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俄新社近日的文章称赞中国扶贫成效显著。文章说，中国在脱贫方面创造了世界纪录，近30年来，那里有7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已经设定目标，在4年内把处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变成“0"。文章指出，消除贫困与社会制度问题的关系由来已久。就目前来看，“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仅看不见，甚至常常是无力的。而中国证明，成绩需要实实在在地干出来，而且要因地制宜，多方入手——改善教育（吸引教师去最贫困的地方支教）、提供信息、给乡村贫困民众送去更多高产的种子和牲畜。

    美国《财富》杂志和石英财经网都报道了中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一些乡镇村庄，作为中国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一部分，利用电商热潮实现脱贫的故事。报道也指出，有的偏远地区的贫困村碍于基础设施薄弱，不易通过电商脱贫。

    津巴布韦《先驱报》在《扶贫：来自中国的经验>一文中说，非洲国家正深陷贫困泥潭，而中国有可供学习的扶贫经验，中国非同寻常的扶贫战略被盛赞为全世界最佳范例之一，它向全世界表明，只要齐心协力，任何国家都能成功扶贫。

    （摘编自刘仲华、骆青、杜一菲、颜欢、徐伟《外媒关注中国精准扶贫：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果》，《人民日报》2017年3月16日）

    材料二

    材料三

    推进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依靠人才振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兴依然是难点。如果缺乏有效的发展机会和平台，特别是产业发展机会和平台，人才往往很难留得住。即使能够留得住，也很难保证不会因为缺少发挥作用的机会而被浪费甚至荒废。当然，乡村振兴是全面振兴，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合理的人才结构也应是动态调整的。产业振兴方面的人才需要产业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又会为进一步推进产业振兴提供支撑。文化振兴方面的人才，需要推进乡村文化发展方面的机会和平台，也会为推进文化振兴提供支撑。其他方面与此类似，实际上形成乡村振兴与人才振兴的互动过程。至于推进乡村振兴紧缺的复合型人才和领军型人才，更需要在“建功立业”的舞台上成长和磨练。在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创新体制机制，营造

    良好的用人环境或人才成长生态，吸引适宜的城市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如何将引进外来人才与开发利用本土人才结合起来，发挥外来人才对本土人才成长的引领带动作用，规避之前许多地区出现的“引来了女婿”“气跑了儿子”或“荒废了儿子”等现象，也需要统筹谋划。据此可进一步看出，注重推进乡村振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重要和必要的。

    (摘编自姜长云《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要义和规划精髓》，《东岳论丛》2018年10月）

    材料四

    从范畴逻辑上看，精准扶贫解决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在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的深刻把握上，消除城乡发展之间的鸿沟，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富共赢。按照既定的工作部署，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2010年不变价2300元）下农村人口的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人民温饱有了充分保障。然而，只要社会存在收入差距，就会存在一部分人的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数。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在绝对贫困现象消除后，相对贫困问题将更加凸显，农村人口成为相对贫困的主要群体。

    从时间逻辑上看，要立足2020年和2050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在全面脱贫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都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定的国家战略。前者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者着眼于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按照时间节点，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基础上，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全面实现。

（摘编自章文光《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有效衔接》，《人民论坛》2019年2月上）

网络文学何以有效对接文学传统

周志雄

    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发展、繁盛，不过短短的二十年时间，而现在已然成为当下最具时代特色、最富有活力的大众文学样式。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应时代而生，网络文学主要吸收了古今中外通俗文学及影视游戏、动漫等大众文化的经验。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聚拢起超高人气，印证了网络文学强大的“吸金力”但在火热的表象背后，网络文学成盗版“重灾区”，且侵权成本低、举证维权难，让行业人士苦不堪言。

    中国现代文学主张“人的文学”“活的文学”“真的文学”，文学要为现实、为人生，表现自我，以现代精神和现代形式对古典文学进行全面革新.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网络文学是“轻”的文学，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讲述奇人奇事，叙述人物的困境和愿望的实现，故事跟着人物走，人物跟着理想走与纸媒小说相比，网络连载几乎不受篇幅限制，拓展了网络小说的内容空间，出现了大量数百万字的超长篇网络小说。与那些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小说相比，网络小说故事性强，结构显得简单，人物形象类型化，人生含量与艺术含量相对要稀薄，更注重娱乐性，风格上轻松、明朗，充满谐趣。

