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美]杜鲁门·卡波特

    请设想一下二十多年前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一个白发剪得短短的妇人站在窗口，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巴迪，去把我们的车推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光景，我们是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俩就住在一起。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早死了，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现在仍是个孩子。

    我们把童车推进山核桃树丛。童车是我出生时买的，快散了，轮子摇来摆去，像醉鬼的腿。奎尼是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把拉回家的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的壳剥去。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核桃肉散发着甜美的香气。奎尼求我们给她点尝尝，我的朋友时不时偷偷给她一点，但我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明月高照，小车空了，碗满满的。

    第二天，我最喜欢的事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香草，葡萄干，威士忌，大量的面粉和黄油……嗬，简直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我们没钱，但每年总能用尽各种办法，筹到一笔水果蛋糕基金：卖破烂，卖摘来的一桶桶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

    黑炉子加足了煤和柴火，烧得像一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一碗碗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甜的，姜又增加了香味。厨房里浓香扑鼻，弥漫到整栋屋子。四天后，大功告成，三十只蛋糕放在窗台、搁板上晾着。

       蛋糕给谁呢？朋友呗。不一定是邻近的，大半倒是只见过一次，甚至素未谋面的，我们喜欢的朋友。例如罗斯福总统，一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子磨刀人，帕克（班车司机，他每天在尘土飞扬中嗖地一声驶过时和我们互相挥手招呼）。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把这些陌生人当作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的纪念册里有用白宫信笺写的答谢信，有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们让我们觉得和外面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厨房空了，蛋糕都送走了，我的朋友要庆祝一下——还剩下一点威士忌。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她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香的浓咖啡），我们平分剩下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中乱抓。我身子里热烘烘地冒火星，像快要烧成灰烬的木柴。我的朋友围着炉子跳圆舞曲，两只手提起那身蹩脚的花布连衣裙的裙边，就像是舞会上穿的礼服，唱着“指给我回家的路”。

    下一个任务就是准备礼物。我想给她买整整一磅樱桃巧克力，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我们又凑了五分钱给奎尼买了一大根还有余肉可啃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一颗银星边。奎尼知道那是牛肉骨头，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该睡了还不肯走。我的兴奋不亚于她，踢被子，翻枕头，就像是热得不可开交的夏天夜晚。我的朋友手持蜡烛坐到我的床沿：“我一点也睡不着，心像兔子一样乱跳。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俩在床上挤作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我上了军事学校。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她还待在那里，有奎尼做伴，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写道：“昨天，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童车推到草地……”）以后几年的十一月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她一个人，没有从前做得多，不用说，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早已死去的巴迪混淆起来。

    终于，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墙上的图画

丁肃清

    珍奶把一大盘刚出锅的羊肉放在桌上，一边吹拂着烫痛了的手指一边说：“趁热吃！清炖羊肉。”

    飘飘袅袅的热气弥漫着异香，诱引得我的喉头连连蠕动。为欢迎我回老家来，她特意让人宰了一只羊。我是珍奶抱养长大的，对老人家情同生母，时常回老家探视，已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看着我大口的吞咽，珍奶慈祥的脸上如暖风吹皱了的一池春水，细细密密的皱纹每一条都笑着。

    “你爷在世时也好吃肉。”她说，“三天没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爷去世已经多年，可是每当我同珍奶叙话，她总是提起爷这个话题。这一次，她又讲了那个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打日本那时，你爷是土八路，轻易不敢回家来，怕汉奸告密。有一天晚上回来，浑身上下成了泥人，躺在炕上就‘呼噜呼噜’地睡，那脚上黑压压的一片蒺藜刺儿，我用针一根一根地挖，他都睡不醒……”

    儿时就听珍奶说这故事，那时候珍奶的故事美妙，像童话。如今听起来淡了，淡得像一碗白开水。真想让珍奶多说点别的，可提起爷过去的事情，她总是十分投入，唠叨个没完。

    院里。“咩、咩”地颤抖着几声羊叫，像小孩子的哭泣。我莫名其妙地被吞下去的羊肉噎住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拨撩着我的心。从窗子往外看，不见有羊的影子。只从窗外的墙根下传来一声声的羊叫。

