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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填空题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容易

    试题来源:苏教版第三册第三单元第17课《拿来主义》同步检测题

    《拿来主义》的第3段用了类比论证的方法。请将类比的内容填上:

    尼采:自诩是太阳          中国:1

       光热无穷                2

       只是给与,不想取得           3

       他发疯而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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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卷次数:18次 +选题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①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这些问题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②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人们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③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④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⑤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此前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⑦许宏说:“迄今为止,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⑧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⑩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⑪人们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⑫还有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⑬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⑭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礼记·祭统》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古人把祭祀作为诸礼俗中的首重。依时有春杓、夏稀、秋尝、冬蒸。流传至今的中元祭祖和中秋祭月,当是“秋尝”的重要内容。而无论是中元祭祖还是中秋祭月,都是为了合道,是趋吉避凶的方法论。

        《易·系辞下》讲:“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华夏先祖视太阳为寰宇之间阳性之最,名为太阳;视月亮为寰宇之间阴性之最,名为太阴。作为中国民间农时重要依据的阴历即是据月亮运行周期编成。既然月亮在天地间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有着祭祖传统的中华先祖当然就要献祭。《国语》记载:“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力于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所谓“夕月”就是祭祀月亮的仪式。不过当时祭祀月亮是在秋分这一天。据《周礼·春官》郑玄笺注:“天子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历代王朝也都把祭月列入国家祀典,严格执行。

        古人发现,秋分之日太阳行至赤道上空,昼夜相等。此后,白昼渐短,阳气渐衰;黑夜渐长,阴气渐增。所以,在秋分这个阴阳相当的时刻祭月,既是敬送阳气之往,又是恭迎阴气之来。但秋分是据太阳的运行确定的,在农历中不固定,或在月初,或在月中,或在月末。若在月末,就很难见到明月,无从献祭,后遂演变为农历八月十五进行。

        在民间,中秋献月饱含着百姓浓烈的感恩之情。一年劳作,托福于天地护佑,风调雨顺,日丽月清,五谷和瓜果成熟了,作为受益者,就要首先把果实献给天地和祖先品尝,所谓“秋尝”。

        在古人看来,祭就是吉。因为祭是人天中介。生命来自父母,父母又来自他们的父母,寻根究底,肯定有一个第一父母。这个“第一”应该就是老子讲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也是万物之一,自然也是由道生的。要保持生命力,无疑就要保持和道的联谊。古人用的方法是祭。可见祭是人类和宇宙能量保持畅通的一种形式。

        按照现代科学的说法,任何事物都由三要素构成,即信息系统、能量系统、物质系统。

        月亮作为一个巨大的天体,肯定有它的信息系统和能量系统。这就是古人讲的“月神”。既然真有“月神”,《论语》中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显得必要。

        古代国家和集体层面的月祭都是要诵读祝文的。向西设坛,由祭官或女性贤淑沐手恭诵祝文,然后向月焚化。祝文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先是歌颂,再是立志。作为阴性能量的载体,月亮有着太多值得人们歌颂的地方。

        为了让这种能量具有存在感,祭祀之后要分食祭品,古人名之为“饺”。随着祭礼的不断演进,月饼和瓜果就成了中秋的主要祭品。无疑,祭品是一种祝福化了的食品,因此,在祭礼之后,我们看到,许多人舍不得吃掉自己分得的祭品,要拿回家,让老人和小孩分享。

    (选自《中秋是归途》,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美”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回答是:“羊,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王筠则曰:“羊大则肥美。”段玉裁进一步说:“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羊大则肥美。”。许慎、王筠、段玉裁都试图从人们对羊的味觉感受上谈美的宇源意义。宋代的徐铉在整理《说文解字》时对许慎关于“美”的解释有个补充,他说:“羊大则美,故从大。”。他试图从人们对羊的视觉感受上谈了美字意义的起源。这一解释不应视为对许慎说的一种否定,应当是对许慎说法的一种补充.从段玉裁的解释中看,他似乎既赞同许镇的味觉说.也赞同徐铉的视觉说。

        美的价值取向还来自对羊内在特质的认识。即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在传统文献里。羊常常被描述为具有各种美德的义畜。《毛诗注疏·小雅·无羊》里说:“尔羊来思,其角濈濈。”郑玄笺注言:“此者美畜产得其所。”。这里,羊被郑玄视为美畜。《惠氏易说》云:“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羊在这里,又是坚强和顺从的形象,在西汉大儒董仲舒的眼里,羊有角不触人,杀之而不悲啼,跪享母乳,知仁、知义、知礼,集美德于一身.所以是仁人君子学习的榜样。总之,羊的美德反映了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和人们对羊秉性的人格化概括,而正是在这种感受和意象概括中,“羊”与“美”产生了联系,并最终导致“羊大为美”观念的生成。“羊”成为“美“的化身,于是它的美德就具有了人格的意义,而“美”的惫义也随之得到了扩展和引申,有了素质优良、价格贵重、完美淳良、巨大功业、志趣高尚、称赞褒奖等意思。