    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经济现代化社会程度越高，通俗大众文学越繁盛，大众文化产业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网络文学在中国繁荣兴盛，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愈来愈高，人们休闲娱乐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多，网络文学以颇具时代性的轻松故事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

    网络文学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学在精神内质上与当下读者的心意相通.好的网络文学作品读来轻松、好看，不“烧脑”，满足了读者的梦想要求，所以，网络小说常被称为“爽文”比如那些青春校园小说，以轻盈的故事叙述青春爱恋之路，守望真情，回望青春的迷茫焦灼，让同类身份的阅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心灵共鸣。

    网络小说是有高下之分的好的网络小说作品是那些适当借用小说套路，但不依赖套路，而是发展、超越套路的作品即便是借用同样套路的作品也有高下之分，决定作品质量的不仅是故事模式，还有语言表达能力，对故事结构的把控力，对生活的洞察力，故事中人情事理的合理性，类型领域的开拓性，细节深处的表现力等在这些方面，网络文学需要向传统文学学习，网络作家需要拓展阅读视野，深入生活、把握时代、适当沉潜、提高修养、勤奋创作，超越商业化的局限，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

    优秀的文学无一不是在和已有的文学传统的竞赛中获得成长的只有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中国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融合世界优秀文学传统，借鉴吸收西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不断提升内在品质，中国网络文学才能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摘编自《光明日报》）

    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句，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简捷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的特点是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个伦理性的方法，与法家以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缥缈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动，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观念信仰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诸侯国，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天子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直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天朝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当时国界之分渐渐混灭，学者智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

    孔子，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与国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的信念。

（节选自林语堂《孔子思想的特性》，有删改）

材料一：

中医药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出发，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凸显神对形的统率作用，因而具有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色。这是西医和西方科学在理论基础上所没有的。

中医敬重人和人的生命，所以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隐私，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

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须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和技术之事。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和谐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之养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

一些片面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人，鉴于中医药理论与西方科学在形态上迥然不同，坚持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他们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认为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与之不同，因而中医学不是科学。这就颠倒了科学方法为科学认识服务的关系，实际是以科学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中医药是“宝库”，但非要将这个“宝库”西化方心安理得。他们既不晓得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也不晓得中医的价值正在于中医不是西医。

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深入开掘时间。中国文化正是时间文化，中医学则是时间医学。生命与时间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中医学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本质的揭示，必将带来对宇宙和本体实在的重新认识。

（中医中药网：《中医理论八议之一：中医百年沉浮说明了什么》）

材料二：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狠（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踞）在医学界里……”

在研究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各式“审查报告”之中，都认为对古代迷信进行批判，是这一运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册胡适96年前使用过的讲义本中，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并力图将“中医”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

当时，关涉中国医药业发展的官方意见和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西医论战中，中医已处于将被西医替代或兼容的难堪境地了。此时此刻，胡适却以世界哲学与科学体系的眼光来观察中医。

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做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具有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此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来源：《人民政协报》）

夜

叶绍钧

桌上的煤油灯放着黄晕的光，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惨淡，好像反而加浓了阴暗。桌旁坐着个老妇人，手里抱一个大约两周岁的孩子。她感到特别不安；不知道快要回来的阿弟将怎么说。

晚上，在她，这几天真不好过。除了孩子的啼哭，黄晕的灯光里，她有时仿佛看见鲜红的一滩，在这里或是那里——那是血！弄外，汽车奔驰而过，她就仿佛看见一辆汽车载着被捆缚的两个。门首时时有轻重徐疾的脚步声经过，她总觉得害怕，以为或者就是来找她和孩子的。

这时候，在她衰弱而创伤的脑里，涌现着雾海似的迷茫的未来。往那方走才是道路呢？她一毫也不能辨认。怕有些猛兽或者陷阱隐在这雾海里边吧？她想十分之九会的。她不敢再想，便问孩子，“大男乖的，你姓什么？"

“张。”大男随口回答。

“不！不！”老妇人轻轻呵斥，“大男姓孙。记着，孙，孙……”

大男哭了起来，“哇……妈妈呀……妈妈呀……

这样的哭最使老妇人伤心又害怕。屋内的器物仿佛跟着哭声的震荡而晃动起来，灯焰似乎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滩血！