    珍奶见状出门。我随出。门外的墙上，挂着一张尚湿的山羊皮，正是珍奶为招待我刚宰的那只羊。墙根下，站着珍奶喂养的另一只羊，它仰起头，在墙上那张羊皮上依偎，深深地在那皮毛上舔、舔……我的心为之震颤。

珍奶牵开那只羊，说：“这东西，还有灵性哩！”那一晚，我的胃里毛扎扎地难受，没有情绪同前来串门聊天的乡邻叙话。珍奶却说得高兴。少不了又提起爷的故事：“……那天他摸黑儿回家来，躺在炕上就‘呼噜呼噜’地睡，那脚上的蒺藜刺儿，黑压压的一厚层，用针一根一根地挖，他都睡不醒……”

    说得我真有些不耐烦，就说：“老提这事儿干嘛？说点别的好不好？”

    灯光下，珍奶的脸刷地变红，对众人尴尬一笑，久久不语。第二日，我要离家归城。在院里，我发现墙上少了那张羊皮，却留下了一个灰暗色的羊皮印儿，清清楚楚依然在目。这时珍奶正收拾行李袋，嘱咐着为我送行。那只山羊“咩、咩”地叫着猛然窜出，蹭在那墙上，在皮毛留下的印迹上猛舔：“沙——沙——沙”，青砖上的沙粒落地，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壮烈的一幕。

    车窗外，一路的风声雨声，全像是那只山羊舔墙的“沙沙”声……我固守了多年的一种进化观轰然坍塌：只有人类才有思维有情感？不是这样！那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鸟一虫，或许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呢！

    又过了很久，回故里探望珍奶。她像是一下子老了，满头的银白，没有了以往甜甜的笑意，脸颊的皱折和郁闷紧板板地滞结在一起。话也少，只是忙里忙外为我烧火做饭。

    她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

    我漫步在院里，又瞧见那面墙壁上，上面隐隐约约还有那张羊皮的印迹，印迹上斑斑条条涂满艳红，像一幅绝妙的图画。我断定，那是那只山羊舔上去的舌血！

    只是不见了那只生灵。问及它，珍奶说：“不忍看它舔墙的样儿，赶集把它卖了。”

    真叫人感慨。动物虽然不会说话，无法与人沟通，可它们何尝没有悲欢离舍的故事。动物尚且有情有感，何况人呢！于是，我顿生怜悯：七十五岁高龄的珍奶，孤独寂寥的珍奶，用心血和爱把我滋养成人的珍奶，岁月沧桑积蓄在她心中的情感像一部厚厚的家传宝书，我竟然一点没有读懂！

    珍奶仍在默默地拾掇家务。

    我在等她再说起爷的故事，再听听她讲……你爷回来躺在炕上呼噜呼噜就睡了，那脚上的蒺藜刺儿黑压压的一层，用针一根一根地挑都挑不醒他……那个故事。

    可珍奶终究没有再讲。现在我懂了，爷的故事原本就是珍奶心中遮风挡雨的一面墙。她是在用心系念，在那墙上描绘图画！

    我真笨，在那鲜灵灵的绘画前，我竟然如此地麻木不仁！

    真想哭，于是我拉珍奶坐下，还像孩童时那般端坐在她的面前，对她说：想听听你讲爷的故事。

（有删改）

轮椅上的背影

张守仁

    ①史铁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安详的背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②上世纪70年代初，命运将双腿瘫痪的史铁生限制在轮椅上。近三十年来，他坐的轮椅运载着他内心的沉思、忧郁、痛苦、梦想、爱恋、探寻、追问，徘徊在地坛柏阴下的草地上，出现在北京、上海、杭州、纽约、北欧的文学集会、笔会上。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特异的风景。他的轮椅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千万文学爱好者的目光。我和陈建功等在不同的场合，争着推过、抬过他的轮椅。在推和抬的过程里，在近距离交谈、接触中，我在铁生脸上看到过羞涩、感激的表情，但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坚韧的、不屈的。

