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提起5G，很多人都会想到快，那么5G到底多快呢？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乔秀全预计，5G网速将比4G至少提高十倍，只需要几秒即可下载一部高清电影，能够满足消费者对超高清视频、VR(虚拟现实)等更高网络体验的需求。

    其实，5G不仅仅是网速快，还具有低时延高可靠、低功耗大连接等“天赋”。“5G的网络延时从4G的50毫秒缩短到1毫秒，将满足1000亿量级的网络连接。”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说，5G能让各类智能硬件始终处于联网状态。这也意味着5G将推动“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

    “在5G时代，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都将连成一体，将构建一个全新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许志远说。未来，5G将为用户提供下一代社交网络、浸入式游戏等更加身临其境的业务体验；同时，也将支持海量的机器通信，让无人驾驶、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4G 难以满足的创新应用成为可能。

材料二：

中国已经全面步入流量社会，流量经济正在深刻地改造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截至2017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其中有4.63亿网民在线下消费时使用手机进行支付。同时，流量连接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企业、人与资源，催生出了众多新职业、新业态……

    但流量提供便利、娱乐和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人们的烦恼和困惑。据德国研究公司

    Statista统计，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每天玩手机三小时，“沉迷度”在全球排名第二。

美国思科公司日前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1年，全球每部智能手机的平均月流量将增加到14.9G。在人的需求得到更多满足的同时，人的定力、执行力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正是流量经济带给人们的一大困惑，它争夺的是人的注意力，产生的最大问题是迷失

    近日，腾讯进行的一项“社交斋戒”实验证明，连续15天将微信的使用时间压缩到每天半小时之内，被试者的消极情绪明显下降，工作投入程度大幅上升。这告诉人们，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除了迎接它、正视它，还要有反思和校正能力。事实上，一些人已经开始选择“放下”。不管是“地铁藏书”活动的兴起，还是微信增加微信朋友圈“三日可见”功能，以及推出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无疑都是对流量的有意控制和对手机使用的反思。

    而伴随着5G时代的即将到来，更大的改变，还在后头。在5G时代，公众能享受到的流量将是4G时代的10倍以上。基于流量规模的快速壮大，流量社会的门槛将会更低，未来的物联网、VR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都将迎来快速发展。5G不仅仅是快。如果说4G主要实现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连接，那5G时代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与人、人与物都将在这个庞大的流量世界里实现连通，在5G流量的汪洋大海中将孕育出什么，有些我们可以想象，更多的还无法想象。

    技术与人，二者如何和谐共生，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人类在不断突破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深刻改变着人类。虽然现在很难说“流量一族”幸福指数提升了，但是未来如果我们能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善加利用，那么技术一定会让人类更加幸福。

《光明日报》（2017年08月22日14版）

材料一：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的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外，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微信等平台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摘编自2017年4月5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摘编自2017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2017年4月26日《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

材料一：

    电子垃圾指被废弃不再使用的电器电子产品。工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主要电器电子产品年产量超过20亿台，每年主要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量超过2亿台，重量超过500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垃圾产生国。但电子垃圾中含有金、银、铜等贵金属，被称为“城市矿产”。有调查显示，目前一吨废旧线路板，可提取40克黄金、200千克铜及其他贵金属，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资源缺乏型国家来说，这些垃圾只要合理回收和利用就可以变废为宝。

    只是，如果回收不当，电子垃圾中的大量危险、有毒、有害物质将进入土壤，就会对水源产生巨大的污染；电子垃圾含有多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虽含量不高但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非常大，未经分类的电子垃圾，在进行统一填埋、焚烧处理时，就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摘编自《每年两亿报废电器浪费惊人》，2017年5月16日中国家电网）

材料二：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5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96.7%的受访者家中有废弃不用的电器电子产品，其中43.8%的受访者家中有很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受访者对电子垃圾处理的认知和实践情况如下图。

（图中各项分别为：担心售卖换新会泄漏个人隐私、觉得扔掉会浪费资源、担心随意丢弃会造成环境污染、堆在家里不知如何处理、以旧换新、卖给个体回收者、直接丢尽垃圾桶、通过二手市场卖掉、当作废品卖掉）

我国在2011年实施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认定了200多家有资质的电器电子废弃物回收企业，也将很多电器电子产品列进了回收名录，包括典型的“四机一脑”，即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和电脑，还有手机等。但从实行结果来看，还存在电器电子废弃物回收途径混乱、负责回收处理的企业因回收原料不足而“吃不饱”、回收市场无序无章和电器电子废弃物进入国家认定的企业难等问题。91.6%受访者认为需要建立正规、可信任的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渠道。具体到如何处理电子垃圾的问题上，69.7%的受访者希望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统一回收处理，64.6%的受访者希望向大众科普电器电子产品关键零件的拆卸保存方式，44.2%的受访者建议由产品商家负责回收处理。

（摘编自《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该如何处理？》，2017年9月7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

    《2017年全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产生的所有电子垃圾中只有20%被回收，未被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约4%被直接扔入垃圾填埋场；其余76%则被不完全处理。