嗒，嗒，外面有叩门声。她吓得一跳，但随即省悟这声音极熟，一定是阿弟回来了。门才开一道缝，外面的人便闪了进来。

“怎么样？”老妇人悄然而焦急地问。

“唉！总算看见了。”

“看见了？”老妇人的眼睛张得可怕地大。

“我今天去找了那个弟兄，好言好语同他说，求他大慈大悲，指点我去认一认他们的棺木。我又同他说了，我说这两个人怎样地可怜，女的有年老的娘，他们的孩子天天哭，叫着妈妈，妈妈……请他看老的小的面上发点慈悲心……”

老妇人听着，凄然垂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

“这一番话动了他的心。”阿弟接续说，“他叹口气说，‘听你讲得伤心，就给你指点了吧。不过好好儿夫妻两个，为什么不安分过日子，却去干那些勾当！’”

“嘘……”老妇人舒口气，她感觉心胸被压抑得太紧结了。她一样不懂女儿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们同脸生横肉声带杀气的那些囚徒决不是一类人。不是一类人为什么得到同样的结果？

“他引着我向野里走，一路同我谈。啊——”

他停住了。他想如果照样说出来，太伤阿姊的心了。两个人向野里走。没有路灯，天上也没有星月，是闷郁得像要压到头顶上来的黑暗。“那弟兄幽幽地说，'他们两个都和善。你知道，这样的家伙我们就怕。那一天，我们那个弟兄，上头的命令呀，退缩了好几回，才皱着眉头，砰地一响放出去。那知道这就差了准儿，中在男的臂膀上。又是三响，才算结果了，两个染了满身红。”

老妇人见阿弟瞪着细眼凝想，知道有下文，愕然问，“他谈些什么？”

“他说那男的很慷慨，几件衣服都送了人，他得一条外国裤子，身上穿的就是。”阿弟连忙闪避。

“那是淡灰色的。”老妇人眯着眼凝视着灯火说。

“这没看清，天黑。走到一处，他说到了。十来棵大黑树立在那边，树下一条一条死白的东西就是棺木。”他低下头来。受了那弟兄“十七号，十八号，你去认一认吧”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木走去时的心情，他不敢说，也不能说。他想定了，说，“他说棺木都写着号码，十七十八两号是他们俩。”

“十七，十八！”老妇人忘其所以地喊出来，眼眶里明莹着仅有的泪。她重新经验那天晚上那个人悄悄来通报恶消息时的况味。她知道，“嗒，嗒”叩门声是他们特别的调子，开进来，是肩并肩的活泼可爱的两个，这种事情绝不会有的了。一阵烈焰在她空虚的心里直冒起来，泪膜底下的眼珠闪着猛兽似的光芒，“那辈该死的东西！”

“我告诉你，”老妇人咬着牙说，“你甥女儿嫁了，女婿是个清秀的人，我欢喜。她生儿子了，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我欢喜。他们俩高高兴兴当教员，和和爱爱互相对待，我更欢喜。唉！却成十七，十八！为了什么呢？总得让我知道。却说不必问了，就是你，也说不必问，问没有好处——怕什么呢！我是映川的娘，姓张的丈母，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谁把我怎样！”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说，“说什么姓孙，我们大男姓张，姓张！啊！我只恨没有本领处置那辈该死的东西！”

阿弟听呆了，侧耳听了听外面有无声息，勉勉强强地说，“这何必，就说姓孙又有什么要紧？——喔，我想起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记起刚才在黑暗的途中，那弟兄给他一团折皱的硬纸，说是那男的托他想办法送与亲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国裤子袋里。

“他们留着字条呢！”他说着。

“啊！字条！”老妇人身体一挺，周身的神经都拉得十分紧张。一种热望一忽儿完全占领了她。

阿弟凝着细眼凑近煤油灯念这字条。“‘儿等今死，无所恨，请勿念。’嗤！这个话才叫怪。没了性命，倒说没有什么恨。‘恳求善视大男，大男即儿等也。’他们的意思，没有别的，求你好好看养着大男；说大男就是他们，大男好，就如他们没有死。只这‘无所恨’真是怪，真是怪！”

“拿来我看。”老妇人伸手攫取那字条，定睛直望。

虽然不识字，她看明白这字条了。就仿佛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觉充实了好些。睁眼四看，熟习的一些器物同平时一样，静处在灯光里。