    ③自称“主业是生病、写作是业余”的史铁生曾经说过：“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世上只有善于哲思、钢铁般的汉子，才能如此从容地踏上生命的归程。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匆匆离开了我们。仅仅过了4天，即2011年1月4日，铁生60岁生日，在京东大山子798艺术区那包豪斯建筑风格的高大厂房里，由“铁迷”们发动举办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追思会。厂房墙壁上挂满了铁生放大了的笑容可掬的照片，会场入口处，彩照上的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微笑着迎接每一位进门的来宾。照片下红纸白字摘引着他写的诗篇《节日》中的句子：“啊，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篮/最后的路程/要随心所愿……”铁生夫人陈希米身围粉色披肩，与朋友握手交谈，并致辞感谢。会场上醒目的是，竖立的铁丝网罩上，用玫瑰花枝做别针，插满了黑纸留言片上洁白的祝福，以至远远望去，它已成为一堵垂直的花墙。

    ④高大的厂房下，人头攒动，鲜花飘香，烛光摇曳，热气腾腾。

    ⑤中央电视台的张越，主持了追思会。中国传媒大学鲁景超教授特地带领一班最好的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诵了铁生的作品。铁生的至交们站起来向众人回忆：他有写作天赋、会针灸、能画画、善待人；“文革”禁书时期，他参与放风、偷书；腿残者的暗恋之苦，使他难于排遣；有时阴暗情绪袭来，恨天不公，怒把玻璃板砸碎……

    ⑥从天津赶来的医生向全体与会者报告了最新消息，说根据史铁生捐献肝脏的遗愿，已把配型好的脏器移植入一个38岁的患者身上，如今那位患者已能下地走动——人们闻讯，会场上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声浪几欲把房顶掀开。医生说：铁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坚持着，弥留之际挣扎着挨到天津红十字会来取器官的大夫奔进医院走向他床边，他才舒缓地呼出最后一口气，好让所捐献的器官一直处在血液正常灌注的鲜活状态。肝脏移植国际权威、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动情地对大家说：“史铁生20多岁就因下肢瘫痪坐到了轮椅上，无法像大家一样站起来走路，但是他的死却让他稳稳地站立起来，还攀上了人之道德的高坡，成为一个爱人超己的生命典范。”

    ⑦我听到这儿，眼睛湿润起来，深感铁生的精神境界已臻极致：他悄悄地走了，没有带走什么，只留下爱，把还有用的器官一一分赠给急需的生者，祈盼他们活得更精彩。啊，铁生，我的好兄弟，我要拥有什么样的语言才配赞颂你如此洁净的灵魂，这般利他的情怀！我抱憾于、痛悔于自己文学语汇的寡乏，笔力不逮，以致不能生动描绘你真实的形象。

    ⑧铁生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远行的背影，像座大理石雕塑似的，一直清晰地挺立在我眼前……

（选自《散文．海外版》2012年第2期，有删节）

沙海一苗树

梁衡

    没有在沙漠里生活过的人，不知道绿色就是生命的火种。

    世界排行第九的库布其大沙漠浩瀚无垠。沙漠中的达拉特旗（县）如海中一叶，官井村就是这叶上的一痕。但只这一痕，就有一百六十一平方公里。四十年前这里曾是飞沙走石一片混沌。村民住房一律门朝里开，如果向外，早晨起来沙拥半门高，你根本推不开门，人将被堵在屋子里。村里所有院子都没有院墙，如有墙，一夜狂风满院沙，墙有多高沙有多深。苏东坡形容月光下的院子，竹柏交影，如积水空明。而风沙过后的院子，沙与墙平，月照明沙静无声。我曾有在沙漠边生活的经历，风起时帽檐朝后戴，走路要倒行。就是进了村也分不清房子、行人。过去像达旗这样的地方，不用说庄稼难有收成，风沙起时，人们赶车出门，就如船在海里遇到台风，车仰马翻，淹没沙海。平时小孩子出门玩耍，也有被风卷沙埋而失踪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怎么生存？乡民渐渐逃亡殆尽。