    目前我国电子垃圾的回收仅为收集和简单的拆解，无深度处理和回收。广东省贵屿镇是我国最著名的电子垃圾拆解产业聚集地，但仍然使用原始的“洗金”“烧板”等方式进行提炼，贵屿镇水源、大气、土壤等普遍受到污染。

    西方发达国家在电子垃圾处理方面回收效率高、产生污染少，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比如，德国电子垃圾回收超过45%，建立了至少三种电子垃圾回收渠道：市政处理部门开设的大型回收站、环保公司提供的回收点和销售电子产品的商店。这样健全的回收体系需要政府、企业、商家和公众共同努力。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当下电子垃圾处理中值得提倡的一种解决办法。苹果公司推出的用于拆解苹果手机的机器人，每拆解十万台苹果6手机能回收1.9吨铝、0.8吨铜等，这些回收的铝将用于制作新苹果产品。戴尔、惠普等企业也都已建立相对完相回收制度。

    中国在电子垃圾管理和处置方面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依然任重道远。

（摘编自《电子垃圾亟待绿色处理》，2018年4月6日人民网）

材料一：

    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四号的成功着陆，是人类又一个航天梦想的成功“落地”。

    3日11时40分，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着陆器获取了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这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图片。大胆创新、努力攻关，这是中国航天人让梦想奔跑起来的强大动力。年近九旬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院士说：“这一刻，我们都是幸福的追梦人！”

    3日22时22分，嫦娥四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玉兔二号巡视器（即月球车）顺利驶抵月背表面。着陆器上监视相机拍摄了玉兔二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图，并由“鹊桥”中继星传回地面。据介绍，嫦娥四号着陆地是从未实地探测过的处女地，或将取得突破性发现。

（摘编自《人类首次！嫦娥四号成功登陆月背》，“人民网”2019年1月4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成为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为地面与嫦娥四号探测器搭建起通信桥梁的中继星“鹊桥”发挥了关键作用。

    “鹊桥”于2018年5月21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中继星“鹊桥”主任设计师孙骥说，“鹊桥”虽然不是嫦娥四号任务的主角，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使命就是为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和巡视器提供中继通信服务，相当于把一个地面站搬到了天上。

他介绍，“鹊桥”运行的轨道非常特殊，环绕地月第二拉格朗日（L2）点，距离月球背面的探测器最远有7.9万公里，距离地球近50万公里。嫦娥四号探测器的信息传给“鹊桥”后，会首先进行解调等处理，再传回地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叶培建表示，将尽力让“鹊桥”工作时间足够长，在其寿命内如果外国航天器想去月球背面探测，也可以通过这颗中继星获得帮助，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摘编自《“嫦娥”成功落月“鹊桥”功不可没》，“新华网”2019年1月7日）

材料三：

    50年前，美国宇航员威廉·安德斯将月球背面描述成孩提时代玩过的沙堆，“没有边界，满是碰撞痕和坑洞”。那是人类第一次亲眼看见月球背面的样子。

    50年后，月球永远背对地球的那面山地荒原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地球来客。1月3日，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世界首张近距拍摄的月背影像图。这是全球第一艘在月球背面实现着陆的人造航天器。

《华尔街日报》称，在未来几周的探月任务中，中国的长期计划应该会有明显的早期收获。在月球背面作业本身就是一项壮举，因为此前月球背面与地球的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美国“福布斯”网站表示，2019年1月将迎来密集的航天发射仅月球就会“接待”两批地球来客。除了中国的嫦娥四号，印度计划于1月31日发射该国首个月球着陆器和漫游车“月船2号”。古往今来，人类不断加快探索宇宙的步伐，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这条看似永无止境的道路上，夹带着好奇心的驱动力、民族自豪感的激情，以及数以万亿美元计规模的产业诱惑。摩根士丹利估计，2019年，投资界将开启“太空之年”，到2040年，太空经济规模将达到1.1万亿美元。

（摘编自《万亿蓝海待掘投资界开启“太空之年”》，“人民网”2019年1月8日）

    材料一：古琴，因缚弦七条，又名“七弦琴”。在有关古琴的所有记载中，其只称为“琴”，后来因为“琴”的概念被广泛化，以琴为名的乐器很多，如扬琴、胡琴、钢琴、风琴、电子琴、口风琴等。因此，现代的“琴”只是一种类名，没有了特指意义。人们有感于“琴”的历史悠久，所以于20世纪初才把“琴”称为“古琴”。