        “羊”与“善”的关系,同样来自人们对羊的味觉感受、视觉感受和精神感受。字关系密切。羊被视为“善”的化身,不仅在于它是人类优秀的生物伙伴和食物来源,更在于它的品格被人类认同.并融入人的价值观中。羊性情温顺、宽厚仁义、知礼有仪,其美德让人景仰,因此,受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普遍推崇。羊作为人们祭天祭祖的牺牲,而且具有如此众多的优良品德,很自然地,这些品性也就成了人格化的道德准则。据文献反映.人们很早已经把“羊”的“道德”视为人的道德准则和榜样。《诗经·召南·羔羊》序曰:“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为什么说人“德如羔羊”?孔颖达的疏道:“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羔取其群而不党,羔取其贽之不鸣.杀之不号,乳必跪而受之,死义生礼者,此羔羊之德也。”序成于汉代,疏制于唐代,从中看出.羊的品德至迟在汉代已经衍化为人格的道德标准。《后汉书·王涣传》也有类似的说法,其文云:“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寻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所谓“羔羊之义”,说的也是人格化了的羊的优秀的道德品质。

    (节选自王保国《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诠释》)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各小题。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以西服及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造型结构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并考虑到具体的使用功能,运用“洋裁法”设计制作出了适合国人穿着的“新服装”。因由孙中山先生创制,并极力倡导且率先垂范,“新服装”被称为“中山装”。由于中山装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精神,符合当时的社会革命思想,又能满足当时的生活需要,因而被广大民众认可并接受。

        一个民族的服饰既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是传播民族精神的使者。汉民族服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新,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课题。

        中山装的设计思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彰显着民主共和思想。其前身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上部小口袋的倒山形袋盖寓意中国革命需依靠知识分子,闭合的翻领、前衣襟五粒纽扣系结,体现出了中正、坚韧、庄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前襟五粒纽扣象征“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立”,袖口三粒纽扣代表“三民主义”。整套服装采用的这种暗喻的方式,就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和服饰审美思维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经历了“拿来”与“消化”过程的中山装成为“洋为中用”、传承民族文化,同时适应国际化潮流、极具时代特征的典范。其造型结构和风格,代表着中国近代男性服饰的某些特点,反映出一个时代服饰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

        自开国大典以来,在历次国庆阅兵典礼、国际国内重要政治活动中,中山装及其改良装,都是国家领导人着装的首选。2014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身着中山装的改良装在阿姆斯特丹出席荷兰国王为其举办的国宴,这是习主席首次穿着中式服装参加西方国宴。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再次身着中山装的改良装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办的欢迎晚宴。国人为之振奋。实践证明,通过传统服饰载体激活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民族记忆和创新活力,对于构建新时期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意义重大。

        有文化自信,才会有文化创新,才会有文化自强。中山装以中国传统精神为内涵,融入了外来服饰的造型及技术手段,这一点对新时代中式服装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值此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中山装的文化内涵,学习中山先生立足民族文化并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充分发挥服装作为显性文化标识的作用,必将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

    邓加荣

        诗歌的特点是在韵律中运行,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这是诗歌得以流传的基本要素,越是保持韵律严谨的好诗,流传得越是久远。反之,再好的诗如果没有韵律,也难以广泛地流传。这正如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根据这个道理,反思我国近百年的自由体新诗,之所以缺少传诵的耐力,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作为诗歌这种文体的基本要素——韵律。

        在新诗刚刚兴起正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之时,章太炎先生就曾明确提出诗必须有韵,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摆脱韵律束缚才能写出好诗的说法。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必谓依韵成章,束缚情性,不得自如,故厌而去之;则不知樵歌小曲,亦无无有韵者,此正触口而出,何尝自寻束缚耶?”

        新诗的推出,不可否认是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但是从它发展至今的百年历程反思来看,当时倡导新诗的先驱们,在打破统治了千百年的格律诗束缚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下,不免由于慎思不足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从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元曲)不管是哪一种格式都是有韵有律的,这些韵律的格式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才形成的。正是由于有一定格式的韵律,诗歌才得以流传。而倡导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们在他们刚刚走出国门,初见外国诗歌,在外语不太精深、未能熟谙外语中音节长短、重音排列等在母语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内在规律时,会不会仅从书面上看到它句子的长短不齐和语尾的有韵无韵,便误以为外国诗歌一律是没有任何格律的自由体诗呢?而对于大多数没有去到外国、只凭译文了解外国诗歌的人,则更是以为外国诗歌天生便是无拘无束的充分自由体,就是分行的散文。

        应当说,新诗至今虽然已经经历近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处于探索与寻求更适合于自己表现形式的阶段。历史上,每种新的诗体出现,由《诗经》到《乐府》再到格律诗、词、曲,每一次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我认为,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他说:“诗要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的话在五四时期推动诗歌革命,促进新诗产生时是正确的;今天,在推进新诗如何探索,如何找出更适合于自己的表现形式的过程中,仍很重要。

        总之一句话,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至于这形式、这韵律如何铸造,如何形成,仍然亟待探索、锻铸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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