    村里有个汉子名高林树，名字中有三个木，也该他命中有树。全家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逃到三十里开外一处低沙壕处。一次赶车外出他向人家要了棵柳树苗，就势插在沙窝子里。借着低处一点水汽，这树竟奇迹般地成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柳树长到一房高。外来的人站在沙丘上，手搭凉棚四处一望，直到天边也就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绿，别看只这么一点绿，它点燃了不知多少远行人生的希望。能在这树阴下、沙壕里，喝口水，喘喘气，比空中加油还宝贵。这是茫茫沙海中的唯一坐标，这里就称为“一苗树壕”。时间一长这个地名就传开了。民间口语真是传神，不说“一棵”而说“一苗”，那风中弱柳就如一苗小草，在无边沙海中无助地挣扎。但这苗绿色的生命启发了高老汉，他想有一就有十，就有百，栽树成瘾，几近发狂。凡外出碰到合适的树苗，不管是买、是要，总要弄一点回来。平时低头走路捡树籽，雨后到低洼处寻树苗。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这条老沙壕染上一层新绿。有树就有草，草下的土也有了点潮气。1990年，当地人永远记住了这个年份。高林树在树阴下试种了一片籽麻，当年卖油料竟得了一万两千元。那年头，国家兴起改革，允许有人先富，一个万元户在城里也是让人眼热心跳，更不用说在寸草不生的沙窝子里淘出这么大一个宝。远近的村民纷纷效仿，进壕栽树，种树种草种庄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过去快三十年。三十年后是什么样子呢？

    2018年8月底，塞上暑气初消，秋风乍起，我有缘造访这个远近闻名的一苗树壕官井村。高老汉已八十多岁，不再见客。村主任和老人的二儿子领我登上全村最高处，天高云淡，浩浩乎绿盖四野。一物降一物，原来这沙子也有能制服它的宝贝。杨、榆、柳等高大乔木如巨人托天，而柠条、沙柳、花棒、苜蓿等灌草则铺开一张硕大的地毯。正是羊柴、柠条的开花季节，那红白相间的小花朵，就如小姑娘身上的碎花衣裳。羊最爱吃的沙打旺草，挺着一条圆滚滚的绛紫色花棒，如孩子的小手举着一大块巧克力。黄沙早已被逼到遥远的天边，成了绿洲上一条金色项链。这时一丝风也没有，天地静得出奇。黑黝黝的玉米地密不透风，十里、八里地绵延开去，浓得化不开。眼前这一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不是一苗树、一点绿了。村主任自豪地说，这一带壕里产的沙柳苗抗旱、抗虫，成活率高，全国凡有沙漠的地方都用我们的苗。我们现在是拿“万”字来说话——现有沙柳苗基地七点六万亩，林地十六点六万亩，还有一万亩甘草、一万亩土豆、一万亩苜蓿、一万头奶牛……全村已人均收入两万元。我听着他不停地“万”着，笑道：“你现在已算不清，有多少万个‘一苗树’了。”

    他又指着远处的沙丘说，生态平衡，这沙漠也不敢全治完，留一点在那里可以储存水分，发展旅游，也好让下一代知道过去这里曾是什么样子。

    我问高老汉的儿子，你爹当年栽的那“一苗树”呢？他说，早已长到两抱粗，那年我哥结婚，砍倒做了家具。我说那是个标志，砍了多可惜。他说，要是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人来参观，肯定不会砍。不过事后又补栽了一棵。我就急切地跟他去看，这是一棵榆树，也快有两抱粗，枝叶如盖，浓荫覆地。榆树是个好树种，木硬枝柔，抗风耐旱，特别是到春天时榆钱满树，风吹四方，落地生根，子子孙孙，繁衍不息。我说，这树上一定要挂个牌子：一苗树。让人们不要忘记当年那百里沙海中一点绿。

    世界第九大沙漠的变绿，原来是从这一苗树开始的。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4日20版）

腊梅

    母亲生我的时候，窗外腊梅盛开。

    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的母亲，以微弱的声音给父亲留下唯一的遗言：他爹，孩子就叫腊梅吧！母亲死于难产。母亲走时，我响亮的哭声和着父亲的悲恸令窗外腊梅花簌簌落地。

