片敏捷部署、智能分析和快速自愈，极大地简化5G网络运营，运维效率提升30%以上，建网成本降低约20%。

截至2019年2月底，中兴通讯已与全球30家运营商开展5G合作。

（摘编自《5G争夺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材料三：

    4月2日，在2019互联网岳麓峰会上，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深度诠释了“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的观点，他通过实际案例对“5G改变社会”进行了阐述。

    5G可以实现4K超高清直播。1月13日，通过中国移动的5G试验网络，成功将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4K超高清信号回传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机房，实现了我国首次5G网络4K传输。

    5G可以实现VR远程实时教学。中国移动通过VR将成都一个小学和四川凉山一个小学实时连接，经过5G传输，实现了“两个学校的孩子们坐在不同教室进行同一场教学。”

    5G可以实现远程医疗手术。3月16日，中国移动助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基于5G的远程人体手术。

    5G可以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结合，比如环境监控、智能路灯、智慧政务等。此外，5G还可以实现智能化无人驾驶、智慧生产等。李跃认为，5G既是一个高速率低时延的移动网，又是一个可以为各行各业服务的专用网，5G发展将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摘编自《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5G发展将为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材料四：

    在5日闭幕的2019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5G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广受关注。不过，一些业界人士也提出了这种新技术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

    德国凤凰接触器公司通信软件研发负责人弗兰克·哈克梅尔在工博会上说，随着无线网络从消费领域扩展到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5G时代的网络安全需要更加重视，而网络运营商应该负起更大责任。

    此外，也正是由于5G时代的工业生产将更依赖公共网络，网络服务的可靠性需要相应提高。德国西门子公司数字和创新部门副总裁安德烈亚斯·克普克告诉记者，对于工业界来说，最看重的其实并不是传输速度，而是可靠性。

    克普克说，虽然5G在技术上更先进，但技术更复杂，零部件也更多。这些因素都增加了5G网络的建设和维护成本。

    不过，对于5G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业界专家总体仍持乐观态度。德国博世公司通信和网络技术部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米勒认为，这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新技术的问题总是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解决，而且全球业界已经有不少抵御网络风险的传统方法和安全机制。

（摘编自《工业领域的5G之路仍存挑战》）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们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部署、持续推进。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被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点工作。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二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三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突出解决好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四要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健康科技创新，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扩大健康国际交流合作。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8年10月13日刊文）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亚健康状态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临界状态。虽然仪器不会检测出病症，但人体却会有各种不适感，这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所承受的日益增大的压力，以及普遍拥有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现代社会亚健康群体增多，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等问题日趋泛滥。

    随着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隐患日益严重，一种富有全局性的健康理念——“大健康”应运而生。它倡导人们从透支健康、对抗疾病的方式过渡到呵护健康、预防疾病的新健康模式，树立正确的健康消费观念，接收科学的健康指导，让人们“生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病得晚、提高生命质量、走得安”。“大健康”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追求精神上以及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健康。当今医学界，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传统模式逐渐向多因多病的“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大健康模式转变。大健康模式研究的不是病因，而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其核心是通过个人健康管理，科学地排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素，达到保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摘编自《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材料三：

    2013-201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

    材料四：

    巨大的市场份额和高额的利润导致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从鸿茅药酒到权健事件，暴露出的是整个保健品行业普遍性的问题——不少保健品生产企业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等旗号，制假售假，甚至把产品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诱导消费者上当。一些保健品在销售过程中，与消费者大套近乎、嘘寒问暖，“专家免费会诊”“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套路重重……种种乱象，坑害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

    针对保健品市场乱象，必须加速完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的专项条例及配套实施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加强保健品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要建立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市场流通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明晰相关部门审批、监督和处罚职责，建立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出现问题，要露头就打、一查到底，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取缔违规企业；同时进行警示教育，要让公众客观认识保健品的“疗效”，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正确的消费引导。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1月10日）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一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一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一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