    古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可考证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之久。同时，古琴也是最具人文内涵，最能代表中国音乐文化成就，体现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神髓的乐器。作为修身正行之器，古琴以其清、和、淡、雅的特点，被列为礼乐文明中“琴棋书画”之首。嵇康《琴赋》中有“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说法，可见古琴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卢静云编著《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丛书：古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二：琴在最初，并不是一件演奏乐器，而是为巫术服务的法器。当代琴家葛翰聪先生提出“琴与巫的一体化”观点。音乐学者刘承华先生在《古琴艺术论》中也提出了一个证据：“湖北省随州战国初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所藏的七弦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的七弦琴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琴器实物，而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没有琴徽，所以只能弹散音，难以弹泛音和按音，因此音乐表现力比较弱。又例如琴腹的共鸣腔较大，琴板较薄，所以声音洪亮，比较适合室外渲染声势所用。而琴的形制比较小，尾部有一木条，刘承华先生认为这是为了适合抱弹，而不仅是放在案上卧弹，尾部的木条是方便琴手的握持。这些特点都不利于发挥乐器的音乐功能，却恰恰是巫师琴的优点。”所以刘先生得出结论：“古琴最初是„寄生‟于巫术，它的第一个传统，只能是巫师琴传统。”

    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乐文明的形成，琴逐渐从神秘的巫术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许多关于琴的美丽诗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周南·关雎》）“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小雅·鼓钟》）“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小雅·常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鸣》）从这些句子里能看到，琴已经从巫师或者贵族的手中渐渐深人到民间了。

    （摘编自卢静云编著《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丛书：古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三：“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中华民族的宽容、谦逊、崇尚自然等精神品质和古琴清和淡雅、超然物外的特质相通，于是古琴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而不仅是一种悦人舒心的乐器。古琴不如其他乐器那么悦耳，不能满足人们对音乐的娱乐性需求，甚至与现代大众的音乐审美情趣有所脱节，导致喜琴者少之又少，并多为自娱自赏。古琴的记谱是一种手法文字谱，只能记录下比较繁复和精细的指法，不能反映出旋律、音高等因素。所以自古学琴者，主要还是靠老师的口传心授，一旦传授中断了，古琴弹奏就很难再重现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潮流巨变，中国兴起了许多新式的学堂，开授以西方音乐为主的课程，西方音乐文明成为主流，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的音乐艺术审美，本来就曲高和寡的古琴艺术更是备受冷落。

    而后中国经历了数番战乱，琴人们颠沛流离，连基本生活都不能得到保证，更不要说静下心来弹奏古琴，发展古琴艺术。“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噩梦，人们以为破旧便可立新，于是“破四旧”的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古琴被视作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乐器而遭受到激烈的批判和损坏，许多传世的名琴被摔毁，大量珍贵的琴谱付之一炬。当代川派古琴大师顾梅羹先生冒着危险极力保住了明代名琴“飞瀑连珠”。后来，顾先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偷偷地发掘古谱并进行琴学研究写作，完成了琴学巨著《琴学备要》，此书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古琴教育史中第一本最全面的古琴教科书”。

（摘编自卢静云编著《走向世界的中国文明丛书：古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材料一：

    慈善捐赠是一种对陌生他者的伦理关怀，其基本理念中有分工协作和契约精神两个原则。

    慈善捐赠的发展由一对一的直接捐助形式逐步走向捐助者与受助者的分离，即建构起以三方关系为特征的慈善主体关系，如：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三方，志愿者、志愿服务机构和受益人三方，捐赠人、募捐人和受益人三方。这种分离意味着：一方面，分工带来了专业的服务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协作使捐助者与受助者在心理、人格、尊严等方面更趋平等。目前来看，分工协作的原则显然还没有真正得到慈善事业有关部门的尊重和维护。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着诸多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契约精神”的缺失。由于缺失契约精神，有关部门可以任意变更捐赠领域或受捐对象，慈善组织可以随意背弃诚信谋取私利，捐赠方可以随时违背捐赠承诺等。正是这些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给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摘编自《慈善法充分彰显现代慈善新理念》，2016年3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图一                        图二

    2017年11月2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了《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据悉，这份报告通过对2016年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开捐赠数据进行监测、统计和分析，共收集到较为完整、符合数据分析要求的捐赠数据70.23万条。分析显示，该年度我国全年接收国内款物捐赠共计近1392.94亿元，相比上年增加近284.37亿元，相当于人均捐赠100.74元。

    从捐赠主体看，企业捐赠仍为第一大捐赠来源，捐赠总额首次突破9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贡献超过五成。据不完全统计，上年我国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共35人（夫妻和家族按单一主体计入榜单），比2015年增加13人，捐赠总额达到近80亿元；普通民众10万元以下个人捐赠总额跃升至2016年的9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慈善捐赠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捐赠渠道看，2016年我国网络募捐得到了较快发展。移动端成为主流，手机捐赠占总额的七成以上。2016年，民政部指定了首批13家慈善组织在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其中，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公益平台三家平台全年共筹得捐赠款近13亿元，比2015年增加近38%。从网络捐赠关注的领域来看，备受关注的依次是医疗救助类、教育助学类、减灾救灾类和环境保护类。

    分析认为，自2016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后，多项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多个行业重大问题得到回应，对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我国慈善事业目前仍存在慈善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培育扶持政策配套不足、事中事后监管力量薄弱等主要问题。慈善组织将要面临的诸如继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坚持慈善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等新问题、新挑战，也需要在有关部门监督下予以解决和应对。

（摘编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