    人们说，是我克死了母亲。但父亲却把我当成母亲的再生，给予了百般疼爱。为了更好地照顾我，父亲拒绝了好心人的多次提亲，还固执地拒绝了到市里美院当老师的邀请。

    他说他一生都要陪着母亲，哪里也不去。

    父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傍晚，父亲从田间裹着一身泥回来。在炊烟袅袅中，不断呼唤我的小名：腊梅，腊梅，回家吃饭了。我就躲在腊梅树下和父亲捉迷藏，最终还是被夜色的黑吓得挪动步子回家。很快，热气腾腾的晚饭就上桌了。桌上，父亲用围裙擦拭我的大花脸，爱怜地挨了摸我的头，假愠道：快吃吧，疯丫头。

    时光如梭，腊梅花开了一次又一次，不知不觉中我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

    在一个清晨，我和父亲来到半山腰，已不再年轻的父亲，脸上写满了沧桑。父亲说，腊梅，快，给你娘磕头。在父亲忧伤的目光中，我跪在地上，把头深深埋在长满茅草根的坟头上。父亲在旁给母亲唠嗑，她娘，腊梅考上重点大学了。你就放心去吧，一切有我呢。我的泪水无声地滴落在茅草根上。父亲拍拍我的肩，说道：记住，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屋后腊梅还没开花之际，我收拾好行李，背起简单的行囊，踏看崎岖不平的山路，把孤独的父亲拉得越来越远……

    岁月是一把犁，把父亲犁得不像样子了。可父亲脸上却始终挂着自豪。父亲不止一次对眼羡的邻里说，其实，我没啥功劳，都是孩子争气，她娘保佑着她呢。

    孩子，腊梅花开了。可漂亮呢！父亲再次见到我时，就絮絮叨叨说这些无聊的话。我想取笑他，可最终没有笑。从父亲的声音里，我似乎看到父亲对母亲的思念。我说，爸，您放心。我不会忘了您，也不会忘了娘，更不会忘了这片土地。

    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我一个女孩子，竟然当上了交通局局长。

    自从当上交通局局长后，我立誓要把柏油公路修到每家每户门口，给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方便。再也不用像儿时那样，一遇下雨，就挽起裤脚，在寒风凛冽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里前行了。

    每次招投标，总有一些领导的亲戚托关系，明里暗里地希望我照顾照顾。可我明白，修路来不得半点马虎，不能做豆腐渣工程，不然就愧对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我力排众议，把工程交给了一个没有任何后台、资质过硬的承包商，并亲自监督把一条条宽阔的公路修到父老乡亲家门口。

    竣工那天，乡亲们一个个提着鸡蛋和水果，送到父亲屋里。父亲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家腊梅就是大家的孩子，孩子为父母做事是理所当然的。

    工程结束，承包商很顺利拿到工程款。当承包商提着一个包来找我时，我一下变了脸，厉声喝道：你这人咋回事？报的价格也不高，挣的也不多，居然还有心思搞这个！你有这心思不如踏踏实实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承包商感恩地拿着包走了。

    可承包商似乎总觉得欠我点什么，听乡亲们讲起我母亲，使提议给母亲修坟！我不同意！可承包商说干就干。动工那天，父亲赶过去，躺在母亲坟前，说你们非要这样做，干脆将我一起也埋了吧。父亲铁青着脸，把人赶跑了。承包商临走前，对着母亲的坟深深地鞠了三躬。

    隔了些时日，父亲托人送来一幅画。我打开一看，是一幅残梅图。没有任何色彩，只有墨的浓淡，晕染出一些凄凉的意境。虽然屋里悬挂的一幅精裱腊梅图让父亲的残梅图黯然逊色，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将父亲的画换上去。

    我突然想把父亲接到身边，安享晚年。可父亲的固执却超乎我的想象，他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里，静静地陪你娘。我知道怎么劝都是徒劳。临走时，我找到村支书，托他好好照顾我父亲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一次，村里的二狗来城里看我，无意中说我家腊梅今年咋不开花呢？

    没过多久，我接到村支书电话，说我父亲病倒了。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一遍又一遍教我画腊梅的情形。用长锋羊毫蘸半浓墨，先画粗枝，再出旁枝，后用藤黄、赭石，浓淡点梅，很快生动形象的腊梅就跃然纸上。

    我匆匆赶回去。回到家，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说，孩子，快看，家里的腊梅又开花了！

    放眼过去，一朵朵腊梅花，在风雪的包裹下，散发出阵阵幽香，沁人心脾。

    我在手心里，轻轻画了一朵腊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