“大男，我的心肝，楼上去睡吧。”她立起来走向楼梯，嘴唇贴着孩子的头顶，字条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放着母性的热光，脚步比先前轻快。

“哇……”孩子给颠醒了，并不张眼，皱着小眉心直叫，“妈妈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作毕

（原载1927年10月《小说月报》18卷10号，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人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自己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老树”“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几种事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几种事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摘编自吕洋《中西方诗歌比较》)

材料二：

①与中国古典诗歌弱化主体的倾向不同，西方诗歌中的主体差不多总是在场的。以十四行诗为例，主体总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中，站出来讲话。这样，西方诗歌就形成了与中国诗歌迥然不同的风格。

②诗歌的风格离不开其文化土壤。在中国，流行的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有关。早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就已经建立起来。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经济稳定繁荣，因此，人们非常依赖自然环境，对自然世界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很敏感，他们渴望与自然亲密接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诞生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国诗歌的艺术特点便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映射，其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我们的诗歌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乾卦·文言》写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指大人物，这句话是说要想成为伟大的人物，就要与天地合德。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合一”，表明自然与人是相通一致的，可合二为一的，人与自然是彼此相通的共同体。这种思想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最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风格。

③西方诗歌则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体现了二元分立的逻辑观念。那什么是二元分立呢？ 有学者指出，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角度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世界上存在灵魂和物体，这二者彼此独立，是二元对立存在的方式。

④中西方诗歌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艺术。中西诗歌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体在场问题。这个主体就是诗中的叙事人，这个叙事人有时候等同于诗人。通常在西方诗歌中，主体都占据诗歌的显要位置，诗中的叙事人也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中的主体却常常是缺席的，或者被隐藏起来。我们来看这首《梅花》诗：

梅 花 [唐]

崔道融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⑤这首诗写的是梅花，但寄托的却是诗人心中对梅花的钟爱。因为写花和写人本身是不需要区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浸透到诗人的心灵中，流露在诗人的笔下。咏物即咏人，诗人对梅花的赞叹体现的正是诗人对美好品质的赞美。诗人没有在诗中出场，而是隐身于梅花后面，但是通过诗歌的内容，我们感受到诗人高洁的品德，产生了对梅花的怜爱之情，以及对高洁品德的珍惜之情。读到最后，我们已然分不清这是写梅花，还是写诗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首诗如果用西方的诗体来写会是这样：

梅 花

初放的梅花，含着白雪，

美丽孤傲的梅花啊，我想画，

又怕你的神韵难画，

你的花别有韵致，

清雅脱俗，不知寒冬雪意。

你的枝干横斜错落，似愁容病姿，

北风啊，你果能解得梅花心意，

拜托，不要再摧残她了。

⑥通过对这首诗的模拟转换，我们能够体会到主体在场表达会产生什么样的诗歌风格。从审美的意义上讲，主体的缺席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界限，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由物联想到人，再由人联想到物，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主体的在场则使物与人分开了。在这首诗中，主体“我”的出场使诗歌中的梅花与叙事人“我”分开了，梅花与“我”的分裂使这二者失去了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二元分立，这使该诗呈现出类似西方诗歌的形式。当这首中国古诗被改写成主体在场的诗歌时，它就失去了原有的魅力，那种浸透在古典诗歌中物我合一的和谐感没有了，诗篇变得破碎，被改动的古诗就不像是一个有机整体了。西方诗歌虽然有主体的在场，但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诗人已经在二元分立思维模式的基础上由分而合，最后达成统一。而中国诗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是在物我不分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旦被分开，便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如果我们反过来把一首主体在场的英语诗改成汉语古诗，在去主体的过程中，也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其实，这也是英语诗歌汉译和汉语诗歌英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诗歌是不可以被翻译的，指的主要是诗歌的韵律让人无法操作。不过，不可翻译的岂止诗歌的韵律呢，这种深植于诗歌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内涵也同样是不可翻译的。有趣的是，在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诗歌中，诗人主张要把这个“我”消融掉。“很多后现代诗人发现，必须把武訢的自我溶解掉，才能写出一种以最佳方式获得自我兵实的诗歌，太多的文明因素，以及各种复杂的人之角色，已使自我真实变得模糊了 "西方现代派诗人已经认识到西方诗歌中的自我过于强太，已经到了应该消解这个主体的时候了。

(摘编自王伟峰 周桂君《论中西诗歌中的主体化倾向及思辨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